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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的記憶與失憶

張怡松

 

   

每個人帶著對人生的各種問號、對建制的疑惑走進文化研究的課堂。對一個生於70年代四川重慶市的小縣城、在嘉陵江邊工人家庭成長、80年代移民香港的我──該怎樣去處理自己過去的債務和清算歷史呢?如果照馬克思所說「人是歷史的產物」,那上一代人走過的路是如何影響今天這個我?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和生活條件中長大的我,是如何去面對各種衝擊,然後麻木無奈地去接受一切的改變呢?

「要解決的課題可能是上一代積累下來的東西,在時代激變中產生的矛盾」(劉健芝,2009)。或許還有今天未發生但預見的危機──摒棄經歷60年代特有的道德理想主義,無審判意識地投入物欲為導向的世界。「在書寫的過程中,作者非僅是純然進行寫作的人,而是一個需要與被書寫者以及接受對象間,發展出不同客體化關係和行動的書寫角色。而完成的文本是向公開的世界開放和發表的,因此寫作者的行動必然關涉到他人,並指向這種過程,它不僅是「個人行動」,同時還是「社會行動」(胡紹嘉,2005:34)。 在書寫中,我是受他人和外在世界影響的,而我也影響外在世界的人和事。要用自己的語言去重新認識歷史的影響是困難的,因每個人的背景及關注的課題各有不同。能客觀而有見地的把課堂中帶出的種種問題理清,又要把它放進生活的場景中反思,更是具挑戰性的作業。社會的變易聯系著個人的喜樂和痛苦,文明進程的衝擊帶來了生活的困頓;我們的現實生活與公共議題密不可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若隱若現又臍帶相連,不能斷然割離的。舒茲(1962/1992)認為,人類內在的意識和外在發生的事件,是一種綿延流動、融合模糊的狀態,必須由行動者有知覺性的停止或挑出,作一種反省性的思考與回顧時,生活經驗才會被賦予意義。

剛學會塗鴉時,畫的總是五星旗的戰士打退日本鬼子。文革結束的時候我才五歲,小學二年級時當過少先隊中隊長,拿著紅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中國共產黨萬歲!」、「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紅色的標語至今仍在記憶中。那時的感覺是為祖國感到無比的驕傲,對共產黨敬如父母。縱然年紀尚小,戴著由戰士的鮮血染成的「紅領巾」,我和每一個男孩一樣都有上陣殺敵的夢想,在我眼裡「為國家獻出生命」是最光榮的事。

來到香港,親戚們告訴我的經歷叫「愚忠」,香港是個自由的世界,一個實現理想的真正樂土。當時很難理解,一家人住在荃灣不到十平方米的板間房,四樓的窗外是黑沉沉滿布垃圾和臭水的天井,媽媽在打毛廠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八歲的我和哥哥是自己弄飯,每天在小學被譏笑是「大陸仔」的日子裡成長。資本主義的異化和壓迫,還有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民,完全呈現在我的腦海中。我開始懷疑身邊的一切事物,除了想快些脫離上學的日子為家庭出一分力外,尋找事物的真相可能是另一種生存的目的。

我以第一身:「口述歷史」的書寫方式,替媽媽紀錄了她的文革經歷。當然,這並非給我一座去自我反思的橋梁,它是一個機會讓我更加深刻地去看這段殘酷的歷史。正如《一百個人的十年》所說:「『文革』是我們政治、文化、民族瘋疾的總爆發,要理清它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時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結束而割斷,昨天與今天是非利害的經緯橫豎糾纏,究明這一切依然需要勇氣,更需要時間,也許只有後人才能完成」(馮驥才1996:3)。

作者提供
1967年2月20日
合川縣久長街照相館

《重拾文革十年的記憶》
大概六十年代開始,是中國最大的自然災害時期,全國死亡人數無法可計,四川可算是最為厲害吧。當時國家的政策是「自給自足,不靠外援」,這類的標語到處可以見到。所有的糧食、棉布、食品、燃料,全部都由政府分配。每個居民每月二十五斤大米,教師十九斤,小童就再減。油每人一個月兩兩,豬肉一斤,總之分配之量遠遠不夠身體所需。很多人去挖野菜,樹根……聽說死去的小孩人肉都被拿來吃,還有人吃白泥土。

