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窮人運動路上：基督信仰反思
【明報】2009年7月19日
策劃 許寶強
文 劉劍玲（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執行幹事）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亦不能倖免，政府除了天天粉飾太平，或猶如雙面先知般一邊預言失業率將會上升，另一邊則推出壓低工資的財政預算案。面對困局，政府只懂小恩小惠式派糖，為七一降溫，又或靠強迫學生驗毒轉移市民視線。金融海嘯的出現是資本高度累積和金融市場瘋狂發展的後果，香港的堅尼系數不斷上升，已是發達國家中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的地區。面對危機中的經濟體系和資源分配，基督教有何回應？金融海嘯對基督徒的靈性生活，又有何啟示？
提及基督教和經濟制度的關連，很容易想起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按韋伯的分析，基督新教之所以引發資本主義的出現，是由於信徒不確定自己能否得救，因此透過累積財富以獲取地上成就，讓自己受上帝祝福，使救恩有多一點的確定。相反，當代香港大部分信徒十分確定自己將會得救，不過，與韋伯分析的基督教相同的，是香港社會的信仰個人化傾向，對個人靈魂能否得救的重視，積極地傳狹義的福音，領人歸主，並在大風大浪中自求多福，甚或向上流社會招手以求教會在逆境擴充，遺忘了上帝救贖的普世面向。
舊約財富分配的啟示
在《聖經》舊約古以色列的社會中，就有「禧年」的理想社會構想（《利未記》第 25 章，《申命記》第
14 章），解決資源過分集中於某一群人，造成特權階級和貧窮人缺乏基本生存權利的問題。每逢禧年，即每四十九周年之後，為奴者可以得自由和釋放，欠債的得到豁免，賣出的產業可以贖回，土地停耕休養生息，其間自然而生的果實和農作物任何人都可以享用。在古代社會，人們可能因天災人禍而要變賣土地甚至為奴，以換取金錢渡過難關，禧年的設立正好讓他們在終其天年之內，有重獲新生的機會，整體社會的財產分配，結構性地阻截財富無限積聚，既拉近貧富差距，也讓貧窮不會世代延續。
不少現代社會的政府也建立了健全的財富再分配制度，以縮減貧富懸殊和平衡市場分配中的不平等。近年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例如幾年前取消遺產稅，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與富跨代延續下去；又實行高地價政策，不論自住還是營商，土地是市民最高的開支之一，人們為土地（租金或供樓）勞碌，甚至面對金融海嘯老闆乘機裁員、工作環境日益惡劣的情况下，也只能啞忍。香港經濟起飛至今也快五十年了，如果來一個禧年，人人皆有自己的物業，基本生存所需得以解決，就不會被資本家剝削和奴役，甚至要跨代供樓，青少年一出生便要為上一代的居住權賣身。
窮人為本的福音
耶穌作為基督教的靈魂人物（教內稱之為神的兒子），是窮人運動的推動者。他一出道就宣告福音是為解放貧苦大眾和受壓逼者而設的，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第
4 章 18 至 19 節）。耶穌叫少年財主變賣家財分給窮人然後跟隨他（《馬太福音》第
19 章 16 至
24 節），又說貧窮的人有福，因為上帝的國是他們的（《路加福音》第
6 章 20 節）。耶穌出身低下階層，傳道時亦常與社會最底層的大眾在一起，並且挑戰當時宗教及政治領袖對信仰的理解，最經典的例子是耶穌衝擊聖殿，他不滿宗教領袖「教商勾結」， 將聖殿變成賊窩（《馬可福音》第
11 章 15 至 19 節）。然而耶穌被膏的時候，似乎不認同門徒賙濟窮人的建議（《馬太福音》第
26 章 6 至
13 節），耶穌回答「窮人常與你們同在，但你們不常有我」，其實是呼應舊約（《申命記》第 15 章
11 節） 「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意思就是賙濟的方法不能從根源上鏟除貧窮。
