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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下簡稱MCS)踏入了第十年,為了評估課程的成效以探知未來的發展,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舉辦了第一場研討會: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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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旭明:十周年,是一個讓人回顧過去、前瞻將來的好機會,因此特意舉辦了這場研討會,以正在遊走於體制內外的成人教育為主要討論議題。這是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去反思到底MCS與成人教育,甚至文化研究這三者有著甚麼關係。這場研討會的目的除了是討論如何重整學識,以及學術知識的傳遞外,還是為了討論該如何發展成人教育。

英國文化研究對成人教育的檢討對本課程有著一定的影響。就內容形式而言,一方面是去批判體制以內的建制化教育傳承,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成人教育課程,以發掘更多有關教育傳承的可能。MCS在過去十年也是承接著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以批判體制內的教育,也是去結集來自不同地方的民間辦學的傳統與模式,以發展出一個屬於香港本土的碩士課程。

十年前,我們剛開始舉辦碩士課程,便遇上了沙士(SARS)爆發,也遇上了當時香港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十年後,我們仍然見到社會存在著很多問題,如財富不均、貧富懸殊等等,政治體制亦存在著很多不合時宜的觀點,又或是遇上政府施政越來越強硬等問題。另一方面,經過十年社會運動的發展,民間對本土的意識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多人關注如何建立本土的身份。在這公民社會越來越成長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檢視今天的碩士課程?我們的碩士課程是如何與當今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形勢相互扣連?及又有甚麼可能性被發展?這些問題正正是今天整個研討會的背景。

今天的研討會共有三場,第一場是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主要是去探討體制外的成人教育課程是如何體現了民間辦學的特質,及當中所遇到的考驗;第二場則是關於體制內,包括文化研究系今天在辦學體制化的情況下,文化研究在這一建制內所遇到的機遇及挑戰;第三場則是以對話的方式讓各位一起討論有關首兩場提及過的一些議題。現在,我將交由馬國明老師為我們主持第一場研討會。

 

第一節:民間辦學:書院、社大、沙龍
馬國明:各位好,這場研討會將集中討論民間辦學。在場的四位講者在這方面也有相當的經驗。或許大家有點奇怪,現在台上只有三位講者。在我右手邊空了位置的應是李達寧,他現在正在趕來,大概還需要五分鐘就可以趕到來吧?每位講者總共有二十分鐘的發言時間,我想李達寧應有足夠的時間趕來的。那現在我先順著次序,請蘇耀昌先談談他當年辦學的一些經歷。

 

蘇耀昌:民間辦學與體制的關係
今年是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十周年,我十分高興,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我曾參與的團體都不能「捱」超過十年。首先我想說的是,民間辦學與體制實際上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裏要提上一個特殊意義,那便是我是嶺南大學的碩士畢業生,劉健芝也是我的老師。現在我想先談談我的一些經驗,討論一下大學是甚麼東西。

在嶺南大學讀碩士課程時,我常到圖書館借閱外國圖書館藏書,尤其是那些尚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論文。借閱了幾次後,圖書館管理員跟我說我限額用盡,不可再借。我問管理員為甚麼不可再借,他回應說同學若借這些藏書,學校需繳付速遞費以及保險費,借一本書學校便要付上千元,亦因為嶺南大學的資源有限,所以須設有限額。後來我到了香港科技大學(下簡稱科大)讀博士,因為那裏資源充足,故不設上限。由此可見,「錢」真的很重要,因為有錢才有知識。假若我們無法掌握最新的知識,我們便無法與時並進。

而所謂的資源充足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同一所大學,不同的學系也需要競逐資源。例如科大的老師告訴我們圖書館正做調查,使用率不高的期刊會被淘呔,尤其是那些不賺錢的學科,所以老師叫我們到圖書館翻期刊後不要放回原架,要放到回收車上。相信大家都有看過期刊,都知道這些學術期刊並不便宜,上百元一期,學生根本負擔不來。部分學術期刊也可在大學圖書館的互聯網上觀看,但畢業後卻再無此權限在網上閱讀,即使自掏腰包訂閱,覆蓋範圍也很狹,甚至看不到。相比之下,在學時期閱讀期刊真的十分方便,只要登入學校網頁,隨意都可以看上過百本期刊,因此我現在都要借在學同學的帳户在網上觀看。以上種種到底說明了甚麼?

大學便像古代朝廷的倉庫,平常收納農民上繳的米糧,但不同之處是這個倉庫不會在緊急時候開倉賑災,而是只供士大夫(大學生)平日享用,農民(市民)無權置啄。大學生畢業後,不論從商或從政,除非富有得很,否則再也沒有機會接觸這些知識。左派說「人民當家作主」,但身處於基層的市民大都無法進入大學,即使能進入大學,畢業後都無法再接觸最新的知識。你說人民如何能夠管理自己?大學的目的是甚麼?是讓學生畢業後培育基層人民嗎?相信大部分都不是。那大學到底是甚麼地方?可驅使政府每年投放大量資金?莫非只是大學老師的教學能力高?我認為沒這麼簡單。

整個教育體制,以及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令學生學懂資本式的運作,畢業後把學生送上資本主義戰場作見習生,學習管理那群同齡卻沒有上過大學的年青人/工人。大學生手中握著管理這門知識,而基層人士從未獲得權利和機會去學習如何管理社會。不管大學生是否願意,在畢業後他們基本上都學會了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能應付資本主義的戰場,而資本主義社會正正就是需要這群大學生。

我們現在回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就是資金,民間辦學都缺乏資金,這情形與大學剛好相反。到底大學能否把其資源、知識等民間化呢?我們這些讀過大學的人,享用過民脂民膏,如果仍相信社會應該是平等的話,就應將所學的與民共享。我讀科大時,因為有圖書証,周末可回嶺南大學的圖書館,卻發現這裏水盡鵝飛;科大圖書館則不同,除非考試季節,否則周末也會對外開放,路途雖遠,但仍會有市民來使用資源。民間辦學指的不單是體制,還包括坐擁資源的大學。將大學所藏的知識民間化,與民共享,這是民間辦學的第一個面向,也是我想說關於大學與體制的關係,但這應是下一節的討論內容。接著,就是這一節著重討論的問題,關於我們民間辦學的經驗。

 

蘇耀昌:民間辦學的經驗
大專畢業後,我便到了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簡稱街工)工作,離開街工後,我再次讀書。二零零零年,我與志同道合之士創辦了「基層大學」(下簡稱基大),直到二零零七年畢業,再回街工為止,前後共七年。「基大」成員由基層團體工作者及大學生組成,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超過三十人。由租地方到聘用兼職,完全自費,有收入的成員會每月繳會費三百至一千元不等,荒年則靠籌款以維持運作。

基大的宣傳單張是這樣寫的:

