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不幸的謀殺案落幕，性工作在香港的討論近幾個月已漸漸降溫。儘管如此，對於性工作的研究還是有很多。不過，大部份都集中在「性」上，卻缺乏了對「工 作」的研究。 

性工作是怎麼樣的工作呢？女性主義者對此提出不同的面向，有認為那是男性對女性的性奴役；亦有認為那是性解放運動中，女性的性自主職業選擇；對於馬克思女 性主義者，販賣人口無疑是資本家對女性的剝削。 

本文嘗試以「性工作是工作」的論點著手，研究性工作及女性性工作者面對的暴力問題，分析其在何種脈絡下產生，最後從經濟暴力的分析中尋找問題的核心，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和平行動的可能性。 

性工作既是工作，並不必然存在暴力。那麼，針對性工作者的暴力從何而生？如果研究性工作僅從性與道德層面出發，這無疑是狹隘及過於簡化，而且只說了事情的 一半，即性工作中的「性」。商業性交易是實實在在地涉及金錢與勞動的經濟活動，而金錢既是物質，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文化、價值觀及經濟制度，連繫著每一天的 生活。

(一)可見的暴力：從性工作者連環謀殺案談起 

2008年3月，香港四名性工作者被殺。四名事主遇害時無從求救，直至她們的朋友發現聯絡不上，才報警求助。很多報導在事後指出，性工作者在面對危機時， 往往求助無門。針對性工作者的連環謀殺案並非香港獨有，環顧世界，在加拿大[1] 、英國[2] 、中國[3] 、美國[4] 都有不少案例。在香港，過去十年內有19名性工作者被殺，其中7宗的兇手至今仍逍遙法外。 

連環謀殺案的背後，行兇動機反映了對性工作者的價值觀。美國八十年代的「綠河殺手」在法庭上作供時表示：「我想我有能力殺多少就殺多少。我知道她們不會立 刻被列為失蹤人口，甚至永遠都不會。我選擇妓女，因為我認為無論我要殺死幾多個（妓女），都不會有人追捕我的。」[5]  由此可見，工作環境上的不安全並非導致性工作者被殺的「原因」，謀殺案的起因反而是來自社會文化價值對於性工作的歧視，工作環境上的不安全其實是歧視帶來 的嚴重「後果」。

這就像是一場環球的「獵巫行動」，自中世紀以來，再次重臨。這次被獵殺的女巫就像中世紀一樣的「罪孽深重」，性工作者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上被視為壞女人或行 為偏差者，被殺死了也不值得悲傷。連環謀殺案的殺手甚至像替天行道一樣，為社會除害。上述謀殺案的受害者，其實是死於這一大堆價值觀上。

社會的普遍價值，視性工作者為性罪行受害者、蕩婦、罪犯、以致帶菌者。正如Betty Reardon[6] 的文章指出，數以千計的婦女被奴役或強迫成為妓女，她們成了性罪行的受害者，因此女性主義者提出保護婦孺的需要。社會上也視自願從事性工作的女子為貪慕虛 榮的蕩婦，甘願為錢出賣身體，所以必須帶她們脫離淫業，以免繼續沉淪下去。因此，在中國的法律下，性工作者需要接受思想改造。對於一些香港區議員或業主立 案法團，性工作者也是罪行的共犯，性工作者帶來治安不穩，因此必須以「掃黃」的形式取締之。站在公共健康的立場上，性工作者被認為是性行為活躍份子，也是 愛滋病及性接觸傳染疾病的重點宣傳群體之一，有些國家（如新加坡）的愛滋病政策視性工作者為帶菌的高危份子，需要定期強制驗身。

本文想提出一點，香港的女性性工作者可能是性罪行受害者、蕩婦、罪犯、及帶菌者；她們也可能同時是單親媽媽、家庭照顧者、持單程證來港女性、新移民等，她 們擁有低學歷，也有可能持有大學學位；她們有穩定的性伴侶，也有可能是單身；她們堅持使用安全套，有時卻敵不過數百元的誘惑；她們由於沒有可被政府認可的 職業，既不能在銀行申請貸款，也不需要支付強積金，對於老年生活毫無保障，也沒有具體計劃。

(二)    性工作者面對的問題：個人的和結構性的暴力

Johan Galtung[7] 指出，不僅是威脅性命的直接（或個人）暴力是值得研究的，對於沒有顯示受暴者的制度上的非直接暴力，同樣是帶來不公平的因素。暴力的伸延閱讀，也帶來和平 研究的延伸。因此，我嘗試將早前提出，有關性工作者面對的各式問題，歸納為個人的和結構性的暴力。從《建立一個亞洲區流徙性工作者的有效支援網絡》[8] 報告中，總結亞洲區大部份性工作者遇到的問題如下：
 
