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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困於管道裡的悲情城市

陳宇豪
 

前言

「天水圍」- 香港其中一個不斷被論述的議題社區。若在網上搜尋器輸入「天水圍」三字,便會顯示很多有關這地方之報導。

這些報導多分為兩類:第一類多描述天水圍的居住環境狀況如何優美:天水圍遠離繁華鬧市,沒有市區擠擁,鄰近有濕地公園鳥語花香,往來中環到濕地公園只需一個多小時,環境配套十分適合居住,活像天堂一樣
……

可惜,第二類的新聞卻指出天水圍常常發生連串家庭倫常悲劇有如地獄一樣。在2006至07年期間,是傳媒熾熱報導天水圍負面消息的高峰期。當年「天水圍慘劇」更成為中學生最關注的十大新聞之首﹙學友社2007﹚,再加上大量嚇人的排名數字,如綜援個案數字第二,自殺數字第一,離婚數字第一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7;社會福利處;2007﹚傳媒以至整個主流論述時,都以「悲情」作為天水圍這地方的總結。無不令人懼怕。

一個這麼優美的地方,為何會出現這麼多不幸的事情?

為何有個具部署的城市規劃,竟被掛上為「空有外殼,卻沒有靈魂」、美麗的「無形監獄」﹙割禾青2008﹚這些刺眼的負面稱呼?為官者又帶著什麼的「願望」來興建這社區?建造背後的理念和結果又如何影響居住的人的生活?

本文將會探討有關天水圍道路的管道化和都市化,以及公屋遷入政策,如何影響居民進出天水圍的情況。再加上天水圍的房屋政策令居民難以在天水圍謀求生計,最後更會討論居民如何在這個環境下如何施展計謀回應。
 

圍城背景

為官者,對城市建設往往有一番偉略、一套大計。天水圍原本是一個魚塘
,自1987年由政府一手規劃,從規劃署就天水圍發展的文件可見港府的美好願望 ── 把天水圍發展為設計完善的新市鎮。昔日漁村舊貌無從得見,全是一番新景象。可見天水圍是香港整個城市面貌進行計劃﹙strategy﹚的縮影。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0﹚對天水圍的設施有以下的描述:

「天水圍新市鎮於1987開始發展,面積為220公頃,供約200000人居住 ……輕便鐵路天水圍支線、以及把該區與主幹公路網連接的新道路使來往元朗、屯門及市區各處更加方便 ……西鐵及伸展至預留區內的輕便鐵路已於2003年年底通車。在新市鎮的東北,一幅人工濕地已建成作為預留區發展及米埔自然保護區之間的緩衝區。人工濕地已發展為濕地公園,並於20065月開放給公眾使用 ……」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認為對天水圍的服務總結如下:

一﹚興建一條連接元朗和屯門的輕鐵支線;

二﹚興建一條連接到市區的西鐵;

三 )有一個大型的濕地公園。
 

霸道的「道路」

先說輕鐵發展帶來的影響。輕鐵一直是新界西北區內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如天水圍更是不可或缺。正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2010﹚描述輕鐵網絡:「如道路般能到達區內每一個角落……」這條「道路」,看似方便區內居民,仲延到每一個區內角落。但實情卻是這條「道路」,霸道地制阻了其他道路的產生。基於輕鐵專營權的關係,一直以來新界西北區內的集體運輸服務上享有壟斷之地位。其他各種交通工具難以進入區內。即使部分投得路線的小巴巴士線的營運權後,但在規劃時也可能要刻意避開輕鐵,確保其路線不會搶走客源。居民於區內遊走,除輕鐵外也沒有太多的選擇。

除了交通工具選擇稀少外,車站的選址和路軌的設計,也嚴重影響區內的人口流動。輕鐵站的選扯很多時也多興建在商場旁邊:樂潮站旁貼有新北江商場,銀座站在嘉湖銀座商場旁邊 ……﹙見下圖﹚自從嘉湖銀座商場開幕後,整個天水圍的重心更像移到旁邊來。

