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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後 杜振豪 前言 過去幾年，「八十後」一詞愈來愈廣為大眾媒體所採用[1]，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高官也經常以「八十後」為訓斥對象。從2009年中開始，歷經反高鐵運動浪潮，「八十後」慢慢從一個年齡分層的概念，提昇成為某種激進的身份認同，代表了不可小覷的政治能量。以「八十後」為名的社會運動，以至與「八十後」相關的政治論述，也在反高鐵運動後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在這個過程中，「八十後」作為一種身份認同政治，在甚麼論述和實踐下產生，又經歷了甚麼變化？ Stuart Hall 認為，身份是實存（being）也是變成（becoming），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不固定於本質化的過去，而是歷史性的建構產物，受歷史、文化、權力的遊戲（play）持續地支配，不斷地轉變。換言之，身份就是歷史和文化論述所製造的不穩定的縫合點（point of suture）。[2]這種縫合點一方面接合某些召喚和安插（interpellation）我們成為某些特定主體的論述和實踐，一方面接合主體產生的過程，使我們被建構為可以發聲的主體。[3]他又指出，身份總是含混糾結而非透明統一，在現代晚期更愈呈斷裂和碎片，總是交錯對立地建構於不同的論述、實踐和位置。[4]「八十後」身份運動的冒起 「八十後」身份在香港的出現，按李照興[5]的說法，可以追溯至2009年3月27日一個在北京舉行的「八零後的社會空間」交流會 [6]。當時大會找來兩地的八十後對談，發現兩地的八十後不能完全對應，內地的「代表」（包括麥巔、安猪、張悅然）沒有香港那種抗爭式的社會參與，香港的代表（包括鄭健業、周思中、鄧小樺、朱迪凱）則不是真正出生於80年代。由此，李照興總結：「80後並不是一個年紀的界定，而是一種用以區分的身分標記。」 「八十後」在內地有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李照興指，他們在「改革開放後出生成長，見識過最後一代的真正窮困，同時享受著當前的部分豐裕。於是，80後更多是一種價值觀矛盾或試著探求新可能性的第一代新中國新青年。」最初這個身份是用以描述一批新進作家（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的冒起，後來則逐漸擴展成年輕一代的代名詞。 當這個身份的概念流行到香港，卻座落在截然不同的社會語境，其內涵也大為轉變。陳景輝指出，「八十後」於香港正式着陸的契機是六四20周年。當時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對六四的評論，令人擔心八十年代（特別是八九年後）出生的人將陷於遺忘而帶來的歷史無知。此時，「一群主要沉浸於文化藝術界的八十後年輕人，以八十後的旗幟和極其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紀念六四。」[7] 這群八十後年輕人組成了一個名為「80後六四文化祭（ P-at-riot）」的團體，其網站的簡介寫道：「由一班八十後一輩自發組成，期望藉著一連串藝文活動……打開討論「六四」的可能性，從而展示八十後一代／堆人對「六四」的感覺／記憶／態度……呼應彼此與二十年前學生（可能）共有的氣質，為愛國運動重新定位。」[8]
從此可見，有別於內地八十後（座落在改革開放後出生的歷史語境），香港八十後身份的出現，可說是由後六四的記憶政治所催生，而且是一種具歷史反省意識的自我命名，一場嘗試介入香港歷史想像的文化行動。這個團體的「發起人共八個，最年輕的生於1985，最年長的生於1981。六四當時，最大的只有幾歲，全部是藝術工作者。」[9]
由此，六四事件成為了「八十後」身份的時間座標，年齡被賦予了特定的政治意義。 反高鐵浪潮引發的運動身份 雖然 P-at-riot宣言式的身份展示，首度在媒體上確立了「八十後」的政治意義，但「八十後」真正廣泛進入香港媒體及日常話語之中，卻要歸因於2009年底反高鐵運動浪潮的爆發。2008年10月，港鐵公司公佈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新走線方案，掀起菜園村收地的爭議。經過大半年的蘊釀，反高鐵運動的焦點逐漸從單一的收地問題，擴展到質疑整個城市的發展邏輯，引起愈來愈多人關注。2009年12月，一班年青人組成了「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其中包括曾參與天星皇后運動的「本土行動」成員、「80後六四文化祭」成員、2009年七一遊行後留守政府總部抗議的示威者等等。在反高鐵運動的機緣下，來自不同社運背景的年青人匯流成河，「八十後」開始成為旗幟鮮明的運動身份，集合為一股要求社會改革的力量。 「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一面透過網路動員，一面落區宣傳，並以苦行方式宣示理念，呼籲志願者加入反高鐵行列，成功號召過千人於立法會門前集會。2010年1月15日及16日的反高鐵集會，更有逾萬人參與。最後示威者甚至史無前例地圍堵立法會作抗議，令眾議員和高官一度被困立法會。在此期間，參與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展現出罕見的群眾動員能力和行動力，引來社會廣泛回響。
