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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歷史?由《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談起
葉蔭聰
2011-02-27
轉載明報

Mao's Great Famine
作者:Frank Dikotter
出版:Walker & Company

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Dikotter),大概是近年最多產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者之一;他去年的著作《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要算是行外人最感興趣的一本,因此,鮑樸也忙荍漅捔衝隋角中憛C作為一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我一邊閱讀此書,一邊在思索:當中國都成了超級經濟強國了,重溫五十年代末悲慘的故事究竟意義何在?

對歷史學家而言,任何新材料、新觀點都是新意:馮客重新推算大躍進的死亡人數是四千五百萬,比近年國內的學者及記者的推算還要高;除了大量農民餓死外,有大約二三百萬人被地方幹部虐打或折磨而死。而從書名即可知,馮客把大躍進的災難責任,算在毛澤東頭上,他指出,毛澤東不是被地方幹部「浮誇風」所瞞騙,而是為了「超英趕美」的大計而犧牲農民性命。

拉下神壇與希魔並論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這些只強化了原有對大躍進的認識,談不上挑戰。不過,馮客畢竟是一位西方歷史學者,這本佳作可能針對西方多於中國。「毛澤東」在西方以至第三世界國家中擁有獨有的象徵意義;1936 年,《毛澤東口述傳》經斯諾(Edgar Snow)之手,在抗日戰爭的歲月,以中英文同步開始宣傳「大救星」,不單引起全國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毛澤東亦開始進入歐美「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進步知識界。隨茼@產黨的軍事勝利,毛澤東思想激發戰後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再加上西方各國在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遇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毛成為不少西方激進青年及思想家的標記。

直到今天,老毛還是一件激進的外衣,例如近年頗為火紅的哲學家巴丟(Alain Badiou)愛自稱毛派,毛澤東泉下有知,大概可以在史太林甚至列寧面前威風一番。

因此,馮客把毛澤東與希特拉、史太林相提並論,頗有把毛拉下神壇的效果,不過,意義已不大,因為,近年批毛的西方著作不乏,包括幾年前張戎及其丈夫哈利戴(Jon Halliday)那本頗受爭議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而且,毛澤東可能只是知識界的小眾口味,偶爾被像齊澤克(SlavojZizek)這樣的思想怪傑拿來舞弄一番。

至於在華人社會,毛澤東的專制惡行在知識界甚至民間已近乎常識,國內自由派自然對毛大加鞭韃,而所謂「毛派」,大概只有少數會花心思為毛澤東在大躍進、文革中的言行辯護,至於「新左派」對歷史中的毛澤東更是含糊其辭或避之則吉。

不過,我們亦不必浪費了馮客的苦心,畢竟這是一本依賴大量地方檔案資料的作品,而且,他對中共由中央至地方的黨組織、動員的細緻分析,值得我們結合當代中國情景來細讀一番。

九十年代末,國內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研究有一個小爭辯,爭辯的問題可以簡化為:為何人民公社可以在農村推行得相對「順利」?當然,所謂「順利」是指農民的反抗少,尤其是與蘇聯史太林時代的農業集體化比較,當年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要開進農村,鎮壓近幾十萬的暴動農民,上百萬「富農」流放西伯利亞。辯論的一派姑且稱為鄉土派,代表人物張樂天認為,共產黨在土改中建立了合法性或文化霸權,農村集體化(例如生產隊)多少亦配合中國的村落傳統,只是到了人民公社時期規模實在太大了,所以最後回歸到以「隊為基礎」,一直至鄧小平的農村改革的家庭責任制為止。另一派則以著名歷史學家及自由派秦暉為首,他根據歷史資料分析指出,跟西歐或俄國相比,中國根本缺乏強大的村落傳統,宗族力量只在一些南方地區(如廣東)稍強,歷代官僚系統推動「編戶齊民」,大大壓過「鄉土中國」的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只是接替及深化了(進入村一級)前朝的官僚系統角色。

日常暴力壓制反抗

這場爭辯不是純粹的歷史討論,而是關乎中國社會性質的政治性爭辯:究竟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在哪堙H其統治方式又是如何?馮客的研究似乎支持秦暉的觀點,大躍進是一個由中央至地方的政治動員,積極配合的是地方幹部,農民像被動的螻蟻,反抗相當微弱,大多是飢餓農民的零散搶劫與騷亂,簡言之,農村不存在自外於政權的「社會」。馮客發現,農村幹部絕非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是酷吏,針對弱小的個人及小群體進行施暴,換一個角度,說明了農村社群力量薄弱,中共不需解放軍對反抗力量進行正面大規模鎮壓,卻以更廣泛的日常暴力來壓制反抗,管束蚢A民,強迫他們超乎體力限度地耕作、大修水利、大煉鋼等等。各級的酷吏不是偶然冒出來的,不是個人品性使然,而是在毛澤東大規模黨內外清算中提拔及培育起來的積極分子。馮客發現,就連周恩來、劉少奇這些跟毛澤東性格迥異的最高領導,在大躍進期間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毛派。至於地方酷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能輕易把個人及小集體的政經利益與毛主席的話結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愈吹愈大,例如,在「以糧為綱」下,幹部競逐增加糧食徵購額,搞衛星田,而中央自然在形勢一片大好下把指標一再提高,形成惡性循環,所謂「浮誇風」。

今天談大躍進,仿如世俗世界以外的警世煉獄,這樣的時代本該是一去不復返的。不用等到鄧小平上台,即使是大躍進之後,中共已學懂了農民那一小片農地,是他們生計的最後小小堡壘,不能隨便拿來作亂搞,因此之後的文革對農村的影響相對較小。不過,如果細心地觀察大躍進時期的政治邏輯,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痕[。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安德森(PerryAnderson)早前在《左翼評論》發表了一篇比較俄國及中共革命的長文,他對文革後鄧小平及其老戰友的描述很有趣,他指這群領導後來都成了「走資派」,但卻有茼C寧式革命家的脾性:大膽、重視紀律、具想像力……(當然,失去共產黨領導是不能想像的)。事實上,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多少也有這種特性,把上級領導的指標及方針做得很盡,變化多端,化成自身利益。中央與地方善於互相唱和與放大,缺少當年蘇共(特別是布里茲涅夫年代)的垂直命令式的僵化機制,有極強的動員能力。

中共官僚的特性,大概跟姓資姓社無關。當鄧小平一句「硬道理」,地方政府遍地開花、各顯神通,當年有幹部連跑馬場也敢私自試搞。江澤民以來的中國以GDP 為綱,地方在新財稅制度下更努力地把GDP 翻幾番,房地產、土地炒個不亦樂乎,弄出近年「沒有拆遷沒有新中國」的名言;法輪功事件後,江澤民卸任前交給胡錦濤搞的「國內安全保衛」工作,最後弄成超過軍費的「維穩經濟」,各地「國保」通街跑,山東省花五千萬辦一個盲人陳光誠,最近各市又出現上百公安圍捕一位手持茉莉花的小市民;中央放手搞京滬高鐵,鐵路部便夥同地方政府、企業、銀行等搞出了負債1.3 萬億全長1.6 萬公里的高速鐵路,背後是剛涉貪污下馬的前部長劉志軍這樣的人物。

當然,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就是秦暉說的社會抵抗、監督力量的薄弱,因為,要大膽,便不能不扮演一點酷吏角色,酷吏存在,自然便有要對付的「刁民」, 「刁民」整治了便成「蟻民」。不過,今天中國社會力量再弱,也不再是俯首待宰的五十年代農民。大躍進年代早就過去了,但中國人還要跟那個政治陰影繼續糾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