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的時代身體的自處
【明報】2009年5月24日
策劃 許寶強
【明報專訊】如何理解殺傷力遠比 SARS 低的 H1N1
流感，會引起本地社會如臨大敵的恐慌？
曹文傑以「身體」為題，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富啓發性的洞見。一方面，在金融海嘯的陰影下，經濟衰退放大了的社會失序或無常，加劇了個體的不安感覺；另一方面，在這種新的風險社會脈絡下，追求身體健康和渴望穩定的訴求，很容易轉化為各式各樣的健康事業，形成指向個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用藥和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也同時助長了政權對個人的身體和健康的管治。
吳家立則與我們一起回顧了上世紀
20
年代一段有關香煙、身體和戰爭的歷史，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個人的身體和健康在不同的政權下受到的不同管治。
如果金融海嘯有助我們認清生活質素並全由金錢來衡量，那麼在經濟蕭條的日子中，我們是否也應嘗試努力尋找多義的「身體/健康」觀？
文 曹文傑
現代用藥中的身體觀
如果有一個生日願望的流行榜，我敢大膽斷言， 「身體健康」毫無疑問會名列前茅。
然而，渴望「身體健康」的不只是個標準的生日願望，還是政府每日謀劃盤數的施政重點以及你我無時無刻都努力經營的終「身」事業。畢竟，公共醫療開支每年遞增，佔現時政府開支的15％，由政府牽頭推動的一系列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戒煙少酒以至「要有一套」的健康倡議活動自然不難理解。
以健康做招徠的保健產品更於過去十年大行其道，從以往強調提升整體機能的靈芝、人參，發展成今天專門針對個別器官的科研產品。基本上，隨便走進一間連鎖經營的個人護理商舖，都幾乎可以找到相應每個器官和生理系統（例如免疫系統、消化系統）的保健產物。當然，減肥瘦身和美容抗衰老是永恆的保健主題。
買好了大大小小的靈芝孢子、冬蟲夏草、藍莓素、魚油丸、維生素後，離開個人護理商舖的不遠處，總有售賣各式解毒去濕的涼茶、自比媽媽用心熬製的自家湯水店和特效龜苓膏的涼茶舖，有些裝潢摩登，專攻年輕勞動人口市場，有些則繼續保持傳統格調，以袒胸露臂的笑佛做指定擺設。小時候，父母每隔一兩個月，便會帶我和哥哥到旺角一家涼茶舖食龜苓膏。聽說那裏的龜苓膏沿用宮廷秘方，所以特別甘苦，年少的我當然毫不客氣地大灑砂糖。早期的涼茶舖可說是個健康工業的雛型，也跟其他保健產品一同見證着，照料自己的健康愈來愈成為一項具有反思性（reflexive）的終身事業。
身體倫理
就以光顧涼茶舖為例，口氣、眼乾、痱子、暗瘡、失眠、喉痛、便秘通常是我們到涼茶舖服用廿四味或龜苓膏的原因。我們對身體出現的微小異樣變得極為敏感，時刻觀察、比較、量度身體種種的微細變化，並毫不吝嗇地購買各種保健產品和最新保健知識的書刊以維持身體健康。這種憂心或多或少揭露了一種資本主義底下的身體倫理。
早前三則止痛藥的廣告印證了我的想法：一位男婚禮攝影師因為長期勞動，導致腰痠背痛，但為了要養妻活兒，不可能停止工作，可幸有腰背痛的止痛藥貼，讓他可以無間斷地投入工作，不但「撐住腰背，還撐起頭家」。第二則廣告中有一名中年媽媽，準備參加學校的家長運動會，但腰痛不止，服藥後回服年輕活力，合力跟兒子射入籃球。第三則講述一位從事時裝雜誌的年輕女性，她的工作要求反應快捷敏銳，頭痛打斷急速的工作節奏，服藥後迅速回復「作戰」狀態。
三則廣告都說明了當代的身體倫理：身體的毛病打斷了平時井然有序的工作節奏、破壞了建立親子關係的重要時刻和家庭的溫暖和諧。換言之，在一切講求急速、超頻工作效率的社會，能夠熬得住睡眠不足的疲態、抱恙時勞動力不減的身體才是「正常的」身體。上面臚列的一大串保健產品，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代社會對身體的特定要求，也透露了我們對現代社會感到異常不安。
這種對永久健康的渴望跟馬國明觀察到的「永享安定」如出一轍。可以說，身體就像文本中的文字一樣，皆為符號，被賦予不同意義，既可讓人解讀、重讀。社會對我們的要求、期望、規訓通通都銘刻在身體上。