「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關心基層、參與基層工作。象牙塔不等如知識,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學院訓練令人癡呆。大學生應多瞭解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反思自己角色。我們沒有預設方向可供你選擇,每個人自有不同體會。我們的書本是基層,與生活結合的思考,是知識。大學微不足道,基層卻茲事體大。現時不同的人對基層有不同界定,我們無意下一個自以為真理的標準;就讓不同定義互相激辯,然後各取所需,令基層文化、基層運動更具活力。」

基大的對象是學生(包括大學生及中學生),七年(奇怪的是我辦的團體通常只有七年壽命)共舉辦了數十場工作坊,培訓過數百人(除學生外,也有在職人士及基層團體工作者)。工作坊分為兩類,一是鼓勵同學接觸基層團體的工作坊,這些工作坊主要是與基層團體合作,如每年都辦的「貧窮文化工作坊」,透過討論,讓同學認識特定基層狀况,然後落區訪談,為基層團體行動,或調查,或出書作準備。二零零一年,基大剛成立不久,我們舉辦了一場「邊緣勞工工作坊」,參與的同學主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他們長期參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其中有一個訪問十多條公共屋邨清潔工人的計劃,這計劃持續了好幾年,也成功爭取政府外判清潔工及為保安列入工資保障範圍立過汗馬之功。這與最近的最低工資運動無關,但可以視為最低工資保障運動的前哨戰。

第二類工作坊是關於理論的,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後現代文化主義」、「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領導權」、「(反)全球化」、「政治經濟學入門」、「馬克思主義ABC」、「政治經濟學與工人運動」、「合作社與社區經濟」、「基層女性主義」(我們讀的是有關黑人女性的)、「從電影中的女性身份」、「從電影看香港人身份」等。理論課程不容易處理,有些題目我相信即使便是大學課程也不能輕易教授/吸收,所以也是相當辛苦的。基大的做法是在課程前三個月成立籌備組,劃定內容,每節交由不同的成員負責,定期開會討論,每位籌備成員需在工作坊開始前寫出導讀文章。因此每次工作坊完結後,我們都有大叠文章可以上載到網頁上供其他人閱覽。課程參加者由幾人到幾十人不等(「葛蘭西文化領導權」工作坊便有四、五十人參加)。為了鼓勵參與,出席滿八成以及交上一篇文章的同學便可退回一半學費(工作坊的收費通常是一百至三百元不等),沒收入者更會全費退回。

基大不為學問而做學問,每一個工作坊都是回應現實的。例如,二零零五年開辦「(反)全球化」工作坊,是為了回應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而設的。當時因有很多團體都在為那次會議的回應行動作籌備,需要一些理論資源,因此我們便舉辦了該次工作坊。又如二零零三年開辦的「葛蘭西與文化領導權」工作坊,那是為了回應主流傳媒及中產階級精英歪曲了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後的運動是為中產反叛而設。事實上,明眼人也看到很多基層團體及基層市民都參與那場運動,但媒體卻隻字不提,不少基層團體都為此感到很不滿。為了要分析中產文化領導權,我們以葛蘭西與其文化領導權為切入點作出討論。在二零零四年的元旦大遊行,基大更與多個基層團體合作,在遊行中組成幾千人的「基層有話要說」方陣,用行動扭轉傳媒對基層缺席的偏見,更標明參與遊行的大部分就是基層人士。

二零零七年後,基大正式結束。結束的原因不是因為缺乏運作資本,而是隨著核心的學生成員一個接一個畢業,以及大部分活躍的成員也到了其他團體工作。基大的宗旨是:「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投身基層運動、參與基層工作。」我們的成員不少畢業後便投身基層團體當幹事,大家都知道,團體工作都是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學員們也再無暇兼顧基大的事務,基大因而只能低度運作。至二零零七年,我科大畢業後重投街工,而基大亦宣佈正式結束。總括而言,我覺得基大不但鼓勵了同學關心基層運動,也鼓勵了他們投身在運動之中。

 

蘇耀昌:重返街坊工友服務處
以上是民間辦學的第一次經驗。第二次經驗是在基大結束的時候,一個街工職員(也是當時基大的成員)著我回街工工作,他說:「面對學生,你說甚麽也可以,怎樣激進也沒問題,沒有包袱。但如果你每天面對營營役役的基層人士,跟他們說你的分析,如果他們肯聽你的,我便真的是心服口服了。」我聽完他這番說話後,便重回了街工。我十分同意他說的話,的而且確我們每天面對學生,面對知識份子,那有包袱可言?我開始想所謂民間辦學的民間到底是指誰?正如古代有人說:「禮不下庶民」,是否代表知識與基層人士無關?民間辦學的對象與最基層的工人、婦女、失業人士的關係是甚麼?我們辦學的對象是否包括他們在內?如果包括他們的話,課程的內容應該是甚麼?我肯定,我們這些讀過書的,若不經過訓練和反省,是不會與基層溝通的。以我的經驗,我見過很多很有知識的學者,最令我佩服的是──丘延亮,他不但能與最基層的婦女對話,但又能寫出理論性很強的文章,這不是每個知識份子也能做到的,許多人都不懂用基層語言與基層溝通。

當我回到街工,我發現他們並不只是專注於基層團體工作。我為他們起了一個稱呼──赤腳律師。中國以前有赤腳醫生,醫護人員跑到窮鄉僻壤,懸壺濟世,但今日禮崩樂壞,醫護人員都往錢看。還好,香港還有赤腳律師,指的就是那些每天落區向工人講解勞工權益的勞工幹事,他們大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向工友解釋那些複雜的條文,好使工人們學懂保障自己利益。今天,街工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到街上宣傳勞工法例,及在每個再培訓課程中,抽出四小時來教授勞工法例。相信大家也能想像到,以短時間教曉工友權益並不容易,《僱傭條例》那麼複雜,講解員要掌握各行業的狀况,配以日常案例,才能學以致用。當然,講解員還需具有那份對基層感情。

論民間辦學,街工其實經驗豐富,只是層次不同。街工的前身是「新青學社」。新青學社於一九七六年成立,是一間由左翼學生(主要是大學生)為接觸工友而開設的工人夜校。那時,政府沒有免費中學,青少年到十六、七歲便會到工廠工作。他們賺取了零用錢後,有的會遺憾沒上過中學,便會到新青學社之類的補習社進修。新青學社除了教授中、英、數等主科外,還會教工人分析社會,認識權益。而課餘活動則是支援社會運動,如保護釣魚台等,此外還創辦了「工人文學獎」。街工的由來其實也是來自民間辦學。學社在一九八五年結束,當中的一些成員便成立了街坊工友服務處。

