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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絕對不相信,北京城的居民會因為吃了我們的蔬菜就健康起來,至多只是生活
問題的一角能暫且緩解而已,還有空氣、 水、 工作
和生活上的客觀壓力、情緒上的影響、
整體大環境 等等, 我們是
無法替 他們分憂這些問題的……
                    ——徐淩濤(小毛驢市民農園2010年實習生),《蔬菜配送記》 [1]

社會經濟作為視野——以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為例[2]
潘家恩 杜潔[3]

摘要:本文從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理解出發,結合筆者長期從事的鄉村建設實踐案例(包括農民合作社、社區支援農業等)嘗試指出:在實踐中社會和經濟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簡單分割,表面獨立的經濟問題背後其實包含著各種社會與文化層面上的限定和影響,故需要一種「社會-經濟」的整體視野及讓經濟重新嵌回社會的理論敏感與現實框架。它既有助於加強對各相關議題的深入思考與行動空間開拓,更可讓行動者準確理解實踐中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區經濟的理論和實踐陸經香港逐步為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界所瞭解[4]。但潘毅(2011)認為,需提出一個比起社區經濟更具現實針對性與推動力的社會經濟,它相對於以利潤為唯一目標而造成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關係相脫離的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要旨應包括: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以及一種「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從根本上說,社會經濟不是服務於資本的積累,而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係的一種新型模式。

作為進一步的延伸與展開,在香港理工大學所舉辦的「2011 社會經濟公共論壇」上,三位香港學者(潘毅、許寶強、嚴海蓉,2011)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充滿張力的討論:許寶強對在經濟之上冠以社會的這種做法,擔心會令人覺得社會和經濟是分割的,或認為社會經濟可以先驗的得到不同對待。他認為重要的不是提出理想的社會和經濟應該是甚麼樣子,也不是加上「社會」後就成為「社會經濟」這樣的好東西。相反,他認為重要的是做現實分析——現實中社會和經濟無法分開,所有的經濟活動在現實上都是「社會經濟」,而經濟不可能脫離了社會的範疇,也不能脫離文化範疇。如果我們不打破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我們就會縛手縛腳。相反,大企業卻沒有這種自我暗示和自我設限,他們信手拈來,十分靈活。

嚴海蓉和潘毅則提出質疑,難道蒙德拉貢和富士康都可以稱為社會經濟?這樣的處理是否會模糊社會經濟以社會為本的目標?許寶強認為不會,因為社會經濟本身就有好壞之分,恰恰如果我們要做出一個好的社會經濟,就不能停留於“動機是否好”或是否由「NGO/社會公益團體」在推動這種層面,簡化分析往往不能跳出「好心辦好事」這樣的邏輯。相反,重新扣聯複雜的脈絡與現實,反而可能會「逼」我們去講/想清楚,社會經濟所真正應該包含的內容。

作為討論雙方思想來源與可供借鑒的理論思考之一,《資本主義的終結》作者Gibson-Graham,J.K基於其多年來對另類發展實踐的參與和思考,在《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一書專門展開了分析。作者認為(2006:79-99),無論是社區經濟還是社會經濟,都不應抽離具體脈絡進行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討論,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思考「經濟」的概念本身及「社會」與「經濟」的複雜關係,而在主流經濟與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著各種所謂「非經濟」或「多元經濟」的「社區/社會經濟」。

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提出社會經濟不僅對當前日益森嚴的學科壁壘有知識生產上的挑戰與創新,也可能對不同層面上的現實實踐起到「解放思想」的推動作用。但其也存在著被輕易誤讀與簡化處理的危險:當新的說法被素以「創造」和「品味」新概念為時尚的學術界所推崇,興奮和熱情反可能斬斷其與社會實踐的有機連接;即使能回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其也容易被理解為某種實體性的「替代」,在不自覺中強化了對所批判對象的定型想像與主流辨識。

具體到筆者所長期從事的鄉村建設實踐,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反應,鄉村建設很容易被「去脈絡」的處理為各種層次上的「好人好事」(潘家恩、杜潔:2011),該處理方法往往以「經濟/社會」自然分割為前提,然而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的鄉村建設實踐,只有採取「社會-經濟」這樣的整體視野才能加以準確的理解與定位,對其所遭遇的各種「兩難」和尷尬進行解釋,並從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與空間,本文結合當代鄉村建設實踐中的各種案例,既希望做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更期待一種新視野下的分析嘗試。


(一) 相關理論

經濟史學者卡爾˙波蘭尼(下稱波蘭尼)認為,經濟並非一般理論的那樣自足,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為它不斷在變化和運動之中,而且這一過程植根於各種生態、技術和人工建構的組織制度之內,即經濟生活是嵌入各類社群文化活動之中的(許寶強,2007:274)。被認為不言而喻的各類「經濟」活動,實質包含了種種被界定為「非經濟」的社群文化實踐。而被不斷強調和化約的經濟力量只能是其中一個因素,政治、文化、社會等力量從來都不會被完全排拒出其運行機制之外的(許寶強,1998;2007:21-24)。

