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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香港的文化身份理論
吳偉光

 

引言

假如一個外國人來到香港,問及你是「中國人」嗎?問及香港有甚麼特色?又或者問及香港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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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7/16/SY0707160001.htm

在解答香港特色或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時,有的會提及茶餐廳文化小食(絲襪奶茶、菠蘿油等),有的會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居民不斷移走及移入),有的會說是文化融爐(中西文化匯聚),亦會有人說香港是國際城市、法治之都等。但對於是否「中國人」的問題時,部分人可能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作答,有部分人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當我反問自己,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甚麼的時候,一下子我亦不能準確及有信心的作答,腦海中湧出「混雜」一詞,但這又不能清楚解說香港的特色。

本文嘗試回顧近年香港人思考文化身份的一些意見,然後討論香港值得注意的文化身份事物,最後,本文嘗試提出如何面對香港殖民地歷史的方案,建議在後殖民地年代的今天,我們應如何處理「香港文化身份」的問題。

 

「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一九九七年後對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工作
從一九八八年起,在大學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資助下,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合作,每兩年一次進行全港性的社會指標調查,藉以了解香港社會的發展情況。[1]

以下是鄭宏泰先生及黃紹倫先生對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的簡述: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一直困擾著大部分的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如『釣魚台事件』、八九天安門事件、北京申辦奧運等時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a part of China),自己自然是中國人;但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香港所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人權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apart from China),自己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和認知上的無棱兩可,恰好反映香港華人所處之地,所經歷的歷史,亦和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多變的商業世界下(以西方文化為主導)適應下來,並發揮其所長的特徵有關。」

二、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的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
以下是《文匯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二日有關香港青少年對「中國人」及「香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報導: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林瑞芳及其研究小組,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公布有關本港青少年在回歸前後對身份認同變化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回歸十年以來,本港青少年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雙重身份的人數上升;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重,則由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九,降至二十八點七。此外,調查又指出,越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越有責任感,而對中國文化的評價越正面。

三、特首對國民教育的重視
二零零七年的十月十一日的施政報告,前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曾蔭權先生強調了香港須要加強國民教育的力度。而《文匯報》亦以「本港推行國民教育意義重大」(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來正面評論曾蔭權的施正報告。

四、反思「中國人」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細思曾蔭權先生及「左派報章」強調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加上香港回歸中國的這十年間,我們不難發現「左派」報章(如《文匯報》)、特首及民建聯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討論時,很強調「香港人」及「中國人」之分,似乎假定自認為「香港人」便不「愛國」,自認為「中國人」才是真正的「愛國」。這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套用陳冠中先生的說話,[2] 這(「香港人」及「中國人」之分)根本是「假問題」,因為這兩種身份是並行不悖的,其中「香港人」指的是城市身份,而「中國人」則是國族身份,完全沒有矛盾。假如說自認「香港人」便代表不「愛國」,很大程度上,當政者認為自認「香港人」等同於眷戀英國殖民地統治,是不可接受的。

在此,我不禁要問,香港的文化身份是否等同於解決「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爭辨便可劃上句號?如果是的話,即中國所有省份的人的文化身份只有一個,就是「中國人」,缺乏地方特色。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又可以怎樣面對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殖民地歷史如何跟香港人文化身份拉上關係?以下部分將嘗試加以探討。

 

香港文化身份建構文獻回顧
一、文化身份的定義
一般而言,文化認同/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對一個群體或文化的身份認同感,又或者是指個人受其所屬的群體或文化影響,而對該群體或文化產生的認同感。[3]

換句話說,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這種文化身份認同跟史都華‧赫爾(Stuart Hall)提到的文化身份第一重意義相同,即「成為」(being),大意也是指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4]

可是,史都華•赫爾認為文化身份有第二重意義,即「形成過程」(becoming),大意是指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所塑造,身份牽涉重要事件把我們定位(positioned by),及我們如何將自己定位於歷史事件之中。[5] 換句話說,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對於文化身份的形成,歷史、權力和文化一直都是關鍵的題目。基於史都華•赫爾的觀點,如何對香港歷史的論述及理解,對香港的文化身份有著微妙的關係。因此,以下部分將會對香港歷史跟香港人文化身份的發展歷程加以整理。

二、劉紹佳教授對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見解
根據劉紹佳教授的見解,香港於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至一九四九年止,香港人都沒有追問「我是誰?」,因此可以說香港人於這一百年均沒有身份的意識。而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才現身份認同的問題,原因如下:

1.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在香港與內地間設置了一重障礙,香港華人被隔離在中國之外,不受內地社會文化的影響。

