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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的相認不相認

盧燕儀

 
圖片取自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y_1967_Government_House.jpeg

引言

在這篇遺作(歷史哲學命題)裡,班雅明指出:「把過去的歷史表述出來的工作不在於認出『過去的本來面目』(蘭克語),而是要抓緊那片在危急關頭裡突然燃亮起來的回憶……這個危機同時影響著傳統的內容和其接收者。二者都面對同樣的威脅:即變成統治者的工具。在每個年代裡,人們都必須重新嘗試將傳統從人云亦云的情況下奪取過來。」(ILL p.257)

班雅明注意到發自生活的傳統雖然失傳,但統治者的傳統卻仍是矗直的屹立……「如果敵人還繼續勝利,即使死去的也會繼續被敵人鞭撻,而這個敵人仍未曾一敗。」統治者的傳統不只源遠流長、綿延不絕,而且不斷侵吞死去但發自生活的傳統,後者及其接收者也就受淪為統治者的工具的威脅。過去也就早已面目全非,建立歷史知識的工作也就不可能是認出「過去的本來面目」,而是要靠回憶。但不是刻意的回憶,因為「過去的只能從映像裡捕捉,而個別的映像只會在特定的瞬間,當人們可以識別時才會燃亮起來,之後便永不重現。

──馬國明,2009,第51-52頁


商台以贊助形式售賣凌晨時段予前身是左派但目前已是建制派政黨的民建聯,令社會輿論燃起對六七暴動這段忌諱過去的關注,有人批評商台為了利益,出賣言論自由,愧對六七暴動期間被指遭當時左派燒死的商台主持林彬;民建聯反駁林彬之死,指其當時死於社會暴亂,立即被轟篡改歷史,隱瞞殺人史實。社會輿論你來我往,昭示德國猶太裔理論家班雅明的閃爍睿智,這也許就是班雅明所指的「那片在危急關頭裡突然燃亮起來的回憶」,也或如班雅明所言,當下危機掩至,傳統內容即涉及六七暴動以及當下的接受者,均存在隨時淪為統治者工具的危險。

班雅明認為,要抗拒這組威脅,不是要認出過去的本來面目,還原六七暴動真相,而是要當下這個世代將分崩離析的過去和自己重新扣連起來,找出切身利益所在,認出被壓迫者未了心願、錯失的機會以及幻滅的希望,然後和這組東西相認,這樣才可得到救贖,全盤接受過去,也在毫無忌諱下,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事蹟。

為甚麼是被壓迫者?因為他們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班雅明說:「人或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馬國明,2009,第30頁)「他指出,歴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甚麼事件,而是現在這一刻能夠容納多少過去的映像。 」(馬國明,2009,第31頁)

班雅明所指的救贖,是全人類的救贖,是大家也可以在毫無忌諱下,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事蹟。在今次商台事件中,商台溫溫吞吞,態度推搪,暗示不知民建聯是政黨,顧忌非常;民建聯當然也不能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林彬被殺,只能說是社會暴亂所為,絕口不提當年本地左派受內地文革影響而發動暴動;然而,在事件中可以說受到間接壓迫的商台主持潘小濤,又或是作為社會進步代表抵抗這組壓迫的社民連,他們敢於批評商台以及民建聯私分公器,捍衞香港言論自由,勇氣非常,令人佩服。然而,他們援引林彬被殺以及其延伸的暴力血腥,又可引述過去每一寸光陰事蹟?又是否有些東西沒得到同樣處理?這或許與他們站在反共而非更廣大的被壓迫者的位置,來和這組過去相認有關。

本文嘗試從商台今次事件中,以班雅明的歷史觀點,觀照民建聯等對過去的辨認與相認,從而檢視六七暴動的回憶政治,以及和香港「保持現狀」(後)殖民論述的關係。


民建聯的不相認與潘小濤的相認與不相認

商台售賣午夜凌晨時段予香港政黨民建聯,制作名為「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另一政黨社民連成員在社交網站群起攻之,援引六七暴動期間被指遭左派燒死的商台節目主持林彬,批評商台為利益,出賣大氣電波,愧對林彬;商台節目主持潘小濤亦援引林彬被殺事件,批評商台捍衞言論自由不力,接受贊助,猶如引入魔鬼,同樣愧對林彬。民建聯不甘示弱,黃定光議員說:「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而陳鑑林則指,當年暴動死傷不只林彬一人,還有很多一般市民。《蘋果日報》以頭版頭條方式報道民建聯篡改歷史,試圖掩蓋左派發動六七暴動的史實。

