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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想像以外的政治 過去的四、五裏，香港的政治論述總會提出一套似乎人人都清楚明白的「核心價值」，無論是事實上（de facto）成了反對派的泛民或建制派，都經常說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就連政府的高官以至局長都不時訴諸這套無須解釋的「香港核心價值」。所謂「香港核心價值」無非是一套自由主義的價值，正如蔡啟明在今期的專題文章裏指出自由主義強調每人都擁有理性，亦會理性地互相競逐，追求一己的利益。引伸到政治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促成一套以投票來建立社會的大多數的代議政制。投票的過程有規有矩，投票的結果則人人遵從，充份體現自由主義強調的理性。 但由自由主義引伸的代議政制存在不少缺點，在這套政制底下，大多數人其實只能行駛每四年或五年才舉行一次的投票權，其餘時間（也是大多數的時間）便只能任由代議士們擺佈。香港在九七以後一直爭取的「雙普選」不過是這種充滿缺點的代議政制而已。這樣說不等如說毋須再爭取「雙普選」，指出代議政制的缺點無非是要擴濶視野，香港的政治發展絕對不限於爭取「雙普選」。根據曾經是梁振英頭號支持者的劉夢熊的講法，梁振英借用毛澤東的概念，把他自己和競選對手唐英年及其支持者之間的矛盾視為「人民的內部矛盾」，而他和泛民主派之間則存在「敵我矛盾」的關係。姑勿論梁振英是否真的有這種想法，但正如蔡啟明的文章指出，對德國威和共和年間的法學者Carl Schmitt來說，政治的要訣首先是要辨認敵人。香港的泛民主派自九七以後，一直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但卻一直未能如願以嘗。二零一零年的政改談判更因民主黨帶頭走進中聯辦秘密會談而分裂泛民主派，事後看來，民主黨以至整個泛民主派一直忽略認真辨認香港民主發展的敵人。從近日揮之不去的「中港矛盾」和政府不斷強調的「中港融合」兩者來看，窒礙香港民主發展的始作俑者正是梁振英厚顏無耻地說應首先獲頒諾貝爾和平奬的鄧小平。後者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中國大陸收回香港可能引起資金外逃的問題，「一國兩制」曾經被吹捧為「偉大的構想」。但這個構想除了引起「一國先於兩制」的論調之外，更因為中國大陸已完全融入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而變得空洞無物。揮之不去的「中港矛盾」，罪魁禍首是中國大陸放寬「自由行」，鄰近香港的深圳居民更享有「一簽多行」的便利。雖然「自由行」製造不少中港磨擦，又扭曲了香港整個營商環境，但「自由行」已成了香港經濟不可缺少的命脈，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下，沒有一個黨派主張要檢討「自由行」的政策。由於缺乏辨認敵人的意識，當初政府提出「自由行」政策時，香港的泛民主派陣營裏，毫無異議。由於缺乏辨認敵人的意識，香港的泛民主派一直落後於形勢，凡事只能被動地回應，因此缺乏動員群眾的能力。所謂「爭取雙普選」一直停留在喊口號的層次。 由於「自由行」引伸的「中港矛盾」，情緒的因素漸漸主導香港的政治辯論。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雙非嬰」的討論，「雙非嬰」的問題正好是「自由行」帶來的一個問題。對於「雙非嬰」，不少討論都限於情緒層面。政治並非自由主義所假設的，必定和必須以理性為依歸。相反，政治往往建基情緒因素，「民粹主義」便是建基於情緒因素的政治操作。今期的專題文章探討自由主義想像以外的政治，希望有助擴濶香港的政治想像和政治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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