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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傅柯Governmentality的幾（自）問幾（自）答：[1]

羅冠軒

1.      甚麼是Governmentality？

Governmentality是傅柯後期研究 中的重要概念。Governmentality是治理機構（Governing Authorities可以是，但不一定是政府）如何將被治理者塑造成「良好公民」的手段，以及在行使這些手段時所需動員的一切機構、知識、意識形 態的整合。Governmentality作為一種權力體系時，我會稱之為治理體，而當 討論側重於這治理體內的運作時，則稱治理術。[2]

2.      甚麼是治理Govern？[3]

無論是治理體或 是治理術，「治理」必是其根。

治理作為一個動 詞，必然牽涉治理者和被治理的雙方。同時，要「治理」些甚麼，則表示這些甚麼正處於一種有待「改善」的狀態之中。反過來說，這狀態則是進行治理這動作前的 先決條件。「改善」中的「善」就是治理機構為整個治理體所想像的目標：可以是GDP捷捷上升、可以 是全民就業、也可以是破除迷信等等。

如果沒有這些目 標，治理機構便不能執行治理這個動作，而被治理者也無從被治理。換言之，治理機構也沒有了存在的原因，整個以治理體為權力模式的體系也不能運作。

治理一個人即治 理他的行為。由於人的行為會按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的理解而改變，因此治理機構所治理的，其實是這些人及他們與事和物所構成的複合體 (傅柯，1978)。治理這動作的主 要內容是要向被治理者提出：「我們要按照怎樣的操守，怎樣去理解世界，才能達致目標。」而怎樣去說服被治理者去按該操守行事則成了治理機構的重任。這就是 傅柯所謂的The Conduct of Conduct (Foucault，1991， 頁48)。

3.      如何達成治理目 標？有關治理裝置Governmental Apparatus/Dispositif

當治理體的首要 目的是維持本身的運作時，達成治理目標與否則淪為次要的考慮；只要整個治理體系的每個部份都認同該治理目標，認為是有些甚麼要治理時，治理體便有其生存理 由，而治理者則能繼續進行治理（度身訂造適合的行為準則）。

接下來要問的是 治理體中的治理目標及其衍生的行為準則是如何被建立的。這關係到治理裝置這概念（Apparatus/Fr. Dispositif）。

任何一項裝置的 設計均是有行為指向及是有價值判斷的。如只有向上的扶手電梯，其行為指向則是向下的人要走樓梯；其價值判斷則是向上行的人比向下行的人更有理由使用電梯。

在一個治理體 中，透過設置大量內化了治理目標的治理裝置，並建立這些裝置之間的關係網，被治理者和治理機構將按相同的價值、論述、程序、知識和秩序等等在治理體之中行 事。而這些治理裝置和這裝置關係網則組成了Governmentality中治理術[4]的那個面向。

談及Apparatus時，我們自然會聯想到馬克思理論中有關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討論。而傅柯的師父阿圖 色(Louis Althusser) 則說馬克思理論意義中的國家機器是強制性國家機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而阿圖色則外加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一項[5]。由於阿圖色所指的是另一套有關Apparatus的概念，在此，我希望指出傅柯提出的治理裝置 和阿圖色所談及的兩種國家機器的不同之處。

阿圖色所採取的，是一種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用 法：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做的，是改造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使他們發自內心地為統治階級服務，從而鞏固階級結構。而在傅柯的治理體/術框架中，治理裝置不只停留在阿圖色所指的層 面：治理裝置是透過在被治理者身上建構出符合治理理性的主體，而使被治理者的行為（conduct）合符治理機構所編制的規範。只要被治理的人 行為良好，治理就是成功，治理體就能繼續運作，在這狀態下，人的行為能否完成治理目標的則是次要考慮。

如傅柯所說：「治理有它自己的終極目的（finality）。」(傅柯，1978)

4.      有比較容易明白的講法嗎？有關傅柯在談Governmentality時所提及的船的意象

「治理一艘船意味著什麽？很清楚，它意味著 你不光要對這些船員負責，你還要對船舶及貨物負責；照料一艘船還意味著你要認真考慮風暴和礁石；照料一艘船就是這樣的活動，這種活動要在需要照料的船員和 需要照料的船舶之間，要在需要安全 運抵港口的貨物和所有這些不測（風暴、礁石 等等）之間，建立起一種關係；這就是治理一艘船的特點。」(傅柯，1978)