最後,我想說的是勞工運動便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由知識到激情;由組織到行動(或相反)慢慢地累積起來的。總之,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當討論民間辦學時,第一個問題要提出的是究竟民間辦學與體制有甚麼關係?體制內的大學坐擁了這麼豐厚的資源,可以提供甚麼協助?第二,民間辦學中的民間到底是甚麼意思?能否進入基層生活?還是只是向著知識份子?第三,這本來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我們這些讀過書的所謂知識份子,當與基層接觸的時候,我們不是要利用我們學過的學問向基層指指點點,我們更應該進入基層,讓基層對我們作重新教育。我認為這也是民間辦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宗旨。

馬國明:多謝蘇耀昌跟我們分享他當年辦基大及街工的經驗。下一位有請余振雄,他曾參與舉辦「八十後社會大學」,我們先聽一下他的經驗分享。

 

余振雄:「八十後社會大學」的出現
余振雄:我也很渴望有七年舉辦民間大學的經驗。可能大家對「八十後社會大學」這名稱有點熟悉,但其實只是大概成立了一年時間。記得去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設了一個直立式展示架,以及兩個籌款箱,在那時宣佈七月六日是「八十後社會大學」開學的日子。現先交代一下八十後社會大學是如何被醞釀出來,我們當時是在想甚麼?在接近一年的運作過程中,我們的經驗是怎樣?又將會怎樣運作下去?

八十後社會大學顧名思義是由「八十後」的朋友舉辦的一所社會大學。不過當中有點美麗的誤會,很多人以為「八十後社會大學是由一九八零年代出生的朋友所舉辦/運作的」,這應該是由反高鐵運動後對八十後這名詞的一個相當大的誤解。八十後其實並不一定是指八零年代出生的一群,例如我就是七十後了。八十後應是指一群擁護共同理念,或想像的群體。「八十後社會大學」當有甚麼人呢?當中的成員包括陳景輝、周思中、吳國偉、蔡芷筠等等,這些是甚麼人?適逢今天是MCS十周年,我覺得這些人都和MCS關係密切,甚至與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關係密切。包括我、吳國偉、周思中、陳景輝都曾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成員,也是在這裏受栽培的,也是在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的時候,走進社會內參與社會運動。

二零零三年後,香港有很多場本土社會運動,如天星皇后、八十後六四文化祭、反高鐵,以及一連串與城市空間有關的運動等等,都能見到我們的成員參與,甚至組織這些運動。我不是要說明我們較其他人優越,反而是想帶出在我們參與的過程中,我們留意到一些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我們應把行動視作甚麼?正如剛才蘇耀昌提到有關文化領導權的問題,在基層運動中忽視了基層,整個運動都被其他人搶奪掉。過去十年,在一場場不同的社會運動裏,其實都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當有人去參與運動時,這些運動卻很快被扣上帽子,被定性為是某一類的運動。例如反高鐵說是由八十後發起的,最終運動失敗了,最後把罪名都落在八十後身上。這使我們更感受到、反省到當中我們應該怎樣思考這些運動?這些運動又缺乏了甚麼?又或是應該怎樣裝備自己,以迎接下一場社會運動?這些問題都推動了我們去思考多一點,及嘗試去做些甚麼。我們因而嘗試舉辦了一些活動,好等知識和行動兩者可以扣連起來。

我們回想起當年在牛棚書院的年代,有一些人被吸引到來參與,並坐在一起去聽一些頗為進步的觀念及理論,當時最受益的一群當然是陳景輝以及跟他同代的人了,以致我們這些在嶺南文化研究系的人也受到薰陶,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整個建制與學院、政府和民間之間的互動關係。學院的知識如何可以落實於每一個社會現實以及行動之內?又如何可以被實踐?我們都讀了很多知識和理論,但是在行動之中,這些知識與我們的相關性在那裏?又如何可以幫我們思考行動?這些都促成了我們某天在茶餐廳內商討到底有甚麼我們現在可以做,於是我們就辦了這一系列仿傚牛棚形式,以及學院式的講座。所以,我們就在七一遊行期間設了一個直立展示架來,告訴大家「八十後社會大學」要成立了!根據之前的部署,我們定下了一些形式,例如一系列的「為時代診斷」的講座。「時代」對於我們而言除了是代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以外,也是基於當時的背景把甚麼引發了出來。在茶餐廳內我們定下了一些宗旨,例如「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我們不會特別強調一種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反之,我們視社會為一個整體,思考與之相關的人和事。特別在過去的運動中,我們最關心的是有關解殖的問題,以及現在炒得正紅的一些本土問題,這些都是從過去的運動中被創造出來的一個討論空間或議題。

「八十後社會大學」共有三個面向:本土、解殖,及城市空間。在整個為時代診斷的形式上,我們嘗試整合一些理論,並把這些理論與議題連結起來。此外,我們還嘗試灌輸一些技術上的東西,例如蔡芷筠會創作一些平面藝術,但我們希望每次行動和展示有關的東西時,都不是全依賴她一人製作,所以想通過「八十後社會大學」募集多點朋友幫忙分擔工作。又例如我們覺得民間故事對社會十分重要,因此說故事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我們也嘗試騰出一點課堂時間,找來周綺薇來分享一些她在參與深水埗重建關注組時的經驗,例如怎樣通過說故事來推動關注組,以及抗爭運動與社區互相扣連的工作等。以上種種也是很實際的操作,理論與實踐並重,其目的只是希望能通過講座引領甚麼可發生。當時我們也有不少雄圖偉略,例如每次講座完結後,我們也會討論接下來可以做些甚麼?是否可以組成一些小組?可是,這些暫時都只是計劃,直至目前還是未能落實。

 

余振雄:「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
回想當時,七月六日第一天開課的時候,我們都是充滿了熱情,熱情現在倒是開始冷卻。我們辦的第一次辦的講座共有一百四十多人參與,初時我們雖然看到在面書(facebook)的報名人數很多,但也深知很多人會在報名後缺席,加上當時陳景輝剛出了一篇有關「鬧爆文化」的文章,更與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扣連起來!我們便想大概也沒幾人會聽約翰‧羅爾斯了,所以我們預期講座的入座率必定不高。誰不知原來大家都是戰意勃勃的,結果來了超過一百人。第二次講座以民粹為題,也有差不多一百人參加。雖然首兩次的講座入座率也不錯,但我們當然不會因為人數多少而沾沾自喜,但我們認為人數一定代表了些甚麼,有可能是代表著社會意識到缺乏了一種重要知識,以應付/面對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在現在這種所謂高度政治化的香港社會,究竟大家是怎樣思考的呢?又有甚麼工具可以幫我們思考下去?所以,「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便是想透過過去參與運動的經驗,透過我們重新去閱讀和學習,思考這些問題,希望我們對問題的思考不是空中樓閣,而是能在下一次運動中運用出來。無獨有偶,我們共辦了大約十至十一次這樣的講座,當中就有六次遇上了反國民教育事件(下簡稱反國教)。也是基於「在行動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動」的宗旨,我們乾脆把這一系列講座暫時中止,好使我們能全身投入參與反國教運動的組織行列中。我們的角色當然不是要去帶動甚麼,而是去擔當支援的角色。當時就引發了一些教師組織,參與反國教的支援工作。在那幾天的反國教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中,這些教師支援組也出了不少力。這些教師都不是大眾焦點的一群,但他們的幫助使大會進行得更加流暢,如安排場務和清潔等。還有的是後來出現的一道牆,一道掛滿絲帶、寫滿來參與集會人士的心聲、對學生的支持的一道牆,都是由這一班教師構思、組織及實行出來的。反國教活動中,有不少雜務都是由大家共同分擔,共同安排的,我們也有參與其中,一起去反省當中的問題,嘗試把知識回歸到行動裏面。當然,現在假若要去為反國教進行任何判斷、反省或總結都可能是太早了,但是我們就這樣投入地參與了這一場運動。後來反國教運動完結之後,我們便把之前未完的任務繼續下去。