家裡有哥姐弟妹共七口,靠父親教書(是中學數學科教師,也是人大代表),工資六十至七十元維持家庭生活。當時我十三歲,讀初中二級,看見家庭和社會如此情景無心上學。那年冬天跟同學一起決定退學,找到了一份臨時工:「嘉陵江航道工程隊」。我們年輕女孩子的任務就是把鐵耙放進河中然後絞上來,目的是將那些淺地方的石頭拋到深處,使船能順利通過。每天就是坐小船轉到大船上工作,住在岸邊的帳篷裡。記得那個時候全都是女孩子,有十幾元的工資和比居民定量多七斤的糧食(三十二斤)。那段時間大家都沒想過前途和其他雜念,所以都比較開心。

開心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一個多月,聽說我父親病重進了醫院。由於父親的身體虛弱,抵抗不了嚴寒的冬天,再加上氣管炎和長期饑餓引起的腫病發作。我下班後帶上了一份我和父親都很久沒吃過的紅燒魚到醫院,但他一口也吃不進去了。過了兩天我下班後打算再去看父親,走到高石坎街路段,在一個沒人賣肉的桌子邊,看到我大姐收了一大包棉被之類的東西。我走上前問大姐甚麼事,她說父親已經於昨晚死去了(1961年1月9日)。當時我和大姐就在街上抱在一起嚎淘大哭起來。回到了家,我和母親跟大姐通宵未眠,整個院子都能聽見我們的哭聲。 那時候妹妹五歲,弟弟才兩歲,甚麼都不懂。

隔了兩天大姐去學校辦理父親的後事。教書的工齡是三十七年,只領了扶助金一百二十元就了事,之後全家的生活無靠。母親將父親留下來的衣物,家裡的東西收去變賣來生活。維持了一段時間後哥哥就停學去當兵了;姐姐在父親的學校申請助學金繼續高中課程。我沒有了工作,那段時期全家就靠母親在河邊幫人洗衣服來維持生活,艱苦地挨過了那幾年饑寒的日子。

哥哥當了兵兩年,我家成了軍屬,終於由縣安置辦公室安排到一份工作──糖果廠售貨員。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得之不易,所以工作表現很出色。後來還加入了共青團,跟著調去做保管員,之後又做糖業煙酒所內部辦公室的打字員。1965年國家建築安裝公司在我家附近安排家屬居住,認識了現已和我離了婚的丈夫(廣東人)。跟他認識後一年(1966年12月底)他就催我結婚,原因是他這年的探親假就快到期(過了不補),要我跟他一起回廣州的老家結婚。

我們的行程是從重慶坐輪船到武漢,再從武漢轉火車到廣州。在船上那個時候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吧。每人身上都要帶一本《毛主席語錄》,街上及到處的宣傳牌上都可看到毛主席語錄,印象最深的是那幾句是:「領導我們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每進行一項節目或朗讀一篇文章前都會講一句毛主席語錄用進去,可說是深入民心。

這次算是一程理想的旅行結婚,由重慶去武漢的東方紅34號大輪船上,走廊上沒人占據,飯廳整齊,大廳還有跳舞節目表演。這樣正規不亂的交通次序一直到79年我申請去香港時,由重慶坐火車到廣州都沒見過。在廣州期間買了些毛主席像章和文革紀念章回四川送給朋友與同事。當時戴著紀念章在胸前是一種時髦和自豪感的表達。

從67年初紅衛兵開始大串連,交通大亂,尤其是鐵路。車上沒有座位,走廊上水洩不通,非常擁擠。這種現象我想可能維持了好幾年吧,凡紅衛兵學生坐車船都無須買票。當時我好羨慕一位還在讀書的同學,去大串連及周游全國各省市的經歷。

接著是破舊立新,也就是由紅衛兵去打砸、去搶、去抄,所有舊封建的東西都要砸爛。廟宇的菩薩頭、手腳、全身都有斷殘和破碎;各式的門窗都有被打破的現象,街上賣香蠟紙燭的店鋪和廠家都一掃而光。有的人死去時冷清清,親人偷偷的去買點紙,簡單的打一個洞,燒一點紙為死去的人許許願,草草了事入土為安。

然後是「打倒四人幫」、「保衛黨中央」,「打倒劉少奇和保衛毛主席」。這類的口號也是滿街可見,各機關單位每天晚上下班後都要參加學習或開會。每個人一定要做的任務是寫大字報──揭發有問題的反社會主義份子。不寫就是不熱愛黨,對黨不忠。