從傅柯這船（治理體）的意象上看，船長（治理 機構）並不是船員（被治理者）的僕人；船員也不是船長的奴隸。船長須指出航線及目的地（治理目標），並讓被船員相信該航線是值得/不得不努力/可能達到的。船長會運用一切設備如地圖、測風 儀、他的經驗和知識（治理裝置）等，去說服（治理）船員按他所擬定的路線和方法啟動船隻，向目的地進發。只要雙方都能繼續保持這種模式，船隻內的人，那管 最後能否到達目的，也能繼續以這種權力關係繼續航行，而「繼續航行」則是船最基本目標。

5.      傅柯對Governmentality的定義：

傅柯所說的Governmentality最少有三層意義：

a.      它是整套和這權力模式有關的機構、程序、分析 和反思構成的網絡；也包括「為生產和維持這種特殊而又複雜的統治權力的而生」的計算和手法。而這種權力模式一、有其特定的目標人群，二、以政治和經濟作為 其主要知識工具，及三、以一系列安全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 作其維持權力的技術。

b.      在西方權力變遷史中，以「政府/治理權力」(Government)這種權力取代其他如君權等權力的這種傾向，及 因這種權力模式的轉變所派生而出，一系列的治理裝置（governmental apparatus/ Fr. dispositif）及一整套與之有關的知識（knowledges /Fr. Saviors）

c.       國家從封建到政府化的過程及結果。 (Foucault，2003，作者譯)[6]

前面的幾問幾答，基本上是a項和b項的一些註解。但我們並未提及b項和c項中的歷史面向。即Government和Governmentality是如何在幾百年間成為現時的世界主流統治模 式。作者因能力和篇幅所限，未就此作詳細討論，但仍希望透過翻譯和引述傅柯原文，讓讀者參考傅柯所指的Governmentality。

6.      以Governmentality分析本港融合教育

教育局為推行融合教育，為學校設計了形形式式 不同類別的指引和賞罰機制[7]，希望學校會按教育局的方式行事，從而締造融合社會。融合教育對學校來說，是希望一所學校能變成「共融校園」以「提高學校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能 力， 使所有學生都能接受優質教育。」 （教育局，2008）

作者曾經在香港一小學中任教「課後南亞裔學童 融和支援班」，少數族裔學童因種族、語言、文化上的不同，因而也被納入這個共融教育的目標下，成為要「治理」的對象。

班上學生為小一至小二的巴基斯坦裔兒童，他們 因不同的原因來到香港，而他們來港的時間也各有不同，也因如此，他們的中文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當中有人能講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也有人只能說幾個單字， 但是他們全部的讀寫能力均遠遜於其他同學。但由於除英文課外（他們的英文也不比其他學生好，因家中各人主要以烏都語溝通），所有課堂都是以中文授課，因 此，無論在功課和考試上，他們的成績根本無法和其他同學相比。有同學因此多次留班，十歲仍在讀小二，也有人選擇離開學校，到伊斯蘭學校學習。

學校從教育局申請資助，舉辦「課後南亞裔學童 融和支援班」。行政上，學校大部份的課外活動課程，由音樂班到功課輔導班，甚至這個「支援班」的所有行政，由招聘教師到課程和教材設計都是外判予一家教育 管理機構一手包辦。而我也是受聘於這機構的。

說來慚愧，其實我只有替初中生補習的教學經 驗，這是我第一次到學校任教。程序上，於面試當日我是要和學校主任面談的，但儘管自知有所不足，我仍毫無懼色，因為機構負責人已告訴我在這個主任面前，只 要怎樣怎樣做，就沒有問題的了，當然，最後我也成功獲取聘書。

校方在申請資助時，是以「讓學生學習中國文化 特色，了解香港生活文化」為目標的（最少在我的聘書上如此寫道）。但上課時，機構負責人卻要求導師在課堂上教同學做中文功課，並說這是校方的要求。由於初 時我對這班小朋友一無所知，自以為校方該比我清楚學生所需，便欣然領命。

上文提及學生根本無基本讀寫能力，這是我在上 課幾天後才了解到的。在這情況下，學校依然要求老師以幫助他們完成功課為首要目的。他們又怎能做重組句子？怎能理解「個位數」和「十位數」？我開始懷疑校 方，由其是負責主任對他們有多了解。和機構反映情況後，他們後來也準備了一些部首教材，雖然程度頗難，但總聊勝於無。與此同時，不知機構有否和校方反映我 的意見，機構說學校依然堅持課堂中要有大半時間去做功課。

直到一天，教育局派員視察，那天該是學生最高 興的一天。當我踏入校門時，機構負責同事把一大把「珍寶珠」塞到我手上，用以獎勵乖的同學。然而，當我踏入班房之際，卻發現每個小朋友手上都有好幾枚珍寶 珠、糖果、朱古力等等。他們說，老師們在早上上課時派的。

