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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香港創意文化產業發展概況
阮兆倫

這些年我們經常從媒介評論中看到不少對本港文化符號表現乏善足陳的評論,例如電視劇本單調且缺乏新意,只懂盲從模仿韓、日、台的成功範例;而曾幾何時有「東方荷李活」稱譽的本港影壇,亦由六、七十年代的高峰逐漸走向衰落,面對當前困局,香港文化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代表香港原創文化的符號表徵,回歸後又如何受其他地區的文化沖擊,以至失去了原有的特質?此外,就本質而論,文化符號應如何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逆行而上?在發展與影響力之間,兩者的關係又如何得以平衡?這三方面都需要我們廣泛反思。

文化符號的早期發展
你我都知道,曾幾何時,香港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獨特文化。

雖然前殖民地政府在決策上並無刻意鼓勵港人透過組織文化活動發展其本土意識,但本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加上長期作為東亞地區政、經中心,自二十世紀初,香港已發揮其地緣獨特性,成為中西文化交融地。不同地區的文化在這個特殊地區相互角力、交會,同時,其獨持的社會環境與歷史元素,使各種文化勢力在港不斷發酵,最終成為本港早期的文化核心形態,成為區別本港文化與其他地區文化的重要依據。

雖然英國自1841年已正式管治香港,但直至20世紀初,早期的香港文化依然以華人傳統文化為本,一些傳統風俗節慶如太平清醮、盂蘭勝會,在香港文化中仍得以保持,成為本港一代文化的重要「特徵」。即使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已實施英式管治,當時的華人如遇上個人糾紛,依然會到上環文武廟「斬雞頭,燒黃紙」,用過往一直沿用的方式處理(並未訴諸於西方法律);但與此同時,西方文化的影響,如賽馬、足球體育活動以至其他生活模式如西式下午茶,在這種氛圍下正逐步在港紮根,成為二十世紀中期影響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另一原動力。

長期研究香港文化發展史的學者都知道,二次大戰之後,西方文化在港的影響力不斷增加,同一時間,隨著1949年國共內戰,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大量帶著技術和資本從北方逃難湧港的移民,為原屬於嶺南文化一脈的本港文化,在性質結構上變得更繁複及多元。而另一方面,戰後進出口貿易與更多難民湧港,使港英政府不得不進行城市現代化,過程中,把更多西方的文化概念融入本港社會,進一步體驗本港文化中西交流的特質。

香港文化的廣泛包容性,大概便於這段時間開始確立。

戰後本港文化發展
要簡略地概括一處地方的文化發展並不容易,加上戰後各種生活條件饋乏,百廢待興,所以當時的本港文化非常受外圍環境因素影響。剛才提到,戰後的香港開始由經濟蕭條逐步走向成為生產型經濟,無論社會生產力以至對外貿易均進入前所未有的上升階段,經濟發展蓬勃,使個人開始對生活文化進行反思,同時再配合傳統手工藝、粵語文化加上南方獨有的藝術及生活習慣,使戰後的本港文化發展開始變得多元。

另外,戰後中國國內大環境因共產黨管治意識形態的不同,建國後自身文化發展一直處於長期被抑壓的狀態,文化活動長期被抑壓,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造就了本港文化的獨特性。這種現象不斷被旅居他國的華人長期觀察、分析,對國內文化發展的種種缺失和不滿,搖身一變便成為比較及反思本港文化的依據。 相信大部分市民均認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本港文化發展其中一個最高峰及輝煌的年代,各類型文化符號在這段時間如雨後春筍般急劇發展,無論是表演藝術,電視抑或電影文化都有一定成就,對於社會各界,本土文化發展在這段時間開始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

六、七十年代同時也是本港文化產業輸出最多,亦是最能透過各式各樣表演藝術影響其他地區的年代。

當年,本港文化符號的影響力不單止遍及東南亞、韓日以至歐美各國,受歡迎之餘,影響力還遍及他地的文化創作。雖然本港文化最終未能成為主導,但港式文化產業在當年累積的影響至今依然以滴水方式在不經不覺下滲透、呈現。例如動畫電影《攻殼機動隊》便直接利用香港實境作為未來城市藍本,以宣示香港這種中西文化交融地衍生的另類「後現代」社會的感覺。但諸位千萬別輕視這類型創作及背後所描寫的意象,因為過往西方人對香港文化的認識,大部分均在閱讀這種文化符號的情況下誕生,同時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感染他國及被他國認同,一些傑出的文化符號,甚至幾乎被外國人當成為了解本港文化的唯一途徑。