若把區內的輕鐵選站實際情況跟規劃大綱對比,便顯見政府明顯偏袒地產商:將大部份的選址也以商場為中心,以管道化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為網絡,連接著居住和消費的地方。最後,商場成了人們回家必經之地。人們回家,也定必經過商場才會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為了遷就車站的選址和行駛方便,區內的街道拱手相讓給鋪設路軌。天水圍的道路規劃是先以輕鐵為主、行車道路為副,最後才考慮行人的路向。頌富站的頌富商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見右圖﹚


這種著重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的「人車分道」城市規劃方法,人流被有意地引向行人天橋或隧道,附近的建築物皆以天橋和高架系統連接,人路都被架空到二樓高度,活動空間的地面轉困於二樓,地面的路反之開始荒廢使用,最後,天橋成了天水圍人穿梭村與村必經的空間,人們都被天橋的路規劃走動。

區內不斷的建造天橋,行人天橋或隧道又與各式商場連成一體,慢慢地化成一個高架的城市。最後,人們在路上走是越來越困難的事。這個景象,活像科幻電影的未來景觀般,一幢幢摩天大廈間有無數管道般的橋,縱橫交錯,人們在管道內穿插其中 ……反觀高架系統下的地面卻變得有如暗角般,人煙稀疏,居民不再使用,街道空間不斷惡質化下去……

法國學家Henri Lefebvre以「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去形容這種追求全面都市化的趨勢﹙Complete Urbanization﹚。所謂全面都市化,其實就是把舊的、屬於城中「第三世界」的草根階層事物、街道、地方,以至生活方式和景觀清除,取代之是以形象高級的、中產的、明亮的、整潔的、新的、現代化的景觀。

由於天水圍並非舊區,所以更會容易清晰地展現都市化下呈現的外貌。在天水圍,你會看見一幢幢四十多層的公屋,附近總有一大幢玻璃外牆明亮的購物商場,人們透過天橋或隧 道就能直達商場。天橋通道狹小,只能作通道,沒有停留空間可言,走在橋上,只能進入自己的家,或是消費空間 ……這種無止境的天橋伸延,是其中一種中產和現代化的規劃與景觀指標。天澤商場便是另一個都市化的座標例子。

吳永順﹙2005﹚指出:「你看今天的新市鎮像將軍澳和天水圍,街道是給人逛的嗎?這裡不是只有商場沒有街道嗎?」天橋的建造,漸漸破壞街頭的人群活動。邵家臻﹙2008﹚曾批評此舉無疑令原本人群在街道上相互產生活動的空間,被切割得支離破碎,人群間的交往機會減少,變得冷漠和疏離。
 

濕地公園和西鐵,為誰而建?

香港濕地公園是天水圍的另一個重點建設。1998年,當時的漁農署及香港旅遊協會共同研究,並決定把天水圍一片普通的濕地建成國際級生態旅遊項目,成為香港特色之一。濕地公園除了服務市民外﹙不只是天水圍居民,更是指全港市民﹚,還肩負了接待外國遊客的責任。

政府相信,作為一個國際級的旅遊景點,良好而快速的交通網絡是必要的基礎設施。依公園網站教導的前往方法,由中環出發到濕地公園駕車只要35分鐘,乘搭西鐵再轉接駁巴士也只需70分鐘
……即使濕地公園座落天水圍最北的地方,但若要前往該地,車程會較去天水圍北部其他地方還要快得多。

何以這麼快就可從市區到濕地公園?只要行經沒有阻礙的西鐵、或沒有交通燈的9號公路幹線,繞過繁華的人口居住的天水圍市中心,便可快速到達目的地。按政府言論﹙立法會文件2006﹚,如若有更多的遊客到濕地公園遊玩,定必帶動遊客在區內消費,刺激天水圍經濟和就業機會等 ……可惜實情卻是,遊客都被管道化的鐵路、高速公路幹線帶領到目的地,他們乘搭西鐵再轉乘輕鐵,又或是駛車從天水圍旁邊的環形公路直接進入景點,離開時也從環形公路離開到其他地方,區內有什麼東西壓根兒一眼也瞄不到 ……論最方便受惠的,也許只是一年才來一次的遊客。論經濟最得益的,也可能是濕地公園內的精品店和連鎖快餐店罷了。

