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暴力」滲透在生活各個層面，國家、性別、族群、階 級、意識型態、個人的互相關係及與自身的關係中均存在不同型態和程度的暴力。本文選擇了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所引起的社會爭議及發展，作為具體事例，以分析其 中所涉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中互相扣連的「暴力」是如何展現的；並同時分析這些「暴力」之所以出現，以至被整體社會所容許，甚至擴大的原因。要如 何解決「暴力」問題？在中學推行和平教育的可能性又如何？本文嘗試透過討論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這事例，討論上述的問題，並提出具體的教學建議。

2 內地孕婦事件發展中的暴力
香港與內地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關係密切，兩地婚姻普及， 加上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政策，內地孕婦來港生育情況日益增加。但這個現象在政府及傳媒的描述下，成為了對香港孕婦和納稅人的威脅。在2003年，人口 政策專責小組[1]將港人內地配偶納入非符合本地資格人士，住院費由$100飈升至$3,300；在2005年5月17日，醫管局向港人內地配偶推出 $20,000的三日兩 夜分娩套餐；而自2007年2月1日開始，醫管局將分娩費增至$39,000 (包括一次產前檢查、分娩服務及三日兩夜普通科病住院)。預約後不能退回款項。若未經預約，而直接要求在公立醫院分娩者，則須繳交$48,000。在此事 件發展中，暴力如何展現？

「暴力」是一個日常用語，絕大部人都會說「社會中不應 存在暴力」。然而，主流對「暴力」的理解往往流於狹隘，如把「暴力」只等同於殺戮、戰爭；又或是利用語言指罵他人等等。但Galtung遠在1969年， 已經把「暴力」分為以下各六個層次/類型(參見下圖)，並對「暴力」作出界定：「暴力是引起人應能/本來能夠達到的生活狀況與真實的生活狀況產生距離的因 素」(Galtung，1969，頁23) 他指出肺癆在十八世紀是不治之症，死於肺癆在當時不算是個「暴力」的現象，但若在今天醫學發展迅速的社會，仍有人因肺癆而喪命，則印證了「暴力」的存在。

2.1 內地孕婦和香港孕婦的關係被切割
當我們界定「暴力是引起人應能/原本能夠達到的生活狀況與真實的生活狀況產生距離的因素」(Galtung，1969，頁23)，我們可以把此定義應用於 對內地孕婦來港生子的事件中的暴力。以下略舉事件中蘊含暴力的兩個例子：
(1)    內地孕婦本來(於2003年2月前)可享用香港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服務，但現在則必須付三日兩夜套餐式的收費$39,000；

(2)    內地人與香港人婚姻及生育數字上升，和香港經濟發展模式的關係密不可分，香港人享受了此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理應承擔隨之而來對內地孕婦的醫療需求，但現 在內地孕婦來港生子，反被主流論述為「搶奪了本地孕婦的利益」。

當然，以上的例子，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因為何謂「原 本能夠達到的¬¬」生活水平，並非客觀存在的事物，反而多是由主流論述所主導。以最多學校訂閱的《明報》為例，在其「通識網」中，《明報》把有關「內地孕 婦」的報導編列成專題[2]。若閱讀其中報導標題，不難發現，和「內地孕婦」扣連在一起的是「偷渡」、「走數」、「拖數」、「獄中產子」、「逾期」、「床位緊絀」、「預約爆滿」、 「擾學制」、「湧港」、「負荷」、「拖欠醫療費」、「極速產子」、「難防愛滋」、「產房告急」，在這些報導也同時把「內地孕婦」描述成威脅「香港孕婦」的 利益。
以下是《明報》由2006年11月初至2007年5月的有關「內地孕婦」的報導標題。

