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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荷里活道

譚家敏

  作者提供

班雅明[1] 提出,歷史學科(History as a subject)的出現令歷史成為科學般可以客觀描述,但其實這將歷史當成學科的做法,會被有權力的人挪用;因為誰有權力,誰就可以替歷史選材,也可聲稱以理性去評論因果或解釋過去的事件。以這種高舉理性的方法去看待歷史,令人容易將歷史變成在時鐘上運作的空洞同質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即歷史只是時間上已經過去的事,沒法可以追回;班雅明強調,歷史之所以是歷史,是因為我們能夠在浪去浪來的潮中,把時間或某個時刻攔截下來,然後再細看這個時刻向我們訴說的故事,以便我們再去認清他們對我們現在的意義。我們每個人也有這種微弱的救贖力量(Messianic Power),能夠從過去的事物中重新發掘那些錯失的機會或未兌現的承諾。這樣,歷史便不會只是空洞同質,而是可以被認領及對現在有所啟發。

我一直很喜歡看有關香港的歷史書,因為以為從中可以更了解我的香港,我的家。然而對於馬老師在堂上對歷史學科的批評,我也確實反省了不少。既然歷史學科上的對事情的描述只是空洞同質,何不對自己親身經歷的過去作一個反思,希望能為現在的我作一種啟發;而且在探索自己記憶的同時,也希望能夠為自己發掘更多的可能和空間。

荷里活道
我搬離上環的時候只有九歲,印象中的上環永遠停留在我小時候記憶中的模樣。我的舊居就在荷里活道、樓梯街和四方街的交界,於文武廟的隔鄰。然而,過了廿年多以後的今天,當我再重回舊地時,大部份的景物已經面目全非;公公曾經工作過的印刷鋪已經關門大吉,樓下售賣小食的攤位及裡面的貓咪不知所終,婆婆常幫襯的南貨店當然也消聲匿跡;換上的大部份也是高檔的古董店鋪,小時候我有時會走到樓下陰沉的古董店鋪尋幽探秘,現在卻連走進去的勇氣也沒有。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真的以為我住的地方有很多荷里活明星,小時候我真的見到過姨姨拿著和張學友於文武廟前的合照。但原來荷里活道的命名是因為當初它真的種有很多冬青樹(Holly wood)。這也難怪,我住了荷里活道這麼多年,連樹木也少見,更遑論冬青樹。荷里活道是香港的第一條街道,也是我第一條能夠辨認的街道。還記得就讀幼稚園時,要乘搭校車回家,有次下車後見不到婆婆,於是自行走到樓下,但按了門鈴很久都等不到婆婆開門給我。然後我見到有位同學經過,同學叫我跟她一起回家,我便開展人生頭一次,也是唯一次的「離家出走」。最後,我在同學家中看到電視播映著午間新聞,便趕快要回家,因為我知道舅父回家吃午飯見不到我,又少不免了捱罵,於是離家出走失敗,認著荷里活道回家了。

那時候的荷里活道有很多不同的店鋪,除了古玩店鋪,還有我最愛流連的文具店,也有婆婆慣常幫襯的南貨店;店鋪的東主都很好人,文具店的老闆沒有責怪我的只看不買,南貨店的老闆會教我辨認不同的白色粉末是甚麼,古玩店的老伙記也不會計較我在昂貴的酸枝傢俱叢中走來走去。我認得的荷里活道,不是因為它有很多的冬青樹,而是因為我認得曾經在裡面發生的人和事。現在我再次走過荷里活道時,那些店鋪全都變成了高檔的古玩鋪,雖然只是隔著一道玻璃門,但我也深知自己和它們再難有以往的近距離。於我來說,荷里活道的重要不在於它是否香港第一條街道,也不是馳名中外的古玩店,歷史學科中對荷里活道的客觀描述,只能補充我對這個地方的一些認知;真正和我互動的卻只有記憶中於荷里活道。

作者提供
文武廟
翻看有關對文武廟的歷史描述時,原來我小時候感到它陰森是有道理的。文武廟於1847年落成,1851年由華人籌募擴建並成立值理會管理,會員的其中一項職責是裁決關乎公眾利益的案件,是華人的另類法庭[2]。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然有斬首及枷號示眾。文武廟成為了華人社群的公共用地,也是殖民地初期的重要地方。