本土文化的發展阻力
相信各位也會同意,現時本港文化發展正處於「歷史樽頸」位置。我們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如今已喪失了當初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在創作傾向上已變成較多考慮市場需要,較少反映以往屬於自己的本土文化特徵,最明顯的例子是回歸後的港產片,因需顧及內地「合拍片」的要求,在設計劇本過程中已完全忽略本土文化特色,使港產片失去了以往的光彩。

在反思新一代文化符號的過程之中,在我們的腦海經常會不時出現一些未能解決的疑問,例如為甚麼本港的文化產業在2000年後持續出現衰敗或裹足不前的現象?在發展的過程中,文化產業又遇到怎樣的阻力,以至一個細小的彈丸地──香港,曾經擁有過屬於自己的一套獨特本土文化,但為何影響力不能持續?

無可否認,今天我們要審視一處地方的文化,我們總會先從基本要素,如該地區的流行文化開始。最明顯的例子會先從影視娛樂、漫畫與各國流行文化在網絡上展現的影響力著手。

若把文化看成為一種外交行為,我們總會從各國不同例子,去說明一處地方文化對另一處地方構成的影響,在文化交換的過程中,研究文化如何透過內部調整基制,在傳播過程先調整其內在(表演內容)本質,再推展至外在(表演模式和方法)。文化的交換除了發揮預期對他地的影響,其自身的演變亦在傳播過程中產生微妙變化,靈活地發展成為一種自我調節基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

文化符號的三大元素
提到文化符號及創意產業文化的興起,兩岸三地與日、韓等不同地區這幾年都開始視文化創意產業為推動新一代知識型經濟的最大原動力。以日本為例,政府甚至希望透過一系列的促進措施,例如「Cool Japan」試圖突出本土文化發展的最大優勢,把文化產業看成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當然這種做法並無甚麼不妥,只要負責的官僚能清晰了解其所屬地的文化優勢及這些優勢如何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即可,但在建立這種的關係過程中,問題是,把本土文化以經濟產業的方式去行銷,如何才可更快更好地取得預期成果?成果的定義又是甚麼?

要把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辦得成功,有三項元素絕對不容忽視。這三項元素是身分(Identity)、社群(Community)與記憶(Memory)。

身分很重要,沒有身分,便沒有所屬地自家文化的定義角色,例如我們不能把港式飲茶去掉「港式」身分,因為「港式」就是這種「飲茶」模式的精髓,所以港人如有機會到台灣或中國大陸,總會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港式」飲茶感到格格不入,同樣地,我們亦不能把台灣滿街的小食文化及台式飲料形神俱備地帶到香港,因為我們沒有台灣人的身分和居住的社區環境。

至於社群(Community),則可被視作為一個地區民眾身分的延伸。社群本身一方面代表一群擁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但相對於個人則同時在定義上提供更廣闊的跨度,把相同社群但擁有不同想法與理念的朋友綜合及組織起來,成為維護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

第三方是回憶(Memory),回憶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回憶對於一處地方的文化傳承非常重要,沒有回憶,文化的深層脈絡與文化的底蘊便不能自行組織及更新,成為一處地方的文化延續力量。

當然,沒有資源與政府協助,有些事總會辦得不好,以剛才的Cool Japan計劃為例,除了宣傳日本文化,其計劃的一些資料統計和分析對研究日本本土文化的影響往往起關鍵作用,例如在美國,2009年便有超過9000家日式食肆,同時日本文化正一步步地在不同層面伸展其影響力,彷彿把日本文化當成為新一代消閒生活態度的一部分。

類似的半官方主導研究組織在不同國家亦有長足發展,例如英國的Nesta,便以獨立智庫方式存在,以完全獨立的資金進行分析、研究和協助推動英國本土創意文化產業發展,務求把文化符號與創意產業經濟發展變得更融合,同時把更多產業發展的優勢轉化成為經濟原動力。類似的官方機構,在協助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除了能更有效地研究當中的執行成效,還有助一處地區以反思態度剖析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特色,使一處地區更容易審視自身文化產業的優點和缺點。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中期互聯網的興起,對加速及推動文化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互聯網的出現某程度上加速了跨國界文化資訊傳播效率,使不同地區的訊息得以瞬間交流。同一時間,因著互聯網興起,網絡社群變得可以完全跨越國界,令不同國家及地區本土經濟在原來的經營模式下即時再起新的變化。面對網絡時代的沖擊,各地的中小企往往需要調整原來的經營策略,以迎合新一代由網絡組成的新型本土經濟與及來自網上世界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今天,只要我們扭開電視,我們應不難看到在黃金時段電視台選擇放棄多年的傳統,完全棄用本土製作,改播與本港文化大相逕庭的韓、日劇。因為韓、日劇往往較自行創作的電視劇在收視上更有保證。另一邊廂,過往一直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的台灣電影,最近也以另一種方式捲土重來,在香港,《那些年,我們一些追的女孩》與《塞德克•巴萊》都有不錯的票房,當然上述的可能只屬個別例子,但從中已說明台灣電影以至台灣的本土文化開始在香港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最近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舉辦的第二屆中華創意產業論壇便就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各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作了一次較詳細的交流,其中幾場論壇分別分享了日本、英國、長三角與珠三角,台灣及南韓發展創意文化的經驗給香港借鑒,在各場討論中,不同地區負責文化發展政策研究的學者均有機會同場交流。