由此可見， 「內地孕婦」被標籤化為他者，使之與「香港孕婦」成了對立的關係。但其實「內地孕婦」和「本地孕婦」都是一個意思不清的名詞，當中只強調了兩者有居港權或 没有居港權的差異，而淡化了大家的「同」，如權利方面，兩者同樣有安全地生育的權利、能盡父母的責任-為子女謀求較好成長環境的權利；在暴力方面，大家都 可能要面對因為醫療系統支援不足(結構的暴力)、經濟原因(結構的暴力)、文化上的不認同(論述/文化上的暴力)、環境如空氣、食水受污染(對身體的暴 力)，而使本來的「可以」和「應該」達到的水平，在現實中出現了距離。
以下表格嘗試整理不同身份人仕的性質組合，以及她們在懷孕時，可能面對的暴力：

2.2 內地孕婦和家庭的關係被切割
面對醫療服務的變化，內地孕婦的香港－大陸生活在文學家的筆下呈現出以下的情境：

「香港的大陸婦女……活在一種因制度而生的獨特時間格 式中，比候鳥更見頻繁地在路上往往返返，把照顧家小的日常擔子切得零零碎碎。每三個月出走的日子，慧芳過了四年……容不下雙人床只好換沙發床，幾年睡下 來，慧芳腰骨上的舊患就又犯上……做訪問的過程，時而能感受到她對健康滿是隱憂，因為病不僅止是病，還意味著雙程證人士所必須支付的昂貴醫藥費……」(梁 以文，2008)

若政府和媒體的論述表現的暴力，是把內地和香港孕婦之 間本可和諧共存的關係破壞的話，以上的描述則呈現出制度中的暴力－割斷這些女性與其家庭的關係。若「家庭」的價值本應先於社會和國家，而「家庭應為人類社 會自然的基本細胞，因此，應盡力採取各項有關經濟、社會、教育、倫理方面的措施，使家庭能獲得穩固的基礎，並能完成它固有的使命，養育並教育子女的權利首 先當歸於他們的父母。」(《和平於世》通諭16-17，轉載自：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從1997至2007回歸十年看人權》)，準來港的內地婦女很 可能正承受著把價值顛倒(家庭－社會/國家)的制度中的暴力。

2.3 內地孕婦與自己的身體/腹中孩子的關係被割斷
一位社工覆述了另一個內地孕婦的經歷：

「2007年4月初……與我認識了一年的準來港婦女告訴我，意外懷孕令她立即受影響，雖然先生和奶奶也很想她生下生命，但婦女感到自己因懷孕而令家庭將陷 入經濟困難，在家庭半知的情況下，自己返內地打掉了胎兒。」(曾淑玲 2008)

醫療服務政策制定的時候，目的並非要任何孕婦放棄體內孩子的生命。但政策的變化，把本來受到其家庭歡迎、愛護和成長的孩子，被拿掉了。孕婦受到制度結構上 的暴力，而使無論在心理上的及身體上都受到傷害。

3 在新高中學通識科推行和平教育的空間

3.1 和平教育的內涵
Brock-Utne(1994)把和平教育分為兩 類：和平議題教育(education about peace)及和平實踐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前者著重於認知層面，主要探討與和平相關的議題，如人權、發展、國防等；而後者著重於行動，包括所有能幫助達成和平解決衝突、消除暴力的學 習實踐的學習情境設計，如實習、工作坊等(葉德蘭，2005)。後者更為和平教育學者所重視：不只要教育百姓「什麼是和平」，更要知道「如何達成和平」 (Brock-Utne，1996，轉載自施正鋒，2003)，甚至提出「教育本身就是和平教育」，即透過「教育」來實踐「和平」(Fisk，1998)。

3.2 從一個被虐婦女的案例看和平教育之可能
和平教育的困難在於，許多「暴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 份，早已被習以為常。Carol J. Adams(1996)就提出了對某些暴力行為被文化認許(culturally accepted)後，造成了「默許」及「視而不見」得對暴力的認識論問題，例如當我們對某些虐待動物形式，如食肉、捕獵、動物實驗等已習以為常時，其中 的「暴力」已不能被看見，或視而不見。