我們最後一次的講座是在去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哮喘會(即活化廳旁)舉行。當時也有幾十人參與。那次我們請了馬國明老師為我們整個系列作一個總結。那次講座之後,我們非正式地多辦了一場講座,主題是「政治覺醒的危與機」,主要是回應一整年間,整個社會都十分燥動的狀態,以及思考下一步的去向。我們一共舉辦了兩場論壇,第一場是「政治復興,社會沉寂」,另一場則是「民困愁城,香港處境」。第一場是由陳景輝主講,找來了羅永生教授作回應;第二場則是由我主講,陳劍青作回應。我們嘗試提出,在政治議題上或香港政治裏面的可能性、局限性,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思考這一個公民社會的問題。而另一個面向則是從情感政治的角度出發,思考我們是否在情感角度的思考尚未足夠,或在政治的思考上,在新界東北的民粹如此強烈的情況下,究竟該如何操作。

經過了以上種種後,八十後社會大學現在仍是去向未明,我們還沒想到是否會繼續辦下去或如何辦下去。但是,如同其他民間辦學的團體一樣,我們都遇上了「沒時間」的問題。在反國教運動完結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運動就是新界東北。陳劍青是我們其中一位成員,但就被新界東北運動拉攏過去,他現在是傾盡全力地參與該運動。此外,也有一些論戰及整理反國教的事務等,也驅使我們投入了一點的資源,大家都很忙碌地為這些事情寫一些文章。我們留意到這些組織者都有在各大報章上(如《明報》)持續出版一些文章。我們堅持在這書寫的平台上撰寫文章,其目的都是思考該如何重新組織,以及檢視過去這一系列上,是否有甚麼缺失、如何改善,或是否以這一種形式來繼續下一次的講座等等。我們並沒有過分著緊,或是以一種焦點的方法思考,務求令八十後這一群人唇齒相依。我們只是想令八十後這一群人能成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群體,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如一些講座,或一些小組的研討,令大家可以再做的好一點。

最後想補充的是,如果「八十後社會大學」可以被視為是民間辦學的其中一個形式的話,當前我們是有未曾完成的使命,例如一整個解殖的課題、一整個有關本土的思考,又例如現在所提到的本土等。天星皇后時所提出的本土現在似乎已被騎劫掉了,雖然如此,有關本土的思考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使命。我們都認為本土是可以有另外一些想法的,但是如何下去及如何表達?這都是我們需要去解決的問題。一個城市空間的運動應該如何繼續發展下去?眼見當下這些運動及有關本土的討論是有點沉寂下來,即使有大論述,也未必可吸引多少市民去關注,是否時機未到?運動仍未發展至那地步,但面對這些問題,希望通過我們的思考,可以繼續發展,或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發生下去,及引發出更多的討論。我們的目標就是促進知識的生產,方法則是通過思考與行動的互動交流這一個形態來進行。

馬國明:非常多謝余振雄分享了一些具體經驗。接下來,有請李達寧。大家都知道李達寧是序言書室的負責人。序言書室……大家都是同行吧。不過,我早已退隱了。我當年賣書便真的是賣書,並沒有辦其他範籌的活動,現在就請李達寧分享一下,他到底是賣書,還是民間辦學?

 

李達寧:序言書室的緣起
李達寧:多謝,馬老闆(即馬國明)。我聽過剛才兩位嘉賓演講後有點害怕,因為原來大家也很有理念,很認真地對待民間辦學,亦有很多理論支持著他們對社會的分析。序言書室的緣起很簡單,那就是有幾個人在想:「畢業後沒甚麼可以做,上班又不知有何意義,好像有點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不如找些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做吧!」但這個有意思並非「好吧!我們先提出一個理論,然後檢視一下,然後作分析是否支持這個做法」。我們只有一個簡單、浪漫的想像,最初我們甚至並非想開書店,而是去辦一些東西,有人會在那裏討論學術,充滿文化氣息,好像法國那些咖啡店一樣。我們夢想開一間咖啡店,然後經常會有一位作家到來,在這裏寫出一本驚世的巨著,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一筆,將來有人讀這著作時,可能也會提提我們吧。我們當時是有這種想法的。當然,經歷讓我們知道香港的咖啡店(普遍)不是這樣,香港文學家亦非如此……至少我認識的文學家都不會每天來我們的地方寫作。後來,我們想想,辦咖啡店不是太適合,不如開設書店吧!如果想吸引一些關心文化、學術的人,我們辦書店,他們不就是會自動自覺來嗎?

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可行的,的確有很多對學術、文化有興趣的人士來到我們書室。有些人會很有趣地問:「你是否認識馬老闆?」,這令我十分尷尬,因為我從未去過「曙光書店」(馬國明之前辦的書店)。後來認識了馬老闆,很感謝他在我們辦書店時給了我們很多提點,讓我們之後可以順暢地辦起這書店來。早期階段,我們得到馬老闆很多知識上的傳授。第一次見到馬老闆,是在牛棚書展的一個活動,那時江瓊珠正在播一齣短片,內容是介紹和討論馬老闆的曙光書店。有趣的是,馬老闆那時好像已有結束書店的打算,在講座中卻仍細心講解,如書要到那裏入貨、將書運來香港要甚麼程序等,當時在場的人都有一點汗顏,不明所以。坦白說,當天就像今天一樣,在座的各位,應該沒人真的想開辦書店,而當天在場的聽眾,唯獨我們幾人聽到他的演講後,真的會把重點記錄下來,其他人就呆呆的聽。很多人在活動過後問的問題,都跟辦書店無關,你就知道那些會眾對辦書店不感興趣,而我們就是因為向馬老闆請教辦書店的心得而與他結緣。