保健產品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各種打造身體的現成方法，但與此同時，我們的身體卻又日漸被醫療化，昔日屬於平常的人類差異如今卻是需要醫藥介入的疾病。就如電影《最愛女人購物狂》中，飾演患有購物狂的張栢芝所說： 「都市生活人人都有壓力，有壓力有點不正常是很正常的事」。疾病的定義愈見寬鬆，涵蓋範圍也愈趨廣泛，每人都可能被診斷出或多或少的身心毛病。健康，似乎愈難掌握。
以往，酗酒、停經、陽痿、害羞或不擅交際，都只會被看待為性格缺陷或是自然的身體衰老過程，但是，醫學的介入為這些生理╱心理狀態套上了疾病的外衣，並給予新的疾病分類、名稱、病因、治療等說法，讓我們通過這些醫學詞彙來講述、組織和反省自己的經驗。
從「陽痿」到「勃起功能障礙」「偉哥」/ 「威而鋼」於 1998 年後推出市場的首五年盈利已經高達約 7.4 億美元。估計全球有超過二千萬男性獲醫生處方威而鋼。「偉哥」最初是為治療心絞痛（angina pectoris）研發，但於一次臨牀實驗中發現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於是 Pfizer 藥廠將它重新包裝， 成為風行全球治療「勃起功能障礙」（erectiledysfunction）的藥物。
有關陽痿或勃起功能障礙的醫學論述和治療方案，示範了醫學如何將人體和身體狀况轉變為醫學視點下的研究對象，身體在醫學的想像中被還原為器官的集合體，而疾病也被理解為某一個器官（或它們之間）出了問題。
事實上，偉哥得以被廣泛接受為治療陽痿的藥物，先需要一連串醫學論述的轉變，確立「勃起功能障礙」作為一種醫學應該研究、介入和治療的「生理/心理問題」。要獲得社會文化廣泛認同「勃起功能障礙」是一種疾病，當然少不了藥廠鋪天蓋地的廣告。二十世紀初，陽痿（impotence）被視為自然衰老（aging）過程中出現的「正常」身體狀况。但是強調「老有所為/老當益壯」（positive
aging）的老人學（gerontology）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看法。他們主張，科學可以讓老年生活變得更有活力、自主和健康。性功能的衰退被視為一項構成生活障礙（life-limiting）的問題。
二十世紀中，焦慮、緊張、自卑會引致陽痿的說法甚為流行，但一般只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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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的壯年男性才會因為種種的心理問題而患上陽痿。
但是隨着金賽報告及其他同類的大型性行為調查相繼發表，擁有圓滿的性生活成為年長男性是否「老有所為/老當益壯」的檢驗標準，而陰莖的硬度便是最形象化的健康指標。陽痿與「正常」衰老的生理過程脫扣，變成心理健康的問題。
只要身體「好起來」負面情緒自然消除威而鋼面世前的二十年，陽痿慢慢成為泌尿科專業範圍內的疾病。隨着新的治療方案出現（例如植入水袋），陽痿從一向被公認為心理障礙的外顯病徵，變成可以透過各種科技糾正的生理功能失常。舊的治療方案（心理原因）認為消除焦慮、緊張、自卑等負面情緒，身體（陰莖）自然會「好起來」（fix the mind andthe body will follow）。但是，新的治療方案（生理原因）則利用內置或外置的工具，取替身體喪失的功能（勃起），並認為只要身體「好起來」，負面情緒自然會消除（fix the body and themind will follow）。新的治療方案以科技填補已喪失的身體功能，為後來威而鋼問世不久便獲得廣泛社會接受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1980
年代，一群泌尿科醫生積極推動陽痿正式成為醫學界承認的一種疾病。1992 年，正式以「勃起功能障礙」取代帶有貶義的「陽痿」（impotence）。易名不單確立了「勃起功能障礙」成為醫學界公認的疾病類別外，還進一步把焦點放在特定的器官上（陰莖），鞏固了生理成因的說法。
「偉哥」的故事展示了身體狀况如何成為醫學描述、分析、介入的對象，也道出了醫療化的過程涉及多種文化社會因素，尤其重要的是，
醫學的合法界線從治療構成生命危險（life-threatening）的疾病，大大擴展至改善構成生活障礙（life-limiting）的身體狀况。
不過，話說回頭，05
年
11
月由醫院管理局推行的《藥物名冊》卻把「偉哥」列為「非必須」的「個人生活方式藥物」，不但剔除在以標準價格售賣的「通用」和「專用」藥物名單之外，還不納入安全網，