因此,追求徹底純粹的「自由市場」其實是個謊言,因為在19世紀以前,頑強存在著各種諸如「再分配/互惠/交換/自給自足」等從古至今都在妨礙所謂市場自由的因素。即使進入20世紀,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也沒有真正實現過所謂的「自由市場」,因為雖然舊的「非市場因素」逐步消失,但新的「非市場因素」不斷湧現,諸如「家務勞動/志願行為等社群文化活動」。但這些謊言卻常常通過意識形態等手段起到自圓其說的效果,一方面對社會矛盾起著轉移作用,否認了現實政治矛盾與特權的存在;另一方面合理化了現實的社會經濟秩序。「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樣,把『自由市場』當成分析和批評的起點,分歧只是對自由市場的不同喜惡和道德上的對立,實際是同宗同源(許寶強,2001:51-52)」。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波蘭尼(2007:211)認為需重新思考「市場/自由」這樣常見概念的標準解釋,並進而批判那個使市場經濟成為可能的市場社會。他通過實例論證道:「任何力量都不能像經濟主義偏見那樣有效地模糊我們的社會洞察力,……導致退化和淪落的原因並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樣是由於經濟上的剝削,而是被犧牲者文化環境的解體。……恰恰是這種對剝削的強調使得更重大的文化退化問題逃離我們的視野。……印度大眾在19世紀下半葉饑餓而死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被蘭開夏(英國紡織業中心)剝削,他們大批死亡是因為印度村莊共同體被消滅了。……在從前的時代,有地方上的小糧倉來應付歉收,但現在這些糧倉或者早已不再運轉,或者被捲入大市場中,……正是剝削的對立面啟動了具有毀滅性的文化交往(波蘭尼,2007:134-137)」。通過這種結合起社會經濟文化的整體分析,他認為(2007:220)「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

類似波蘭尼的思考,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2003)認為,一切社會都可以被分解為幾個「組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但只有與其他「組合」聯繫起來,滲透到其他「組合」之中並且也向其他「組合」敞開大門的情況下,經濟這一塊才能被理解。布氏通過對我們習慣上自認為一體的經濟社會進行了「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層次劃分,指出介於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市場僅起不完全乃至部分的聯繫作用,而非真正萬能的。十九世紀前,它只是一個堅實的、厚薄不均的普通層次,在它的下面有著日常生活的汪洋大海,一切進步取決於物質生活的膨脹,而市場經濟本身也依賴物質生活而迅速膨脹,並擴展與外界的聯繫。雖然在這一擴展中,得益的始終是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從未完整的統轄整個經濟或全部社會勞動(布羅代爾,1997:82-84、93)。

正是通過三個層次之間的互動與辯證,布羅代爾讓我們跳出經濟決定論的陷阱及對「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固有認識,並在社會經濟的整體視野和重新脈絡化(複雜化)的分析方法中打開社會變革的可能空間。

回到中國鄉村建設的具體脈絡,梁漱溟曾十分清醒的認識到,中國問題本來就是混整之一個問題,雖被說成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問題,其實只是分別從不同角度看,並不是當真有分得開的三個問題(梁漱溟,2005:124)。雖然鄉村建設大部分是經濟建設,不過,單從經濟上做功夫,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具體到農民合作社,如果單把合作看成是達到經濟發展的一個手段,則合作社是不會辦好的。(梁漱溟,2005:425-428)。

而對於當代鄉村建設實踐,推動者溫鐵軍雖是經濟學家,但其對經濟的社會屬性、社會影響和社會限定都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90年代所提出的「三農」問題,就是希望將作為產業與單一經濟角度的「農業」拓展到涉及社會/文化/倫理/生態等立體綜合角度的「農民、農村、農業」。溫鐵軍還通過實踐認識到(2010:5):「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外部性問題遍佈的鄉土中國,逐漸失去以信用關係作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基本條件。因此,自然不是通過引進某些制度就能緩解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正是基於鄉土社會的背景和特點,對現代市場社會及各種「常識」所進行的修正、挑戰和創新,並以此嘗試一種讓經濟重新嵌回社會的可能路徑。


(二) 有社會的經濟

從歷史到當代,農民合作社一直是鄉村建設重要的組織載體與工作內容,也是鄉建理念的微觀體現,更作為由西方引進的現代制度在鄉土社會中遭遇、反抗、適應和矛盾的一個前沿領域,各種類型的實踐案例、理論研究與批評都已十分豐富。

本部分將結合筆者所長期參與的農民合作社相關案例,從不同角度指出:作為「經濟組織」的合作社,不僅存在著「關心社區」這樣的社會目標,其「經濟屬性」非一般割裂於社會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包含著社會(歷史文化脈絡、社會環境等)的社會經濟。

作為「農民自己辦的公司」,合作社研究者和推動者分享著一個基本共識:農民合作社是個經濟組織。既然作為經濟組織,許多人因此認為:只有搞好經營才能盈利,只有盈利才能生存和發展,只有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理念,「經濟」和「社會」需以這種先後順序才能連接。另一種代表性觀點則認為:首先要讓農民得到利益,他們看到希望才會跟你(合作社)走,有了經濟基礎,做甚麼也就好辦……,這種觀點的隱含假設是,經濟(此處主要指利益)既可提供較大的物質保障與激勵,更可能讓社會目標自動實現,如果這樣,社會更應從屬於經濟。

然而,苑鵬(2001)辯證的指出,農民合作社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另一方面其制度安排卻具有天然的反市場性。許寶強(2007:242)則認為其「帶有某種『反資本主義』性質」。

在這裡筆者不希望通過概念和特徵將合作社「本質化」而「抽象化」,相反,希望讓合作社回到具體的實踐脈絡,讓我們看到其所存在的政治、文化、社會面向及彼此之間的有機聯繫。