現在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最初並非要辦民間學院,只是想辦一間書店。其實我聽到蘇耀昌的分享後,我認同基大真的很有抱負和使命感,但我們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們只是想:「好吧,我們建立一個學術與民間的橋樑吧!」,所謂民間,其實都是知識份子,都是一個中產階級的想像來的。但我也不能完全視之為錯,因為事實上,根據我們讀大學的經驗,大學裏根本無人談些有關知識與文化的東西。事實上,現在大學裏討論學術和文化的氣氛已大有改善,十多年前,在我讀大學的年代,根本沒有這種討論氣氛。我也不太清楚當時的大學生在想甚麼,玩耍?睡覺?大學時代的歲月很容易被虛度了,畢業後便是要到社會找工作,然後賺錢買房子,就是這樣簡單。但現在的社會氣氛,我相信已經轉變了很多,就如一些大學生會來到書店,找一些與課程未必有關的書來看,而那些書是有關社會運動,或者香港文化的。此外,以我觀察得知,香港近十年最暢銷,至少我書店最暢銷的書,都是一些關於香港研究的書。香港研究這部分當然一直存在,很多年前已有人提出「香港學」,不過不受人注意而已。但現在真的有一群學者出版了一批談論香港的書籍。那些書當然主要是與社會、政治相關,但也不乏關於文化和歷史的書。從前,三聯書局出版過很多這類形的書,當時好像是有一定年紀的人,才有這種香港情懷,但現在卻不同,如果現在出版一本關於大澳或者粉嶺歷史研究的書,真的會有一些人很欣賞:「這個棒呀!我們就是要重新發現香港歷史!」

 

李達寧:序言書室在民間學術的定位
在這個背景下,序言書室在民間學術的定位是甚麼?我最初真的完全沒想過辦民間大學,我們的想法很簡單,便是想辦一間書店,然後將文化和學術推廣出去,完全無階級意識在背後,因此我們鼓起勇氣,找了一些學者來舉辦一些文化和學術活動。我們那時候是完全不認識那些學者的,例如呂大樂教授,但我們仍然去找他:「呂教授,來我們書店做一場講座吧!」,誰知他就答應了,真奇怪!呂教授在我們書店辦講座,吸引了一大批人來聽,當時我們完全不知怎樣應對,只在面書開設了一個講座活動,當時也有二、三十人說要參加。剛才余振雄說他們的講座有百多人參與,幸好當時沒有百多人來我們的講座,否則書店早已塌了,我們書店最多也只能容納二十多人。之後,我們又辦了幾次講座,找了很多學者,例如李歐梵。

究竟辦序言書室的過程教育了誰呢?至少教育了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我。我從此知道原來世界是很大的,很多關於學術和文化的事情正在進行,左翼理論也是這樣。今天,如果大家再提起序言書室,可以很快想起一些較新潮的左翼理論,例如在我們那兒可以買到齊澤克新的著作,我不是在宣傳,但當你想買這類書的時候,可能也會想:「序言書室大概會有售吧。」又例如阿甘本的著作,即是一些比較前緣一點,一些在西方比較新的知識分子所寫的新書。但這並非序言書室一開始的面向,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對這些也不熟悉,認識的理論只有康德和黑格爾,其他就不懂了。但開始經營書店以後,漸漸出現了一個群體,這群體會看一些關於文化和學術的書籍,的而且確聚集了一些學術人和文化人在書店,他們的讀書偏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序言書室的風格。

有一次鄧小樺看見序言書室裏的「全年暢銷書榜」後說:「你們也太過政治了吧。」我們才驚覺問題出現了。我們最初是懷著一個小資文化情懷,希望書店有讀詩會,有文化沙龍,可以供人風花雪月一番,為何現在書店變得這麼政治性呢?到底變化過程是怎樣的呢?首先,序言書室在建立時並無一份很強的理念去支撐它我們只知道在香港沒甚麼地方、空間讓對學術和文化有興趣的人聚起來,當然,早年有牛棚書院,但在我們辦書店的年代,不知原由,真的沒有一個文化聚腳點,至少我們不知道。因此,我們要辦一間書店,用商業運作模式去維持這個場所的營運,然後讓這個場所可以進行一些學術或者文化的交流,構成一個學術、文化的群體。其後,如果我們真的要推廣學術和文化的話,可以以這個群體為基礎,一步一步推廣出來。我們經常說笑說:「推廣學術和文化,難道只靠我們序言書室三人嗎?不可能吧!」因此,我們希望吸引更多人來。以上所說的也算是真的成功了,現在的而且確很多人認識了序言書室,很多人聚在書店,和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當中的事情未必和我們相關,甚至不需要我們相關。例如在書店早期,試過有一本詩刊,一本文學雜誌,是在序言書室構思而成的;又例如有一批準備遊行的人士在序言書室完成了講座後,便起程遊行。這些古怪的事,為何會在序言書室出現呢?不是應該在一些遊行地方辦講座嗎?不知為何,他們就是喜歡來我們序言書室。我的解釋就是一種近乎道家的想像。道教裏有一種說法,就是說如果你憑著一份理念做一件事,然後力圖催生事情,那就是你有意識地把它製造出來。我認為香港其實有很多人,想催生一些事情出來,但礙於有某些條件限制,而不能夠成事。因此,序言書室亦以這個立場出發,就是讓我們成為一個讓人催生事情的地方。剛才馬老闆說:「序言書室有十多項活動這麼多」,這其實與我們無關,「無關」的意思是指不是由我們主辦活動,不是我們聯絡學者或嘉賓,不是我們聯絡某某環保團體,我們只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供人辦活動。這是序言書室一直以來堅持的方針。當然,另一方面也是我們懶惰,很少主動構思,總而言之,序言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如果說序言書室與民間辦學有關的話,那便可以多講一點。事實上,如MCS或其他碩士課程,又或很多副學士課程,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民間還是學院,因為這些很明顯是政府打小算盤下的產物──由政府負責學術資源資助,然後把課程拋給民間,學生自費入讀,是一個政府推卸責任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的確會有一些人會走出來,例如很多社區學院,就如八十後社會大學有很多的老師,在社區學院裏也有教職,很多他們的學生就會走上來序言書室找書。這些人不只為學業而來,他們很多時候在學業裏面受到一點啟發,令他們願意探究這些他們認為重要的課題,就如剛才所說有關香港研究和香港歷史的課題。另外,一些碩士課程令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民間無甚機會接觸的思想,例如文化研究,或者哲學裏面的經典,初時實在想像不到除了學生之外會有人來買這類書籍,但現在書店製造了一群這樣的人。坦白說,他們為我們造就了不少生意,另外,還有通識教育,我認識的朋友對通識教育的出現也極為不滿,大罵:「這是一個亂來的教育政策。」但以書店的立場來說,通識教育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的確為書店增加了很多生意。很多中學生會無緣無故走來,或許是他們的通識老師到過我們書店,便對學生說:「單看通識課本是不足夠的,再找些通識書看吧」,就指示了學生到序言書室找書看。如果那些學生有心的話,亦會參加在書店內舉行的活動,然後他們就會繼續投身這個知識網絡裏面。因此,這不是一間民間大學,但有很多不同脈絡裏面我們也牽涉其中,這就是我們的角色。因此,我們不能說是民間大學,但我們卻連結到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脈絡。

