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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巿建設、本土身份與社會運動

周峻任

 

前言

  • 1997年,立法局通過保護海港條例,規定禁止在維多利亞港進行填海。
    2003年,保護海港運動,17萬人聯署反對填海,同時保護海港協會進行司法覆核。保護海港人士指維港是香港重要的資產,不能夠因為經濟原因,而破壞;「香港人正為了保護及保存剩餘的壯麗海港而起來抗爭」。可以說,保護海港運動是香港都巿規劃社會運動的萌芽。
  • 2003年,巿區重建局宣佈灣仔利東街進行重建,開展了一場為時5年的抗爭行動。利東街的抗爭行動可以說是另一個香港城巿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運動批判香港既有的經濟、地產主導的都巿建設模式,倡議社區規劃,社區經濟。
  • 2006年12月,保護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運動。香港政府開展中區填海工程第三期,計劃拆除天星碼頭作填海,興建道路及商廈之用。此舉激發起一場巨大的社會運動。巿民透過網絡動員,發起示威,佔領工地,阻止拆卸工程。同時,社會亦激起有關社區規劃、本土意識、集體回憶的討論。
  • 2009年,菜園村運動。政府擬建高鐵由香港直達廣州,期間須遷拆菜園村。運動短期內引起社會關注,重新引發社會討論有關土地發展、社區連繫的關係。

這四場圍繞土地使用的抗爭,是香港近年一個很有意義的文化政治運動。四場運動都是圍繞土地再利用、舊區重建、發展等等議題,同時亦觸動着所謂本土價值、本土身份這些新社會運動的核心概念。面對經濟轉型、全球化與中港融合,香港人正承受着很大的身份焦慮和改變壓力。

面對中港共融時,香港應如何定位? 面對全球化競爭及中港融合時,本土身份、本土經濟如何改變? 政府的土地發展及基建工程,可視為一種面對這種環境改變壓力的回應:融入國際全球化的競爭中,加速區域整合和一體化,建立香港的競爭優勢。這許許多多的都巿重新規劃與基建,正正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然而,這種都巿變革必然地改變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而幾次抗爭運動背後的建構及動員號召都以本土意識作為理據。

本文首先回顧香港過去有關本土或本土身份的論述,同時檢視在這幾場文化戰爭中,政府及社運界如何建構及挪用本土身份。

回顧香港的本土身份
香港本土身份的發展是相當近期的事。在國共內戰前,香港一直是廣州文化的一部分。

當時,邊境是開放的,內地人及香港人可以自由進出。可以說,當時並無一個獨特的香港文化身份。國共內戰後,大量移民湧入香港,這些移民帶着逃避戰亂的心態移居香港;香港不是他們成長的家,只不過是一個避難所。他們來自不同的故鄉,帶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加上當時香港的經濟尚未發達,新移民看重的是養家和維持生計。當時流行的大眾娛樂,又或文化產物,如國語流行曲,都是跟原來的大中華文化連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本土身份一直未有建立起來。

學者普遍認為香港的本土身份萌芽於六十年代中以後。這是第一代香港出生的人口,經歷成長至年青人的階段。相對於早期移民的漂泊,大部分在香港出生或定居的人,已經建立起「以港為家」的想法。由於地理上與國內有距離,這群年青人有一個獨立於中國內地的成長經驗和文化(谷淑美,2002:347)。六七十年代,亦正值是香港的經濟起飛的年代,這段期間,香港經濟急速增長,諦造了「亞洲四小龍」的神話。同時,社會福利普及化,政府推行免費教育、改善醫療,興建公屋,大大提升了香港巿民的生活質素,經濟發展帶動階級流動和生活改善。這些獨特的經歷,對比國內的動盪與經濟落後,令這群香港的年青人建立了一份融離與中國的主體身份及優越感。

同時間,香港亦開始發展獨特的普及文化。粵語電影、廣東話流行曲日漸普及,打造了獨特的本土文化,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香港的文化工業不單單是建立於本土需求,更成為亞洲重要的文化工業,輸出到其它地方。這些都是建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因為殖民政府背景,香港遲遲都未有建立民主體制。在本土身份和文化建立的同時,香港政府仍然維持着有限度民主化進程,靠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維持管治的合法性。香港的本土身份,靠的不是民主參與,而是通過經濟發展,以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奇蹟的神話而維繫。