1. 合作社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
立足鄉土社會的農民合作社,之所以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組織,除其同時還存在著社會、文化、倫理、生態等功能外,還因其與特殊的歷史脈絡與外部環境存在著不可割裂的互動關係。

在我們舉辦的各期農民合作社培訓班中,真正的困難不在於講明白合作社是甚麼,而在於合作社與人民公社有著甚麼樣的區別。從理論上我們似乎可以講的簡單明瞭,那對我們似乎只是一段充滿悖論的歷史,但對於農民學員來說卻是飽含複雜感情的記憶與參照,更是他們對「合作」主題的基本想像來源。

因此不管新型合作如何不同,對於農民來說的這種「二次合作」需先認真處理那個特殊的時代,而非簡單照搬主流對「人民公社」的簡單化評價——這種結論清晰的判斷往往巧妙的利用人們在情感上對那段歲月的整體好惡,在「打包」處理中「去脈絡化」,有意無意地遮蔽了人民公社悖論的複雜原因與時代特點(溫鐵軍,2009;羅興佐,2006;申端鋒,2007)。不同解釋的提出並非為某些政策或人物辯護,而是希望跳出以個人評價代替歷史分析、以具體事件代替宏觀趨勢的簡單化傾向,而這種處理不僅影響到當前主流各界對農民合作能力的普遍懷疑,當其與學術研究及意識形態宣傳相結合,它更無形中強化和定型了廣大農民(包括大部分從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青年農民)對「合作」的負面印象。不管正確與否,歷史所留下的影響與話語大大增加了「二次合作」的難度與阻力,並使各種「新合作」因「舊合作」而產生一定的「路徑依賴」。

除來自歷史與記憶的影響外,已在全球範圍內獲得很大影響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大眾消費文化也作為重要外部社會環境而對農民合作社起著不可忽視的限定作用。強調個人奮鬥、致富神話等個人主義話語,在對鄉土社區、家庭及傳統互助價值形成挑戰的同時,也讓「合作組織」的社會基礎和信任關係很難形成(董磊明,2007)。

溫鐵軍和董筱丹認為,伴隨著市場化帶來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之商業文化弱化了農民組織的傳統紐帶,並且當前快速的經濟發展、社會流動、資訊傳播及國家權力向農村的滲透,使得現代性因素全方位進入農村,農民合作的心理文化、經濟基礎等方面都遭受了強烈的銷蝕,農民的價值觀得到了重塑,同時改變並重建了農民行動的結構性條件(溫鐵軍,2010:95、263;溫鐵軍、董筱丹,2010)。

賀雪峰(2008)則結合自己在全國二十餘省市的農村調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所確立的市場經濟理念及現代性在根本的行為動力與人生目標上改造並重塑著中國農村,這使得解決農民合作之需的傳統方式越來越難發揮作用。

這些分析與調研讓我們看到促使農民合作或不合作的非經濟因素,它高度受制於國家所選的發展道路與時代特點。無獨有偶,當前正被學界廣泛關注的日本農協,同樣可以提供相應的佐證。

因工業化進程所不可避免的「三農」問題,日本的農業和農村也同樣面臨著來自工業化和自由化同時加速的雙重挑戰(溫鐵軍,2010:118-120)。而綜合農協正是日本對外殖民擴張和工業化時期應對國內「三農」問題的時代產物與服務明治維新後工業化原始積累之國家戰略,這也正是李晶(2011)通過人類學實地考察後所驗證的:日本農協雖然號稱是農民自己的組織,但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蔭庇。

李晶同時指出:即使這樣,有著上百年歷史的日本農協,當面臨著「金融自由化、農產品進口自由化和糧食管制等各種限制緩和」這三大外部環境改變時,所引發的各種矛盾隨處可見,地緣和血緣越來越淡化,農戶與農協的關係日漸疏遠……因為現在農業整體不行,農協也就不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而農協之所以還能維持,正是靠著一些經濟效益好的業務來支撐。

可見農民合作社有問題,從來不是農民或合作社本身的問題。

2. 合作社的限定與制約
以上談到一些對農民合作社發生著重要影響但卻很容易被忽略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也即農民合作社的意義與發展困境不應只從組織自身及內部尋找答案。如果說其存在著制度規範的問題,也主要需依賴外部條件的根本改善,離開這些單純談內部規範是沒有意義的(楊雅如,2010)。下文談到農民合作社所面對的諸多限定,都無法從單一經濟角度進行分析並解決的。

隨著宏觀政策的變化,一方面農村的「三要素(土地、資金、勞動力)」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加速而紛紛外流,進而導致留下的可盈利空間萎縮,小農剩餘過少(楊雅如,2007);另一方面,產品的市場化和支出的貨幣化讓傳統小農經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我們的培訓中,無論是農資聯合購銷還是通過自我中醫療法省醫藥費等諸多舉措,理論上「省錢」即「賺錢」,但卻在實際中效果不明顯。重要原因可能是:與傳統鄉土社會因自給自足與社區互助而「低現金交易/依賴」不同,當日益貨幣化後各種現金需求激增,農民自然就認為「省下」的有限貨幣不過杯水車薪。