不能否認高速公路、輕鐵和鐵路等管道化的交通公具網絡為我們帶來方便。它的出現,令空間與時間壓縮,像一道時光隧道般,讓人可在很短時間,進出不同的地方。人們在時光隧道裡奔竄,黑漆漆的將人們由一道運輸帶傳到另一道運輸帶,這甚至改變了我們對時間及空間的觀念﹙蔡偉略2005﹚。看似美好,但其實我們要為這些美好付出實際代價:我們要付24元高昂的車次乘搭西鐵、要付出30元多才可走過大纜隧道到達元朗天水圍
……這較同距離於九龍港島區的交通費用昂貴得多。

高昂的交通費嚴重地令天水圍的居民的活動範圍受到限制,阻礙了人口流動,成為牢困於天水圍的主要因素﹙關注綜援檢討聯盟2007﹚。這些交通網絡管道,對他們來說並非一條管道,沒有受惠之餘,更可能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有人會問,天水圍的人真的那麼窮嗎?也許,貧窮在天水圍中並非只是一小撮人的事,這更可能是一個區內主流的社群特徵。
 

為何弱勢的人會聚在一起?- 廢棄的一群

Bauman﹙2004﹚在著作《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指出:現代社會中當人類不住追求發展、秩序和進步時,就會容易產生一些「多餘」人口需要驅逐,社會製造了這群人,就會被稱為「人類廢棄物﹙human waste﹚」。

在城市的工業革命下,原定視為「完美」的生產過程中,竟出現沒有想過會出現的「廢棄物」,這是規劃管理層最不願看見的事情。在Bauman的言論中,「廢棄物」只是一個代號,這可能是指涉一群人。他們既無助經濟平穩運作,但人的數量卻不可抑制地增多。開支不斷增加,收益卻沒有上升,製造人類廢棄物是現代化下未能避免的結果。

從生產者角度的社會中,所有現存和未來的需求所吸納的商品,都可在無須他們參與工作的情況下被快速地,具經濟規模、有利可圖地生產出來,他們的生產力變得無法利用。另一方面,從消費者角度的社會中,他們都是有缺陷的消費者,他們缺乏消費能力,無消費就等同沒有增加這個消費市場之能力。能消費的人就是消費社會中最寶貴的財產,而無消費能力的人就是最厭惡的廢棄物。這些人類廢棄物是社會上討厭的產物。他們只會被社會描述成失去社會地位的個體,沒有受尊重的社會地位,無論是精神上抑或是物質生產上也被標籤成為多餘的。

對待他們的方法,最好的就是將他們逐到偏遠的地區,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回說香港,也看似出現相近的人物廢棄物:2000年,港府把天水圍打造成一個住宅區,活像香港人嚮往的都市主義﹙Urbanism﹚式興建,即商住分離把住宅區和工作的地方分開,天水圍是住宅,市區就是上班的地方。在這住宅區中,公屋又佔大多數。每幢公屋也是三、四十層高樓大廈,環境相當擠迫。由於位置偏遠,多都被列作「不受歡迎單位」。房屋署為鼓勵輪候人士入住,推出特快編配計劃,如申請人願意接受該區單位,可望一年內上樓。此舉吸引了不少原居於市區內板間房或惡劣環境的貧窮家庭,當中包括了不少是新來港人士、綜援住戶、單親家庭的人。

大量草根平民入住,區內卻沒有任何商業活動,基層工作機會較其他區缺乏,居民卻又沒有能力逃離現狀﹙只因低學歷、低收入、有家室﹚,埋下了貧窮的元素﹙扶貧委員會報告書 2007﹚。居民沒能力離開,只能繼續留守於本區。再加上因區內經濟消費活動遭地產商壟斷,沒有競爭對手,導致物價高漲,可惜政府又對此束手無策,只任由居民默默忍受痛楚
……
 

廢棄生命的另類對照意義

邵家臻於08年評論社會其實很關心天水圍,不過,這種關心的進路帶點詭異。方法是首就是先將天水圍標籤出來,使它成為香港這個繁華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的「他者」。這個「他者」就像是「我們」成長長大的香港以外的一個異域,那裡好像過著「我們的主流」以外另一種邏輯的生活。面對這個「他者」,「我們」需要以抽離的態度去保持距離地觀察和研究。