與此同時，反高鐵運動帶起的政治能量，也蔓延至2010年的元旦遊行。是次遊行首次以中聯辦為目的地，訴求為爭取2012年雙普選及要求北京釋放劉曉波。當日警方架起重重鐵馬，封鎖中聯辦大門拒絕示威者接近，部份示威者不滿警方安排，嘗試突破警方封鎖線，一度發生衝突。由於當時與警方衝突的示威者，不少皆為參與反高鐵運動的年青人，事後媒體報導的焦點大多落在「八十後」青年[10]，「八十後」於是也開始成為激進示威者的代名詞，或者被理解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 植根於本土身份的激進政治主體 這種身份運動在不同參與者的詮釋下，展現出不同的面貌。身為「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核心成員的陳景輝認為，「八十後」的主體源於利東街、天星、皇后等植根於本土身份和關注城市空間的社區運動，其後則由不同世代的城市經驗所構成：
論者李祖喬和黃宇軒同樣認為，「八十後」不是生物年齡的概念，而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及新的（激進的）「行動方式」，但他們則傾向將「八十後」安放在運動群體以外的社會歷史脈絡。他們引用龍應台的2004年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指出：「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八十後」的激進行動，宣告了「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12] 在此，「八十後」與「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及崇尚所謂「和平理性」表達訴求的政治理性劃然二分，「八十後」於焉成為告別舊殖民政治想像的新政治身份。 同為「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核心成員的陳劍青，在反高鐵運動告一段落後，也強調「八十後」是根植於特定時空下的進步群體認同：
上述數位論者皆為反高鐵運動的核心參與者或支持者，他們一方面強調「八十後」不是單純的生物年齡概念，另一方面則嘗試將這個身份聯繫示不同的時空脈絡和世代經驗。雖然他們的側重點各有不同
－如陳景輝較強調城市經驗和社區運動的累積和傳承，李祖喬和黃宇軒強調與港英時代的政治想像和政治理性的決裂，陳劍青則指向從港英年代民主化抗共的政治形勢，到回歸後中港融合的管治格局的歷史經驗所產生的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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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嘗試將「八十後」包含的時間／世代觀念政治化和在地化，以圖整合為一種兼具歷史意義和開放性的激進政治身份。 政府和媒體建構的「第四代人」不滿 反高鐵運動和元旦遊行引來社會廣泛回響，被視為其中重要成員的「八十後」，也愈來愈受社會注視，以至政府高官也公開撰文評論。元旦遊行後不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了一篇以「八十後」為題的網誌，直接將「八十後」現象扣連至「第四代人」[14] 的問題。文中他表示不同意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分析，並指社會對第四代的栽培和資源的投放，不比上三代人遜色，問題只在這一代人如何處理自己的期望和是否能把握機會。[15] 吳志森認為曾俊華的網誌「可能是特區芸芸當權高官中，第一位用這麼詳盡的篇幅，試圖解釋香港八十後現象。」[16]事實上，這篇網誌發表隨後數月，政府陸續傳出更多消息，逐漸將「八十後」青年的激進行動，定性為某個年齡階層對社會流動的不滿，並表示會嘗試研究及解決問題。 例如，在反高鐵示威者圍標立法會的行動後，特首辦公室主任譚志源便表示：「明白『八十後』青年在就業及置業等有期望，但社會轉型令中層職位流失，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減少，而且樓價高昂亦令他們難以負擔，而政府會研究問題在所在，希望找到回應方法。」[17] 其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也指：「中產階級面對的困難本應隨製造業北移出現，但因回歸前的移民潮及資產泡沫令問題延後顯現，八十後成長於移民潮及資產泡沫年代，這令他們對前景的期望與現實脫節。」[18]從此可見，雖然最初曾俊華表示不同意《四代香港人》的分析，但政府後來的說法，卻隱隱又將「八十後」納入《四代香港人》的分析框架。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也廣泛報導八十後就業和置業上的困難，並引述學者的研究和意見，與政府的官方論述互相呼應。2010年4月1日蘋果日報報導，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調查發現：「80後最關心的議題是失業及貧富懸殊，對政改議題則各有看法」，又引述研究計劃主任戴高禮指：
2010年4月13日，東方日報又引述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指：「近八成受訪青年認為預算案對解決置業難問題做得不足，逾半人更對上車置業死心」，又引述負責調查的研究員指：「年輕人的薪金增長遠追不上樓價，政府必須正視青年人的置業難問題 ……否則他們對社會不滿將不斷累積，長遠不利社會穩定。」[20]