她敍述一個女人被丈夫虐待的經驗，如何改變了她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她在受虐的關係中突然發現：丈夫聲稱愛她的同時，嘗試殺死她；就如同她聲稱愛動物的同 時，吃掉牠們一樣。這個發現使她離開丈夫後，成為一個素食者。
這個經驗說明了在一個把動物視為工具的價值等級中，人 們對動物的生命被剝奪和壓迫的「暴力」視而不見。而透過展開了「關係認識論」(relational epistemology)－通過與他者(我－你 及 我－它)的互動及關係，這個女人重新建立對外界事物的認識，而衝擊其慣性的價值等級，讓本來視而不見的事物，重新被看見，繼而改變其生活。

而在十年前，教育學者Sasha Sidorkin (2000)已把女性主義者如Nel Noddings, JaneR.Martin, Carol Gilligan等人的「關係認識論」應用於教育學。Sidorkin提出師生關係對教學成效的重要性，他認為「關係」不是個人單方面可以描述的，而是由 雙方或所有相關者去「描述」，而個人只能「描述」(describe)他們的「描述」(description)。所以「對話」就變得極為重要，因為只有 在「對話」中，各方才能澄清各自對「關係」的描述，並且同時透過「對話」共/重構彼此的關係。所以當各所教育學院培訓準教師「課室管理」的技巧，同時又推 廣「師生關係」的建立有助教學時，還需弄清楚一個問題，就是在課堂情境中的「師生關係」，以及「課堂情境」本身是由誰界定？又是如何被界定的？學生人數作 為佔全校人數九成以上時，學生有界定自己在學習過程，以及與教師關係的位置嗎？

若拓展「關係認識論」，能使早已被視而不見的「暴力」重新被發現，並喚起轉化暴力的力量。下文將探討在中學教育能否引進這個理念，使之成為推行「和平教 育」的工具。

3.3通識科的課程及教學法，對推行和平教育的有利因素

3.3.1「情境化教學」的課程及教學法
根據美國教育部職業和成人教育辦公室及國家學校工作辦 公室所資助的一個全國性的研究項目的定義，情境化教學是「一個關於教和學的概念，可以幫助教師將學科內容跟真實世界的情境結合，並促使學生在知識、知識的 應用以及他們作為家庭成員、公民及工作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聯系。」(Berns & Erickson，2001)

「情境化教學」結合了當代許多教學策略，諸如：「議題為本」、「問題解決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自我導向的學習」、「協作學習」、「促進性的評估」等等。這種教學方法有以下幾個特徵：
–    學習的內容能跟學習者的經驗聯繫起來。
–    促使學生積極學習
–    以學生為中心，能使學生有機會自主學習
–    鼓勵學生從個人經驗和集體經驗中建構個人化的意義。
–    在真實情境中評價學習結果，並允許從個人的經驗和角度去解釋意義
–    推崇獨立及批判思考
–    主張教師和學生共同構成學習社群(意味著教師非知識的唯一擁有人/提供人，學生也可成為知識建構的一員)

這些特徵和通識科的課程指引脗合。通識科分為六個單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科學科技與環境)，有別於傳統科目，通識科没有劃定必須教授的內容，而只是提出各個單元可 以探討不同社會議題的方向。教師對課程詮釋的空間很大，若教師能讓學生亦參與這個詮釋的空間，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安排和設計就有機會發生。

3.3.2 「逆向教學設計」
在眾多教育局舉辦的教師培訓中，「逆向教學設計」的方法是其中一種向通識教育科教師提倡的方法。

這種設計程序，要求教師及學生在進行教和學以前，先確定教師想學生學習些什麼；而學生亦應被給予空間去思考，自己希望學習些什麼。在確定預期學習結果的過 程中，學生和教師在教學中關係，有機會對話及共構對「教」及「學」的情況的理解。

