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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港元如何撕裂族群？ 安徒 2011-03-13 轉載明報 政府派錢六千元，掀起香港一陣仇視新移民的惡浪，把香港社會撕裂。一項表面看起來至少有所謂「抒緩民困」作用的措施，竟然得出比財困還要負面的影響，很多人大惑不解。但其實，這場使很多人對香港社會危機如夢初醒的震動，比起攔路示威，更能顯示香港所接近的「臨界點」狀態。不過，它的徵兆，其實早已寫在牆上。 二○○八年環球大股災，財困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但你環顧全世界，能數得出有多少個成熟的經濟體系，會採取打開庫房向國民派錢的方法來抒解人民經濟困境？再往上追溯歷史和翻查教科書，又有哪一個當代工業社會的經濟學家，哪一本社會福利專業的學術著作，提出過人人平均派錢作為福利改革的手段？ 顯然，平均向國民派錢的政策，既無學理根據，也缺乏往績經驗，是典型的愚民反智瞎指揮的結果。與其說它是一種福利改革的措施，倒不如說是一種為了掩飾官僚不學無術，缺乏承擔，迴避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社會結構性矛盾，以飲鴆止渴方式耍弄的低級民粹主義伎倆。 在香港人極目所望，亦只有澳門這幾年才有派錢這種做法，香港人亦曾經隔岸訕笑，作為彼岸官僚體系無能低效的象徵。只是想不到，當日曾經尚且維護着港人自尊自信的界線，這麼就輕輕地被打破。 香港的沉淪，真的可說低處未算低。 全民參與的「分家產」案 平均派錢為什麼不是良方，反是毒藥，是因為這種措施只問資格，不問需要。富者六千、貧者六千——它所涉及的資源錯置和浪擲是其一大弊端。六千元解決不了中產面對的問題，六千元卻又足以引起低下階層之間的相互嫉妒。不過，最壞的還在於，這種「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離了一個自由主義社會底下，社會收入再分配應是根據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辯論的公義原則。 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新移民在香港有沒有資格去享有六千元。 反對新移民享有六千元政府派錢的理據，在於他們未對香港社會有貢獻。可是，如果一個社會有良好的公義教育，就會明白每人有各自的條件和際遇，各自不同的實際需要。社會應合理地為公民解決他們的關鍵需要，這些可不是基於要回贈他們作過的貢獻。 也就是說，一個公義社會的前提是保障每個人都按基本需要，享有某程度的基本權利，以利於他們在公平起跑線上對社會作出貢獻，而不在於成員曾否或能否作出貢獻。否則的話，所有天生殘障，也應被禁止享有任何福利。其實，一個新移民要融入社會，今時今日所已經享有各類權利，實際上也肯定超出了六千元。如果政府把這突然由幾百億庫存撥出的六千元，都一如既往，理性地按需要化為具體的服務或補貼，使真正需要的人受惠，公帑就會用於建設一個人人最終都受惠的公義社會。 可是，當這數額化為現金，事情就變成好像一宗全民共同參與的「分家產」案，赤裸裸地以純然隨意的標準去爭論誰有資格，展現的不是理性、包容，而是人性底下的嫉妒和仇視。於是，所有關於「需要」的論述和公共理性都被取消，富豪家族分產的鬧劇，竟隱隱然成為公共政策爭議的參照。這樣的話，唯一可以流通的語言就是恐懼、敵視和怨恨。族群分裂的根源就在於這種社會政策公義原則和公共性的喪失。 香港排外主義的特殊性 反移民的情緒並非香港獨有，所以也不用急於指摘這種現象為法西斯主義。可是，在不少西方國家，反移民情緒的確是右翼極端主義的溫牀。奧地利的自由黨、法國勒龐（Le Pen） 父女領導的國民陣線， 和澳洲一度風頭甚勁的漢森夫人（PaulineHanson）與她領導的單一民族黨，都是新型極端右翼和排外主義的政治現象。
它們的出現，是過去三十年西方偏離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共識，自由主義亦隨之而為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取代之後的產物。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教條底下，民怨頻生，新右翼政客乞靈於危機管理。理應放在改革福利體系的資源，用作於根本沒有章法和原則可言的危機管理。香港今年預算案的藥石亂投，也可視為一種早有先例可援的排外政治的又一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