兩個研究調查固然反映了某些社會問題，但當媒體將這些社會問題到聯繫到反高鐵運動冒起的政治力量，並同以「八十後」命名，這些社會問題便與官方論述氣息相通，成為了「八十後」出現的原因。於是，在官方論述和主流媒體的協作下，「八十後」慢慢滑轉為「第四代人」的就業和置業問題，與植根於本土身份的激進運動論述互相競爭和縫合。[21] 「八十後」的秘密 ─ 致命的認真vs網路動員論 無論是歸因於社會流動出問題的「第四代人」官方論述，還是植根於本土身份的激進運動論述，都只是嘗試界定「八十後」身份出現的社會脈絡。然而，為何「八十後」身份能掀起政府也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一時間卻成為了難以索解的「秘密」，引起不同文化評論人和學者競相解釋。 羅永生將「八十後」描述為一種反抗犬儒主義的跨階層次文化，他們的
這種說法得到運動群體不少參與者和支持者的認同，例如在後來的「五區公投」運動中，林輝便指「反高鐵一役，青年人竟能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原因在於其『致命的認真』」[23]，論者孔誥烽也同意「公投運動只要帶有反高鐵般『致命的認真』，定能激發大家始料不及的巨大能量」[24]相對於空間運動的傳承，或「八十後」觸動了香港人的經驗和認同等等，「致命的認真」對運動群體顯得更具吸引力。這種說法一來更具開放性 ─ 畢竟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是從利東街、天星、皇后等運動走過來 ─ 二來也更強調運動成員的自主性，肯定運動成員的努力可以推動社會改變，因而也更能鼓動其他支持者投入運動。 另一方面，社會學者趙永佳和陳健民則從技術出發，認為「八十後」能掀起龐大政治能量的關鍵，在於其動員方式的轉變： facebook和Twitter，年輕人可以毋須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 這群邊緣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不 不過這種論調，卻遭到「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成員周思中炮轟：
平心而論，「八十後」運動群體的特性，當然與其動員形態密切相關，當將之描述為社會運動的關鍵，便不啻將「八十後」的政治力量貶為網路技術發展的衍生物。 要理解「八十後」運動群體何以能成為一股新興政治力量，單以社會流動凝滯或網路技術發展切入都是捉錯用神，而是必須回到身份認同的問題。正如葉蔭聰所指，「八十後」的激進政治取態其實並非年青人的普遍傾向，恰恰相反，「參與社會行動的『八十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統計上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 ……『八十後』不是一個代表社會事實的概念，而是一種運動認同（ 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份認同，一種身份的話語。話語的效果，不在於邏輯，不在於能說明真實，卻產生詩意效果，在於是否能觸動集體社會想像，這正是『八十後』這三個字能以小見大的原因。」[26] 換句話說，「八十後」如果真是有甚麼「秘密」，那就是某種論述的力量，成功將大量參與者和支持者召喚成「八十後」主體，並投入運動，於是才可能出現所謂「致命的認真」。不同沿用「八十後」身份的運動群體 反高鐵運動浪潮自立法會通過工程撥款後，可謂告一段落，但青年參政的社會氣氛卻延續下來，並在隨後的「五區公投」運動持續發酵。雖然官方論述和主流媒體不時將「八十後」，描述為不滿階級流動凝滯和發展受限的青年，但「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中不少成員依然堅持沿用這個運動身份，除了撰文爭奪詮釋權，還嘗試將這個身份連結到不同議題。 2010年6月，部份「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成員發起「八十後反特權青年」，並聯同其他民間團體，於立法會討論政改方案當日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撤回政改方案。在其行動宣言中，他們重提1988年焚燒《基本法》草稿和絕食抗議的事件，嘗試將當下的訴求和行動，放回港人追求政制民主的歷史脈絡，強調「以『廿二年』為念，延續從《基本法》起草開始、至今尚未完成、屬於回歸後香港民主進程的抗爭。」[27]如果說反高鐵的「八十後」指向的是關注城市發展問題和肯定另類生活方式的價值追求，反特權的「八十後」則改為嘗試召喚二十年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抗爭主體，從新價值的認同轉為較傳統的歷史集體認同。 2010年8月，幾位「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成員組成「八十後文藝青年」，宣佈參選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藝術範疇代表選舉。他們認為藝發局已淪為「分餅仔機構」，失去了倡議和制訂文化政策的功能，因此決心引入改革。他們的競選口號是「為藝術發聲 為本土 fill in blanks」，其參選宣言自稱「作為青年藝術工作者，我們有相近的社會參與經驗，深信社會與藝術的連繫不可斷絕。」