再一方面,當代的農民合作社是在農戶分化、強者牽頭、弱者參與、部門和資本下鄉的格局下進行的,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面貌(黃勝忠,2009;溫鐵軍,2010:6、39)。基於政績和利益的考慮,涉農部門逐步開始興辦和領辦農民合作社,在強大的涉農部門面前,各種合作社只能和部門利益結合,成為部門的附庸和發展部門利益的「幫兇」(仝志輝,2008:167-168),而在多重博弈中涉農部門則與在地化的資本/精英更為緊密的結合了。

正是在上述比較複雜和特殊的社會經濟整體脈絡下,溫鐵軍(2010:41、252)結合當代鄉村建設各地試驗區的具體案例進一步指出,當前農村經濟主體間的互動出現了「精英俘獲」結果,資本和部門通過扶持「大農(精英農戶)吃小農(普通農戶)」,既節約了作為外部主體下鄉需與分散小農的交易成本,又因組織起來的農民更有利於部門和資本的盤剝而保證收益壟斷。當這種形式和內涵的合作社成為主要形式,其自然不會真正完善內部的合作關係,各種交易成本的節約也僅限於社員的購銷需求,而實質上並不能解決小農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反而造成了合作社的虛假繁榮局面,改變了財政專項扶持資金維護公平的公益性質。

這才是當前農民合作社的深層困境,筆者所負責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培訓部從2004年始就建議農民合作社以聯合購銷的形式盡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然而幾年的具體實踐卻困難重重,與其說農民不夠努力或方法不對,不如說更可能由於當今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已經被過度化的市場力量所佔據,為合作社們聯合購銷預留的空間並不大(何慧麗,2007、2008)。

在我們的培訓中有一位十分認真的學員,培訓後回到家鄉創辦起了合作社,在至今六年的時間裡歷盡艱辛,他充滿感慨的說道:

「當前農村中,有規模有效益的專案,農業龍頭企業在做;小規模有效益的專案,村莊中致富能手在做;有利可圖的項目,村莊中小商小販則是無孔不入。市場上已經形成各自完整的利益鏈,逐漸形成壟斷利益;村莊中佔70-80%的分散農戶只能靠出賣原材料和勞動力來獲得利潤。……我甚至絕望的做了比喻:「一群乞丐與一個乞丐能力沒有本質的區別,頂多是個丐幫」。

在六年中,我們也在不斷嘗試發展生產和產品的行銷,但在實踐中,我發現一群長期被土地綁定的農民,去做市場,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處在一個熟人社會圈子,我們想做的事,別人也想得到,……合作社的機制沒有秘密,大家開會研究要做的事,第二天整個村子全知道,有些事,在村裡已形成壟斷利益,是一群特定群體的「盤中餐」,合作社觸動了這部分利益,組織者就會受到刁難,甚至報復。合作社目前的情況是利益是大家的,責任卻由個人承擔。好不尷尬!」 [5]

這個鮮活具體的「尷尬」讓我們看到研究者和推動者所堅持的合作社「理想模型」及各種原則當面對現實時的局限與無力。還有另一類案例:每次培訓作為院長的溫鐵軍教授都要苦口婆心的反復叮囑:中國目前的各類生產已經高度過剩,而生產中合作的成本又是很難降低的,故風險也最大,所以建議剛剛合作起來的農民先不急上生產專案,而是從購銷及產前產後入手……但培訓後,農民學員們往往在實踐中「不聽勸告」,結果導致部分專案「虧損」而後悔不已。

開始時,總感覺是培訓時強調不夠或沒講清楚,慢慢的我們發現根本不是培訓的問題,也不是農民是否「理性」或認足夠真。如果農民學員更願意選擇聯合起來規模養豬,既可能有上節所提到的歷史原因:對合作的單一想像與依賴,「人民公社」式合作雖已被媒體和主流意識形態反復進行了負面強調,但卻不經意間限制了「互助合作」本應十分豐富多樣的形式和資源。

同時,長久以來佔據主流話語的「農民致富神話」宣傳,無疑都是以帶頭人「個人(奮鬥)」為基本敘述單位,雖多輔以「帶動全村」,但也往往只是對其事業成功與精神偉大的進一步證明而已,更多篇幅往往同時放在「致富英雄」如何戰勝普通村民們的「短視」與落後觀念。如此敘述結構分別與強調地緣血緣的傳統鄉土社會及高度組織化的毛時代農村都有著明顯的區別,它有效的重建了與外部社會及時代特點可以對接的新標準,它更從「成功學」的角度賦予了廣大農民受眾在精神與文化層面上以不同形式追求「個人奮鬥」式的致富神話。

所以,比起緩慢而又逆時代潮流的信任基礎重建,農民學員當然更願意以「上專案—快速致富」為先。況且對一般的中國小農來說,長久以來,本來就只有種地養豬這類生產活動才是他們真正熟悉和有實在經驗基礎的,如果沒有新的空間與積極的支援,如何期待農民可以按外來者的期待在流通、購銷、金融等陌生領域中遊刃有餘?