個人面對的暴力

1. 警方執法：遇到暴力時被執法者漠視及歧視、工作時被警員騷擾、警察濫權、被警方放蛇、大舉掃黃後無法工作。

2. 工作情況：性工作者需要長時間工作、只能賺取低收入、即使病倒仍要工作、客人拒絕戴安全套而性工作者的議價能力很低、面對來自客人或警方的性暴力、黑社會 的壓迫。

3. 個人問題：由於負債及貧窮而從事性工作、服食毒品的習慣、沒有機會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結構性的暴力

1. 媒體的呈現：針對性工作的偷窺式報導、報導性罪行時揭露性工作者的私隱。

2. 入境法：外藉勞工被遣返回國、必須面對法庭審訊。

3. 虛偽的法律：法律本身解決不了性工作者遇到的問題，也不能保障人身安全，反而將性工作問題化。

4. 經濟困難：女性就業零散化、在職貧窮、就業市場年齡歧視、全球貧窮女性化。

5. 污名化：不被社會接納、歧視及偏見、種族歧視、傳統的好女人價值觀引致性工作者貶低自己的價值。

正如Johan Galtung所言，個人面對的暴力與結構性的暴力關係密切，相輔相成。比如，警察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同時學習到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在執法時有機會歧視 性工作者。性工作者遇到暴力時不敢報警，因為認為警察會歧視性工作者，為此，歧視又加深了對性工作者的傷害，循環不息。對性工作者作出暴力的人 (actor)，可以是客人、警員、僱主、代理人、或犯罪集團；也可能是無形的，比如社會文化價值。

(三)    對性工作者的暴力及和平分析

根據Johan Galtung的分析，消除了個人的暴力可帶來負面的和平，而消除結構性的暴力（或社會不公義），則可帶來正面的和平（或社會公義）。透過Johan Galtung的分析模式，筆者得出了個人暴力與結構性暴力的多種解決方法。現在嘗試使用這個模式去分析性工作者的暴力／和平研究。
 
暴力來自：

1. 個人面對的暴力：負債、貧窮、不受尊重、傳媒偷窺式報導、工 作環境惡劣、收入被剝削等。

針對的對策：消除個人暴力，帶來負面和平：如以「性工作者」代替「妓女」減少語言暴力；以「平安鐘」協助性工作者面對暴力對待；法庭禁止媒體報導性工作者 的私隱。

2. 結構性的暴力：家庭價值（「好女人」價值 觀）、性文化（性不可以買賣）、法律制度（法律及政策對性工作刑事化）、市區重建（拆掉紅燈區）、新自由主義、貧 富懸殊、在職貧窮、全球「貧窮女性化」。

解決方法：消除結構性暴力，帶來正面和平，以及社會公義及經濟公義。

在一些視賣淫為社會問題的研究當中，性工作者就像第三世界婦女一般，被形容為貧窮的、無力的、弱不禁風的。當她們（像第三世界婦女一樣）得到幫助後，如提 供轉職機會、再教育、思想改造等，就能循序漸進去解決賣淫的問題。但正如Johan Galtung指出，消除個人暴力與消除結構性暴力同樣重要，上述的「發展論」假設，並不能解決性工作者面對的問題，只是為了要消除性工作者。

(四)    兩個經濟暴力的例子

如何消除暴力達致和平呢？談性工作不能不提經濟問題，以下兩個例子，有意說明經濟的不公義是研究性工作者暴力問題的主因。

1. 婦女勞工遷徙問題
在國際間，特別是歐美國家討論性工作，必然提及「販賣人口」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後，顯然是一個全球化經濟問題。大部份流徙的性工作者來自鄰近較貧窮的國 家，這類工作者大部份都是非法身份的，有些經由人口販賣運送入境。當中也有合法簽證的工作者，當然這類簽證僅讓她們從事娛樂事業一類的工作，藉此來從事性 工作還是不合法的。她們的主要工作目的是賺錢，面對的問題包括清還偷運他們入境的中介費、文化衝擊、面對色情事業的法律問題、由於非法身份而更易受到虐待 及剝削、缺乏健康援助或法律援助。

流徙的性工作者的現象，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大量單身女性為了尋求生存空間，及接濟家人而前往外地打工，因為本地的經濟並未能為她們帶來較佳的工作機會。女性 較男性更常面對低薪的問題，因而被聯合國定義為「貧窮女性化」問題，現在卻轉變為「遷徙女性化」問題。

除了非法入境者外，部份流徙的性工作者為新移民。不同國家的新移民政策或多或少限制其工作的自由，加上對於發展中地區或第三世界婦女的想像及歧視，新移民 被視為落後愚昧的一群，她們是受壓迫者，也成了廉價的性對象。

