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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照美國新右派的「情感犬儒政治」對照香港政治現象
陳家儀

 

從去政治化到政治犬儒的產生
美國文化硏究學者高士柏(Lawrence Grossberg)從觀察近年美國新右派的興起中,發現社會中運作著一種對政治冷漠及濫情政治的狀態,他質疑為甚麼保守主義會是冷戰終結的主導角色,追本索源,他從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和過程找出脈絡,分析政治犬儒是如何產生。筆者嘗試參照他的脈絡線索和論述,將香港近年的政治狀況以非線性時序並排反照和比較一下。

 

尋找身份
美國人的身份建基於多種文化和種族混雜,內部和外在都包括著不同差異和文化歷史,如要呈現一種獨有的美國人身份,便常要以一些混雜的外在概念來形容。相對於英國,由於受到當時首相戴卓爾(Thatcher)新右派的「英國化」過程,將英國人身份進行「淨化」,強調要建立由內(民族、道德)到外(社會及文化習性)的傳統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形象的框架,將外來移民和其他民族排除於框架之外,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稱之為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雖然美國新右派當時亦受戴卓爾主義的影響,但在本土實踐上有些困難,因為美國右翼本身亦不能處理統一性的問題,社會普遍價值因自由主義而失去信仰,令新右派轉移策略,重點爭取市民在情感上的支持,或利用情感來得到支持。

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亦經常被正式或非正式地在各種論述中提及,於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因為政治因素,很多內地人也南來到港,他們來自中國不同省縣,帶著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來到香港(以當時的觀念來說香港是一個屬於英國殖民地的地方,與中國生活和文化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他們一直留在香港生活到今天的話,他們必被稱為「老香港」或「老街坊」,大家都忘記了當年他們是如何被排斥(例如被用上海話稱「老兄」以表明彼此的差異),或因陌生感而形成孤獨和苦悶等,當時的香港並未發展到像今天的多元化。[1] 而且由於香港是開放的港口,很多不同國籍的外國人也會從海路而來,到這裏落地生根。因此,在香港居住七年能得到香港身份證和「三粒星」的認可香港人也不只限於本地出生的人,這使本地出生的香港人亦漸漸接受不同種族的加入,這可算是政府政策協助了多元文化的基礎得以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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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picturechina.com.cn)

直至九七回歸後,政權的改變令香港人身份再出現另一次重要的反思。有否留意到常會有調查員隨機作電話問卷調查?他們會問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是其他,這種調查是由政府政策推動進行的,調查結果製造了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指標,而政府亦會按此指標推論下一步應加強的政策內容(例如應否增加國民教育,和使之更廣泛,以令更多人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等)。此外,香港人的身份亦常被隱性分類(即香港人代表獨立自主,而中國人代表愛國團結等壟統隱喻)的狀態中,政黨因應這種隱性分類對號入座,所謂泛民派或保皇派都是為了「具體化」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差異,從而量化能掌握的選票,用以作為與政府交涉斡旋的籌碼。市民亦認為不必,亦不需了解政府和政黨的政策細節,將有關政治的事情交由政黨及官員處理,而政黨使用的手法亦類似美國右派一樣,無須交待詳細論述和政綱,只要討好選民(例如定期舉辦蛇宴及特惠旅行團等),及間中向政府提出一些「空洞」的訴求(如成功爭取「俾多條路我行」),[2] 與選民保持良好關係之餘亦要突顯地位的不同,這除了能在「政績」清單上贏得市民讚賞外,更以充裕而可量化的資源確立在社會擁有特殊階級的位置。

 

媒體策略,推廣虛無
高士柏亦提到美國新右派為爭取人民的情感支持,利用媒體的技巧將情感有效地表現(或表演)出來,將政治政策融合於大眾文化之中,用大眾推銷宣傳產品的技術和特質,將政治角色包裝成品牌形象,製作感動和煽情的消息和廣告,以感官刺激吸引大眾注意,宣傳後現代虛無快感的內容。

