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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雙腳做學問──溫鐵軍
溫博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鄉村建設中心主任、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環保部、商務部、林業總局、福建省和北京市等特聘專家和顧問;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有十一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十一年政策研究經歷,和十一年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試驗區經歷;因復興「鄉村建設」而曾在二零零三年獲「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頒獎詞為:「培訓農民,用行動關注農村建設。走遍鄉村,十八年求解三農難題。一個低調的知識份子,只用雙腳做學問。」

 

用腳做學問的學者
還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溫鐵軍就成了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其中一員,還被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指定為山西汾陽峪道河大隊的知青隊長,可能那時候他比較「聽話」,會按照上級的部署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另外一些插隊的朋友卻不那麼認為。有一次,他帶隊進山「搞副業」,給大家搞點活錢,結果人還沒有回來,批鬥會已經準備好了。而批鬥會正要動手的時候,當地的大隊幹部覺得那樣不合適,就把溫鐵軍給保出來了,那就使他完全跟當地的農民們在一起了。

「那一年回家探親,碰到了一個同學,邀我一塊去當兵。當時也沒多想,就跟著去部隊了。當兵也無非是爭取做個好戰士,學好技術之類。當了五年兵之後,又當了三年工人。反正就是一個認真做事、老老實實聽話的人。我就這樣在社會的底層『滾一身泥巴』,不再是一個傳統讀書人家出身的知識份子。至少,我懂得了農民,懂得了士兵和工人」。

恢復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高考)之後,溫鐵軍上了大學,正趕上教育部長提出「全面恢復十七年(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教育體系)」,而他們這樣從下層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老三屆」學生,對書本上的那一套東西完全不習慣。不過,幸好高校領導和老師大都經歷過文革洗禮,當時官僚化和教條主義沒那麼嚴重,學術氣氛還是自由的。溫鐵軍有一必修課的結業論文需要用英文作答,老師只要求再給一個中文摘要;還有一門選修課,他交上去的文章觀點跟教科書對立,老師給了不及格,於是他便去跟老師協商:「道不同,頂多不給學分,算我沒選你的課」,老師竟也同意了。

就業之後,溫鐵軍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央政府從事政策調研,「根本沒想過計算付出與得到的」。大家比拼的不是收入和地位,而是調查研究的功夫。「當時我們那裏誰要是沒有一點觀點,沒有一點調查的真功夫,就要被邊緣化。」

一九八五年的中國人顯得「厚積薄發」,溫鐵軍發動組織了一個記者團,駕駛著摩托車沿著黃河考察了八個省,和四十多個市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那是四個多月沿著黃河二萬里的櫛風沐雨、大開眼界的經歷。回到北京後,他幾乎不能再適應大城市的繁華喧囂……

「一九八零年代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我去的又是一個沒有自身利益的特殊機構,沒有誰敢官僚主義,沒有誰敢貪污腐化。我現在想,當時得益於兩個人。一是杜潤生老先生,我們這批人都覺得是跟他做研究生的。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沒有甚麼架子,無論是誰從基層調研回來見他,連秘書都不用找,推門便可以進。二是我的頂頭上司,因為我英語較好,就被他打破常規直接安排到美國密執安大學,去學習研究設計和抽樣調查,再到世界銀行去做後續培訓。回國之後有五年直接操作世界銀行政策貸款項目,使我算得上是改革早期的洋務派。」

在十一年政策調研過程中,溫鐵軍說他經歷了一件終生難忘的事——蘇東解體。蘇東解體的時候,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很多人都說:「下一個便是中國(Next is China!)」;他回答說:「沒門兒!(No way!)」但是,他只是相信中國會穩定發展,卻不能說清楚中國和蘇東的分別。因此,他就自己背著包到蘇東考察。他坦言自己「臉皮比較厚」,他乘火車到了當地,然後找了一家小咖啡館便大聲問:「誰懂英文,願意跟我聊聊嗎?」聊過後便要求住在老百姓那兒,跟他在當地的親友做訪問。通過這種「搭訕」方法可以直接觀察去做研究。「接觸第一手的資料,而不是看一點甚麼外國人寫的材料,吃別人嚼過的饃對我來說是吃不出味兒來的。」