讓我們先談談民建聯在事件上對過去的不相認。歷史總是跟我們開玩笑。當然在中英雙方全力掩埋下,六七暴動這段雙方也不堪回首的過去,還有很多東西要說清楚。然而,在民間、學者、記者不斷發掘的資料中,香港六七暴動是內地文革的延伸,可說是民間一致的共識;而當時香港左派亦在事件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就以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人造花廠工人被集體剝削事件為例,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工會、左派報章均積極介入,將勞工權益提升為民族鬥爭、中英對抗的政治事件。

左派在六七年四月下旬開始介入,工人開始在廠外宣讀毛語錄;五月六日大有街發生警方武力介入強力鎮壓清場後,工聯會八日發表聲明,將大有街事件提升為英美勾結反華的充滿民族情緒的政治事件:「這次事件是在香港已成為美帝加緊使用的侵越軍事基地,帝、修、反各種各樣的反華活動在接連不斷的形勢下發生的,顯然港英當局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一手炮製出來。」(張家偉,2000,第35頁)五月十一日大有街事件再度升級,六百多名防暴警察用警棍槍托毆打在場的左派學生、工人,甚至開槍射擊;九龍東多個地區實施宵禁,警方當天拘捕127人,11人受傷。工聯會翌日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要求政府停止血腥鎮壓;立即釋放被捕工人;港英賠禮認罪等,與此同時,騷亂持續,東頭村數處地方起火。北京十三日表態聲援香港左派。

然而,民建聯卻不敢承認主導當年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動,只能支吾以對,不敢相認。這點和北京否定大革命、否定六七暴動有很明顯的關係,既然連北京也否定文革,本港左派也自然要否定六七暴動,也要否定當年的參與,當然也否認和林彬事件的關係。

與此同時,雖然當年左派在事件中處處為勞工權益、基層生活等訴求,然而,他們很快將之上升為中英對抗的民族鬥爭,甚麼勞工權益、進步訴求瞬間靠邊站,很明顯,這是利用被壓迫者,將他們視作鬥爭工具。而最令人尷尬的是,當年左派亦即目前的民建聯,隨著九七主權移交,已變成活脫脫的當權派、保守派、右派,處處維護工商界利益,在臨立會反對工會集體談權;所謂勞工權益、基層生活只餘下蛇宴、旅行、業餘進修班等福利、服務。二零零三年廿三條立法又為政府保駕護航,協助箝制表達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二零零五年提出支持二零零七、零八年實施雙普選,零七年改變立場,支持二零一六及二零二零雙普選,變相永續特權政治,與當年港英殖民高壓統治、勾結政治,雙身同體,毫無異致。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下,民建聯其實是壓迫者,不是被壓迫者,又怎能與當年的反特權反工商的主張相認?

在六七暴動的主流記憶中,林彬被左派燒死,是最廣為人所熟識最血腥、最暴力的事件。社民連、潘小濤在今次十八仝人事件中和他相認,一面讚揚他捍衞言論自由,暗批商台捍衞自由不力;一面突出左派當年暴力血腥,殺人如蟻。然而,他們卻沒有提及當年港英同樣血腥暴力,在新蒲崗大有街血腥鎮壓工人請願示威,又查封三間左派報章,視人權自由如同無物。林彬血案在前,民建聯自是詞窮,陳鑑林所言的卻是對的,當年死傷者又豈止林彬,不少人也慘死在港英鐵腕統治下。

這裡嘗試指出,社民連和潘小濤在事件中站在被中共壓迫的被壓迫者的位置,和六七暴動、林彬被殺相認,而不是站在於被殖民統治壓得死去活來的人權分子、工運人士,以及也被殖民統治不公不義政策、法例所壓迫的小市民小商販,去和六七暴動相認。

沒有相認,過去永不回來,莫非如歷史天使前的廢墟?