然而這個歷史對我的影響相對地少。我小時候就住在文武廟左方的唐樓,每天都會經過這個陰森的廟宇。每逢一些重要節日,應該是觀音誕之類,外婆或是媽媽會入內參神。當然我不曉得那些是甚麼神靈,只知道每次我也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因為內裡燈光陰暗,又有濃煙,使我永遠不會也不能看清楚神靈的模樣。有時媽媽會允許我在廟宇外的空地等候,我的目光便會落在廟宇門外那些等候善信的老人家。每當善信離開時,他們會伸出手,討個零錢。他們的眼神,我到現在回想起也能夠清楚記得。他們似乎都很需要我的幫助,是的,我曾經夢想開一間非牟利的老人院,可以讓老來無依的都住進來。再想,為甚麼我們的社會就容不下老人。有次我在深水埗的超級市場,看到一位老人搜集身上所有的零錢,才能買到那差不多到期的發黃蔬菜。還記得2008年特首被把生果金被逼無條件地加到一千元[3]時,他仍然持有「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感性反應通通蓋過」的不滿意。我們的社會愈走愈快,翻看只有五六十年前的香港照片,我卻找不到絲毫的熟悉感覺,不停地把建築物拆掉重建,老人本來賴以安居養老的住所被強制清拆。當我四五十年後再看香港,我還會認得她嗎?她又容得下我嗎?

當然,我現在再重回文武廟時,已經不見討錢的老人。原因可能是廟宇的管理愈加完善,也有可能是文武廟已是香港一大旅遊景點;景點又怎能有乞丐討錢的行為讓外國人看見?當我還住在上環時,文武廟大概未被塑造成傳統文化的形象,還未成為遊香港的必到之處。旅發局把2010的香港定為節慶年,其中五月更是傳統文化月。我現在再去文武廟時,已經少了濃煙,內裡的碑文牌匾也非如昨日般鋪滿了塵。不知道往後的文武廟,又會變成怎樣?會否有一天,像甘棠第一樣的命運,無端被當作「XX博物館」;又或像平安包般,要化身為旅遊大使,卡通化地安放在機場迎接旅客,而文武廟和其有互動的人,就只能被動地規劃成同一個模樣,文武廟對居民生活中引起的多樣性大概沒有人會再提起了。

我小時居住的地方附近沒有很多的康樂設施,除了文武廟對面的一小型遊樂場。這個小小的遊樂場設有兩三個鞦韆,和一個搖搖板,雖然規模小了一點,但也夠讓我的童年加添歡樂。但現在再回想,其實香港的土地運用,很受僵化的制度影響。單單就康樂用地方面來說,雖說有規劃署監管 ,但[4]是用地的分配和準則卻沒法讓普通市民參與作決定,準則也會令人感到奇怪,例如每30000人口會有一個網球場,每8000人口有一個羽毛球場等。我不是提倡有更多的不同康樂設施,只是想居住環境有多一點的公共用地,讓市民就自己的需要來利用這片地。這片土地不必只是有錢人可享用的住客或私人會所,而是應該屬於社區的。我們小時候讀的教科書,裡面總愛形容香港地少人多,但我長大後卻發覺全港有近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當中有近六成半是郊野公園的範圍,只要政府多發展公共事業,例如交通電力等,我們可用的土地其實還有很多,也就不必辛苦半世來供那小小的單位。

錯失的機會
當然,個人的記憶如果只停留在回憶的層面,那便對社會實際幫助不大。然而若我們能夠細看記憶中某個時刻向我們訴說的故事,以及認領這些故事背後對我們的意義(錯失的機會),我們其實可以對現在強調發展的社會有更多的反思及參與;當我回望及反思自己於荷里活道的過去時,可以令現在的我更有方向。例如,能夠在工餘多一點關心老人問題,嘗試為他們發聲及爭取權利,這就是我能做的,也可能這樣做比我要開一間老人院的夢想更實際及容易實踐。

又例如,我現在從事教育工作,我可以將某些習非成是的觀念糾正,又或是讓學生有多一點思考的角度。或許我不能改變大環境,例如香港土地分配的制度,或者公共資源的調配;但至少能夠認清楚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被忽略的某些問題。這些問題被發現之後,我要提醒自己不要成為問題的幫凶,更加要透過個人的力量去召集更多人去反思歷史對個人的意義,以及對社會的影響,而不是盲從歷史學科中的所謂客觀,或只相信歷史只是同質空洞線性時間的謬誤。

 

注釋

[1]Walter Benjamin(1940).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2]石翠華、冼玉儀:《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第四章。

[3]<生果金無條件加至一千元>,明報,2008年10月24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024/4/8w84.html

[4]規劃署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sum/ch4/ch4_su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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