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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盛宴與國家機密
安徒
2011-01-16
轉載明報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可是，為這個年頭打響紀念活動序幕的，卻是一套令人聯想到革命的超級鬧劇：《讓子彈飛》。
說《讓子彈飛》是一套關於革命的電影當然不對，因為它是說一個土匪和一個惡霸對奕的故事，沒有家仇、沒有國恨、沒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沒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情勇氣，沒有想把舊世界、舊制度打個稀巴爛的革命群眾，那怎算是一個革命的史詩？至少，它不是我們熟知的革命，更不是我們國家之所以給創造出來的那一場革命。
對，《讓子彈飛》只是以民國初年作為背景的土匪故事，如果它是談革命的話，它談的是辛亥革命，就正如片中周潤發飾演的黃四郎語帶嘲諷說， 「辛亥不是一個地方名，辛亥是一種革命」，也是一種迹近兒戲，可以讓人嘲笑戲耍的革命。
試圖維護正典的革命光輝敘事模式的北京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就說，《讓子彈飛》所描述的革命，和辛亥革命真的很相似。裏面只有單打獨鬥打天下的英雄，他們頂多拉了些土匪和會黨參加起義，其餘大部分只是充當看客的群氓。這種革命的革命對象只是浮財，攻擊的只是碉樓。革命只是虛名，就算成功了，也只是皇帝垮台，新人物登場，政權還是在土豪劣紳那裏。
革命成電檢通行證
換一句話說，《讓子彈飛》要嘲諷的只是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只是（其中）一種革命，更還是一種荒誕滑稽，沒有真正改變世界一分一毫的革命。
可是，和這位要維護革命的神聖敘事模式的教授相反，更多《讓子彈飛》的觀眾，卻閱讀出和分享著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快感。他們認為如果片中黃四郎是象徵（失敗了的）辛亥革命的話，那姜文飾演的張麻子（張牧之）就已經是一場新的／舊的共產黨革命的徵兆。
姜文出神入化的演出，他的機智和堅持，他最終超越了一眾土匪兄弟們的視界，把一個不再有黃四郎的世界作為他的目標，所暗示的就是一種辛亥革命以外的革命道路。大陸上的毛派左派，在張麻子身上看見的是毛澤東，他曾經帶來了真正的革命。可是，影片也嘲諷地方權勢欺壓百姓、謀取暴利、官員與豪紳勾結，諷喻當下現實，暗示革命終難避免。兩種毛派解讀的分別只是，這是已來過的還是快將再一次重來的革命？
姑勿論你看出的是嘲笑辛亥革命，還是歌頌毛澤東的共產革命，《讓子彈飛》都沒有和官方話語牴觸，因為今日的中共政權，既是一個以革命來維護自己合法性的政權，而這個革命政權的正典論述，也是建基在批評和嘲笑另一種（叫「辛亥」的）革命之上。
不過，反諷之為反諷，正是建基於認識到一個事實，也就是：世界本質上是詭論式的，於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體性。而最深刻的反諷，其實正是那些對嘲諷本身的嘲諷，也即是所謂二度嘲諷。所以，當人人（包括官方）都看得出《讓子彈飛》如非在嘲諷辛亥革命，就在歌頌中共革命的時候，革命就成為這套電影在電檢部門的通行證。
於是，在革命的掩飾下，姜文為中國觀眾，偷偷運進一套其實是關於土匪的電影；或者，倒過來說，在（只不過是一套）土匪電影的名號底下，姜文在電影院裏，公開地和上億觀眾在討論和（再）思考革命的意義。
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有本質的分別嗎？革命的故事和土匪豪紳相鬥的故事有真正區別嗎？
在今日急速國民黨化的共產黨底下，土豪專制、權貴資本肆虐，鳴寃反獲罪的中國，與民國時期可有真正分別嗎？
《讓子彈飛》不無自我指涉興味的說，要站著也能賺錢。可今天不少人是甘心買票入場讓這個錢給他賺的。原因正在於這套片讓觀眾在一種胡鬧與狂歡的掩飾底下，可以悄悄地分享上述種種質疑，而這些質疑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國家主義訓導、教化和檢查系統所排斥掉的。