香港近年亦明顯地大量使用媒體策略,前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後,聘任一些傳媒界別人士進入其智囊團隊,更有政治化妝師及公關公司為他(即政府)設計形象,企圖透過不同媒介廣泛發放政府形象和口號以爭取認同。此方法成功與否要依靠政治化妝師和公關公司對政治策略的技巧有多認識,和呈現的方式能否與對象(即市民)的日常認知接軌。以廣告銷售的方式推廣政治意念的難度跟推銷產品有所不同,因為要具體化或視象化一種虛無的意念需找到準確的符號(sign)來引申,符號帶著社會意涵,(symbolic meaning)傳送到接收者的思想時,能否呈現同一訊息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輕率誤用便會引起誤解誤讀,最終變成錯解,甚至空洞無物,即符號學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政府於二零一零年的口號──「起錨」為例,「起錨」的原意是船隻停泊時要先將船上的錨放到海床下,使錨上的鈎抓住海床,船隻便能固定在海面的指定位置,方便上落船隻及讓船主休息時,船隻不會隨波逐流以致迷失在大海中。當船隻要再次航行時便要先將錨升起,才能啟動馬達起行,從海床升起錨的動作便稱為「起錨」。以次序排列是要先拋錨(船隻不動的狀況),才能有起錨的動作跟隨在後。而廣東俚語及江湖術語使用起錨的意思等同「走投」、「走人」、「鬆人」、「散水」,[3] 都隱藏離開現場遠走高飛的意思。政府以「起錨」作為廣告及宣傳片主題,呼籲市民支持二零一二年的政改方案,即被各方批評用詞不當,犯了嚴重的符號意涵錯置。不只如此,令筆者更感不安的是政府呼籲市民起錨的時候,卻沒有告訴大家下一步是往哪裏去!筆者當然想天天起錨前往新方向,這是積極的人生想法,大海茫茫,要往前走是因為有夢想和理想(或稱精神支柱)驅動之下,才有動力起行。香港政府的口號就是缺了令市民願意起錨前進的方向,亦即是政改方案的內容是甚麼?方案的長遠目標是甚麼?這通通都沒有在宣傳廣告內展現出來,廣告片有三個版本,主題分別是男女合跳社交舞、母親為女兒做裙,以及幾位行政會議成員呼籲市民支持政改的說話,跟一般產品宣傳廣告一樣,不斷以視覺和聽覺效果營造和諧氣氛,把政改方案內容完全掩蓋,還有密集式的播放頻率,足以在觀眾腦袋製造殘餘影像和幻聽。筆者曾有一段時間腦海裏會出現「起錨」字體的紅藍色影像(標誌上的主色),或耳邊無顧聽到「起錨」的聲音(政府去年聖誕節更製作了音樂錄像)。對普羅市民來說,「起錨」的新意涵是借用來取笑一份內容空洞的政改方案,這種效果只會令市民疏遠政治,感到政治都是一些空話,無論支持與否都只在乎外表的包裝,亦不理會語言(符號)是否用得恰當,依高士柏的分析,令市民疏離政治也是政府管治策略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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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ecentre-chan.blogspot.com


情感決定選擇,沒有選擇的選擇
高士柏指出傳媒的滲透力能將某種價值觀廣泛地植入市民的情感空間內(affective space),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一種普遍的常識,令普遍人認為情感比知識更重要。在美國出現的情況就是市民透過電視媒介和巨型廣告牌,吸收一些共同價值和歷史事件,形成一種內嵌記憶(entrapping memories),更常以中產階級的男性白人為主流普遍價值參數,推廣大量空洞能指和被扭曲的事實使理性討論失效,使情感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凌駕客觀理性,新保守主義更以相對關係(表面和諧包容)來掩飾犬儒態度。這與搖滾樂的形成過程一樣,一邊攻擊建制的腐敗,又同時依靠建制的存在來肯定自我的意義,這種態度沒有帶來具體的政治意識或目標,只流於情緒上的抒發,但不能形成真正的社會能動力,純粹是動員情緒的策略,亦沒有為改善狀況找到任何積極出路的選擇。

這個情況跟香港政黨的一些行為很類似,譬如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前,社會上出現很多對政府政策不滿和二元分化的訴求,各泛民主派政黨以「董建華下台」為口號的空洞能指,[4] 統合市民的不滿情緒上街遊行,形成大量(五十萬人)情感投資,雖然最終董建華下台成了事實,而二十三條亦沒有即時立法,但特首選舉方法應如何改善,如何令政府得到更多民意認受性的深層討論卻逐漸冷卻,市民的目光和情感已被傳媒的報導帶到另一個話題上,對需要普選的要求逐漸淡化。後來加上第二任特首選舉的假戲假做(公民黨梁家傑帶著不可能勝出的態度參與特首選舉),將政治辯論變成政治化妝師的比拼,雙方都迴避政治論述,連串空洞能指再次令市民跌入情感犬儒政治,所謂「有得揀就係老闆」的空話,令整個社會假裝參與了一場(不能改變結果的)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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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mingjingnews.com

 