2.     香港工業發展迅速,經濟起飛,經濟發展的經驗上與中國大陸距離拉闊,這經濟差異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3.     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是一個內向型的封閉社會,香港則迅速地發展為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活躍份子,並且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西化。

4.     殖民地政權所實行的有限職能政府,重視法治與人權,與中國大陸的中國傳統有別。

5.     香港華人居民多屬南遷人口,居港目的在於逃避政治迫害與動亂,又或者是尋找經濟上的發展機會。因此,香港內部有著一股強烈反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情緒,這股情緒自然成為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

6.     香港與內地在發展程度與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香港華人產生了優越感。最後,香港華人普遍使用廣東方言,並逐漸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種獨特的普及文化,這種特殊地方文化在塑造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6]

香港人對中國國內政治厭惡(大部分人對政治亦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形成了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的最重要因素。換句話說,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才逐漸產生地域主義,跟中國大陸劃清界線。

三、廖國雄先生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發展的見解

廖國雄先生認同劉紹佳教授的身份認同論點,他指劉教授十分中肯地說明香港人身份認同中最關鍵的所在,例如一九五六年的右派暴亂,使香港市民對右派帶來的影響存有戒心,另一方面,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文化大革命式的鬥爭,令香港市民心寒,因此使香港市民走上政治冷漠或政治中立的路,為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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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blog.yahoo.com/articles/394794

廖先生提出「香港人」身份是一個朦朧的意識形態,但卻是有實際的作用。政治上的冷漠,換來經濟實幹的空間,以改善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一九七三年股災之後,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持的價值觀就是努力工作,改善生活。[7] 另外,香港的學生運動亦反映了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歷程。一九七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即「火紅年代」),當時的大學生投入了一場身份意識的社會運動,口號是「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簡稱「放認關爭」)。這些學生運動,驚醒了香港的大專學生,他們亦開始投入社會運動,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但他們以甚麼身份去表達他們的關注呢?特別是一九六八年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一九七一年的「保衛釣魚臺」運動、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捉葛柏」等,大專學生突然發現了身份的意識,認祖歸宗,就是要尋找身份認同。與此同時,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強調「兩條腿走路」政策,令他們為「中國人」自豪。

一九七六年隨著四人幫倒台,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幻滅,一切從絢爛歸於平靜。身份認同從「祖國」回歸「香港」。學生運動雖然沉寂,但卻刺激了「香港人」意識,香港市民開始關心自己的社會,雖然政治上不可能對殖民地政府有民主的要求,但對民生事務、經濟生活等還是可以爭取的。[8]

除了學生運動以外,成長於一九七零年代至一九八零年代的一群,可能是最有香港特色的本土文化見證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香港文化。具本土特色的香港文化從七十年代開始滋長,當時香港經濟開始發展,因與世界各地的接觸多了而產生了身份意識,此時的文化創作就提供了社會價值理念的基礎,「獅子山下」精神,就是身份意識的具體表現。《獅子山下》是七十年代創作的經典電視劇,獅子山下精神也就是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信念,也是這一代人的文化價值,成就了足以讓他們自豪的香港人身份。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表達了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隨後有六百名學者及專業人士,發表了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所臚列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等,實際上是展現了一套價值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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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douban.com

四、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發展資料判讀
正如本文先前所述,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不同的香港歷史論述會影響現在的香港文化身份形成。

根據劉紹佳教授的見解,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並沒有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始於香港人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厭惡,使香港市民走上政治冷漠或政治中立的路,為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鋪路。這樣說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便是「政治冷漠

根據廖國雄先生的見解,香港人政治上的冷漠,換來經濟實幹的空間,改善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持的價值觀就是努力工作,改善生活。一九七零年代的學生運動刺激了「香港人」意識,香港市民開始關心自己的社會,獅子山下精神也就是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信念,也是這一代人(現在五十至六十歲的人)的文化價值,成就了足以讓他們自豪的香港人身份。

綜觀上述見解,兩位學者對香港文化身份的理解源自他們對香港歷史的論述,他們認同「獅子山下精神」,加上香港人的「政治冷感」,使專注工作(拼搏精神),形成了香港的文化身份。可是,就這樣總結香港的文化認同,本人仍感到困惑,我可以認同「獅子山下精神」,但對「政治冷感」引致專注工作的討論便不能認同。我再要問的問題是,這兩個回顧是否就等同香港的文化身份呢?