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司一位儲運股的幹部尹代彬,是被揭發得最多的典型人物。現在想來他只是有點自私,愛占別人的小便宜而已。如他在北陪溫泉買的溫泉麵,回來賣給同事都要多收幾毛錢。因同事難找題材,矛頭都指向了他,說他是反社會主義份子,貪污份子。他本人以前做過公安,他說沒人證、物證、旁證、時間、地點五合要術,死口都不認罪。尹代彬在批鬥的同時,我公司派了我和一位同事(我倆是公司最年輕的二十來歲,也就是紅衛兵)去抄了尹代彬的家,抄他家後只在他家舊樓角上的書箱底發現了一卷現金,大約有兩三百元吧。有點發霉了,拿去公司充了公。現在想來那個時候要存這幾百元也是不容易,真有點殘忍。紅衛兵將他手反綁,戴高帽子遊街,高紙帽上寫著「打倒反社會主義尹代彬」。這一遊街真慘,被人拳打腳踢,掟東西,遊多久也不知道,還不給他吃東西。另一位我親眼看見戴高帽的是一位人民醫院的醫生唐雄,有人揭發他非禮女病人,遊街時也被人打得半死,這些現象不勝枚舉。

有一位批鬥遇害的是安置辦公室的肖數生,他的住所在我一位小學同學家的附近。那天晚上的半夜,一群人去他家將他拖了出來。在他家的門前的空地上,有人抬手,有人抬腳,把他高舉砸往地上,就這樣活活的摔死了。我聽完後很心痛,我的工作就是由他直接安排的。他沒收過我家任何利益,父親死後家裡窮得飯都開不起,全靠他的幫助。雖然互不認識,我覺得他死得好冤枉。

我一個同學當時還在我父親在生的學校讀書,她說我父親死後有人寫大字報說校方不應該給資產階級份子開追悼會和送葬。還好我父親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去世,不然必定被批鬥得不像人形。凡屬成份不好的地主、資本家、舊知識份子(解放前,國民黨時讀書的人)都有可能被紅衛兵打、砸、搶、抄或拉去戴高帽子遊街示眾。被打得殘廢的,折磨死的不計其數。

社會上各單位、部門、學校自然分為兩大派,擁護共產黨保護毛主席的為保派「紅大」,其他就為「革大」。兩派鬥爭越來越激烈,文鬥開始就變成了武鬥。兩派的年輕人為主力兵,手持鋼芊(鋼芊有人的三分之二那麼高)頭戴籐帽。一批批的在街上可以見到。我公司(糖酒公司)和商業局是在同一棟樓,都用同一大門進出,飯堂和宿舍都是在同一個地方。一天有消息傳革大要攻打商業局,嚇得我們立即關上大門。其他公司的來了一批手持鋼芊的紅大青年,駐扎在商業局裡面。我和幾個幹部都在辦公室裡面提心吊膽,不久就聽見外面叫衝喊殺。聽說是有人從視窗塔樓梯爬上來了,跟著就有人受傷,一個接一個,手、腳、頭都有,由我一人止血包紮。公司曾抽我去了一個多月的衛生員培訓,目的就是為公司的同事處理小傷小病,保健箱由我管理和負責。記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手受傷的,被鋼芊穿過手心到手背。另一個是手臂外側一直穿到裡面。有位是頭側穿了一寸深,那天受傷的大概也有十幾二十個吧。

過不了幾天,文藝團(在川劇團裡也是屬紅大派)裡沒有打字員打傳單,那時兩派都有人上街發傳單來宣傳做聲勢。我被抽去文藝團打傳單,打了兩三個鐘,聽說外面被包圍出不去了,嚇得我跟幾個人一起從後門溜了出去。幸好走得快,幾個鐘頭後聽說裡面被打得稀爛。之後我經過川劇團看見門窗和牆都被砸爛了。這段時間街上不時有人群抬屍遊行和高喊口號的隊伍。我親眼看見的一個死屍,死後的手還是高舉著的,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段時間除了遊行隊伍,街上的商鋪和民居都關門閉戶。街上行人寥寥,大多都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一旦被敵對派發現就會有被拉去打死的可能。重慶市區武鬥規模更大,市內有幾間兵工廠,其中有建設機床廠、空壓機床廠等。一間廠裡面中學都有幾間,規模很大。武鬥時坦克大炮都上了街,打死了很多的人。