「後殖民經常刺激我們思考何謂「邊陲」、「他者化」等文化政治議題。若以後殖民的觀點再看天水圍,便會發現,香港主流其實是最需要天水圍。透過解剖批判、同情天水圍,才能建立自我……將天水圍定型為「悲情城市」、「綜援山莊」等,也無非是要把天水圍本質化和他者化,從而建立自身的道德與文化優越感。」﹙邵家臻2008

「在香港,悲劇則明顯是地域性的,只有遠離市區的偏遠地區才會成為悲劇的舞……當整個市區的範圍都成了真實版「幻彩詠香江」的大舞台時,真實的生活,尤其是低下階層的苦困便必然集中在天水圍這樣偏遠的地方。」﹙馬國明2009﹚天水圍,原是希望用作未來都市化下對未來嚮往下的實體呈現。最後,卻變成透過天水圍的不足反襯了市中心的美好的另類意義。
 

圍城下還可做些什麼?


城市規劃學者Jonathon Raban說過將城市分為「軟」和「硬」的兩個層面。「硬」是指由人工建築環境形成的物質結構,例如決定和影響城市居民生活的行道和建築物等。反之「軟」則是都市中的個人內心對都市的理解與詮釋,例如社區中的居民對該區的感知印象和歸屬感。

兩者的關係形式上看似徊異,但又共生。如初到城市的人,總會先遇到硬件類型的城市,看到大商場、天橋、大廈等,這些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但當居住下來後,人們很快就會將關注重心轉移,也會將只觀看硬部份轉化到軟的部份,等待其個性特徵,給人留下印象。同樣,住在此地的人也會積極地作出回應。軟和硬會不斷溝通和變動,人的經驗和記憶不斷地通過理解、詮釋、而使得城市變的柔軟而具個性。簡單來說,城市的進化,除了硬件之外,還需要有人的參與活動,才能變得真實而具意義。

再作討論時,我們會想,住在天水圍的人怎樣看待自己居住的地方,他們的平日生活又如何發生?

也許天水圍改變不了天水圍的「硬」層面。但他們仍能有很多軟性的改變和建立。Michel de Certeau 在其著作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描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邊緣市民如何在權力主導下,出盡法寶,自求多福。天水圍的街坊,也許沒有能力走出圍城,但怎樣在現有的建構下生存,他們又自有他們生存的對策﹙tactics﹚,例如面對區內物價太高、貨品單一的情況,居民便會轉移北上團購,乘車到皇崗的費用比到港島區便宜得多。

本人過往曾於天水圍作社區服務工作,並因此認識許多天水圍的街坊,從他們口中得悉一個便宜的消費場所 - 天水圍天光墟。天光墟之沿起,是因一些天水圍小商戶被地產商狂加租金,無力承擔沒選擇下被逼結業。為求謀生,商店老闆轉化為流動小販聚集一起,天光墟應運而生。

這個位於屏廈路排水天橋之上的天光墟,沒有明文規定,卻甚有組織,人們口耳相傳,每早四點半流動小販便摸黑開檔。以de Certeau的論調來說,天光墟的街坊小販都懂得靈活走位﹙tricksters﹚,他們為逃避小販管理隊,八點前便自動消失。他們既熟悉制度規章的特點﹙如小販管理隊的上班時間﹚,又知道顧客需要什麼貨再加以提供。墟市雖沒有冷氣,也沒有舖面裝飾,但在這裏開檔擺賣,不用像在商場街市般要納貴租,間接令貨品售價低廉。客人既可獲得平宜貨,小販又能帶來實際得益。

與天光墟的小販接觸時,他們對小販的工作既愛且恨,恨的是工作的辛酸,街坊阿明曾道:「你估我很想每天凌晨五時、眼沒睜開就出來工作嗎?」,樂的卻是自力更生的機會:「自己生存到,人地又有平貨買,何樂而不為?」﹙天北男士通訊2009﹚這些說話,正正道出天水圍天光墟每位小販的心聲。