既然文化身份取決於歷史的論述,那麼殖民地政府又如何解讀香港過去的歷史? 現在踏入後殖民地時代,當權者又應如何解讀歷史?至於平民大眾,他們又怎樣解讀歷史以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香港殖民地歷史與香港文化身份
歷史的論述和回憶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因此,不同的香港歷史論述會影響現在的香港文化身份形成。以下部分會從殖民地當權者、後殖民地當權者及一般市民角度探討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

一、殖民地統治者對香港歷史的論述
根據香港史的記載,香港本是一個漁村,於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經百多年的統治,香港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換句話說,殖民地史學家記載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歷史,講述的是政府政策如何令香港成為經濟奇蹟。

二、後殖民地時代當權者對香港歷史的論述
在回歸前後的三、五年,出現大量愛國歷史學家,他們強調割讓香港是如何喪權辱國、回歸前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和回歸如何顯得國力「恢復」等。

三、香港殖民地歷史論述的判讀
根據上述的資料,可見不論是殖民地統治者,抑或是後殖民地統治者,對香港歷史的論述往往以英國或中國為討論重點,不以香港人作本位,記載的都不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忽視了香港大眾對香港文化身份的貢獻。

以殖民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殖民地統治帶給香港許多值得香港人自豪的事物,這方面的解說指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和本地意識於「六七暴動」後漸漸萌芽、成長。暴動後,在總督麥理浩的領導下,港英政府開始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推行連串的社會政策,例如十年房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政府成立廉政公署及發展新市鎮等;此外,政府亦推動文化節目,如香港節、香港電影節等,以豐富市民的精神生活。在政府大力推動本土意識的情況下,再加上香港經濟急速增長,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新一代便漸漸形成「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並認同「香港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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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jcrb.com

史文鴻博士指出,香港人因曾經歷殖民管治,所以在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方面,有一定的特徵。香港人接受價值多元化、社會高度自由,和政府對市民的生活及信念沒有干預[9] 當然,今天許多香港人引以傲的法治精神及自由言論,在某程度上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帶給香港的。不過,過份強調這種論調等同於將本土文化歷史特質埋藏起來,簡單地認為殖民地統治帶給香港經濟繁榮、自由及法治,忽略了市民大眾的努力。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彷彿就是經濟城市內的一群, 只醉心於追求經濟成果,其中一種代表思想便是「中環價值」。所謂「中環價值」,是指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以及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10]

結果,在圍繞殖民地的論述下,我們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時只集中於經濟層面,即使在批評時,亦只集中於經濟面,我們難以重新審視殖民統治帶給我們的創傷。這些創傷集中於二次大戰前(一九四五年前),包括原居民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割讓及租借時出現的英軍鎮壓,英人對華人的不平等對待等。殖民地政府亦沒有強調一些不光彩的事件,如十九至二十世紀初賭博合法化、娼妓合法化、省港大罷工等負面社會問題。作為香港人,應如何應對這些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我們以「六四事件」的大遊行(一九八九)作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切入點,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只能以戰後的香港為界,我們根本難以單靠集體回憶將過去的歷史完整地帶回來,用以面對殖民地歷史的疑難。

在後殖民地的今天,「去殖民地化」的工程不斷進行,硬件上有清拆天星碼頭及鐘樓,往後還有皇后碼頭、域多利監獄、油麻地警署、灣仔街市……一個一個接著而來。軟件方面,制度不斷改變,試圖將殖民地統治的遺產消滅,例如近日提倡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取消高級程度會考(以中學六年制取代)、改變評級制度等。在理解上,這些工作都具有「去殖民地化」的影子。可是,這種做法是否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有利呢?

以清拆皇后碼頭一事為例,「本土行動」一再強調的是保衛公共空間,並不是傳媒及政府向大眾宣傳的「集體回憶」。[11] 這例子顯示香港政府理解某些香港人仍然十分「戀殖」,因此才作出「去殖」的後果。事實上,皇后碼頭一帶(包括天星碼頭及大會堂),可說是香港人寶貴的公共空間,是大大小小示威集會的重要地方,例如一九六六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一九七零年代之保釣運動、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聲援運動,以及一九九零年代大大小小的民主運動等。除了本地人之外,外勞、遊客及學生等都愛在這公共空間逗留,在功能上,這一帶地區支持著香港的多元文化,硬要將這公共空間消滅,即使將來重建一個皇后碼頭模型,它將不可能再發揮現有公共空間的功能,結果,某些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如文化共融、自由民主、集會活動)可能因而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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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epochtimes.com

換一個較易明白的例子,假如維多利亞公園因為城市的發展「需要」,或因「去殖民地化」為由而消失,我們不難想像「七一遊行」將難以舉行,香港故有的文化身份亦受到嚴重的挑戰。