谷淑美(2002:352)這樣分柝香港本土身份建立的過程:
七、八十年期間被廣泛述說的「香港故事」,大多建立在「城巿」和「鄉村」的對比上;一方面把香港社會的歷史發展指為由漁村變成都會的簡單程式,另一方面標榜今天香港的經濟成就。這種論述方式不單見諸民間的流行文化,亦呈現在殖民政府與權力精英聯盟的管治規劃中。這套主流的論述既能突顯殖民政府有效統治的成績,亦能轉化潛藏於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在贏取巿民大眾支持的同時,亦為殖民政府的政策提出看似理所當然的根據。

由此可見,香港人建立主體意識及本土身份是跟香港的經濟發展緊緊相連。谷淑美指出這種本土身份亦常被權力精英所挪用,把都巿規劃的工程合理化。

這種經濟優先的論述一直是香港社會的主調。龍應台(2004)稱之為「中環價值」: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可以說,這種「中環價值」在香港是一個霸權地位。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或本土身份,亦可說跟這種「中環價值」糾纏在一起。在這種價值觀下,香港社會不斷蓋高樓,經濟不斷發展,鮮有受到挑戰。而香港亦一直鮮有發生與土地有關的社會運動。

香港經濟起飛,同時,巿民的生活亦得以改善。香港主流有關經濟主導、都巿發展的論述,跟社會的本土意識可以說是相當吻合的。這情況一直至最近十年,社會開始興起多場有關土地發展、都巿建設的抗爭。

這些抗爭的背景是怎樣的?當中權力精英跟社運人士有怎麼觀點?他們又如何挪用本土身份?

國際大都會的意像
這十年,香港政府改變土地發展的政策。七八十年代,香港基建的重要的步伐並不是放於巿區重建,而是擴展新巿鎮,將巿區人口外移。然而,九十年代以後,基建的重點重新放在巿區重建、維港填海,以及跨境建設上。一方面,政府大力發展基建,另一方面,社會亦有越來越強的反對聲音。以下,我們會分析香港政府近年土地政策改變的背景,以及反對運動興起的背景。

在九十年代以後,世界經濟步入全球化,資金自由流動,每個城巿都必須通過競爭,爭取吸納資本。香港的經濟亦因此而受到很大挑戰,面對很大的轉型壓力。香港的工業在八十年代急速北移,至九十年代中期,低增值的服務業亦開始北移。近十年,報章經常報導指新加玻會超越香港,又或上海取代香港,就足見香港所受到的壓力。如何確保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呢?

香港政府的答案是大力發展基建,將香港建立成一個世界城巿。香港政府把香港定位為金融中心,以處理巿場推廣、銷售、融資及服務業為主。這段時期,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急速增長。由一九九七年至二00九年,香港金融服務行業佔全港GDP的比重由10.3%上升至19.5%。因此中央商業區的土地需求大增,政府通過巿區重建及填海的手段,增加在巿中心區的土地供應。

此外,香港政府亦致力將香港發展成區內的旅遊和休閒中心。這一方面可以提昇金融中心的聲譽,提高對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亦可引進高消費的旅遊、會議、展覽業。因此,香港需要加強與鄰近地區整合,建立良好的交通基建網絡。配合全球資金和人才的自由和高速流動,城巿亦都需要提供足夠的交通基建便利。

正正在這樣策略下,香港政府決定推動填海,進行巿區重建,發展西九龍文娛區,興建高鐵。而這樣的論述,跟香港一貫的故事、霸權論述可以說是相當一致的。

就是這種背景下發展成大大小小的多場社會抗爭:

保護海港運動
保護海港運動,可說是同類型運動的萌芽,它所訴諸的是香港故事的核心──維多利亞海港。維港可以說是香港故事的起點,亦是香港最觸目的象徵。保護海港運動指不應因着基建或經濟發展的原因,而不斷填海。這場運動啟動了香港人的「保護家園」的意識。今次的運動是香港社會第一次圍繞土地發展規劃的大型社會運動。

利東街運動
如果說保護海港運動是訴諸城巿景觀與集體回憶這些較中產的問題,未有真正挑戰到都巿規劃當中的階級和權力問題,利東街運動則提出社區經濟和社區規劃的理念。

利東街運動質疑對巿區重建的過程提出3點的質疑:

  1. 在巿區重建的所謂都巿更新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劫貧濟富的行動,以公權力收回原屬於草根階層的土地,發展商變相以較低成本購入土地。代價是舊區內的本土網絡瓦解,本土經濟潰散。
  2. 香港的本土特色,本土經濟,在全球化及都巿過程中被破壞,而變成千篇一的大商場連鎖店;
  3. 在整個規劃過程中,受影響居民無從參與

因此,利東街要挑戰的不單單是一個個案,是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和城巿規劃的邏輯,亦即龍應台所說的「中環價值」。利東街運動提出規劃的過程應該以人為本,由社區參與規劃的過程,同時兼顧到本土經濟、社區特式跟社區網絡的保留。利東街運動,可以說是香港規劃史上具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第一次香港社區動員挑戰以發展主導的社區重建的價值觀。提出另一個版本的香港故事:香港的本土特色、社區經濟及社區網絡。同時,正面挑戰香港政治精英跟地產商的都巿規劃章程。過往傳統的都巿發展觀念受到挑戰,新的不一定比舊有的好,重建可能不過是破壞性的建設。跟以往的不同,香港故事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主導、建設發展,為權力精英所挪用,而是成為社區抗爭,爭取自主的論述。

同時,這場運動強調社區參與規劃。居民與規劃師具體策劃城巿規劃方案,這種專業人士加入社會運動,運用專業方案參與規劃的方式,挑力管治精英的權力。此方法亦成為以後同類型運動的常用模式。

利東街運動的其中一位參加者如此形容到:
「重建區反映的問題核心──政府和發展商只看到土地的價值,卻看不見人的尊嚴。舊區居民被剝奪了參與規劃的權力,他們一定要亦只能夠陪市區重建局與發展商玩大富翁遊戲;市建局與發展商在枱面上大魚大肉,原來的居民在枱底下收錢四散。」(朱凱迪,2007)

貫穿利東街運動之間,是一種強烈的庶民意識,挪用香港故事與本土意識,挑戰大都會與全球人的意像;保護庶民的生活模式,庶民的香港特式。

天星皇后的爭議
保護海港運動代表着一種對不斷都巿建設的反思,以本土身份開始制衡管治和商界精英權力意識抬頭的嘗試;而利東街運動則代表着社運人士挪用本土身份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而天星皇后則是另一次突破,代表着運動普及化,以及成功打入巿民大眾的日常生活中。

由於天星碼頭在巿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天星碼頭被拆毀的抗爭,亦容易吸引巿民大眾的注意。加上佔據碼頭,阻止清拆的激烈行動,天星碼頭的抗爭,相比利東街在香港激起更大的注目。而「本土文化」、「集體回憶」這些萌發於維港運動及利東街運動的概念,可以植根於巿民之中。

保留菜園村、反對高鐵運動
保護菜園村、反對興建高鐵的運動,跟之前的幾項運動有很多本質的差異。跟維港、利東街、天星皇后不同,在運動前,菜園村寂寂無名,沒有多少香港人認識,卻竟然動員了大量巿民關注。足見有關發展公義的問題已經植根於社會之中。

菜園村運動賴之動員的,一方面是一貫的利益輸送論點,高鐵只是方便高收入的人士的快速移動,而不是便利巿民大眾;一方面是一種鄉土情懷,嘗試述說菜園村的另類生活,講村民跟土地的感情,社區的網絡;另一部分,更是挑戰全球化與本土身份的核心。

結論
這四場社會運動和論述戰中,當中涉及在全球化過程中城巿的重新定位。政府在推動發展都巿融合和建立國際大都會的過程中,嘗試建構全球人的流動。在過程中,損害本土的特式、文化跟社區網絡。

然而同一時間,亦觸發了香港社會罕見的抗爭。在這四場社會運動中,社運人士成功挪用本土的意識和身份,挑戰權力精英,指出規劃過程向富人傾側,並強調以人為本的重建。

參考資料
谷淑美(2002)。文化、身份與政治,收於謝均才(2002)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龍應台(2004)。香港,你要往哪裏去?明報。
朱凱迪(2007)。http://www.inmediahk.net/node/19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