在合作社培訓班裡,我們常以南街村的「外圓內方」為例啟發合作社們去尋找自己的發展策略與現實平衡。但在現實中,「圓」如何影響「方」?「方」又是如何以「圓」為想像與標準?這些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讓我們看到表面獨立的經濟問題,背後其實包含著各種社會與文化層面上的制約。而所謂單純獨立的經濟政策與社會共識,往往隱含著許多或明或暗的文化偏見。

3. 社會經濟視野下的合作社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不再執著於以經濟為單一視角來分析現有農民合作社的問題與可能空間。既然在兼業小農佔主體的中國農村,專業性農民合作存在著諸多無法在既定結構內部進行突破的限制,我們則希望因地制宜的推動以社區為邊界、提供綜合服務功能的綜合性農民合作(仝志輝,2009),它不應停留在「是否綜合農協也有缺點」這樣的問題上[6],它的推動不是「得寸進尺」般的爭取更大空間,也不僅期待農民所獲得其他領域的盈利足以支付整體的合作成本,它更應讓我們有機會發展出某種整體性的社會經濟視野。

在這種整體視野下,金融、生產、生活、文藝是不可相互割裂而彼此獨立的。合作社除經濟效果外,也可能為參與者帶來包括尊嚴、認同、信任、安全等社會產出;經濟業務的順利展開,則離不開各種文化、社會、政治、社群等要素或手段的支撐。

帶著這樣的視野,我們還可以更為準確的把握合作組織對於鄉村建設及鄉土中國復興的綜合意義,挑戰對於農民合作社各種常見的「定型化」刻板認識,同時也看到抽象意義上討論合作社的局限。因此,一方面對合作社的反思和批評不應停留在「就事論事」的階段;另一方面,必須讓合作社重新嵌回特定的文化與社會脈絡,和其他的鄉建實踐(如生態農業、鄉村治理、鄉土文化等)結合起來。

比如,在各種不利於合作的資源條件下,農民的「不合作/合作失敗」既可能是外部制約的表現與結果,也可能是某種程度上農民對不利環境的消極反抗與自我保護(相對於資本/部門下鄉的「大農吃小農」),故不應將「不合作」抽離所處脈絡而簡化為「善合」或「不善合」這樣的本質性問題,也不應人為的二元建構為「真假合作社」之爭[7]。後者的這個爭論雖有特定意義,但如只停留在「去偽存真」的層面,而未能對其背後的資本/部門下鄉與「精英俘獲」進行深入的分析,類似的「打假口號」反可能模糊真問題,充分調動起來的過度期待[8]與「恨鐵不成鋼」的焦慮情緒反可能成為「規範[9]」農民合作社的正當理由,並進一步成為主流對於「農民果然善分不善合」的有效例證,進而抹殺鄉土社會和草根合作社因各種先天不足與外部制約而成長出不可被已有規範所承認之多元形態的合理性。結果可能是,更為迫切的合作社新空間沒有得到開拓,反產生了「空間收縮」這一不期然的後果。

同樣借助社會經濟視野,對於「資本」這一下鄉的外部主體來說,經濟、社會和文化高度統一、並且十分靈活,隨時可根據需要而選擇更有效率的一種或多種手段。其之所以能在農村迅速產生影響,決不單靠「優惠/促銷/返還」等經濟手段,而是有效借助了大眾傳媒與主流意識形態等文化手段,充分利用城鄉二元差異下農民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導向的「發展想像」,在無形中有效重建後的農民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而這些「文化工程」的目標當然不止於商品銷售與利潤增加,其更希望可以徹底的讓鄉土社會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經濟社會。當然,這種理想化的狀態從來不會徹底的發生,實際也只是經濟主義邏輯下的另一種「烏托邦」,它結結實實的遭到各種「社會自我保護運動(波蘭尼,2007)」的制衡,筆者將另文分析。


(三)有經濟的社會

社會經濟的視野既讓我們從經濟中發現社會,也讓我們從社會中尋找經濟。正如社會學家布洛維所指,「社會不是懸在自發的價值共識流中的一個自主領域,而是被各種微小的力量貫穿」(郭于華、史雲桐,2008)。作為與前一部分的呼應,本部分將通過當代鄉村建設的另一組案例,希望指出「就社會論社會」同樣存在之不足及「社會—經濟」間的另一類互動形式。

2007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因不可控因素被迫停止工作。為生存與延續鄉村建設事業而選擇了「公司化轉型[10]」,它不僅是借公司的名義以完成現階段民間組織註冊難的問題並減少對公益基金的依賴,還希望可以真正的學習並借助商業與經濟,挑戰NGO思維中的偏見與盲點,最終探索一個能夠包含經濟的社會。

於是「外圓內方」不僅是農民培訓時的建議,同樣也成為新階段鄉建實踐的組成部分與必要策略。但卻馬上遭遇諸多批評,認為因此而變得「不純粹」,未能自覺的獨立於「資本」之外……。如果結合上文的各種分析,在當前如此複雜之社會文化脈絡與各種利益集團充分「共謀」的前提下,抽象的「純粹」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可疑的期待。而對於NGO的經濟獨立,王紹光(2002)早已通過多項資料分析指出,所謂市民社會自給自足這一深入人心的「獨立迷信」在全球範圍內根本沒有事實基礎。因此,NGO圈內某種程度上的「道德潔癖」不僅涉及判斷標準問題,也反映出對「經濟-社會」二元對立的前提性默認,以及對本應富含多元解讀可能之「經濟」的「定型化」想像。