 

李達寧:「實現會社」
讓我說說實現會社吧。實現會社是另一個新計劃,是一個以理念支持下做的計劃。雖然說這計劃有理念,但與八十後社會大學與基大這些民間大學則相距甚遠。我們的想法是,序言書室已經達到我們所想的效果,一個售賣書籍,傳達知識,讓願意傳播知識的人借助這空間做他們要做的事的地方,但我們認為還未足夠。例如文藝的條件(電影、藝術)是不足夠的,不足的意思是指香港的確有很多人看電影,亦有很多藝術畫廊,所以這裏特定所指的是有社會背景和政治面向的文藝。因此,序言書室開始時,想到要做的是一些前衛藝術,或者前衛電影,尤其是法國新浪潮以來的藝術。當這些東西不是太多人理會時,我們應否找個地方放映這些電影呢?但現在的人看藝術電影,好像根本看不出電影的抗爭面向,所以我們希望辦一些放映會,令人可以看到電影內的抗爭意識,例如杜魯福的電影,他的電影不是純文藝,也有他的政治和社會意圖的。

在辦過放映會後,我們覺得還可以再主動些,因此,我們再做了另外一些事,例如去年我們舉辦了「馬克斯節」。當時宣傳和其他準備也十分倉促,做得不是很好,所以活動效果不大,但我們會再接再厲。今年七月我們會再辦馬克斯節,會與「左翼廿一」合辦,以一連串活動來說馬克斯的思想。當然,我們明顯地背後有一個立場去推動這件事情,但這是否跟民間大學一樣呢?坦白說,民間大學對於我來說負擔太大,我總是聯想到法國那些非正統的民間大學,那些大學有如齊澤克的學者去講課,雖然不會頒受正式學位,但會出版期刊。但在這個意義下,我不會承認這兩間書店是民間大學,我們仍然會去辦一些認為重要的課題或者活動,一直持續下去。

最近我們有些新嘗試,便是我們開始辦些收費項目。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一直以來辦的活動都是免費的,因為我們認為收費會使人卻步。我們做了一試驗,找了一個來自齊澤克學會的朋友,教授拉康的課程,共四課,學費港幣四百五十元。如果你問我,我便不會報讀了,誰知真的有人來!我們真的很現實,當有人說要報讀時,也不理其他,先收學費,報讀的人接二連三的來,用拉康的說法便是用金錢來滿足他們的慾望了。別看我們常常開玩笑,我們還是真的希望繼續經營下去。實現會社在經濟上的來源實際上是很匱乏,長遠而言,收費項目可以資助類似的民間學院營運,如果不是長期經營便會很困難。這是我對於兩間書店,辦了多年的小小分享。

馬國明:非常感謝李達寧的分享。他的而且確道出了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與基大和八十後的一些分別。最後,我們有請二十多年前有份參與「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劉健芝。

 

劉健芝:天安門民主大學
劉健芝:謝謝!首先要說明的是當年辦「天安門民主大學」並非我一個人的事,只是許寶強今天請我來代大家講述一下。今天早上我重看了當年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時編製的一本期刊──《天安門評論》,共出版了六期四冊。我們的成員包括在座的陳清僑、許寶強、羅永生、葉蔭聰、蘇耀昌、馬國明,也包括一些MCS的老師,如許兆麟等。我們除了辦雜誌外,還開設了很多課程,其中一個課程叫「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潮巡禮」,你們猜是誰任教呢?是陳清僑、馬國明、羅永生、許兆麟、丘延亮和陸德泉。

話說回來,提到「天安門」,就知我們是立足香港談中國問題。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歷史產物,是當年八九民運的一個部分。香港當年參與的人,有的曾經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仍然走到天安門廣場上,如許寶強、羅永生等。在香港,自一九八八年底開始醞釀很多民主運動,例如「四五行動」;八九年初成立的「四五行動」,原意是不成立組織(因為裏面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只舉辦幾個行動,包括在尖沙咀街頭做話劇演出,在香港大學辦論壇,還有在四月五日那天遊行。其中一些參與者後來離開了「四五行動」,辦了「天安門民主大學」。

「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在天安門廣場上誕生,原因是學生當時佔領了廣場,佔領廣場後不能終日無所事事,一些學生領袖與海外學者商議,廣場上應該有讀書、思考、討論才行。沒有思想的行動,不能持久。我記得當時的計劃是早上請人演講,下午進行小組討論。辦「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最初的構思,是等到六月二十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雖然五月十九日政府宣佈戒嚴令,估計接著清場,但市民動員支援,軍隊又未到場(可能是因為統治集團先要鞏固內部團結,確保每個軍區效忠等,所以在戒嚴令與清場之間拖了整整十數天時間),就在這期間,有了「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構想。我記得當時在香港接到北京來的要求,要在廣場辦演講,讓我們去買擴音器運去北京,讓「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可以開課。當時為何有這麼多想法做法呢?因為當時我們很年輕,二、三十多歲,我們當時組織的團隊叫作「香港青年教師支援團」。我們的想法很天真,充滿理想、激情,但是否不切實際,就難說了。

六月三日當晚接到消息,說軍隊會來鎮壓了,廣場上的學生領袖說,雖然鎮壓將至,但要立此存照,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成立,即使它的壽命只有數小時。之後,一些朋友說,既然廣場大學未能在廣場上實現,就到海外延續它吧,所以就辦了「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簡稱「天安門民主大學」,顧問有Stuart Hall, Marshall Sahlins, Terence Turner, John Comaroff, Mark Seldon, Muto Ichiyo等。細節我不多說了,大家可以上網看。但是這兩天看到一則新聞,海外的余英時、楊力宇、鮑彤、嚴家其、徐文立、封從德等人,宣佈他們要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我看過他們的宣言,我想趁此機會與他們劃清界線,因為我們與他們沒有聯繫,而且立場不同,下面再詳細說。

八九民運之後,香港有很多民主大學的組織,嶺南學院也有兩個,一個是社會科學學院,王耀宗他們辦的「民主大學」,另外是我們辦的「天安門民主大學」。社會上還有很多以「大學」命名的團體,如「社工民主大學」。當時「民主大學」這個名詞並非誰的專利,「民主」被想像是一個代表美好社會的詞語。我們那時辦學用很民間的方法,資源很少,用兩千元在灣仔石水渠街租了一單位,約六百平方呎,是一個舊手錶工場,找幾個朋友裝修一下,自己打造了一些檯,買了些椅子,「天安門民主大學」便辦起來。開始辦學的時候,與馬國明和陳清僑等比較骨幹的一批,一起設計怎樣辦學。我們「開門辦學」,誰要講課可以來講,誰要報名來讀都可以上課。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的課程,收在《天安門評論》裏,你們會發現很多講者是熟識的名字。