[28] 「八十後文藝青年」的群體形象，明顯帶有「80後六四文化祭」的影子（事實上也有四位成員重疊），同樣是青年藝術工作者，同樣強調社會與藝術的連結，不過前者更強調社會運動的背景，也更為強調要改變現狀或打破悶局。2010年10月，「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的班底又組成「八十後反地霸青年」，向惡名昭彰的收購舊樓公司 田生集團示威。他們的行動宣言指出，「我們所居住的香港，不論市區或鄉郊，都正被貪得無厭的地產商破壞得遍體鱗傷。土地，本為人民生活立足的必需品，在今日竟成為了製造貧富懸殊、破壞生活、謀取暴利的工具。」[29]「八十後反地霸青年」的理念，與「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一脈相承，可被視為陳景輝所指（源於關注城市空間的社區運動）的「八十後」論述和實踐的延續。
上述三個運動群體皆嘗試挪用「八十後」身份，繼續嘗試在不同方面推動社會改變，其中部份是過去「八十後」論述的延續和繼承，部份則是更新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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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八十後反特權青年」便接合到較傳統的民運抗爭主體，嘗試將反高鐵運動時喚起的對功能組別的反感，轉化為拒絕政府政改方案的動力。在挪用身份的過程中，他們同時也參與了「八十後」身份的界定和詮釋，一方面與官方論述對話，對抗收編，一方面繼續發展「八十後」運動身份的意義，務求使社會變革的呼聲，擴散到社會不同層面。然而，或許因為沒有足夠的集體行動，它們均未能在社會引起比反高鐵運動更大的回響。 結語 總括而言，「八十後」運動身份非由單一論述產生，除了受到官方論述的吸納和擠壓，其詮釋權也一直為不同論者和學者所爭奪。與此同時，不同運動群體也以不同的實踐，繼續參與「八十後」身份的建構。雖然「八十後」本指某個年齡層的青年，但從其蛻化為某種運動身份後，便由不同運動參與者添加了各種意義，慢慢脫離了年齡分層的概念，成為了一種自我界定的運動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年齡分層的概念，以至「第四代人」因社會流動凝滯而生不滿等論述，並未在主流媒體中消失，反而伴隨「八十後」運動身份的影響力而擴展。
「八十後」作為一種自我界定的運動身份，於此顯得更具顛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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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僅僅是對抗官方論述對某一撮人的再現，更是有意識地拒絕官方論述的「獅子山下」神話，在歷史中探尋今日社會矛盾根源，以及追求變革的理想主義之間，一種重新確立自身位置的嘗試。正如Stuart
Hall所指，雖然身份似乎訴諸於相應的歷史根源，但其實身份乃是關於我們如何挪用歷史、語言、文化等資源去再現自己的問題。因此，身份不只是「我們是誰」或「我們來自甚麼地方」的問題，還是我們將成為甚麼人，以及我們如何被再現的問題。[30]用陳景輝的話：「八十後作為一支運動旗幟，意味的不是靜態的反映社會，而是轉化和創造它（包括八十後自己）……八十後永遠是尚未完成的。」 參考資料： P-at-riot ，〈八十後．六四感言〉，明報，2009年4月12日。孔誥烽，〈新民主運動 新在哪裏？〉，明報，2010年4月12日。 吳志森，〈特區高官誤讀八十後〉，蘋果日報，2010年1月6日。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明報，2010年1月15日。 李照興，〈中港八十後新青年〉，明報，2010年1月10日。 周思中，〈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80後」的真理與謊言〉，明報2010年4月18日。 林輝，〈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5區公投〉，明報，2010年4月7日。 林輝、區諾軒，〈官員誤解80後 請先看《阿凡達》〉，經濟日報，2010年1月14日。 陳景輝〈八十後的前世今生〉，明報，2010年1月3日。 陳劍青，〈人的轉念 八十無歧路〉，《中大學生報》2010年2月號，2010年2月。 曾俊華，〈「Y世代」續篇──「八十後」〉，2010年1月3日。 葉蔭聰〈香港80後向我們發問〉，《遊牧視野》，2010年6月29日。 趙永佳、陳健民，〈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明報，2010年3月11日。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明報，2010年1月9日。 〈關於80後六四文化祭〉， http://p-at-riot.blogspot.com/Hall, Stuart. ‘Who Needs “Identit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s.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1996, pp. 1-17.