正如香港的女性新移民，來到香港必須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語言障礙、針對於內地來港婦女的偏見及歧視，這些問題引致她們很難尋找合理薪資的工作，產生在職 貧窮，女性賺取的收入不足以應付生活支出。於是，從事性工作成為新移民或短期逗留的內地婦女的一種工作選擇，因為性工作確能賺取較高的收入。不過沒有居留 權人士根本不能在港打工，因此非法居留的性工作者被捕後將被遣返，不過由於經濟理由，她們亦會在短期內重返香港工作。

針對「販賣人口」問題，女性主義者提出保護婦孺政策，以免女性被人口販子販賣出國受到性剝削。不過所謂「販賣人口」，其實是一個經濟問題，或可視為流徙的 性工作者問題，因此，女性移民勞動者的工作權實在應該被正視。

2. 市區重建
以油尖旺區為例，旺角朗豪坊發展項目是一個合適的例子，說明政府如何藉著市區重建、淨化城市，從而影響性工作者的生計。砵蘭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紅燈區，從 前是麻雀館、性工作者與按摩院林立的地區。朗豪坊花了十五年時間興建，帶旺附近的租金，令上述的行業增加經濟壓力，警方努力整頓掃蕩下，性工作者漸漸被趕 出朗豪坊商圈。

類似因應經濟效益及淨化城市而推動的重建項目，還包括俗稱為「沙圈」的豉油街臨時熟食市場，現已被市區重建局列入重建範圍，經已拆卸。從前這裡是街頭性工 作者的工作熱點，現在有機會重建為朗豪坊第二期。此外，早已被改建的油麻地戲院，從前是基層市民的色情電影院，現在已改建為粵劇戲曲中心。

市區重建項目以經濟利益為前題，卻藉此進一步淨化城市空間，並重新再規範城市秩序。原來的社區，居民與環境其實是環環緊扣的，特別是這一類歷史形成的
紅燈區，對於基層市民，絕對有其存在價值。究竟香港為何需要那麼多超級商場呢？如果香港一個一個的小社區被超級發展商收購，並發展成頂級商廈，租金升了， 原來的小區居民只好搬遷至更遠的社區，但原有的色情事業恐怕由於歧視及偏見，未必能在其他社區容得下，這等於變相消滅了基層色情事業，這也是第二個例子， 說明性工作者、以致基層市民遇到的經濟暴力。

(五)    她的聲音：女性性工作者短訪

為了更實際了解性工作者遇到的核心問題，本文訪問了一位現職一樓一的女性性工作者。她是一個已領取香港身分證的新移民、單親媽媽，獨力照顧三名未成年子 女。訪問中，她提及到為何入行、對於性工作的看法及經濟問題等。重點節錄如下：

1. 你為何入行?
「很多訪問我的人，都會提出這些類似的問題，比如小時候有沒有遭受到性虐待，我現在如何看待性，和男朋友做愛與跟客人做愛有何不同等。卻沒人問過我以下的 問題：家裡的經濟遇到困難嗎、讀書時父母有沒有給我零用錢、我在中學時曾否打暑期工、我有沒有學習過理財，金錢是一種地位象徵或只是為了生活等。其實房 租、食物、看病、女兒上學、補習等生活必需品，全都需要錢。入行原因有千百種，但最常見的是失業或是想增加收入。 入行前我曾經當過洗碗和在美容院打工，可是月入只有四千元，根本不夠用。」

2. 你看待從事一樓一是一種工作嗎?

「從事『一樓一』的人，有些人會像個體戶的心態一樣，細心佈置室內設備，以期賺取最多的金錢。同樣是職業女性，可是由於我是「以性工作賺取生活」，因此我 與其他女性是不同的。」

3. 你覺得性工作者在社會上被歧視嗎?

「很多人都受到社會偏見影響，他們覺得從事性工作的人，大約都是這幾種刻板印象：生活遇到絕境、曾被性虐待、缺乏道德觀、在街上勾引男人、貪錢而且好食懶 做，這些都是歧視吧。其實我們並非出賣身體，我是出賣勞力服務客人的。」