 

建議的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理論
正如史都華•赫爾的見解,文化身份認同一方面可以因為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而形成;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所塑造。

根據共同歷史背景下的身份認同,香港的文化身份包括以下各項:

一、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本地人意識
香港人的共同經歷令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有一定的共識,例如「六七暴動」,令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新一代漸漸形成「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至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香港華人採用了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最印象深刻的是逾一百萬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香港在經歷這次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香港人亦接受價值多元化、社會高度自由,和政府不干預市民的生活及信念的社會。

二、屋邨居民的身份認同
自一九七零年代起,香港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共屋邨,當時的新一代大部分在屋邨長大。狹小的生活空間、公共浴室和洗手間;屋邨裏的球場或空地、鄰里守望相助的精神等,成為他們的集體回憶,而公共屋邨便成為他們那一代香港人的標誌。

三、茶餐廳文化
飲食文化如廣東茶樓、茶餐廳等,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本地意識有著連繫,當中以香港獨有的茶餐廳和其提供的價廉味美的食物,更在國際社會上成為香港文化的標誌(如絲襪奶茶及菠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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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myminiature.com/

四、娛樂文化
娛樂方面,一九七零年代的香港社會還不是太富庶,普羅大眾在工餘飯後的娛樂節目,不外乎是看電視(如《歡樂今宵》)、電影和聽粵語流行曲(如許冠傑及羅文的歌曲)等。此外,一些集合飲食和娛樂的場所如大笪地,也是當時香港人愛到的地方。

綜觀以上的分析,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令香港人產生了「香港是我家」、「屋邨文化」、「茶餐廳文化」及「娛樂文化」等共有的文化身份認同。不過,隨時代發展,香港的新一代是否會保存上述的文化身份認同?例如大笪地,對新一代是十分陌生的地方,即使在二零零零年時重辦,可說是無以為繼。又例如「歡樂今宵」,即使重新播映,現今的年青人反應也不見得熱烈。

面對這樣的困局,是否有另一套理論去解說香港的文化身份?本人的意見是由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塑造香港的文化身份。透過解說香港過去的歷史,香港的文化身份可能得以較清晰地被確認,以下是兩個較多人提及的香港文化身份。

一、中環價值
綜觀現今香港最重視的便是經濟利益,即典型資本社會的核心。假如以殖民地的論述來說,可以說香港於一九七零年代起對中國政治冷漠,卻換來經濟實幹的空間,改善了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一九七三年後,香港新興起的中產階級,其所持的價值觀就是努力工作,改善生活。另外,因為廉政公署的成立,加上不干預政策等,令香港獲得極大的經濟成就。

而所謂「中環價值」,是由旅港學者龍應台女士在〈香港,你往哪裏去?〉一文中提出的,當中提及到她認識的香港。她指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她又一矢中的地指出:「香港裏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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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backpackers.com.tw)

二、整套價值的組合──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
香港有其可貴的文化身份,就是法治、自由及多元包容,這些價值組合並不是單純地由殖民地政府給予港人的,是香港大眾經過長時間努力及爭取才得以擁有。要理解這些文化認同,必須正視香港殖民地的歷史,除了殖民地政府的工作(政積)外,大眾的努力亦須要肯定。

例如在一九七零年代,因為「六七暴動」的出現,港英政府在總督麥理浩的領導下才開始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推行連串的社會政策,例如十年房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及發展新市鎮等,要是將這些功績全歸於政府的主動,未免太過簡化有關事情了。這些政策的推行,是管治者為了平息香港混亂才制訂的,例如公共房屋的興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強對市民居住資料的掌握,九年免費教育亦是讓青少年留於學校,減少混亂。

當時,許多香港人擁有獅子山下精神,香港人勤奮克苦,大眾自發地造就了香港經濟的發展,而免費教育將香港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有利法治精神的發展,但卻不可以說全是殖民地政府的功勞。

自一九七零年代開始,香港人的確加強了香港本土的歸屬感(愛香港這地方),至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香港的文化身份進一步得以肯定,香港被稱為法治之都,香港以廉潔見稱,亦尊重合約精神。另外,因政府對經濟不干預,加上文化的干預亦不多,令香港成為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

以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為例,五十萬人井井有條地上街遊行,足以令香港人為香港和平示威的紀律而自豪。在過去數十年,不同種族在香港的生活並沒有受到特殊的禁制,例如每個星期日,均有大量外籍傭工於中環地區聚集,大量外國遊客亦於這些公共空間交流,令香港成為一個多元包容的地方。