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39. 注釋: [1] 以Wisenews收錄的香港媒體所計，包含「八十後」一詞的文章2007年共38則，2008年共84則，2009年共279則，2010年（至18/12/2010為止）飆升至5,413則。 [2]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p225-226. [3] “I use ‘identity’ to refer to the meeting point, the point of suture,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th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which attempt to 'interpellate', speak to us or hail us into place as the social subjects of particular discours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cesses which produce subjectivities, which construct us as subjects which can be 'spoken.”,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p5-6. [4]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p4. [5] 李照興，〈中港八十後新青年〉，明報，2010年1月10日。 [6] 優酷網載有當日的部份錄影片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2NDA3MDAw.html [7] 陳景輝，〈八十後的前世今生〉，明報，2010年1月3日。 [8] 〈關於80後六四文化祭〉，http://p-at-riot.blogspot.com/ [9] P-at-riot，〈八十後．六四感言〉，明報，2009年4月12日。 [10] 蘋果日報報導是次遊行，便以「八十後的心聲」為題作了十個小訪問。見〈年輕人接民主棒 三萬人上街爭普選〉，蘋果日報，2010年1月2日。 [11] 陳景輝，〈八十後的前世今生〉，明報，2010年1月3日。 [12]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明報，2010年1月15日。 [13] 陳劍青，〈人的轉念 八十無歧路〉，《中大學生報》2010年2月號。 [14] 語出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進一步，2007）。作者按出生年代將香港人劃分為四代，分析當下香港社會階級流動凝滯的問題，直指戰後嬰兒（第二代人）沒有為下一代提供更開放和公平的環境，以致第三代人出頭無期，第四代人則打從開始便是輸家。「第四代人」約指1976-1990年出生的香港人，與一般所指「八十後」的年齡層重疊。 [15] 曾俊華，〈「Y世代」續篇──「八十後」〉，2010年1月3日。 [16] 吳志森，〈特區高官誤讀八十後〉，蘋果日報，2010年1月6日。 [17] 〈政府研回應八十後訴求〉，成報，2010年1月24日。 [18] 〈劉兆佳：中產向下流動生怨〉，星島日報，2010年3月15日。 [19] 〈七成80後反曾蔭權 一成七不滿者更瀕爆煲邊緣〉，蘋果日報，2010年4月1日。 [20] 〈80後上車難逾半盼上樓〉，東方日報，2010年4月13日。 [21] 這種官方論述並非風吹草偃地遍及主流媒體，而是在不同聲音的質疑和詰難下，迂迴地收編「八十後」論述的激進性。除了不同論者提出和深化「植根於本土身份的激進運動論述」以外，也有論者循後物質主義出發，指「八十後」青年「並非為他們個人物質利益而站出來，而是為了更高一層次的價值」，以否定官方論述指青年因社會流動凝滯而生反抗的說法。 見林輝、區諾軒〈官員誤解80後 請先看《阿凡達》〉，經濟日報，2010年1月14日。 [22]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明報，2010年1月9日。 [23] 林輝，〈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5區公投〉，明報，2010年4月7日。 [24] 孔誥烽，〈新民主運動 新在哪裏？〉，明報，2010年4月12日。 [25] 周思中，〈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80後」的真理與謊言〉，明報2010年4月18日。 [26] 葉蔭聰，〈香港80後向我們發問〉，《遊牧視野》，2010年6月29日。
[27]
〈蒙騙廿二年──複寫虛僞的民主進程〉八十後反特權青年行動宣言，2010年6月11日。
[28]
黃俊邦，〈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推選搞邊科？「八十後」高調參選〉，香港獨立媒體，2010年8月18日 [29] Emily Choi，〈田生遇八十後抗議〉，香港獨立媒體，2010年10月25日。 [30]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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