從本人接觸的天光墟小販當中,他們並非不努力,也並非不願嘗試,只是需要一個機會。香港時常高舉自由經濟,小販某程度上也是自由市場下的衍生物,小販的存在填補了社區上的某些不足。

社區發展陣線的「天水圍發展計劃」曾於2009年於天水圍北附近舉辦墟市活動,為區內的街坊提供日常用品的生活平台。居民們對墟期反應熱烈,檔主不但能夠賺到所需,街坊也得到價格合理的產品,形成雙贏局面。從這次經驗反映出,居民對區內出現定期市墟的需要十分殷切。

政府不斷鼓勵失業人士尋找工作,但卻未有提供就業機會及適當支援。其實政府可考慮於天水圍開闢市墟或跳蚤市場,既讓小販在較為規範的環境下經營,又不怕非法擺買被驅趕而造成的混亂和危險。天水圍不乏公共用地,只待相關人士點頭而已。最重要的,是要讓區內基層居民能參與其中,讓有心創業的街坊可用較低風險方式一嘗創業滋味,又可讓願意付出勞力的人有打工機會,最後更可增加居民購物的選擇,一舉三得。
 

總結

為了令自己過更合適的生活,人總會不斷想辦法作改善空間的功能和意義。人們這些精巧的策略性辦法和行為,Henri Lefebvre讚賞是日常的生活藝術。這些生活藝術,不但令人生活空間改善,同時也為塑造社會空間的結構面貌起了重大的作用。通過天光墟街坊的開檔經驗,讓我們了解到生活中其實很多事情,其實是充滿權力而具抗爭性的。

縱然人身處於受限制及不公平之環境內,但人的自主性和思想仍是不會被磨滅,人他們仍然有能力進行抵抗,於計劃中利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他們的空間。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抗爭沒多大意義,孤勢力弱,最終也難以改變他們身處之環境。但這種日常的生活反抗還擊,對於他們面對和處理不公平與不合理的制度,有著極重要的意義。一個人身處的社會位置,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產物,也是受制於很多的社會政策、經濟措施、文化等而獲得的支持或被局限,這些因素也會影響人的資源獲得﹙Resources acquisition﹚和生活機會﹙Life chance﹚。一個人於社會的困難,也許也關乎個人因素,不過也不能簡化成為個人的不濟,而把之看成是弱者。本人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相信每個人也會有能力解決問題,社工的角色,除了協助解決他們的實際需要,也要讓他們看到身處的群體狀況,使他們了解弱勢社群之所以弱勢,是在於社會制度上的不足。有效的改變方法,在於聯結相似的人互相支持,集結力量與制度和權力者互動,促使制度改善,保障弱勢社群的權益。這才是我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中文參考資料:

土木工程拓展署﹙2008﹚,http://www.cedd.gov.hk/tc/about/achievements/regional/regi_tinsh uiwai.htm

天北男士通訊﹙2008﹚, 天北男士通訊第4期,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立法會﹙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s/reports/es0712cb1-rpt-c.pdf

吳永順﹙2005﹚,〈悄悄地消失的街道〉,星島日報31/12/2005。

邵家臻﹙2008﹚,《天水‧違》,香港:藍天圖書。

香港政府統計處,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charsetID=2&subjectID=1

香港濕地公園,
http://www.wetlandpark.com/tc/textonly/aboutus/mission.html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輕鐵網上客務中心,
http://www.lrticsc.hk/1.Introduction/Intro.htm

馬國明﹙2009﹚,《全面都市化下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割禾青﹙2008﹚,
http://spacehope.blogspot.com/2008_08_14_archive.html

蔡偉略﹙2005﹚,〈香港:一個蒼白的城市〉,《文化研究@嶺南》,第一期,
http://www.ln.edu.hk/mcsln/1st_issue/PDF/ Vol.1_feature_choiwaileuk.pdf

學友社﹙2007﹚,〈2007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2007﹚,〈從「受助到自強」方向 回應「地區扶貧政策」對天水圍﹙北﹚的果效〉。
 

英文參考書目:

Bauman, Zygmunt﹙2004﹚,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Oxford : Malden.

de Certeau Michel﹙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febvre, Henri (2003),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aban, Jonathon.﹙1974﹚, Soft City. London: Hamil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