不過，將土匪和革命相提並論，並非始自這套《讓子彈飛》。把革命侮辱為土匪作亂的也不始自蔣介石，他罵了一輩子中共為共匪，他自己的反共鎮壓是剿匪。這套嘲弄剿匪為欺詐金錢手段的歷史電影，沒有平反土匪為革命家，只是說明了這種革命，大抵只是鵝城世界的土匪其中一種訛騙之術（動員群眾攻入碉樓的也是訛稱殺了惡霸的騙術）。片末，張麻子選擇再度浪迹江湖，還是土匪（？），但他的土匪兄弟，就和片頭的買官者一樣，乘「馬」拉之「列」車，直奔上海浦東去。那裏有革命？
除了這些旨在意淫革命的暗示之外，這套電影還充斥着中國文化評論人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書中所指的「酷語」、「穢語」和「色語」，這些共同構成了所謂流氓話語。
流氓才是革命正典
朱大可認為，雖然流氓是給一般定義為國家秩序所排斥、擠壓和千方百計試圖克服的對象，但在中國語境底下，流氓和國家卻非僵硬對立。相反，國家與流氓兩者在中國歷史上實際是不斷在互動著。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之間曖昧的互動關係，是了解中國文化意識形態的政治本性必不可少的環節。
流氓是朝廷秩序的崩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的產物。人們失其所本，喪失身分，因而藐視道德，嘲笑正義。他們落草為寇，反叛起義，推翻朝廷，建立新政權，但最終卻又難逃腐化、衰微和墮落，再度滋生大量的流氓。這並不是什麼神秘中國歷史的超穩定結構使然，而是可以分析為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在本質上的同構。它們分享著一系列社會及文化的相同分成，使得兩者互為鏡像。它們有相似的組織基因（國家組織和流氓幫會組織驚人地相似），相似的行為模式（國家暴力與流氓暴力無異），它們也分享著大量共同的話語資源和情感想像。
鵝城唯一的法律和求生原則是訛詐、勒索、毫無羞恥（卻很型很酷地） 「嚇唬」和「鬥大」；你有假身偽冒，我也可以偽冒你來嫁禍抹黑；正義事業是求財藉口、暗算的陷阱；人人行惡所戴的都是「同志」（筒子）面具，死的比活的可能更有價值……
鵝城可以喚醒群眾起來的方式不是利誘、不是武器，而是佯裝打死了當權者而來的大勢已去幻覺所挑起的群眾亢奮……
所以，電影在大量地以流氓話語褻瀆辛亥革命的同時，也在褻瀆一切革命；在描述一個土匪激起了那麼一點點革命意識的萌芽，以意淫革命之時，卻將官方歷史書上的革命還原為土匪事迹……
這是革命故事的土匪化，也是流氓主義對國家主義大報復式的反詮釋。
所以，一方面們可以看見不斷有人試圖維護國家主義的權威，在保護革命的正典地位（那種才是真正革命）的同時，也不斷在鞏固語言和文化上的正諭系統（土匪不是國家、打劫不是革命）。但另一方面，流氓話語卻不時借著革命的暗示，消解著革命國家和整個革命歷史系譜的正統神聖地位，動搖著正諭話語對語言的監控—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革命反革命。
不過，這並不是另一個在銀幕之外編導製片們的鵝（訛）城故事，而是中國政權的革命性質，決定了它本身正是反諷話語的最大溫床。因為流氓故事正好是這個國家的正典故事。
《英雄》是流氓對國家輸誠
如果說，文革時期那種無產階級粗壯美學的單一性和單調性，是革命昇華為國家主義之後，國家主義對流氓話語的全面徹底收編和降服，那麼，毛之後的中國，乃是流氓話語反攻倒算的開始。
按朱大可的分析，在影視媒介上，流氓話語在中國的正式回潮，始自八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劇《上海灘》在內地大受歡迎。自此，黑幫頭子成了英雄。可是，一直到了張藝謀的《英雄》，國家話語和流氓話語之間的共謀勾結，才得以公然昭示於觀眾眼下。透過刺客的流氓正義（荊軻） 與專制國家的獨裁秩序（秦皇政）之間，達成精神默契的那一刻開始，中國國家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就不再理所當然，光芒四射的「革命」，流氓主義的全面反攻倒算，已是指日可待。
《英雄》是流氓對國家的輸誠，是對國家合法性蹩腳的維護，卻又反諷地泄漏了國家本質的機密。這個機密，像一顆子彈飛了一回，在衝破六億的票房見證下，為辛亥革命的冥壽送上了充滿「氓氣」的狂歡盛宴。
它是革命終結、歷史終結式的犬儒？還是革命已死，革命萬歲式的寄寓？答案不在續集，而在這個讓子彈再飛一會的中間時候，你我幹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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