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學校、不停課，但想學習嗎？
【明報】2009年6月21日
策劃 許寶強
【明報專訊】部分梅窩居民反對「正生書院」遷入，原因是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區內的學校；儘管政府如臨大敵，但不少家長和教師在豬流感的日子中仍反對中學停課。倘若孔子復生，看見港人「熱愛學校、渴望上課」，大概會老懷大慰。
然而，港式的「熱愛學校、渴望上課」，真的是因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還是只擔心影響考試、成績，以至升名校、進「好班」、入大學的機會？
求這問題的答案不易，原因有兩個。
一曰港人「務實」，無時間意欲探究根本的問題；二曰答案難尋，需花大力氣於細緻的梳理，盤點學校經驗。
因此，要回答這麼重要的教育問題，必須首先解決港式「務實」的迷思；再開個頭，認真研究學校對教師和學生幹了什麼；如果能加上「他鄉之石」，當更有助反思。
於是，就有了今期的幾篇文章。
如今，我們還能夠在學校學習嗎？在去年的一個有關教育和文化研究的國際研討會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充滿希望和朝氣的論文，談論的多是學校以外的教育試驗；相反，帶點無奈、失望甚至是怨憤的，則主要觸及政府的教育政策、課程或學校內的教與學過程 （schooling
process）。
這促使我思考：學校仍然能夠產生有意義的教育嗎？
文 許寶強
對這問題的一個直接而保險的答案是： depends。如果學校日益走向Richard
Sennett（2006）所指的新資本主義文化——鼓勵追求短期可見的「業績」、不重視質量及與教育目標相關的研究、缺乏耐性成為制度運作的常態，導致工藝（技藝）（craftsmanship）的衰落，學生（甚至教師）難以從錯誤中慢慢學習；此外，建基於學生和教師日常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連貫和系統的基本理論、視野和技能，也為空降的課程強調的淺薄的技巧、零散的資訊和虛浮的價值所取代。這樣的學校環境，容易導致與教育目標無關的行政與教學活動大增，師生疲憊，自然難以孕育有意義的學習。
當代香港教師身處的社會脈絡， 正如 Sennett
所指，是一個穩定的制度逐漸為彈性文化取代的年代，當中並不鼓勵深刻掌握某一特定的技能和知識，而是強調個人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適應求變的潛能。在這種所謂「知識/技能型經濟」的環境中，追求質量並不是最主要的目標，能準時交差反是生存之道。在這種「趕急」比「重要」優先的教育體制之中，再加上教改倡議的含義不清的「多元教育目標」（如9
種共通技能、八大學習領域、5
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和多樣的價值觀），使教師難以高質量的、緊扣預設中的教育目標的教與學活動，作為日常工作以至生存的處事法則，卻容易強化淺薄的交功課心態和重複無意義的例行公事，鼓勵校長、教師花絕大部分的時間糾纏於常規慣性的學校運作，而不是建基於智性反思，系統地整理工作目標及與執行過程之間的關係，結果很可能大量浪費師生的能量，但產生不了太多有意義的教育效果。
不過，如果我們能夠對學校的教育踐行作根本性的改造，減少與學生和社會生活不太相關的課程/考評內容以至教師和學生的教/課節，以及無謂的行政工作和教學活動，騰出時間空間，讓被迫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進不斷重複無甚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公事的師生社群，轉化成同時兼顧反思的智性活動和有效地執行計劃的探究社群 （community of inquiry），或可針對淺薄的交功課心態，創造出一種具明確遠景的學校教育。因此，如何喚起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教師和學生的主體能量，以改變學校走向新資本主義文化的趨勢，是在金融海嘯下尋找我們嚮往的未來教育的主要課題。
為學校教育作一次盤點
要無中生有不易，但教師和學生在學校的歲月也不是完全的蒼白虛無。如果我們願意仔細地為香港的學校作一次盤點，也許能夠發現：教師為什麼會這麼疲憊？他們成就、孕育了些什麽？犧牲了的又是什麽？與此同時，學生真正在學校學會些什麽？失去的又是什麽？以及種種在學校的經歷，是如何發生的？盤點不僅是為了鞏固成效、查找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重建教師和學生的主體能量，調正未來教育的走向。
這短短的文章，自然不能完整和系統地盤點學校教育，在此只引錄一些我曾接觸的學生在學校經歷的故事（在此十分感謝他們的分享），嘗試為日後更系統的盤點提供一個初步的參照。如果教師也願意說說他們的故事，與學生的故事併在一起出版，也許會更有意思。（借此向讀者推薦台灣林連鍠老師的自傳紀錄片《 250
公里》）香港的學生在學校是如何變得無心學習的？聽聽一些學生的故事：
「F1-F3
因老師惡，不敢出聲。成績不好，不喜歡留在學校」； 「中三參與戲劇，自小喜歡繪畫，但喜愛繪畫和戲劇不受到家庭和學校鼓勵」；
「小學成績好，中學成績中等，但轉英文教育後有變。曾因失望及壓力產生社交困難」； 「中學升……
BAND 1
學校，與同學關係一般，因成績中等、不太懂與他人打交道（例如 Group project
曾出現合作問題），不受同學理會，進入『黑暗』時期……不喜歡班主任情緒化，也不喜歡無心教學的英文老師，中等成績，不被他人期望，曾抄功課但得滿分」；
「小五遇很惡的數學老師，迫令學生背乘數表，從此數學成績很差，經常不及格」；
「小學成績很好，親朋家長認為是『乖』學生……但實際上仍常帶頭杯葛他人，甚至曾打架，但常受到老師和其他家長偏袒。家長要求下入讀……BAND
1
英中，成績不再突出，並愈來愈沒勁，小學時覺得老師好，但中學成績不好，老師也不再理會，變得不喜歡上課……與同學玩，搞破壞」；
「因同班成績不好，（自己）在班內的成績愈來愈好。在原校升讀中六，但同班同學成績都很好，讀書的誘因因而大減，轉而花時間於課外活動……大學選科過程以猜想老師要求作為面試策略」。
據說近三四十年，香港人對自己及我城的認識已極速收窄至消費動物享樂至上，自己要不是「中產階級」也無可避免認同或仰慕之。香港人曾有過對身分的掙扎、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裏，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如果要從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得到教訓的話，恐怕便要深刻反省一直流行的香港故事，即當其識時務懂看風駛?便可平步青雲的「醒目仔」。在這意義下，出土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絕非緬懷什麼集體回憶，亦非額手稱慶革命已在燎原，而是要在絕望得透頂的世界中，檢回「希望」的根據，想像和實踐不一樣的香港。
學生在學校又是如何學習的？再讓我們聽聽另一些學生的故事：
「在中國文化科接觸龍應台後，大量閱讀其作品」； 「升BAND 2/BAND 3
中學，中一時入讀精英班，但中二後無心向學， 中三後結識朋友及發現自己對填詞有興趣，從此認真讀書」；「
F4
念商科，
SARS
以後與同學關係變得密切，自組讀書組，由成績較好的同學教其他同學（e.g.
地理科）。從此喜歡讀書」。
再看看另一個學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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