以上種種表現,體現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的文化身份是足以令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雖然這些文化身份產生於殖民地統治的時空,但市民克苦、守法、和平及包容等素養,並不是殖民地政府刻意加給香港大眾的,這些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眾努力的成果。

 

總結
經過一連串的討論,現在極須將香港文化身份的見解加以整理。根據共同歷史背景下的身份認同觀點,香港的身份認同應建基於一九七零年代,相關的身份認同包括「本地人意識」、「屋邨居民的身份認同」、「茶餐廳文化」及「娛樂文化」。相信不同的學者,可根據記憶及感觀將上述四方面譜出無數關於香港的故事。可是,這些故事是否永遠代表香港?現在的年輕人會否認同這些身份? 有見及此,我們可能要另覓建構香港文化身份的方向。

根據史都華•赫爾提出文化身份的第二重意義,即文化身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所塑造,解說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文化身份的大方向,例如中環價值,它反映了香港被概括化的經濟掛帥文化身份。不過,「中環價值」只是香港眾多文化身份的其中一面,它並不是香港的全部,但香港的傳媒、大眾,甚至政府官員,在很大程度上認為「中環價值」就是香港的文化身份,例如大規模的重建計劃,目的就是善用土地,以達致最大的經濟效益。

本人接受的香港文化身份是一整套價值的組合──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這一整套價值的組合,是香港大眾努力的成果,要保存這些珍貴的文化身份,我們必須正視香港殖民地的歷史。如果當權者積極地「去殖」,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便可能會遭到破壞,例如反對清拆皇后碼頭的事件中,「本土行動」提出的反對理由並不是「集體回憶」,而是保存「公共空間」,這些「公共空間」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殖民地政府建立它們的原意並不是用作示威遊行,或多元包容的地方,但隨歷史的發展,它們便成為了香港文化身份重要的發展空間。

在後殖民地時代,這些空間並不是「戀殖」,它們仍是讓大眾參與示威集會、多元包容的公共空間,如果後殖民地當權者硬要以「去殖」方式處理這些公共空間,將對香港人珍貴的文化身份造成損害。相反,如當權者以相對寬鬆的態度保存現有的公共空間(如天星碼頭、維多利亞公園、皇后像廣場),香港的多元包容文化身份當可保存,再看每年七一遊行的守法及包容度,香港實在具有令人驕傲的獨特文化身份。


參考書目:

  • Hall Stuart (1992)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222-239.
  • 劉兆佳(1998)〈「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認同1985-1995〉出自劉青峰、關小春編:《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3至30。
  • 金耀基(10-1-2000)〈新世紀的香港文化身分〉(演講記錄)。
  • 鄭宏泰、黃紹倫(2002)〈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期。
  • 龍應台(2004)〈香港,你往哪裏去?〉(http://jmsc.hku.hk/works/lung04.htm)
  • 廖國雄(2005)〈應有促進國民身份認同的文化政策〉(http://www.ln.edu.hk/cultural/programme/Charlie%20(revised).pdf)
  • 馬傑偉(11-12-2006)〈香港文化的混雜論述〉,明報論壇。
  • 龍緯汶(2006)〈自九七回歸後,香港人其實一直面對著何謂「國民身份」的思考〉(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9907)
  • 文匯報(12-7-2007)〈通識路路通:地方文化傳統聯繫身份認同「我是中國人」是啥涵意?〉
  • 趙綺鈴,(2007)〈香港的城市面貌與文化身份〉,文化研究@嶺南,第六期。
  • 何慶輝,(2007)〈從日常生活建構文化身分-有關文化身分的幾點討論〉,文化研究@嶺南 第七期。
  • 張小鳴,(2007)〈在皇后頭上動土:菲傭在皇后像廣場的日常生活實踐〉,文化研究@嶺南 第八期。
  • 陳允中(2-8-2007)〈與「強政勵治」政府爭奪寸土,皇后作為開端〉,明報。
  • 鄧正健(9-8-2007)〈重繪香港學:如何尋找「大格局」?〉,明報。

 

注釋:

[1] 鄭宏泰、黃紹倫,2002

[2] 鄧正健,2007

[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87%E5%8C%96%E8%AA%8D%E5%90%8C

[4] Stuart Hall,p.223

[5] Stuart Hall,p.225

[6] 劉兆佳,1998

[7] 廖國雄,2005

[8] 廖國雄,2005

[9] 史文鴻,1993

[10] 龍應台,2004

[11] 陳允中,2007

[12] 龍應台,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