總結各國發展新一代文化產業的經驗,各地學者普遍認為文化產業對新一代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刺激作用,因為,文化產業不單止豐富了一個地區的人文心志,還因資訊與創意互動交流,帶來了更鞏固的知識產權概念與新一代的生活文化,論壇內更有學者稱,展望在2020年,東亞地區的創意文化產業圈會組成聯盟,把各自的優點透過不同的平台發揮,並產生互補作用。

創意產業全球觀
面對當前困局,香港文化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代表香港原創文化的符號表徵,回歸後又如何受其他地區文化的挑戰?以至失去了原有的特質?此外,就本質而論,文化符號應如何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逆行而上?在發展與影響力之間,兩者的關係又如何平衡自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問的問題。

文化產業一向有傳承特質,所以適當發展文化產業,其實能有效提升傳統產業產值與增加低層勞動力的擴充彈性。透過文化外交,不管政策的推動是由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要把一處地方的文化產業發展成具獨特性以及本土風格,在過程中都需要有統一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同時在兼顧本地文化特色之餘,於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過程中需考慮全球化元素,因為與很多產業一樣,文化產業在新世代同樣有全球產業分工和範式轉移的各項特徵,透過把文化產業以全球化的角度分式發展,一處地方的文化產業才能以全球化的規模發展,及備受其他國家的人重視。

香港的文化產業沒宏觀的政策經營,面對問題及批評時處理的方式也較零碎。雖然現時政府有提供電影發展基金,為部分獨立電影提供融資機制,但電影發展基金經常被業界批評為申請手續繁複,同時對業界幫助並不大,此外,除了電影,其他文創行業一概沒有類似支援。

過去幾年,雖然西九文化區與一些中區舊建築物(如中區警署建築群)的發展方案陸續出臺,但園區的發展整體缺乏主導方向,部分更朝向產業發展,以消費文化為主,足見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所肩負的角色仍然不夠直接,在規劃過程中缺乏遠見,對新一代的文化產業支援亦明顯不足。

可嘗試融合珠三角
港、澳及珠三角等地雖然社會環境及經濟發展步伐有不同,但香港在尋找廿一世紀文化產業發展方向的過程中,其中一個考慮點是嘗試融合珠三角等地,把香港文化與珠三角的創文政策加強融合,以便吸取各方長處,與此同時,在發展新文化產業規劃政策過程中,本港應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角色,推動跨地區合作和交流,同時也應該考慮為不同規模的企業和中小企制定創文政策,與社會不同的群體作更緊密的融合。

此外,本港現有一些機構,如香港設計中心、貿發局、生產力促進局、香港總商會及一些智庫組織亦可收納成為民間推動創意產業的力量,這些組織雖未必夠大規劃及沒有官方身分,但勝在已有固定的運作模式與靈活性,與內地及國際其他機構關係一向良好,所以未來的文創政策可以加強考慮與這類型的組織合作,以民間組織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吸取台灣發展經驗
最後,在改造本港創意文化產業過程中,台灣的經驗亦可作為參考。

台灣的創意文化發展政策充分顯示本土特色和滲入不同的社會環境元素,自1990年起,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一向以New Liberalism(社會自由主義)為主導,隨著台灣在90年代初社會逐漸走向開放進步,台灣的文創主義發展逐步由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轉型成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同一時間,台灣刻意加強高等教育,嘗試在教育層面影響文化產業發展,政府近年亦積極營造有文化和創意氣氛的環境,透過文化活動影響市民生活品味,這些均間接助長創意文化的發展,當中台灣的經驗相信會有部分可供香港參考。


參考資料:

第二屆中華創意產業論壇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