如此「偏見/定見」不僅發生在經濟相對落後的中國大陸,同樣也存在於經濟高度自由和發達的亞洲金融中心。許寶強(2007:290)通過對香港近年來社會運動與左翼思潮的觀察指出,社會運動者往往拒絕運用跟各種資本主義權力集團有關聯的語言,諸如利潤、市場、貿易、管理等。雖不少左派都能接受「人民計畫」,但人民的「市場」、人民的「自由貿易」、人民的「金錢」卻更易被指責為「披著人面的資本主義」。這樣處理的效果,不僅把「資本主義」本質化和單一化,甚至也把預設為資本主義對立社群——庶民、邊緣群體、生態環保團體本質化,僅以其反「資本主義」的性質來想像他們。

下文將以近三年來小毛驢市民農園所推動的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11] 工作為例,討論這項充分社會化並具有廣泛社會影響與社會意義[12]的工作,如何在實踐中解構與重思「經濟」。

小毛驢市民農園(簡稱小毛驢)創建於2008年,位於北京西郊自然風景區鳳凰嶺山腳,是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在其多年積累的生態農業與城鄉公益網路基礎上整合推出的創新性探索。其借鑒國內外CSA經驗,通過建立一套可持續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模式,宣導並實踐「發展生態農業、支持健康消費、促進城鄉互助」的行動理念,推動食品安全、生態文明與城鄉良性互動,促進中國城鄉統籌和可持續發展。最終希望將商業模式與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理念融為一體,引導城市健康消費合作社與農村綠色生產合作社對接,通過城鄉間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互助,重建社會的信任與合作機制,實現城鄉良性發展[13]

之所以是「社區支持」,而非一般的「消費者支援」,因其強調社區作為社會的微觀體現與功能單位,更象徵性的讓我們去想像一種讓過度耗能與污染的產業經濟鏈條得以縮短的可能形式。而對於社區的含義,Hiller指出人們至少可以從地理要素(區域)、經濟要素(經濟生活)、社會要素(社會交往)以及社會心理要素(共同紐帶中的認同意識與相同價值觀念)的結合上來把握(石嫣等,2011)。

1. 經濟作為手段
小毛驢的工作屬於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範疇——買賣是其主要手段,同時涉及到銷售、物流、客服、品控、團購、開發票等商業形式。從表面看似乎很難可以被以調整各種社會關係為目標的社會運動所承認,但如果我們不將經濟等同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式的壟斷經濟[14],拒絕某種「經濟原罪」似的價值判斷及將社會和經濟預先分開的二元對立,而讓經濟重新嵌回社會。小毛驢的實踐則既可拓寬對經濟和社會的狹隘理解,又可對一般NGO或公益組織的小眾參與特點進行補充。

下面的例子分別來自小毛驢創辦三年來不同年份的成員,相關內容均為這些消費者親自敘述的原文引用。

2009年小毛驢自取份額成員鐘聲除自己消費小毛驢產品外,還主動在他們社區發起成立「自取小組」,在第一屆全國CSA經驗交流會上,他做了一個題為「我們為甚麼發起自取小組」的分享,其中談到自己所住社區鄰居之間互相的不信任、冷漠與戒備,而「2009年年初,給了我們一個『拆牆』的機會。小毛驢本身就是建立市民與農村之間(良性)關係的。我們社區有相同想法的人,通過小毛驢建立了互相的聯繫。」通過組織起來,輪流取菜,「(大家)平常會經常進行溝通,分享之間的喜怒哀樂,還有取菜時的心得體會。」「除此之外,我們自取小組還給孩子組織了繪畫班、舞蹈班,不是外面平常的收費班。我們的舞蹈老師就是自取小組成員請他們的親戚來擔任的。……孩子容易建立起這種關係,大人卻不容易建立這種氛圍。但是通過這種方式,鄰里之間的接觸就比較頻繁了[15]」。

相比而言,2010年親自來農場勞動的北京市民尹瑞慶則認為「細細想來,生活的改變,讓我們失去了什麼?外出旅遊不再安排,很少在外就餐;而生活的改變,讓我得到了甚麼?一是身體比以前強壯了,菜園是一劑養生又強筋健骨的靈丹妙藥。二是收穫了健康安全的放心菜——吃菜時,再也沒有心理負擔了;更大的收穫是在思想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在思想中逐漸清晰和深入。……小小菜園聯繫著大目標。受大學生的感染,我們會把裝雞蛋的塑膠盒和配送小番茄的網兜帶回農場,重複利用。在家裡也進行垃圾分類,更注意節約水電……[16] 」。

雖然2011年小毛驢每斤8元的菜會讓有些人覺得貴,但配送份額成員聶露卻這樣分析道:「看起來每週64元的菜價比市場上貴,但這樣健康值得信任的菜卻為我們全家的其他生活逐步帶來些悄悄的改變——減少吃肉、洗菜省水(不擔心農藥殘留)、每週至少取消一次外出吃飯(家裡固定有健康菜,意識提高後自然擔心外面的食品安全)、減少購物頻率……並且,這種『昂貴』的菜還起到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教育自己及家人尊重農民的付出,同時它也教育了農民,這種健康產品的高價格是對誠實勞動農民的獎勵……[17]。」

雖然經濟是一種買賣關係,但同樣也可能是引發更多不同關係,它包括生產者與消費者、城市與鄉村、人與自然、種地老手和新手[18] 等;雖然每位元成員需要付出一定的現金,但那同時是一種風險共擔的付出與承諾,也是一種對當前城鄉及生產者消費者互不信任的改變成本;雖然以貨幣作為建立彼此關係的手段之一,但我們卻以此為基礎發展出更多以「二手物交換」、「換菜」等「去貨幣」的「另類經濟[19]」,並從中收穫樂趣、迴圈利用的可持續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和諧;雖然部分消費者開始時也是以「上帝」自居的中產階級,但細微的變化讓我們發現,「上帝/傲慢/理性/非理性」的消費者並非本質使然,背後正是更大的社會文化「羅網」。