我想談談「天安門民主大學」的社會背景和情緒。大家可想像,八九民運在香港回歸藍圖已經敲定的時候發生,當時香港的普遍情緒是恐懼,出現了大移民潮。事實上,我在一九八七年也計劃移民,已經落地澳洲了,不過發生八九民運之後,覺得學生和市民為中國民主前途不惜犧牲,我也不該走,所以決定留在香港。八零年代出現移民潮,那八九民運時,為何香港市民的參與這麼熱烈呢?百萬市民擠滿香港島街道那情景,讓人難以忘懷。我覺得,除了恐懼外,大家還覺得有一線希望,那一線希望是民主的中國,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融合基礎。中英協商香港前途時期,幾所大學的學生會,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和中文大學學生會,提出未來的設想,認為香港是應該回歸的,不應保留為殖民地,但是需要一個民主的回歸,而這個民主回歸建基於香港與大陸人民都有民主和民生權利。六四鎮壓,帶來嚴重的挫折感,但同時運動的感染還在,心裏的不甘和悲憤,除了表現在集會遊行之外,有一些人還覺得運動要延續,認識中國、思考民主理論、參考國外經驗,都是必需的。因此,參加「天安門民主大學」課程的講者和學員,挺熱烈的。

回看「天安門民主大學」的課程是很有趣的。我們當時最熱門的科目──「認識民主中國」,全場滿座,擠滿六、七十人。每個課程大概有八節課,每星期同一個時間上課,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兩門課,星期六三門,星期日三門,連續一年半未停歇過。我們辦學的宗旨是,只要有人願講、有人願聽,便開課,只有三人報名也開,每次課堂有錄音,任何人可借錄音回家複制。不過,早年這些錄音帶全都發霉了,不知道有否複製的錄音散落在民間呢?

課程大概分為四類:一是中國問題,例如中國的民主運動、政治發展、經濟狀況。二是香港問題,我們受到大陸民運的啟發,重新關注香港問題,尤其是關注基層問題、工人狀況、婦女運動等。三是蘇東問題,那時有很多關於蘇聯和東歐變動的情況;為何要特別看蘇聯和東歐呢?是因為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可能有很多可借鑒的地方。第四就是理論,關於公民社會、公民抗命、馬克思主義思潮等。

我當時在「天安門民主大學」除了講課外,也負責聯繫講者、編課程、印刷單張、在街上派單張、收生、做錄音、打掃場地等。我們低成本營運,後來租金加到六千元,我們只能放棄那個地方。當時我在嶺南執教,還算精力充沛,但每個星期有十多門課,星期一至五晚上六時開始第一門課,八時是第二門課,下課後打掃,每晚十一時多回家。星期六、日也是密密麻麻的課程。一周七天呆在「天安門民主大學」裏,一年半之後,除了感到精疲力盡外,也覺得需要時間讀書思考,所以便停辦了課程。

我們接著以出版報章的形式繼續進行討論,辦了《民間抗爭》和《基進論壇》等。當年出版六千份《民間抗爭》報紙,陳清僑是我們的「高級司機」,早上六時駕車幫忙從北角的印刷廠提取報章,然後走遍全香港派發給各大學學生會,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期,我們辦了《基進論壇》,再後來,推出了《文化社會譯叢》。

當年我們辦「天安門民主大學」,並不體制化,只是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靠很少的物質資源自立辦課程、辦工作坊、辦雜誌,建立一個活躍辯論的平臺。我們面對的大問題,是怎樣看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存在很多恐懼,加上坦克鎮壓,便更加恐懼了。但恐懼伴隨的,是中國整個社會的變化,主色調是自由主義的變化。八九民運被鎮壓之後,不單是政治民主聲音被壓下去,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底層的批判和反抗被削弱後,社會急速私有化,例如國有企業破產法的執行,導致幾十年的全民積累,落入少數人手上。我們嘗試處理的問題,不只是泛民主或人權的問題,而是實在的影響大眾民生的經濟問題。中國的問題並非只是一黨專政,而是在一黨專政之下,用政治權力保證新權貴利益集團壟斷得益,因此,急劇的社會轉變如何發生?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為何我說要與最近宣佈成立的「海外復校計畫」劃清界線呢?因為他們說,唯有民主憲政,才能救民族於水火,他們說要推動的人權、民主、法治、憲政,叫普世價值,實際上是以歐美為典範的模式,是資本主義的模式,恰恰是中國今天嘗試推動回歸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所謂民主憲政是順應而不是抗拒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八九年後,我們要思考的是,香港與中國的前景不可分割的時候,中國的前景會怎樣?可以有怎樣的前景?如何結成底層民眾的聯合,推進公平公義的社會?如果我們不將香港和中國的狀況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來看,不可能看到前景。

今天香港主流怎樣看中國大陸?就像許寶強所說,基本上是民粹和反智的。二零零八年後,全球經濟危機讓我們見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病入膏肓了,無論是氣候暖化問題,或是能源問題。但是,中國的主流想像仍然是走西方模式,西方已經有佔領華爾街、批判金融資本,中國的未來想像又怎麼樣呢?香港可以有很多討論上的貢獻。猶如我們當年辦「天安門民主大學」,嘗試從實踐、從理論方面尋求出路。我覺得,我們在香港,今天同時要處理的,是以「本土」為名的保守排外情緒,以中國大陸人為敵人,把視線從社會的貧富分化和民生困境轉移開去。我們必須重建以底層大眾立場出發、聯繫香港和大陸同胞的未來前景。

最後談的是我們在大陸的民間運動有一句話是我很喜歡的:「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聚少散多,但是我希望,散是滿天星,不是一堆灰,灰飛煙滅。回看當年「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參與成員,或多或少仍聚在一起,在所謂的體制之內辦MCS,在體制外參與社會運動。所謂的「民間辦學」,是擺脫國家和財團的左右,不懈尋求對未來社會的想像,這個需要我們有信心、有勇氣去自我改造,不斷認識到自己和群體的問題,不斷付諸實踐,不問卑微的努力有多少成效。

「天安門民主大學」的網址是:www.tiananmen-u.net

 

馬國明:總結
馬國明:四位講者各自道出他們的經驗,但有何共通點呢?若果逐一評論,不外是把以上都覆述一次而已,幸好我也想到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當時他們都年輕,包括劉建芝,因為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而且,在座的都是一些年青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他們很想在香港,特別在思想領域上做一些事,而這個是我可以總結到的一個共通點。