賙濟的方法並不可取，原因是救濟和慈惠這類模式，並沒有從根源上解決貧富懸殊的結構性問題。香港政府在政策上一方面優惠資本家和投資者，另一方面又缺乏保障勞工和消費者的相關法例，如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和反壟斷/公平競爭法等，小市民、消費者和勞工議價能力相對薄弱。政府並不積極扮演資源再分配的角色，對民間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和失業緩助金充耳不聞，安全網就只有被污名化了的綜援。從前遍地機會的香港不再，社會流動漸漸緩慢起來，資本集中於最富有的人手上，窮人再努力工作也不夠餬口。如果不能改變現時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構，再多的救濟只能暫緩燃眉之急，甚至成為資本家建立形象的手段，而沒有實質幫助窮人脫貧的效果。這樣看來，如果基督再來到香港的話，形象應該與「長毛」相像，而不是那些慈善家。
普世救贖 Vs. 個人化的信仰
德國神學家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指出，基督教的救贖不只是個人靈魂的得救，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形態的救贖。近代基督教神學將信仰私人化是一大失誤，將宗教看成非政治更是不可能，因為「非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的立場，讓信徒以為宗教無關政治，不去過問現存政權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義的問題，實在是「對上帝的拯救事業一種直接的放棄」。另一名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亦指出，耶穌之死本身就是一政治事件，耶穌被羅馬官處死、跟隨者殉道等，十字架這刑具本身就提醒受壓逼和為奴者的受難意識，而這樣的意識絕對與現世政權有關，激發人們參與政治解放的行動。十字架就成了批判現世政權的危險回憶（dangerous
memory）。
對比起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結語中引用一位德國神學家的話，試圖為他那份不理人民死活的預算案增加認受性，實在是對德國神學界一個極大的侮辱。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侵略其他國家、國內設集中營及屠殺猶太人，造成神學界中極大的震撼，信徒和神學家們無法不正視這樣的現實。教會在希特勒政權下默不作聲，就等如默許暴力和屠殺。又由於歐洲的殖民擴張及種種不平等的經濟及政治條約，剝削欺壓第三世界人民，讓默茨提出歐洲神學必須是「一種在政治上敏感的悔改神學」。特區政府若真的重視「一個道德社會的最終考驗，端視我們給予下一代一個怎樣的社會」的主張，就請為下一代營造公平、適合生存和有未來有盼望的環境。資本不要再被操控在一小撮人手上，下一代也不需要再為土地和基本生活保障而愁苦和受控制，青年人也不用在金融海嘯的時候遭受月薪四千元的待遇，更毋須活在無盼望無出路的社會，靠賭、毒麻醉自己，然後還要被懲罰。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這些問題早在大公教會的議事日程。為了回應經濟制度上種種的不平等，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
1978 年舉行名為「政治經濟、倫理與神學：當代的挑戰」會議，並成立經濟事務諮詢小組研究相關課題，其後確立社會的經濟制度，應以「公義、參與、可持續」為重要原則。公義即任何經濟或科技發展均以人民的基本需要為首要理由；參與即確認窮人有權參與就業問題的決策，否則將不可能有公義的財富分配制度；可持續就是要顧及環境資源的限制，不無窮無盡地發展經濟，破壞環境後最終財富卻落入少數人手中。
《聖經》中的先知一方面強調社會資源需要公義地分配，貧苦大眾也能獲得生存的基本所需；另一方面為社會提供真實的盼望，靠的就是貼近貧窮人的社會分析、結構性地解決貧窮問題的決心，以及不畏強權和既得利益者的勇氣，並前瞻社會未來應走的路。金融海嘯對靈性生活的啟示，就是重新回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危險記憶，並走在耶穌和先知解放受壓迫者的路上，跟隨耶穌窮人運動的腳蹤，以解放被壓迫者和謀求窮人的福祉為己任；重拾禧年制度的精神，於現世尋求更公義的財富分配制度，一起參與上帝對整個人類社會拯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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