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ism MCSLN

 

Download

作為中國隱喻的《唐山大地震》

曾健德

《唐山大地震》由2010年7月上映到9月總共錄得6.6億的票房收入。作為一部被稱為史詩、災難、親情的大片,馮小剛繼《集結號》之後再次嬴得觀眾的眼淚。筆者還記得當馮小剛面對《非誠勿擾》在香港票房慘敗時,大罵香港觀眾不懂內地的影片。這次他斷言觀眾看這套片子「不哭得不是正常人」,結果他成功了。至少大部份人是被催淚了。然而卻有內地批評說,淚是有的,但感動卻欠奉。究竟大家哭的是什麼?作為一部說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影片,《唐山大地震》指示了什麼,天災又象徵了什麼?而且片中強調的親情、家庭又是有什麼的意識形態被挪用?筆者認為,如其說它是史詩、災難、親情大片,倒不如說它是一套愛國愛黨的商業大片,為開放改革三十年豐功偉業立碑。


天災作為中國的隱喻

1976年是中國重大轉折的一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四五行動、毛澤東主席去世、四人幫下台、唐山大地震。中國離開激情、紅色的年代,而在78年正式步入市場經濟,講求踏實。要為這個年代拍一套既感動又老少咸宜的,相信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是合適的題材,既沒有政治性,又沒有什麼社會運動發生。《唐山大地震》,一開始就震碎了一個家,丈夫死了,女兒被領養,四口子剩下兩口。唐山大地震在片中雖然震碎了他們,但是它也象徵新的秩序,新的時代的來臨。毛澤東的照片曾出現三次,其中兩次都是象徵毛時代的過去,一次是地震時候家裡的毛澤東照片倒下,第二次在領養孤兒的軍營,第三次是毛澤東的喪禮。在這個新時代一種發展觀便出現。方達憑著努力從小小的旅遊接客生,最後當成旅行社的總裁,有車有房有妻兒;方登更名為王登,有善良的解放軍夫婦收養,有管教嚴厲的養母,也有支持王登尋夢的養父,之後更上大學讀理想的學科。她雖然未婚懷孕,但憑著個人的毅力,走到國外私人教授英語,又嫁了外藉律師。雖然方達母親念念不忘當年的唐山大地震,死守唐山,終身不再嫁,但她也從工廠工人轉做個體戶,更可以花五千塊買電話與方達日夜聯絡。之後她更有方達供養,可以不用上班,只做一點閒活。甚至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時候,地震也是和諧的。不但解放軍、救援隊比76年的唐山更先進更有效率,地震也使兩姐弟重遇。因而電影中的天災雖然是不可避免的災難,但也是一種新時代的來臨的象徵。

這種意識形態措作不無呈現一種個人主義的價值發展觀,只要積極向上便有希望,汰舊換新的發展主義進步觀,因此電影中舊區重建,從前的家變成百貨公司也就變得理所當然。地震也因為這樣變得既和諧又充滿希望。要營造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必須放逐一些政治不正確的東西,例如當年唐山地震因為冷戰格局而隱瞞災情、國家地震局預報的失效、拒絕外援,以示國勢強大能治理災難、八十年代的貪污腐敗和學運、汶川豆腐渣工程等等。三十多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成功崛起的標誌。過去的苦難就像天災一樣,令人婉惜、受苦,對天災的批評只得母親元妮大喊一聲「老天爺」,之後就是中國光明的「輝煌成就」。


國與家

這種進步觀的營造也需要片中大力宣揚的親情而形成。家庭就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說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是為了統治階級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運用意識形態入侵私人領域。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裡獲得實現。因而《唐山大地震》在片中呈現的親情、家庭並非偶然或純粹。正如剛才所說,唐山大地震在片中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唐山經過創傷後製造了「唐山人」,是一種身份,甚至是一種精神。方登跟研究生未婚懷孕,拒絕人工流產,她對他說:「我是唐山人」,並認為自己是從死亡中走出來的,他根本不明白什麼是犧牲。方達當了總裁後,面對地震十分冷靜,認為「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兩姐弟更因為四川大地震不約而同去當救援隊。母親甚至死守唐山,即使有更好的樓房也不要,對女兒說「我過得花紅柳綠更對不起你」。唐山既是一種創傷之地,更塑造了一種「唐山」身份。方登堅決不要「王帆」這個名字,而要「王登」,怎的都要保留了自己在「唐山」的名字。唐山與其說是一個根,一個家,倒不如說它就是近代百年中國的化身。

