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 沒有捲走的又是什麼？
【明報】2009年5月17日
策劃、文 許寶強
【明報專訊】 80 年代以降，英、美以至香港，貧富愈趨分化，政治日益保守，道德變得單一。去年底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儘管捲走了新自由主義的「大市場、小政府」迷思，也同時捲走了追求無休止消費的精英主義（見馬國明上星期的文章），但卻仍未有觸動逐漸坐大的右翼文化/政治所依賴的根基，而正是這些鼓吹排外、製造道德恐慌、強調規訓監控個體的右翼文化/政治元素，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另一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造就了法西斯的興起。
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於 65
年前發表的《大轉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Beacon Press, 1944/1957），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論點：歐洲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深層原因，源自19 世紀初到20 世紀初統治歐洲近百年的自由放任教條（liberal creed）。對博蘭尼來說，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是限制甚至取消真正意義的個體自由，也就是不容許「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the rightto nonconformity）。
法西斯能成功地歌頌權力、貶抑自由，有賴放任教條為其鳴鑼開道，掃除了任何涉及政府計劃、規管和控制的改革的可能性，而合適的政府干預，往往是保障個體自由的必須條件。因此，高舉自由放任的教條，促進的並不是開放市場和個體自由的誕生，而是大規模的社會混亂。 20 世紀初的戰亂和30年代的大衰退，正是在放任教條指導下嘗試追求一種能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烏托邦所造成的，而隨後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各式社會主義，也植根於追求自我調節市場過程中所造成的災難和社會自我保護的需求。
自由放任教條造就法西斯的興起博蘭尼指出，以放任教條強行建立一個完全能自我調節的市場烏托邦，嘗試把人、自然、交易媒介變為勞動力、土地和金融等商
品，結果只會導致農村和城市社群流離失所、自然生態因過度「開發」而備受破壞、金融炒賣引發全球「海嘯」，最終激發的，是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勞工運動、自然生態保育運動和「金融海嘯」後強力控制金錢的要求。歸根結柢，勞工（人）、土地（自然）和金錢，實質上都不是被生產出來用作消費的商品。
壓抑「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不幸的是，作為對放任教條的反動，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都不約而同把強調「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自由，與放任教條這污水同時潑掉，當中部分的責任，也需由把「放任」與「自由」混淆在一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承擔。
從今天回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並非只有法西斯主義一途，社會主義也不一定排拒博蘭尼指稱的自由。不過，如果 30 年代興起的法西斯運動，受益於經濟大衰退浪潮只冲走了自由放任的教條，但沒有同時清掃在放任時代孕育成長的各種不平等、反自由和極權的因素；而假若今天的金融海嘯也只冲走「大市場、小政府」的迷思，而不去觸動在「新自由主義」下日漸壯大的右翼文化/政治，那麼，當代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走向，很可能會重蹈過去極權道路的覆轍。
博蘭尼在《大轉型》中並沒有十分詳細分析 19 世紀歐洲所孕育的反自由（甚至法西斯）的文化和政治， 但當代專研博蘭尼的美國社會學家布洛克（Fred Block），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20 世紀晚期放任教條統治下美國的反自由的極權主義的參照。
歐美模式的差異
布洛克*指出，儘管在戰後至 1970 年代，美國和歐洲都以凱恩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介入方式，嘗試推動經濟和社會轉型，但在
70 年代以後，兩地走上了不盡相同的發展方向——當歐洲仍然盡可能維持社會民主的傳統時，美國則愈來愈走向「新自由主義」，具體表現在三方面：
一）在社會政策上，尤其在健康和社會福利政策方面，歐洲大多數國家都維持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美國則是唯一一個缺乏全國性醫療保險的發達國家。而在醫生處方藥物方面，美國政府容許私人公司以所謂「市場可容許」的價格出售，造成大部分美國人缺乏穩定的醫藥保障。布洛克引述一份《盧森堡收入調查》的數據，指出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將活於貧困水平的機會，比德、法的小孩高接近三倍。
二） 在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方面，歐洲繼續其早前的世俗化（脫離宗教信仰）進程，而美國卻出現了傳統價值和基督教信念的回潮。布洛克引述《世界價值調查》的數據，指出美國人對傳統價值（包括相信神的存在、謹慎地遵守宗教規則、小孩應學會服從和尊敬、支持道德的絕對性等）的重視，比印度還高，而德國和
瑞典則相對遠離這些傳統的價值。
三） 歐、美於外交政策上也大有分歧，歐洲反戰（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強度，遠比美國為大，而布殊政府的全球反恐戰爭所獲得的國內支持，也遠比歐洲政府所獲得的為高。
護蔭大企業壓抑工會
然而，布洛克認為，這三項分歧，並非建基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美國更願意採取放任政策，而歐洲則強調干預。事實上，不論在美國或歐洲，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同是千絲萬縷。在克林頓任內擔當經濟顧問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經常有大企業的行政總裁到訪，而儘管這些行政總裁口中全是新自由主義的套話，但實際則經常向Stiglitz 強調其行業的特殊性，希望能從克林頓政府中獲得特殊的資助。而從宏觀的層面來看，美國經濟當中的國防工業、農業、石油、藥物、銀行、保險、汽車、電腦、建築等，都直接或間接在政府支助下發展壯大，包括壓抑工會的反抗力量。