我們採用經濟為手段,還希望利用現代社會已有的「常識」、語言和規則,減少重建「新常識」的巨大成本——比如我們用價格差距[20] 這一易於接受的手段,鼓勵市民自己動手田間勞動及到配送點自取蔬菜,以引導他們體驗生產的艱辛並減少物流到家的高能耗。

2. 經濟也是結果
作為手段的經濟,不僅讓我們獲得了積極的社會生態價值觀,同樣也產生了經濟效果。

比如:對經濟和商業的借用讓我們逐步建立了成本意識,但它主要不是增加利潤,而是讓我們重新理解「成本」與「價格」。

對於目前市場經濟下的農產品定價,正如周立(2010:117)所指:實際既非生產者定價,也非消費者定價,而是中間商定價。如此長鏈銷售不只讓消費者承擔著更高的成本,實際上「這些鏈條拉的越長便越能避開規則、慣常的控制及通常的監視,資本主義的進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顯出來(布羅代爾,2003)」。自然也就出現了食品安全監管中的「政府失靈」和農產品流通中的「市場失靈」。

而小毛驢所採用的CSA及幫助各地農民合作社銷售生態農產品的「短鏈」模式,既希望將消費者所支付成本最大程度的直接到達生產者和生態環境恢復者手中,同時還讓消費者在新的生產鏈條中承擔其應有的責任,在逐步的自覺中避免所形成的「倒逼」機制讓商家增加食品不安全風險(石嫣,2011),這種新的銷售形式既提高消費者的參與感,讓其利益被真實的尊重[21],還改變了主流的定價規則,進而創造「新經濟」。

同樣,由農村生產者合作所引發的城市消費者合作及城鄉互助,雖是社會組織,但其更大意義卻拓展了經濟交換範圍,改善了市場環境,降低溝通成本和監督成本(合作社內部監督,避免外部認證的高額成本),讓生產者有更合理的投入產出比,並部分改變了消費者的經濟行為[22],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成本與風險,增加了效率,自然就是一種「高效經濟」。

3. 農業的多功能性與多元經濟
CSA不僅帶進了多種參與主體,也為重新思考農業增加了角度——除滿足食物需要這一最常見的功能外,它還有文化教育、生態環保、休閒觀光、農民就業、農村生活、農民生計等社會功能(周立,2010:101)。而在CSA所推動建立的城鄉互動平臺上,農民與市民(生產者與消費者)不再是落後與現代、貧窮與富有這些二元對立的對應物。農民既不是被動的扶貧對象,他們有能力生產出無污染、天然的健康食品;消費者也不是被動的購買者,他們只要支援農民生產並承擔應盡的責任,就可以獲取安全健康的食物(張和清、楊錫聰、古學斌,2008)。

同樣,如果可以突破對經濟的一般性理解,以上案例同樣可以讓我們發現其中存在著十分豐富的多元經濟,比如:道德經濟、信任經濟、尊嚴經濟[23]、在地(社區)經濟、互惠經濟……它們不是某種新的經濟形態,而是讓經濟重新結合起社會、政治、文化等脈絡,讓經濟重新嵌回社會後的新理解(波蘭尼,2007)。

與其說這些豐富多彩而又充滿差異的多元經濟是對單一經濟的實體性替代或動員性手段,不如說它提供了許多新的視角與空間,在新的座標中讓我們嘗試擺脫主流經濟標準的限定。


(四) 結論

本文從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理解出發,結合筆者長期從事的鄉村建設實踐案例嘗試指出:在實踐中社會和經濟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簡單分割,表面獨立的經濟問題背後其實包含著各種社會與文化層面上的限定和影響,故需要一種「社會-經濟」的整體視野及讓經濟重新嵌回社會的理論敏感與現實框架。它既有助於加強對各相關議題的深入思考與行動空間開拓,更可讓行動者準確理解實踐中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文中各種案例無疑是某種程度上的「事後解釋」,但在筆者及諸鄉建同仁開展實踐的當時卻仍然極易陷入文中所反思批判的各種「盲點」中,即使有所反思,也不斷受制於同時存在於內外部的各種張力與以主流框架進行簡單化處理的「路徑誘惑」。

如果回到前文的相關理論,很多學者在多年前就已經指出問題所在,為何在現實中還會以單一視野遮蔽整體視野,在簡化和對立的「定見」中就經濟談經濟、就社會論社會呢?