「患者」如有需要服用便須自行全數支付費用。官方的說辭是這樣的：
「雖然社會有責任承擔市民的醫療需要，但市民本身亦必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奉行健康的生活模式和培養自我保健意識」。然而，治療暗瘡的處方藥物「異維
A
酸」（isotretinoin）卻屬於有政府補助的「專用」藥物。「勃起功能障礙」與暗瘡都是構成生活障礙的「毛病」，無論如何嚴重也不會威脅生命，看來政府把無障礙的性生活視為一種奢侈的生活方式。
也許大多數人在金融海嘯後仍然依舊藉醫療科技或坊間秘方打造身體，保持美貌與健康，但值得反思的是假設每人都擁有健全身體（able
body），往往排斥了身體有障礙的人。如果我再容我許願，也許「身體健康」仍是我的首選，但只願容讓更多樣的身體，更豐富不一的健康。
風險社會下的身體
Bryan Turner
認為社會正邁向他稱為「身體社會」（somatic
society）。身體成為社會系統中政治及文化活動的中心。社會不再像工業資本主義那樣只在乎增加生產，而是把注意力都投放在控制身體，例如安全性行為、性教育、免費派發安全套及未經使用的針筒等措施，都是政府試圖控制身體的手段。宗教、法律和醫藥是控制身體的主要社會制度。社會愈走向世俗化，便愈會變得醫療化，愈傾向以醫學語言描述、分析和處理個人以至社會問題。Tunrer
認為醫藥填補了宗教式微所遺留下來的道德規訓角色。
擔心喪失自主性
有些論者認為這種轉向其實是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特色。「風險」一詞最早出現在中世紀的航海冒險，意思是在旅途中可能打擾行程的危險。「風險」的出現被想像成客觀的阻礙、神祇的作為或大自然的力量等等不含對錯好壞的事件。早期「風險」的意思從概念上排除了人為錯誤和責任，主要是指暴雨、颱風、洪水、大雪等自然災害。到了
17
世紀，「風險」被合理化為數學的或然率，能夠計算、管理和避免。18
世紀， 「風險」的概念進一步伸展至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自由、人際關係等等。亦即是說，
「風險」有機會由人為的決定而引起，暗示人類有責任和可能盡量減低「風險」的出現。人們開始為不一樣的東西憂心：為自己行為或決定所引發的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憂心。失序或無常構成了我們不安感覺（sense
of uncertainties）的來源，使我們擔心失去控制自己身體和身邊一事一物的自主性（autonomy）。
不斷謀劃減低風險
Ulrich Beck
在他的《風險社會：邁向新的現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Modernity）指出早期工業化的年代，很多風險都是形於外表，能夠看到、聞到、聽到和觸摸到的，但現在的風險是充滿各處並且變得非常隱密難見。即使連科學對各種風險所做的評估都各執一辭，風險變得像中世紀的那樣難以估計。風險的估計變成一個角力場，科學家、社運搞手、政客等都紛紛爭奪定義風險的權力。
因此，Beck
認為我們現在身處的社會究竟是否風險社會，已經不是一個選擇相信與否的問題。風險既是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必然產物，又是模塑工業化社會的重要因素。身處在風險社會， 令我們對存在產生不安（ontologicalinsecurity），因此，計算、預測和減低風險成為謀劃人生的過程中反覆出現的重要主題。
紛亂變幻、風險日增的世界取代了井然有序的舊有社會組織。當一切都變得不可依傍的時候， 「距離」自己最近又恍似可以輕易操控的肉身，便成為我們唯一有能力控制的事物，於是我們便精心打造社會要求和╱或自己渴望的身體模樣。如是說，身體和自我認同是一項需要不斷反思謀劃的事業，因此，大量指導健康、飲食、外貌、運動、性愛的書刊湧現市場，為每一個正為生命反覆謀劃的個體，提供各適其適的建議。身體一度被視為讓靈魂暫居的皮囊，現在卻是你我需要時刻悉心打造的器皿。我們會透過衣著、膚色、體型、香水、髮型、首飾、以至走動時的儀態來標記自己，打造個人風格和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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