我住的縣城是屬於重慶市管,去重慶市區要坐三個小時的汽車。我出差去重慶買打字機的字釘,乘坐了其他公司的包車。從縣城到市區的途中只有寥寥無幾的車輛行走,一路都有革命派把守。我乘坐的車到了城江鎮 ,一隊手持鋼芊的青年要求全部的人下車,我們一行人被扣押了兩個小時,查問後放我們走了。途中有人要去八一五保派的墳場,當時我也順車在八一五墳場逗留了一會。那片山的墳場大得嚇人,密密麻麻的墓碑數以萬計。石碑大小是成人的小腿左右,大都用手把泥土挖開埋進去的。說是墳場,其實是個亂葬坑。

今天回想為何自己加入了紅衛兵,其實沒有特殊理由。那是一種勢不可當的社會潮流,當時無法批判或自省的集體行為。在我來說,文革並非只是「打倒劉少奇和保衛毛主席」,它是反人性和反文明的運動;利用了年青人的激情和理想去達到政治目的,作為人應有的尊嚴和權利都被磨滅了。

-以上所述都是我六十三歲母親的親身經歷-


在寫完媽媽的這段經歷後,媽媽找了我好幾次,去修改裡面的詞匯和內容,務求跟她的記憶吻合。在言談中感到她心情舒暢了,好像很久沒和人分享過自己的事一樣。我的出發點是從她的回憶中,找出反思的角度,是為自己的作業;對她來說,好像是一種心理治療。回憶其實就是反省歷史及塑造自己的過程。生活的體驗或許能對歷史有更深刻的描述,透過最平凡的小節可以看到被大敘事掩蓋的地方。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是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0至50年代的文化人都曾真誠地投到這場運動,從巴金等老一輩作家到北島、崔健、王小波等等。他們努力尋找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深層原因,分析作家在那個動亂年代裡的心靈史,反省自己作為同謀者、妥協者、苟存者的罪責,歌頌少數孤獨地舉起反抗之旗的作家,並且力圖用包括戲諷、病理分析宣洩在內的手段來解構孕育了 『文化大革命』堅硬的意識形態」(王曉華,2006)。「理論是實踐的意識形態的反映,紅色政權為了增加自己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有必要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認識。尊崇集體理性、排斥個人本位,在這中國本來就有著強大的傳統」(張清民,2005)。中國是通過社會革命而建國的,社會革命意味著用政治的方法統一意識形態和暴力的手段,改革社會各領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不少作家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時也被過去的惡夢纏繞著,文革已經成為他們走向新的文化紀元的內在障礙。「雖然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大災難送葬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送葬者過於專注於葬禮,其命運則會如北島在《回聲》一詩中所寫的:『你走不出這峽谷,因為被送葬的是你』」(王曉華,2006)。對千千萬萬的人來說文革是個完全服從、徹底相信的經歷;文革成為了一種震動,一種反復力量,到最後開始去自己想問題。對於世界各國的熱血青年來說,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正與他們內心積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義共鳴。如何認識文革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文革不只是誰在發動,誰是被迫害,那段歷史是所有人共同造成的,十年浩劫是每個人的苦難。

反思文革是為了徹底地與它告別,可是人們出生的年代往往聯系著人們的命運,要超越自己成長年代的生存方式是困難的。晚生代只有當下,沒有前見和歷史陰影;眼看今天是非顛倒的功利社會,有誰能保證歷史不會被改寫?用短短的半個學期誠然很難去替馮驥才完成使命重大的書寫任務。我相信每個人多一點對歷史的反省和認知的積累,都是追尋歷史真相的必要組件。當歷史都被「扁平化」地為商業社會服務(戴錦華,2009),流行商品成為歷史的載體,我們能如何去認清歷史的背後意義?