回憶政治與(後)殖民情狀
若班雅明猶如歴史天使般,此時此刻,徘徊在這塊孤懸在南中國邊陲的海島上,目睹民建聯不認與潘小濤的相認與不認,他可會說甚麼?他或許這樣說: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辨認錯認,重新相認。

本港文化研究學者陳清僑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夕發表的題為〈否想未來〉的文章。陳清僑引述德勒斯和瓜塔里的說法,指整個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秩序所產生的任何文化認同,都必然屬於一種「欲望的生產模式」;「而這種欲望的生產:它通常是(一)在歷史中受建制的身份構成所框限的;又同時是(二)受社會現實生活中的規律所保障和當前文化想像所制約。」(陳清僑,1997,第271頁)受制於歷史建制、社會現實規律以及文化想像的限制下,五十年代的文化認同往往是默默接受現狀、消極殖民主義、消極的抵抗、消極的記憶。

他在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繼續維持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令香港從一九二五、二六年省港大罷工中反英反殖的認同中割裂開來,令香港進一步遠離國族認同,大英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無關。如果這是夢想的失落、希望的幻滅,機會的錯失,五十年代大批國人南來香港,逃避中共的高壓統治,就是這種種失望失落以及幻滅的最佳現實印證。五十年代瀰漫默默接受現狀的集體情緒中。

六七暴動將這種情狀右移至認同殖民者。「我們因而看到,在某種歷史境況下活躍積極的文化政治承擔,經過認同過程的分裂解體後,被有效地錯置在一個已然移位的歷史處境中。於是六七暴動便成功地驅使殖民地的人民罕有地、充滿期盼地認同殖民者,稱港英政府就是『他們的』政府,而他們「對共產黨」『消極的抗拒』使香港最終得到穩定。」(陳清僑,1997,第272頁)

六七暴動中,左派受內地文革影響,藉著勞工階層備受資本家剝削以及低下階層生活艱苦的厄困,將勞工議題、社會公義,提升為政治議題,發動連場街頭暴力,衝擊港英殖民管治。這進一步深化港人反共恐共的情緒,詭異地加深認同當時罔顧公民權益、人權自由、粗暴平暴的英國殖民統治,另一方面亦令勞工權益以及社會公義等議題,被劃為共產主義、平均主義、暴力主義的等號,最後淹沒在於歷史的廢墟中。

也許,這是大膽的推論。如果說一九四九以及五十年代,港人在國族認同夢想中頃刻失落;六七暴動所帶來的歷史錯置,就是公民公義原則的失守,對政治熱情的冷卻。稍稍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就被指為搞共產,搞福利主義,隨時令香港車毁人亡;稍稍參加政治,上街示威,就被人指為頭腦發熱,激進盲動。

最後經歷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穩定帶來的繁榮,深深銘刻在港人的腦海中,成為八九十年代中英談判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中英雙方以及港人的最大公因數: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

一九九七年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在只有彭定康斯人獨憔悴的七月南中國暴雨天,香港煙花盛放,中國舉國歡騰。本來這是不管中方、英方、港方認清六七暴動的最好時機。畢竟英國人要走了,北京要來了,然而六七暴動卻是一場叫中英雙方也無地自容的羞家事,當然,誰也不願重提,任它丟棄在歷史天使面前,任由廢墟不斷累積。

歷史天使也許說,這是香港人辨認與相認六七暴動的最佳時刻,但香港當時念茲在茲的卻是「維持現狀」,過去犯不著相認,將來也談不上希冀,只有現在,我們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實在、最實際。馬也要跑,舞也照跳,公務員是良好管治的基石,繁榮安定,比甚麼也更重要。我們第一次和六七暴動的相認,失諸交臂。

十年過去,二零零七年,香港回歸十周年,也是六七暴動四十周年,那是好好疏理六七暴動、回歸十載以及兩者千絲萬縷關係的時機。那時,確實有一些時代的機遇。

二零零三年是港人最艱難的時刻也是最光榮的時刻。我們面對世紀疫症,一直令人引以為傲的公務員系統一朝發現千瘡百孔;特區政府為向中央展示忠誠,將港人最引以為傲的自由價值押下去;當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要求撤換特首。

也許,大家開始在想,我們還是要五十年不變,繼續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究竟維持了誰的利益?現狀不僅要維持,更要捍衞吧?現狀不僅要捍衞,有時更要發展、要不斷充實,令它成為希望的憑藉?