訪問小結：
她的故事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解讀，可以視她為貧窮及男性性商品的犧牲品，如果社會上有人能介紹一份「正當」職業給她，或許能夠拯救她的脫離性行業。亦可以視 她為被社會歧視的破碎心靈，需要社會服務機構的照顧以提升其自尊。另外政府的公共醫療機構亦需要主動關心她，尤其是她有沒有使用安全套，及向她提供免費的 性病檢查；志願團體也需要主動提供安全性行為的知識給她，因為她可能並不了解。 她可能真的屬於「弱勢社群」，而且對於公共醫療體系，她可能是性病的高危群體。不過，如果透過經濟、中年女性就業、性別歧視等角度，我們卻可以看到令一種 面向。當她被問及「為何不繼續從事清潔的工作時」，她的答案是，「你應該問我為何不去尖沙咀、灣仔（從事性工作）。」那當然了，清潔工作是工時長、工資 短；從事一樓一的時間由她掌握控制，賺回來的錢足夠養活一家四口。

她熟知不同地區的收入，然後考慮在那裡開工，裝修方面投資多少等。這種對於工作的自願性，已經不可能以性罪行受害者、蕩婦、罪犯、及帶菌者等角色來分析 她。

的確，性工作者入行的理由，在香港應該主要是基於經濟原因：可能是「財務危機」主要是貧窮、失業、家庭困難、生意失敗、負債等引致緊急的經濟需要，又或者 是「財務動機」期望現有的生活得到改善。來自內地的性工作者，又或是來自東南亞的性工作者，顯然是因為當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差異，而需要跨境來港賺更多的 錢。全球化經濟造成貧富懸殊，本土經濟受到剝削又同時與世界經濟兩極化息息相關。
 
如果性工作被視為工作，要了解為何性工作者選擇從事性工作，除了可分析其性觀念外，更應了解其金錢觀念。既然經濟問題是入行的必然理由，金錢觀念其實比性 觀念更影響性工作者的決定。

(六)    是工作、是剝削、也是社會制度

透過訪問及問題分析，筆者了解到香港的性工作者的選擇，往往是基於經濟暴力，這分析是建基於對香港的文化脈絡的分析。香港的法律體系限制了性工作者只能有 條件地合法經營。由於香港的自由主義經濟令來自基層、貧窮、單親及新移民的女性缺乏選擇，因此只能選擇性工作，即使她們入行時視性工作為短期賺錢的職業， 最後她們仍必須從事一段時間，難以離開，因為其他工作會引致在職貧窮，收入根本不足以生活。

對於經濟不發達的貧窮國家，婦女在公眾環境幾乎毫無地位，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以外，她們的勞動力侷限於非正式的經濟環境裡。如果把性工作定義為以性換取物質 或經濟利益，那麼婚姻雖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卻隱含此定義；不論是婚姻或從事性工作，女性實際都是受到性剝削。如果國家出現戰爭，軍方對女性的性剝削更直 接製造了人口販賣市場，女性往往會如同商品般被賣掉。

在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吸引了大量的農村人口，原本在農村中，女性是正式的勞動人口，可是遷往城市後，農村女性卻被棄於城市邊緣。只能選擇婚姻或性工作這 種性剝削，成為可交易的商品。

(七)    和平行動

既然根據不同的社會脈絡，性工作可能被視為工作，或性剝削，不同地區就應有不同的和平行動。在香港，視性工作為工作仍是可行的，連繫日常生活的和平行動， 可如何落實在香港內？筆者的建議如下：

1. 尊重性工作為工作，將這個概念推廣及進行公眾教育；

2. 減少語言暴力，比如以「性工作者」稱呼是一個好例子，對於客人，可以使用「性消費者」為稱呼，從文化上消除偏見；

3. 進行「好客之道」的教育，因為客人亦為性工作者帶來歧視及暴力，所以應教育他們如何做一個好的客人；

4. 提倡法律改革，如修改現時對性工作不公平的法律，長遠把性工作非刑事化，視性工作為一般商業活動等。

參考資料：

〈皮克頓重審否周五知〉，《星島日報》，2010年7月28日，http://news.singtao.ca/vancouver/2010-07-28/province1280313118d2633086.html

〈因為歧視，所以暴力。國際終止暴力對待性工作者日，讓我們一同反思〉，《青鳥》，2007年12月17日，http://www.afro.org.hk/pdf/articles/20071217.pdf。

 〈英格蘭驚現妓女殺手〉，《BBC英倫網》，2006年12月12日，http://www.bbc.co.uk/china/lifeintheuk/story/2006/12/printable/061212_prostituteskilled.shtml

 〈殺害11坐台女食用屍體器官 兄弟食人魔被判死刑〉，《中國法院網》，2005年9月2日，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76183

紫藤，《建立一個亞洲區流徙性工作者的有效支援網絡》，香港：紫藤，2001。

Galtug, Johan (1969) ,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in Matthew Evangelista ed (2005), Peace Studie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1-52.

Reardon, Betty “Feminist Concepts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Paul Smoker, Ruth Davies and Barbara Munske (eds.), A Reader in Peace Studie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0.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