馮驥才提到:「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們的民族過於健忘。『文革』不過十年,已經很少再見提及。那些曾經籠罩人人臉上的陰影如今在哪裡?也許由於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但是,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長,或許是種可愛的愚昧。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1996:2) 」

2009年2月25日胡潤研究院對外發布「2009胡潤藝術榜」,榜單內容為2008年度公開拍賣市場作品總成交額最高的中國在世藝術家排名,51歲的張曉剛以3.01億元的總成交額取代去年榜首吳冠中,排名第一。拍品排行上作品數量最多的前四位藝術家為張曉剛、岳敏君、曾梵志、趙無極。據報導:「榜上前三名藝術家均以西方美術風格,描劃出文化大革命後社會及人民的精神不安,得到國際畫壇嘉許。」或許這些不安是來自藝術家自身的經歷,但這些天價的數字卻帶出了許多問號。是資本主義的正面導向?還是藝術家把政治事件濫套的成果?一幅幅的「黑白照配彩色人頭」是在控訴當權者,或是在自我吞塞歷史?重復又重復的體裁和手法叫藝術價值嗎?是否一定要以商品去體現及重述,才能引起人的關注?用懷舊當時尚可能是把它無害化和去政治化的最簡單手段。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內地各機關都在積極訂購相應的紀念品。一款款以毛主席頭像鍍金的擺設和商品大量上市(六十周年毛主席特藏),收集和購買的將用它來向有權勢者獻媚。毛澤東萬未想到今天仍被世人奉為神明,非因他的豐功偉績,而是在他背後誘發的經濟效益。我剛看到同樣的版本來自年輕人對89年「六四事件」的回應。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世代阿泉所述:「六四對我來說太遙遠了,父母沒有多談,學校亦不多說,偶然知道後,遂四出找資料認識多點。對於這場運動,我覺得學生是為了中國好,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但最後卻被血洗……中央政府不肯正視,忌諱談論,但這事始終要有人去平反,死了的人已不能發聲,得靠活人出頭。」(明報,2009年4月23日)阿泉自發地找網友設計「六四T恤」,年輕網友認為「很潮」,反應熱烈,至今已接超過1000件訂單;還有「六四胸章」在今年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發售。阿泉原本的出發點是重新認識歷史,但作為「潮物」去販賣,到底怎樣把意義改變?六四在被簡化後的平面符號我們可怎理解呢?這樣的趨勢,下一代將更加困難地去和歷史展開對話。

「西方社會科學一直承認這樣的一個結論:一個事物在剛剛發生、發展的時候,人們對它的性質不可能完全了解;只有在這一事物發展到成熟甚至是爛熟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認識到它的真正本質(鄒讜,1994)。」今天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已不願再直接評論「六四事件」;因距離這段歷史太近,或要跟它劃清界線 (自由亞洲電台,2009)。

1960年出生的王堯對文革有以下的描述:「我們不是主體,沒有真正的參與『文革』,但文革在塑造著我們,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評水滸批宋江以及反潮流成了我們的功課。我們成長的年代,是對魯迅最歪曲的時代。一個被歪曲了的魯迅填補著我們當時的精神空洞,因此我們從來沒有接受真正意義上的啟蒙。對今天的許多問題,我們有著言說的欲望,但我們缺少對重大思想文化問題的命名能力和解析能力。但這不意味著有理由放棄對重大思想文化問題的命名和解析。(2005:3)」

世界是眾多平等的事物所構成和共生的;萬物因變易而生,因變易而向外開放,也因變易而消逝。如果正面地去探求歷史的真相都要被壓抑的話,那確實是一個很可悲的現實。這是一個情感和信息過剩的年代,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和去滿足。活在當下需要超越主體性的誤區,要徹底地面向事物的本質。事物是復數形成和異質的,我們要以復數的視點和立場去檢視事物的真相,才能做到真正的反思。

參考資料:

1. 戴錦華,嶺南大學GE101講學內容,2009年2月20日。
2.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中國文聯出版社,1996。
3. 劉健芝,嶺南大學GE101講學內容,2009年4月20日。
4. 自由亞洲電台,《天安門》制作人就柴玲的控告呼籲外界支持,2009年4月27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64_student-04272009123134.html?searchterm=None&encoding=simplified
5. 胡紹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應用心理研究第25期,台北:應用心理研究雜誌社,2005春,第34頁。
6. 建國60周年毛主席特藏:http://www.taocang.com/art_info/0010/10_83_2.htm
7. <港網友撐賣六四tee相片載內地網速被刪 港掀搶購潮>,明報,A26版,2009年4月23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422/4/btar.html
8. 舒茲(Alfred Schutz),《舒茲論文集(第一冊)》,盧嵐闌譯,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原著1962。
9. 王曉華,文學藝術的轉型《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49-50頁。
10. 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台灣:文史哲出版社,2005,第3頁。
11. 張清民,《話語與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2.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