二零零六年,六七暴動四十周年前一年,零六零七保衞天星皇后前後,香港文化人梁文道發表題為〈為香港的左派召魂〉的文章,提出打破歷史禁區,超脫黨派之見,「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梁文道是班雅明的歷史天使,他提出在誰也不願重提的六七暴動歷史廢墟中,重新認出當時未完成的夢想、失落了的希冀以及錯失的機會,那是甚麼?那是工人權益、公義社會、人權自由、人文關懷以及先輩們抗拒不義不公的抗爭行動,那是我們在六七暴動中失守的公民認同公民價值,令香港可以在錯置的歷史相認中,重新辨認,再度出發。

歷史天使不只一個,還有社會學家呂大樂。

二零零七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呂大樂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有落,後數!香港十年,一個社會學家的筆記〉的文章,他沒有直接提及討論六七暴動,但他提出一個和六七暴動相關的核心問題,就是維持現狀的想法。他提出「香港人要擔心的,或者不是身份的消失、認同感未夠強烈,而是我們已經多年未有豐富這個身份的內容,沒有甚麼思想的突破。維持現狀的想法,應該到此為止了。1997至2007,是不可思議十年。回歸十年,是時候要好好執捨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所遺留下來的手尾。」

當然,我們再次失諸交臂,在陳清僑、梁文道、呂大樂等眾多啓蒙者;零三零四七一遊行、零五年普選運動、零五零六天星皇后保育運動後,六七暴動四十周年在不吹縐一池春水的靜默中被錯失了。不過,也許,正如班雅明說,過去總是在等待,等待我們去認領,等待我們去相認。商台以贊助形式出售時段予六七暴動左派現代變身民建聯,就是瞬間即逝的機會,讓我們重新辨認六七暴動,和當年那些殞落的夢想、守失的價值重新相認。

在文首,我嘗試指出,六七暴動遺產,除了英國改革鐵腕殖民管治,還有香港保守政治全面抬頭,鑄造香港過渡期前後「維持現狀」的金科玉律。商台出售時段給民建聯事件帶給我們的難得機會,也包括對這種過去錯認的辨認以及辨認過後的重新相認,否則,過去將不會得到安息,仍然會在歷史廢墟中飄蕩,尋找另一次相認。目下纏繞著我們的「認同維持現狀、公共原則次等化」等想法,將繼續陰魂不散。

若將當年的問題、張力、鬥爭,簡單化、二分化及他者化地處理,僅站在反共立場上,批判左派濫殺無辜,卻沒有提及當年港英鎮壓同樣血腥暴力,視人權自由如同無物;又不提當年更大的被壓迫處境,殖民統治視基層如芻狗,動輒加價加租,無視民間疾苦,不公不義不平等,特權政治,貪污橫行等等,又是否默認殖民者漠視人權的打壓手法?又是否默默接受當時殖民高壓統治?又是否無加省思地、不加辨識地再度確認六七暴動後港人對殖民統治的詭異認同,以及後來拖延香港公民社會多元發展的「維持現狀」這條金科玉律?作為後輩又拒絕與當時飽受壓迫的普羅大眾、基層市民隔空相認?作為公共知識及社會進步份子,又不願和更廣闊更深遠但在當時被排擠被冰封的公共利益、公共情懷,重新相認?

正如葉蔭聰在明報指出,六七記憶涉及的暴力、激進、鬥爭、階級矛盾,不只屬於四十多年前的香港,更屬於今天的香港。「它們不是『左仔亂港』這種簡易理論可以打發走的。近年香港的政治爭議不斷環繞激進與溫和,也許正見證我們這個城市如幽靈般的創傷。」(葉蔭聰,明報,2010年5月24日)

所以,這裡要指出的是,處理類似相認問題的複雜之處,對我個人而言,也不是要清算先輩,對列祖列宗大興問罪,因為正如陳清僑所言,自有當時的歷史、社會及文化制約。相反,若我們能夠梳理過去,認清過去,我們就更能辨清我們當下的相認對象,對準我們該繼承的未了宏願,不僅守成,也有發展,否則,當下不能是希望之憑藉,而過去亦只會更分崩離析,支離破碎,歷史天使前的廢墟,將會愈加滄涼。



參考資料: 

1.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王德威(主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2.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3. 梁家權、王慧麟、屈穎中、黃敏瓊、馬淑嫻,《英方絕密檔案曝光——六七暴動秘辛》,2001。
4. 馬國明,《班雅明》,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
5. Benjamin, Walter (1999) Illuminations, Pimlico, Great Britain.
6. Chan, Ming K. (1994),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ian, 1842-1992,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7. 葉蔭聰,<六七暴動的創傷>,《明報》,2010年5月24日。
8. 呂大樂,<有落,後數!香港十年,一個社會學家的筆記> ,《蘋果日報》A18版,2007年7月22日。
9. 梁文道,<為香港的左派招魂>,《明報》,2006年5月17日。
10. 潘小濤,<兩位民建聯議員,請問誰在妖言惑眾?>,《明報》,201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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