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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港的常規與例外
羅永生

 

近日關於普選的爭議迅速升溫,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急不及待拋出特首選舉必有「篩選」之說,和應之聲隨即此起彼落。什麼「『預選』也是普選」、「普選也有『篩選』」、「西方普選不適合香港」……之說,沸沸揚揚。不過,最直接了當的宣示,還是出自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斬釘截鐵地說:「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

北京屬意在香港依靠所謂「愛國愛港」力量,本來不是什麼秘密。問題的關鍵只在於,如何在一個「普選」的法律框架底下,能夠「確保」選出來的人都是合格的「愛國愛港」人士? 很顯然,無論有多少人要求北京給予「愛國愛港」一個明確的法律定義,他們都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北京所要的,既是一個「一人可以投一票」的「普選」政治/法律儀式,也同時要求一個外於法律的,為「我」所用的至高權力。所以,不經定義,也永遠毋須定義的「愛國愛港」四個字,就像幽靈一樣懸置在一切選舉的法律之上。它高於法律,也外於法律。

納粹法學專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就曾經將這種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外的弔詭狀態,描述為主權者決斷何時可以把法律懸置,宣佈進入「例外狀態」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為「普選」戴上「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的金剛圈,唸上緊箍咒,也不啻坦白宣示了,未來選出特首的選舉,性質上必然是一種「例外狀態」的產物,因為「愛國愛港」必然是無法由法律去定義的。選舉的法律法例,反要為這「確保」的工作而服務。

這可不是說,香港未來的特首選舉,會在國家頒佈什麼「緊急法令」、「動員勘亂」的狀況下發生。因為事實上,97年主權過渡前後的幾十年,在一直保持安穩平順的香港社會上空,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虛構的例外狀態」。俞正聲給這種「虛構的例外狀態」作了註解。他說:「若非由『愛國愛港』力量執政,香港就會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

一如「恐怖主義」之於美國,香港的「顛覆基地」想像,儼然就是香港之於中國的「例外狀態」。

六十年代,來自香港的人與物,都潛在地被視為帶來「資本主義毒素」、「腐敗的生活作風」、危險的「海外關係」。八十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改革」,歡迎來自香港的資本和技術,但香港的書籍報刊、影音錄像也不時被目為「精神污染」的來源,「清污運動」常來清洗。一方面,在這種想像下,香港和中國,好像無時無刻都處於一種不正常的敵對狀態底下。然而,大陸之一步一步日益「走資」,日復一日地「去社會主義化」,又是如此平常。這說明了,「顛覆基地」一如「愛國愛港」,根本無法定義,它根本就是一種被常規化了的例外。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言道:「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例外狀態』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常規。」 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也非常贊同,並且指出,我們或需透過被常規化的例外,方可窺見當代治理和主權邏輯的秘密。

在香港,一種無法去證明的文化,無法去定義的「愛國愛港」∕「顛覆基地」的宣稱,正如魔咒一樣縈繞在香港的政治生活周圍,充當「證據」去「證明」一場被假想、被虛構出來的「例外狀態」。因為只有在這種狀態下,才可以進行一種聲稱在守護法律,但卻又是無法可依的治理。

「例外狀態」下,整個社會領域也被捲入「例外狀態」的邏輯之中,前線和後方已變得沒有分別:學校已成戰場,「國民教育」就是被利用來整治「人心未回歸」的狀態;電視台牌照的發放,也被視為抵擋守衛顛覆文化勢力擴散的防線……治理的對象,還有「惡搞」的文化、「低俗」的品味、「異常」的性取向……不一而足。

政治生活的「例外狀態」化,也正急速地改造著香港對於常態和例外的定義和準則,也改變著我們對語言和理性的運用。「篩選也是普選」的荒誕,就如奧威爾(Orwell)在其著作《1984》所寫的名言:「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當你發覺,身邊愈來愈多人,默許或贊同治港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你就知道「例外」正一步一步接近成為完全的「常規」。那我們離開需要一個「真理部」去替我們日日更新、校正對上述字彙的定義,日子也不遠了。

(原載號外2013年4月4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