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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電台共勉
梁旭明
2011-12-01
轉載明報

上星期碰巧我因事需要調到星期三主持《自由風自由PHONE》,後來發現我算是最後一名當事(嘉賓)主持被通知有關港台對兩招牌烽煙節目的新主持安排。一向都有心理準備,港台會為各種原因而換主持,更同意每個節目必須不斷在內容、形象甚至方向上作調整和革新,甚至對於單主持制的解釋我尚可接受,但最令我錯愕及不解的,是連吳志森(還包括周融)都被撤換,而兩人都是星期二才接獲通知。我當下亦不期然的懷疑調動的政治原因。

消息公布後引起廣泛討論,我只想就此討論兩要點。第一,烽煙電台節目主持的角色;第二,香港電台的定位。在我擔任嘉賓主持的日子裡,我所觀察主持的角色是:就發生的社會/政治議題作深入了解,從不同角度質詢政策的動機、目的、效用及可能引伸的問題。而港台起用學者作為嘉賓主持的構思,是藉學者的學術專長提供資料及較具深思及獨到而理性的分析。但另一方面,就是有關可聽性的問題:怎樣與聽眾建立親切感及連繫(rapport),產生意見互動,提升討論質素。而遇有主持間、或主持與聽眾抱持不同觀點,應盡量讓不同意見陳述,由聽眾及後隨的來電者自行判斷。

由「交通警」到「名嘴」
在香港,接受聽眾來電查詢或發表意見的節目已有數十年歷史,這類節目從來都扮演促成民眾與政府溝通互動的平台——從節目找來政府官員作政策質詢,學者、專業人士及輿論領袖提供資訊、評論及意見,到聽眾可直接介入討論,形成意見下呈上達的共識生產機制。「烽煙」節目的出現及發展,亦是此類節目因應社會不同時代的環境而有所調整。主持的角色也因此由所謂「交通警」式,發展至商台《風波裡的茶杯》「名嘴」模式。港台隨後亦仿效這做法,引入周融、吳志森等有號召力的資深傳媒人為當時的《九十年代》節目確立烽煙品牌形象。但更為重要的,是兩人作為非公務員,為極具政治敏感及爭議的烽煙節目,奠定其獨立性。

吳志森其後從《九十年代》被調到下午主持《自由風自由PHONE》,形成上午及下午節目各有鮮明風格,乃主持人經年樹立了的獨立、獨特個性(personality)所致,亦因此為兩節目建立了品牌效應。討論的議題雖因時段不同而有所轉變,但因主持的政治取向而令討論焦點迥異。誠然,在我擔任客席主持的日子裡,來電聽眾的意見及政治取向因主持的取態而逐漸被調節而磨合了一種「共識」,這點我認同,不少評論更直指吳志森有偏聽甚至擠壓「異見聽眾」發表意見的機會。主持怎樣在塑造個人風格甚至氛圍(clout)之餘,但又不至成為輿論領袖,在有限電波時段內讓不同政見及背景的人士發聲,是重要考驗,尤其對強調編輯自主、不偏不倚而又持平的香港電台而言。因主持的個人化取向而影響節目中phone-in聽眾的表達自由,或討論觀點的質素及多元性,亦有違烽煙節目的原意,但在這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烽煙節目,以至怎樣的主持風格才可面對當權者、質詢其施政、誘發來電聽眾作出具質素的討論,使節目能充分監察政府及社會,是至為重要。撤換兩位名嘴主持,以公務員擔任,表面上可重新釐定節目的「中立」形象,但代價是否把這類節目「去烽煙化」,令《千禧年代》及《自由風自由PHONE》褪色,成為只是「Phone-in 甲」及「Phone-in 乙」,以至烽煙電台節目就此喪失其獨特角色?另一方面,港台僱員作主持的決定,是否能避免有關其政治動機的疑慮,藉港台僱員主持扮演「中立」形象,其實為政策護航?又或者新主持為擺脫此嫌疑,而刻意營造對官員持質疑批判姿態?

「去烽煙化」?
就此勸勉港台,必須堅持其烽煙節目的品牌原則及目標——監察社會議題及政府政策,提供不同方面的意見使聽眾能從多元角度思考問題,並提升節目的可聽度,誘發及接聽不同聲音,使社會的多元性得以呈現。

我有幸與一班努力不懈、堅持新聞操守及香港電台求真持平守則的港台員工共事。對這次新安排,我深信這決定是編輯高層審慎考慮到由數碼廣播及收費電視台開設同類型的開講/聽眾烽煙節目所產生的競爭的結果,但安排是否能拓展來電聽眾意見的多元度,在政治、經濟氣候愈加向當權者傾斜的大形勢下釐清烽煙節目的長遠定位,以至怎樣堅持香港電台作為彰顯公共廣播服務概念機構的方針,今後要多靠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協力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