因此，布洛克認為，要了解歐、美在戰後發展方向的不同，得仔細分析歐、美的政治與商業力量之間的結合方式的分歧，當中的核心，正在於在美國存在極強大的保守右翼政治和宗教力量，左右着美國政商聯盟的政策方向。
陰魂不散的右翼霸權
布洛克指出，針對
68
年激進的政治、文化運動，美國右派透過成立大量的智庫和政策機構，挑戰美國大學中的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潮，令「市場原教旨主義」坐大，也促成了商業右派與宗教右派的結盟，再加上過去佔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
70
年代受經濟停滯所衝擊，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發展模式也走向終結，為 80
年代列根、布殊等右翼政治力量上台提供良好的環境。
大企業大量捐獻資助右翼政黨，而共和黨政府也透過減稅、打壓工運和放手讓大企業壟斷作回報。與此同時，共和黨背後的各種傳統右翼力量，包括激進的宗教右派，則要求大企業支持反墮胎、反同性戀和排外等議題。
宗教右派的民粹式動員
右翼宗教和政治力量與大企業之間的結盟，在 70 年代初期是以商業為主導，但隨着時間的推進，天秤日漸轉往右翼的宗教/文化/政治力量這一方，後者在
80
和
90
年代成為在美國舉足輕重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成功以民粹方式動員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不斷擴大的失業工人、缺乏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在文化上失落的社群，把矛頭對準「自由主義精英」。這些右翼的宗教、政治社團，透過教會分發上百萬的宣傳刊物給選民，促使在
1972
年至
2000
年間，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中的福音派基督徒由 17%上升至
28%。宗教右派的民粹式動員，建基的主要是一種自我受害的修辭：
「基督徒日漸為世俗物質文化所邊緣化，其信念和價值備受破壞」。相反，福音教會則為「受害教徒」提供一希望的天堂。
宗教右派的強大民眾動員力量，也使商界向他們讓步，甚至成功改造商界中的某些意識形態，逼令一些與宗教右派價值不相符的經濟活動，例如幹細胞科技，在右翼政治的壓力下難以發展；又例如商界本來傾向於全球化的外向政策，但宗教右派則反對，最後布殊政府的解決方法是透過以「新的冷戰」（如針對伊斯蘭世界），嘗試外化內部的張力。無論如何，新右派在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到了 2000
年布殊大選勝利後，已是十分巨大。
放任教條已死，但法西斯種子仍在布洛克認為，相對於美國的貧富分化所造成的大量失業工人、缺乏社會保障和文化失落的社群，歐洲較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使大部分民眾能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相對少的衝擊，因此右翼的政治力量並沒有在美國中那麼顯著。
從布洛克對當代美國右翼政治力量興起的分析，我們或可更了解為何昨日的經濟衰退或今天的金融海嘯，如果僅僅捲走了「放任主義教條」或「大市場、小政府」的迷思，而未有同時冲去類似布洛克所指的支撑着美國右翼政治力量的根基，那麼唯我獨尊、排外、不容許「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仍然是有可能再次復辟，應驗了「更壞的還未到來」的預警。
回到香港。在金融海嘯前的十多二十年，時間、空間、物質和文化資源日益集中在少數的富裕階層手中，被褫奪了這些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保衛他們「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例如，極長的工時，令打工一族無法不常常光顧快餐食店；都市免費、舒適和容易到達的空間的消失，迫使居於斗室和缺乏私人會所的市民大眾，只能於假期周日湧往商場；每小時低於
20
元的薪金，缺席的失業保障和刻薄的「綜援養懶人」說法，自然不易在物質上支持低收入社群發展個人的獨特喜好；少數公共機構、文藝宗教團體、跨國企業、政府部門對媒體、宗教、信仰、教育、文化和藝術的控制，加上既有的主流話語/論述（例如唯異性戀婚姻獨尊道德觀、安定繁榮和諧論、瞧不起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科技/經濟/發展至上論等等）的統治性共識，導致非主流的文化訴求逐漸消音。
這種種未被金融海嘯捲走、壓抑「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文化結構和社會關係，不正是孕育法西斯或極權主義的良好土壤？
假如香港奉若神明「市場經濟」，指的其實是美國過去
30
多年右翼政治指導下的發展模式，當中產生了極嚴重的貧富分化、自然生態危機、金融海嘯和極大地限制了個體「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那麼，博蘭尼所說的：
「市場經濟的逝去，可能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年代的誕生」「The
passing ofmarket-economy can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anera of
unprecedented freedom」（p.256），便變得容易理解。而要在放任教條手上拯救自由，避免「更壞的還未到來」這預言的落實，重新提出博蘭尼65年前的呼籲：
「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必須要受到制度性的保護」「the
right to nonconformity mustbe institutionally protected」（p.255），恐怕刻不容緩，尤其是在金融海嘯之後。
*Block, Fred 2007: "
Understanding the DivergingTrajec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Europe: A Neo-Polanyian Analysis", Politics &Society, Vol.
35, No. 1, pp.3-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