中國歷經百多年的苦難,從清末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到近代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國人也如片中的唐山人一樣是一個既苦難又值得自豪的身份。所以《唐山大地震》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出現並非偶然。片中的唐山也就如中國大地一樣,創傷後就會好起來。因而片中家庭的重聚不但意味血緣關係的相認,更是民胞物與的民族精神。親情的強調,便是「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可以消除當中的矛盾、紛爭。親人勝過一切,電影常出現的一種血緣的回歸:奶奶與姑姑不忍從元妮帶走孫子回山東,把方達交回元妮、媽媽每年祭祀呼喚著亡魂回家的路、方達到杭州賺錢孝順母親、方達的妻子不捨得兒子留在元妮家、王登在杭州讀醫學知道養母病危,立即回去見養母、王登拒絕打掉孩子、養父常說「親人終究是親人」並勸王登回唐山找家人、王登相認母親後,決定死後也葬在生父墓旁等等。在電影中這些親情都是沒有矛盾或者衝突,即使有都是為了關心親人的。因此方達的孝順近乎完美、方登對「唐山人」的肯定幾乎宗教式,母親的等待、貞潔也是神聖的。

然而親情在這裡不是純粹的,而是基於創傷性災難形成和加強的。親情的作用是消解一切仇恨、矛盾,這也解釋得到為什麼電影裡只談天災而不說人禍。因為天災不能避免,而人禍可以原諒。因此那就意味著,即使有種種不幸與悲劇,在今日強盛的中國底下,我們應該為國/家著想,追認我們的根,而不是挑起紛爭。從種種被放逐的元素更可以看出這種和諧的家,或者國是完全意識形態的國族認同或召喚。


「中國崛起」的電影植入

有批評說《唐山大地震》植入太多商業廣告,又有時空錯亂的場景、道具,但筆者認為更關鍵的是電影本身恰恰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植入。植入就是一種不知不覺的灌輸,使價值既自然又普通。《唐山大地震》與其說是國民片、史詩式的講述開放改革三十年的電影,倒不如說它是重寫了開放改革的中國,贏得6.6億票房的支持。商業大片的成功,更顯示了大眾的對歷史、身份的態度。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內地政府的「新聞聯播」也大力吹棒,甚至清理了其他競爭對手,如把《盜夢空間》和《怪物史萊克4》延遲上映。在後冷戰時代,過去的社會主義,所謂的理想不用再談,災難已經過去,「唐山大地震」震了一個新時代,是時候談我國/家的未來,談我國/家的發展,中國百年苦難後終於可以吐氣揚眉。

當然《唐山大地震》是一部商業片,談不上什麼義正詞嚴地、赤裸裸地說中國歷史。然而將災難、苦難犧牲成為商業的元素、政治的投機,那麼這6.6億的眼淚就只是白哭在災難式的政治廣告上。

《唐山大地震》入圍角逐第八十三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很明顯馮小剛計算得實在太精準,把商業、歷史、政治、奇觀等等元素平衡過來,再以親情這樣幾乎普遍的情感包裝,然後對外宣傳中國這三十年代是如何崛起,我們是如何從災難活過來的。馮小剛作為國內受歡迎的導演,加上一個本土製作的故事,一個小人物歷劫重生奮發圖強,堅守家鄉的故事,號召了一種中國富強起來,最終得償所願「血緣回歸」了的國族認同。有人可能提出異議,問為國為家有何不可,我們不都是中國人?然而我們更應該梳理百年的苦難,而不是以發展,尤其是單面向的經濟發展壓倒一切,更應該嚴肅檢視歷史的創傷,不論是晚清還是文革,而不是純粹犬儒地走回文革或者一種單純的國族認同。

觀眾哭的或許正是回應國/家的身份召喚(從阿爾都塞的意義上說),一種根的屈從(subjected)。我們被植入的除了是劍南春、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壽等等的廣告,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了這種想像或召喚。所以《唐山大地震》只不過是軟化了的官腔主旋律片,不以吹捧愛國愛黨的包裝更得大眾共鳴,更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