在確定預期的學習結果後，學生和教師應在課堂上透過多 種方式，以饋集教師教的情況，以及學生學的情況，以調教教學的目標和策略。這樣的教學法，可減少教學過程中的「暴力」－「知識與真理的獨佔、層層競爭的壓 力」(Fisk，2000: Freire & Shor，1987，轉載自葉德蘭(2005))。

學生和教師之間對議題、學習過程、評估方法至評估結果 等等，進行對話。教師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促進者。學生應被尊重為知識建構的一員。所以上文所提出的「關係認識論」，在通識教育科所提倡的教學法中，具 有利的發展空間。讓學生對社會議題進行重讀，而重新發現一些隱藏的暴力。

4． 以「內地孕婦事件」作為通識教育的素材

4.1「內地孕婦事件」與通識教育科探究議題關係
「內地孕婦事件」可作為「個人成長」和「今日香港」單元的議題，在通識科的課堂或專題探究內，相關的概念、知識和題目可包括：

4.2 「內地孕婦」議題教學與共通能力及學習階段的關係
在進行「內地孕婦」議題教學時，可利用以下評估表，以了解學生在和平教育的價值實踐上的階段。

教育局提出了學校須培養學生的九種共通能力，我嘗試把這些共通能力與和平教育學習成果之關係扣連，製作成以下的評估表，讓教師了解學生，亦讓學生了解自己 在和平教育的價值實踐上的階段。

4.3 教學活動舉例
要求學生訪問母親/長輩有關她們當年懷孕產子經驗。老 師可以先在課堂上提供一個內地孕婦的經驗自白（例如可引用曹疏影、鄧小樺2008），然後利用下面的架構，比較兩個經驗，分辨不同年代、不同政策、不同身 份(是否擁有港人身份)的孕婦，所承受的暴力有何不同。然後，要求學生思考自己可以作出的和平行動是什麼，分辨這些行動是負面或是正面的，並作出個人反 思，以編製計劃，思考如何隨著個人的成長，持繼續實踐和平。

5. 結論
本文（其實可以說是一份項目計劃書）試圖以內地孕婦事 件為例，分析其中所涉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等，互相扣連的「暴力」是如何展現的；同時也分析了這些「暴力」之所以出現，同時被整體社會所容許，甚至擴大 的原因；並提出要解決「暴力」問題，和在中學推行和平教育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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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y(1996) eds. Bringing Peace Home—Feminism, Violence, and N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68-87.

Bright, Brock-Utne, (1994).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bou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Value Centered Education Intended to Promote Them.” in
    Douglas Ray(Ed.), Educ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aris, Franc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pp. 22-81.

Bright, Brock-Utne, (1996) “The Challenges for Peace Educators at the End of a
    Millenn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1, No. 1, pp37-55.

Brownlee, Joanne M. and Berthelsen, Donna M. (2008) “Developing Relational Epistemology Through Relational Pedagogy: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ersonal Epistemology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Khine, Myint Swe, Eds. Knowing, Knowledge, and Beliefs: Epistemological Studies across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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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k, Larry J. (1998) “Underpinning a Peace Studies Future” in Peace Research, Vol.30, No.4, pp. 43-55.

Galtung, Johan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in Matthew Evangelista ed(2005) Peace Studie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1-52)

Sidorkin, Alexanda Sasha (2000) “Towords a Pedagogy of Relation”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Education 32, the Ohio Valle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p. 9-14.

人口政策專責小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2003年2月27日。http://www.info.gov.hk/info/population/chi/index.htm

施正鋒(2003)，〈和平研究與和平教育〉，台灣：《教育研究月刊》114期，頁132-42。

曹疏影、鄧小樺（2008）編：《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葉德蘭(2005) ，〈建構一個和平教育文化〉， 台灣：《教育研研月刊》132期, 頁110-119。

劉成(2006)，《和平學》，南京：南京出版社。

注 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