情況大概如此。我們可以怎樣理解？

一旦教育局提出理想的學校應是「共融學校」 時，整個治理體就開始運作。透過訂出一系列「共融學校應是怎樣的」的標準，不同的賞罰機制應運而生。學校作為治理體的其中一個裝置，應進行「幫助南亞學 童」這個動作，於是教局就資助了以上支援班。當學校進行了這個動作時，教育局和學校在說明自己在政策上有何政績時，便有所指向：我們舉辦了「課後南亞裔學 童融和支援班」。

但是，由聘請老師到改變課程內容（以做功課為 主）到派糖，學校均無法說服我它是再為「共融教育」中的理想目標進發。反之，整個過程卻彌漫著一種「為做而做」的氣氛。再者，對外判機構來說，開班是其存 在的先決條件，無班可開則沒有這個機構，於是機構必須聽命於學校。學校一方面是被教育局治理的「被治理者」，受到其他不同的治理裝置影響和指引；另一方 面，對學生、機構和我來說，它卻是治理者；由此可見，這是一套龐大的、具層級性的、也網絡化了的治理體。因此，當治理體的運作邏輯是要有理可治時，治理目 標達到與否便可有可無。

儘管「為做而做」實為治理體的最佳形容詞， 「支援班實際內容為何物？」和「支援班是否能幫助到學童在港生活」這些問題成了裝飾，在了解治理體和治理術的運作後，我們還是有能力從中實現改變的。

從學校以「讓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特色，了解香港 生活文化」，申請到資金去辦補習班，我們就知道，由於治理者根本不在乎他提出的行為是否有效，於是，我們便可以符合治理者話語的理由，挪用資源去做應做的 事。就我經驗來說，我上課時跟同學寫揮春、畫圖畫、玩遊戲，只要我不老實報告，機構和學校是不知道的。只要在視察員來訪時，按照他們的話語行事，便能繼續 暪天過海。

第二，我們可從而得知，在治理體中，治理者最 怕的是如林輝在論五區公投時所說的「致命的認真」。（林輝，2010）只要我們認真去處理他們「為做而做」的事 時，才能揭露治理者的面具，迫使他們去處理真正的問題。

有關Governmentality的中文譯法：

在執筆行文時，最令筆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翻譯Governmentality一字。於是便先做一點詞源學(etymology)的研究，看看查明了Govern， Government，Governance， 這一串字的意思後，能不能幫助我理解Governmentality。

Govern一字原本的意義是掌舵（to steer）的意思，後來則有管治、治理之意；而Government則是Govern一字的名詞。（讀到傅柯船的意象，肯定了我這 詞源追蹤的信心）在18世紀前，Government並未有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政府或統治權力的意 思。而Governance一字本來和Government的意思十分接近，在當Government逐漸成為了政府或統治權力的意義時，Governance便以Govern的名詞這身份繼續流傳。[8]

Governmentality在翻譯成中文時，問題便出現了。有學者將Governmentality譯作「治理術」。[9]此譯法使Governmentality流失了一種作為如君權（Sovereignty）般的權力模式的總體意義。於是，我便以治理 體一字去補充這點。然而，治理術/體，也無法顯示出整個Governmentalization中歷史的面向。由其是不能點出這概念是和政府 有關的。因此，我認為如按傅柯所指，要以一字直接形容的有關Governmentality的三個面向，將之譯作治理術/體仍是有不足的。

中文參考：

阿甘本，（2009），〈 甚麼是裝置〉 ，王立秋譯。

http://www.art-ba-ba.com/mainframe.asp?ThreadID=49617&ForumID=8&Category=&lange=cn

林輝，（2010）〈是危也是機—當青年出選五區公投〉。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639

傅柯，趙曉力譯，(1978) 〈治理術〉， http://sex.ncu.edu.tw/course/Michel%20Foucault/link/fou_link01.htm

傅柯，劉北成及 楊遠嬰譯 (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台北市：桂冠。

賴俊雄，〈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文化研究@嶺南》，第三期，2007年1月。

http://www.ln.edu.hk/mcsln/3rd_issue/key_concept_01.htm

教育局，(2008)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共融校園指標〉，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7385/indicators-082008_tc.pdf

英文參考：

Alttusser, Louis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 trans. Ben Brewst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70/ideology.htm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trans. Rosi Braidotti and revised by Colin Gordon,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ucault, M. (2003). ‘Governmentality’, Eugene McLaughlin, John Muncie, and Gordon Hughes(eds) ,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s : Essential Readings.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注釋：

• 有關傅柯Governmentality的幾（自）問幾（自）答： (羅冠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