我剛剛完成教授一個新的MCS科目,讓我在這裏稍為推銷一下。科目內容是關於文化研究和文學政治的。其中有一個重點,就是談俄羅斯的文學,尤其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我為何要提這件事?除了自我宣傳外,我想起我們現時香港的情況與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有少許相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他們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起了革命後,基本上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是無出路的。說回香港,雖然我們還有言論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除了電視、電台還有甚麼可看呢?不就只是CCTVB,或者中央十台,對吧?在報章方面,有的是新聞娛樂化,嘩眾取寵;有的是自我審查;有的極度虛偽。我每天也有少許都是被逼地看一份嘩眾取寵的報章,以及看一份極度虛偽的報章,這就是香港所謂的言論自由。最近的新聞也不用我多說吧,例如那海難的報告,我一直以為香港的公務員效率很高,但原來海事處所謂的檢測船隻根本信不過,最要命的是他們如今還不肯承擔責任,做錯了還要辯駁。我們以前經常說:「幸好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是現在還可以這樣說嗎?還有,現在的警察真的越來越過分,一名男警察竟然膽敢熊抱一名示威的少女,簡直太過分。我不想用「禮崩樂壞」來形容,因為在孔子那個年代才有禮崩樂壞,應該說是我們一直以為很堅固的制度,原來不是這回事。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那些年青人因為政治上處於一個窒息的狀態,從而激發他們有很多種不同思想上的交鋒,甚至乎很極端的虛無主義,都有人提出,而且很受歡迎。在文學上就更像一個宇宙大爆炸般,出現了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等文學家,就是一部《戰爭與和平》已經可抵上十多二十部小說。他們當時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面對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以致他們的思想領域,有一種大爆發出現。

我認為現在的香港處境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也是差不多,我們也面對著的一個令人窒息的環境,因此我相信民間辦學就是想在思想領域,甚至乎好像李達寧說他辦實現會社一樣,是想除了理論和思想領域外,在文藝和藝術方面都是可以有一種表現的。這是一條正路來的,特別若我們拿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作對比,我想香港也應該朝著這方向發展的。政治上是這樣的窒息,但是在思想領域、文藝、藝術方面是無法壓制,我們更希望能夠表達多一點。我期待香港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一樣,在思想上以至文藝上有這個大爆發的。

 

「民間辦學」對談
馬國明:現在邀請我們四位講者,可能作些補充,或一些對話。

劉健芝:讓我回應一下剛才說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情況吧。俄羅斯的「黑暗年代」,很多活躍的知識份子尋求出路,所以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有強大的思想衝擊。我今早翻看《天安門評論》,發現許寶強當時寫的文章是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而我寫的文章則是關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到訪蘇聯後的報告。原來當時我採訪了左翼綠黨、婦女團體、勞工團體等,其中有一個組織叫「民意調查」,很有趣。「民意調查」在一九九一年底作了一個民意調查,訪問了一個工人區,約二百人,主要是問工人怎樣看私有化,怎樣看土地問題,以及「最為關注」的問題是甚麼。回覆是,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說工廠不能賣給外國人;一半人認為社會上不應有任何人失業;百分之七十的受訪者「最為關注」的是村落和社區的重生與復興;只有百分之一的受訪者「最為關注」政治與多黨制。當時與會者聽到工人們最不關心的是民主和政治多黨制,一片嘩然。重看工人區訪問的時候,感受到工人有很強的感情,認為工廠、土地和國家資源是不能賣給外國人的。但是,主流傳媒關於蘇聯崩潰的報導裏,根本沒有這種底層的聲音。所以我想指出,海外復校計畫談政治、民主和憲政時,幾乎沒有經濟和民生的訴求。所以我們要警惕主流政治的想像,只強調泛政治化的說法。例如最近香港「奶粉事件」等流行的情緒,仍然是泛政治的立場,儘管貌似與民生(奶粉)相關。

我認為重點並非在於是否民間辦學,亦非分辨是知識分子還是基層參與,而是探究我們對社會的分析和對未來的想像。

蘇耀昌:我認為對於強國人、自由行,以至對於本地的新移民偏見,也是同一個問題來的。我想很多學科也應該會探討這些問題,這我相信是未來十年最令人頭痛的問題。中產階級在過去對新移民、對外傭的態度是比較寬鬆的,反而基層對這些問題的反彈力是最強。回到劉健芝剛才提過的問題,社會上經常有兩種意見,其一是市民認為強國人是來搶我們的東西,是蝗蟲,這是一個很大的偏見。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政治言論說他們就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納粹主義,這就是歧視。其實我認為後者的說法未能把問題解釋清楚。問題是,難道中產階級在價值問題必然是比較開放的嗎?為何他們過去對這問題比較寬容,而基層則較為敏感?而中產階級彷似也從過去的寬容,慢慢變成敏感的一群。基層直接面對的就是那些最基層的新來港人士,在社會最底層中浮沉,直接受到威脅。當然,這威脅是有點放大了的,實際上他們同樣受到制度分化和操控。若果把基層排擠新移民的情緒,簡單化表述為一個偏見,相信這個問題永遠不能解決。所以究竟我們對於文化應該怎樣去理解呢?這個文化不只是我們看電影的文化和消費的文化,還包括我們基層社會的文化,我們應該怎樣去拆解這個問卷調查,使得以改變呢?我本人對文化研究是有些期望的,我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簡單從一種民粹主義走向一個道德高地,將問題淹沒。

我們雖然也是在民間辦學,但我們的腦海有時也會很空洞,需要進修。相信嶺南大學的老師一定會說:「來報讀文化研究碩士吧!」。我認為剛是報讀課程是不足的。因為我在街工有幾位同事已經是嶺南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在學學生,但課程對他們來說好像沒甚幫助。我認為文化研究在體制內外的結合,不是沒有成果,只是「革命尚未成功」。或許我這樣說,他們在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時候,並未能把學到的知識用在工作層面上。我相信若果這「結合」做得更好的話,是對基層運動有很大幫助的。對於MCS裏面的活躍份子,他們會在這裏得到思想的衝擊,好像馬老師剛才說的「宇宙大爆炸」,在基層運動裏製造更多火花。

馬國明:讓我談談完成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後是否能夠對工作有幫助吧。我經常也對同學說,其實你們讀的東西是沒實質用途的,但卻可以帶領大家去思考問題,可以說是啟發,這才是課程最大的作用。我們其實一直在思考香港的問題,以龍應台這位明星級的人物為例,她曾經來香港,她說的話相當有份量,當時她說了一句:「請你用文明來說服我。」我也不記得她當年是在甚麼場合說這話了,她這句說話是針對國內的,她當時說這句說話很受用,很多香港人也十分認同這句說話。我想香港是真的需要有一套獨特的見解,所謂的核心價值,是否真是我們自己的見解呢?這個問題羅永生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其實是虛擬而已。很多我們以為是香港社會基石的東西,其實也是不穩固的。這套見解的迫切性相當高,特別是關於我們對香港未來一套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