具體到中國的脈絡:長期以來城鄉分割所導致經濟增長成果與社會成員生活、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斷裂(孫立平,2004:42);民間社會運動自我設限,天真的確信並追求所謂的獨立和純粹而把十分重要的手段和資源拱手相讓[24]等都是當前現實中「社會經濟」難成視野的重要原因。

但布羅代爾認為,當到達他所重新歸納的資本主義上層結構(相對於日常生活與市場經濟)這樣的層次,一定是「高度靈活」,真正實現「經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渾然一體、互為表裡。表面上我們受限於「市場經濟」這樣對經濟的狹義理解與等同,但這些充滿模糊力表象的背後則是各種意識形態、學科分類、社會規範與現實經濟利益的等多重張力的作用。

現代經濟學作為長久「顯學」的強勢存在則對我們欲罷不能的各種「常識」建構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泰國學者佩尤托(2003)分析指出,實際上經濟的思想早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時代就已經存在,而經濟學研究卻只是工業化時代才得以形成一門學科,狹隘的經濟學思維事實上已經成為當前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

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並非如大眾所信以為真的科學主義與現代主義,相反是借助了大量像文學書寫一樣的修辭——比喻、引用權威、簡單對稱的表述和被認為是嚴謹和科學的數學語言等(許寶強,1998)。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又將自身與其他社會科學和文化領域分割開,其中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建構出「合適」的「經濟領域」,或為被界定為「經濟」的領域提供合法性與「圍牆」,以使得另類的「經濟觀點」被消音(許寶強,2007:前言3、145、158)。

正是這種經濟學及其所扣聯的其他相關力量共同製造出「經濟社會」、「經濟人」常識,讓經濟得以「獨立/優先/淩駕」於分割意義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從而構造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烏托邦」——它表面獨立於社會,但卻隱藏著改造社會、重構主體的潛在目標與事實效果。

當中國特色的經濟文化社會脈絡結合起這種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的「經濟學」霸權,「社會-經濟」的整體視野自然難以形成。

注釋

[1]徐淩濤,《蔬菜配送記》,《田間地頭》第八期,小毛驢市民農園會員通訊,2010。

[2]本文受香港嶺南大學許寶強、劉健芝,香港理工大學古學斌三位老師的指導與啟發,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各位鄉建同仁近十年並延續至今的實踐工作是該總結反思的主要動力與素材來源,在此深表謝意!本文文責自負。

[3]潘家恩: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執行董事
杜 潔: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

[4]詳見:香港樂施會編,《不是烏托邦──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2003。

[5]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學員、福建永安市建興筍竹專業合作社創辦人陳紹安2011年5月致部分合作社專家與推動者的信件節選,引用前已經作者同意。

[6]有人提出「日韓台的綜合農協也有不足」,當然,任何合作都不可能抽象的成為泛化的教條或必然,更不會如狗皮膏藥般的「一合就靈」,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重要的不是綜合農協有多好,而是其針對和處理了甚麼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直接面對。

[7]詳細討論參見: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內部學習資料《對話——合作社真假》,2010,其中核心文章為《真假合作社:是合作社的真假還是我們標準的真假?》(劉老石)。

[8]不切合現階段農民合作社的現實空間與條件。

[9]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規範往往等同於整頓,對於弱勢和無發言權的草根合作社來說,他們無疑是首當其衝。

[10]2008年5月,鄉建學院的核心骨幹在工商部門註冊成立「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下文所分析的小毛驢市民農園則是該中心近年的主要項目。

[11]國內通常譯為「社區支持農業」,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同樣也是「農業支持社區」,故應是兩者都有的城鄉互助,或如臺灣朋友所翻譯以體現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投入、分享互動的「社區協力農業」。

[12]截至2011年5月,農園已經得到海內外近180家媒體的採訪報導,吸引了大量市民、農民、大學生、學者、媒體、NGO、工商業者和政府部門等不同身份、群體的廣泛參與,接待國內外不同身份前來小毛驢農園參觀的人數接近八千人次,包括三十多批300多位國際友人來訪。在北京市乃至全國各地、世界生態農業領域引起了普遍關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13]詳情請參見小毛驢市民農園網站:www.littledonkeyfarm.com及各種相關媒體報導。

[14]詳細分析和辨別參見布羅代爾(1997、2003)的相關理論。

[15]詳細內容參見:鐘聲,《我們為什麼發起自取小組》,《田間地頭》第五期,小毛驢市民農園會員通訊,2010。

[16]詳細內容參見:尹瑞慶,《老知青菜園的故事和隨想》,《田間地頭》第十一期,小毛驢市民農園會員通訊,2010。

[17]詳細內容參見:聶露,2011,《「昂貴」的菜》,《CSA簡報》第四期,小毛驢市民農園會員通訊,2011。

[18]小毛驢農場目前已逐步出現一些積累了經驗的老成員志願指導新租地成員的案例。

[19]2011年7月9日,小毛驢農場舉辦第一次專門的「二手市集」,以後將每月定期舉辦。

[20]小毛驢租地分成三個較大差距的價格,大部分的「低端」產品其實是為鼓勵大家親自動手;而配送到居民點較為低價,則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步行或騎車到附近居民點取菜,鼓勵大家環保並「配套」汗水。

[21]正如周立所指:中間商竭力營造魚和熊掌兼得的假象,以迎合消費者的心理和趣味,正是這種「迷魂藥」讓消費者變成他們忠誠的消費機器(周立,2010,111-112)。

[22]詳見2006、2007年河南蘭考南馬莊農民合作社在北京推動的兩屆「無公害大米價格聽證會」www.3no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5467。

[23]讓在主流經濟中處於弱勢的群體(如農民)和產業(如農業)重新獲得尊嚴。

[24]除文中已對部分民間組織「道德潔癖」的反思外,部分組織還不自覺的受限於「非政府/非盈利組織」這樣以別人為非的命名中,既易掉入割裂和二元對立的思維陷阱,也可能將本來複雜的「對手」簡單化和單一化,反過來,也影響了對自我的認識與空間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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