被植入潛意識的冷漠犬儒,放棄政治
當代犬儒於近十五至二十年在美國產生的原因,除了是因為新右派大量運用媒體宣傳外,新保守主義的支持者及學者亦利用媒體不斷否定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亦有很多以政治為題材的電影,彷彿真實地揭露著政治的不理性,甚至是污穢和醜惡的事情。社會缺乏深層資料理解之下,市民對政治的認知在真實和虛構中充滿非理性的矛盾,這種植入意識到達不自覺的潛意識後變成冷漠犬儒,更把政治是以情感支配的思想合理化。高士柏再進一步分析出犬儒主義之中的反諷犬儒分成兩種派別:一、表面抗拒或反對現有建制,但又不自覺地依遁建制辦事和生活,他們會以情感投入參與政治抗爭運動,更會對抗「虛擬敵人」;二、完全服從於建制內的邏輯,不想亦不能與建制對抗,只對自己私人領域內的事情有興趣,做好「份內事」,浪費「寶貴」生命來改變世界是無益處的,自由的選擇應包括拒絕改變。

這種利用自由主義思想口號的犬儒主義在香港也有出現,最明顯的例子應是進行已經超過十年的教育改革(從一九九八年母語教學起)。政府政策本身的空洞感,令人難以掌握政策的真正目標,就算充滿內部矛盾仍假戲真做,執行者和使用者在實踐時或有發現,或完全不發現建制的結構問題,但在犬儒觀念下最好是接受和配合現有的邏輯,因為自覺感到「渺小」的老師和學生是不能對「龐大」的政府教育機制作出挑戰,就算反抗亦只會徒勞無功,大家只好「審慎樂觀」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經過十多年的「犬儒培訓計劃」,政府真的是教育了很多自願放棄政治(包括關心和參與)的新一代犬儒族群,正如高士柏的分類,有表面抗拒和情感主導的,也有完全服從的,兩者都使建制更鞏固地將錯就錯下去。

 

「去政治化」,更要去認真
延續下去,高士柏認為政治在美國市民心目中已不能用來解決問題,而是用來管理人口和他們的生活,左右派的分野和取向都基於情感的偏向,新保守派已不是跟政治對抗,而是抗拒涉及政治,社會上的各種事情都不應牽涉政治,提出嚴肅認真的問題的人是夢想家和沉悶的人,「正確」的觀念應投向對人類有效益的事情,例如環保(另一個空洞能指),只要情感上相信是美好的事情便應支持,不需要執著細節。

這種現象在香港政府官員和保皇黨的話語中常會聽到,例如二零一一年臨時撥款議案在立法會被否決,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應傳媒時,表現出來的態度非常不悅(情緒化表現),將被否決的責任歸究於泛民派的失責,但卻沒有追究保皇黨的議員不出席會議(沒有履行議員應做的工作)。特首翌日更透過傳媒報導表示傷感(情緒政治),他衷心希望議員不要把個人和政黨的利益凌駕於普羅大眾利益之上。[5] 從傳媒消息中,市民聽到「普羅大眾利益」被干擾必會特別留意,直覺地認為自己必定是特首提及的普羅大眾之一,將撥款被否決的「惡行」無限放大。回到會議廳,傳媒亦沒有報道在會議過程中,議案被否決的原因,只提及有議員要求補充資料,但最後卻沒有收到,至於是甚麼確實資料令議員投反對票呢?沒有人追問,亦沒有積極地去了解。可見各式各樣的犬儒角色在政治舞台(political arena)上演出,所有角色已早有對白,只要演員投入演出,將角色性格由外至內,再由內至外演好便是最佳演員,誰在乎故事發展是否合乎邏輯,反正只是一場戲罷了,市民將政治新聞當作連續劇來看,又何需認真呢?

最後筆者由高士柏對美國政治觀察的分析,聯想到政治本是甚麼的追索,找到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Politics》),書中有他著名的論述「人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雖然此著作以城邦的結構分析為主,但他指出的政治構想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而非機械性。他詳細分析社會中每個位置(包括官員、市民和法律等)都會對整個政治體制産生影響,每個市民是天然地有責任和義務來共同建構社會體系。如以高士柏的描述方法來看今天香港的政治狀況,將不同事件和時間脈絡累積觀察和分析後,眼見政治處處被刻意扭曲和掩飾,如仍然犬儒畏縮的話,只會消極地將本身應有的權利無條件地自願放棄。

 

參考文章:

  1. Grossberg, L.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Chapter 10, pp 263-279
  2. Grossberg, L.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Chapter 9, pp 219-248
  3. 許寶強〈民粹政治批判──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pp 133-138。


注釋:

[1]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pp118-128。

[3] 東方日報,2010年5月30日。

[4] 許寶強〈民粹政治批判──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pp 133-138。

[5] 明報〈否決臨時撥款 曾蔭權傷感〉,201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