走遍了七個處於戰火和動亂中的蘇東國家後,溫鐵軍說:「四十天民間調研,我被打暈過,也被偷過。我親眼看到了利益集團借混亂牟利,卻給老百姓帶來苦難。所以現在我不怕別人說我保守,因為我親眼看過激進改革給老百姓造成的代價。後來提出『成本轉嫁論』,主要來自我用腳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經驗,當你走進去親眼看到那一切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甚麼是社會成本,甚麼是轉型代價,那是老百姓的苦難。」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一九四九至二零零九》
溫鐵軍在他二零一三年出版的新書裏強調,在人們過去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化的教科書中,幾乎從未討論過周期性經濟危機。其實,新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八次經濟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便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首先要有幾個經驗性的歸納。大多數後發國家因要進入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我們作了「國家比較研究」,發現不管是何種主義、何種體制、何種政府,也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只要遭遇資本絕對稀缺,主流便會採行「親資本」的政策體系。如中國五十年代獲得蘇東資本,主流就是親蘇東。到七十年代,美國解除對華封鎖之後,又使海外西方資本流入,那以後主流就改為親西方。但還有一個相對而言比較「親勞動」的年代,那是屬於前提條件改變造成的,就是都被蘇東和西方封鎖。例如,中國六十年代被兩個超級大國封鎖,政府就不能親資本,只好親勞工、親社會。實際上,當代中國只有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沒有海外資本,且完全被封鎖,這時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linking)。因此整個六十年代,也勢必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強調艱苦奮鬥的年代。同時期,也是政府大範圍地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延續國家工業化的年代。所以,現在的主流說那段時間是極左路線,而如果以完全客觀的工業化發展的經驗過程來看,「勞動替代資本」談不上對錯。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必須的資本不斷增密的機制作用下,卻突然遭遇外部封鎖,資本沒了,只能改為「親勞動」。如果願意這麼看,就等於「去意識形態化」地瞭解一個經濟體的整個發展經驗過程,規律便有跡可尋了。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二戰前的多個工業化國家的列強紛爭,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戰後造成兩個超級大國掌控世界,經濟學上看就是雙寡頭壟斷。而雙寡頭壟斷下的地緣控制,就是要重新按雙寡頭的利益來重新瓜分世界。於是,就形成一個新的戰後發展趨勢──雙寡頭分割勢力範圍,而在這個趨勢下,就出現了冷戰條件下的「雙雁陣產業轉移」。

美國戰後通過產業轉移,基本完成了對兩個大洋的海權控制。同時,戰後西歐工業復興了,日本也復興了,都在六十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來被摧毀的工業體系,但是蘇聯的產業轉移卻沒有完成陸權控制。一方面,蘇聯對東歐的產業轉移和地緣控制相對順暢,因為在戰爭中它佔領了東歐;但另一方面,麻煩的地方在於它對中國難以實現戰略控制。因為,中國人於一九五五年便意識到全盤蘇化對中國主權的影響,於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如何改出全盤蘇化。接著到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簡稱蘇共二十大),兩黨之間的矛盾發生,同期是中國按照條約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的控制權,在接收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以造成一九五七年蘇聯中止了對中國援助性戰略投資,兩國矛盾隨之公開化。一九五零年代,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是爆發了一九六零年的大危機,使中國改為「勞動替代資本」……

 

《解構現代化》
愈是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愈嚴重。經濟現代化不能解決貧困兩極分化。先以美國為例,她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且有些年份的基尼系數高於中國,特別是最近四年,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從原來的百分之九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這也是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再以印度為例,她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高達百分之五十六的發展中大國,同時也是貧困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農村中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屬於無地農民。這也是印度大約三分之二的邦都有農民遊擊隊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把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內涵,那就意味著農村要承擔巨大的制度代價。這個代價到底是甚麼?主要有兩方面。第一、三農領域中三要素的長期大幅度「淨流出」。人們都看到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更多地被產業化和城市化佔用。其實,任何經濟領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會衰敗。主流鼓勵農民外出掙現錢,似乎不錯,但從社會角度來看,農村勞動力資本存量最高的年齡階段,即十六、七歲到二十六、七歲都去貢獻他們的勞動剩餘給城市資本了。城市人佔了他們創造的勞動剩餘,卻沒有給農村草根社會必要的回報。因此,現在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農村三要素的長期淨流出,繼續被親資本主流強行推進。

第二,當資本過度集中在城市時,也就同步地過度集中風險。城市資本和風險集中,而周期性爆發是必然的規律性現象,於是政府就要想辦法實現危機軟著陸,向三農轉嫁危機代價。以往城市資本風險爆發凡是發生硬著陸,一定是危機代價轉移不出去。那麼,硬著陸在城裏砸出來的是甚麼呢?以前叫「調整」,現在叫「改革」,所以說調整與改革只不過是危機在城市硬著陸的結果。

接著便會有以下兩個判斷:其一、任何資本,不論國有和私有,都不過是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製造的反過來異化於人類自身的異化物。其二、任何政府也是人類製造的另一個異化物。在人類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一般情況下,政府服務於資本,而在資本原始積累的特殊情況下,政府與資本直接結合,政府即資本、資本即政府。在資本內化於政府的時候,就出現「政府公司化」體制,其特點在於節省了政府和資本間的交易費用。但是,強大政府的權力和資本權力共生時,也強化了資本對資源做資本化佔有的能力。然而,沒有被資本化的資源,原來就在民生之中。因此,只有內化於政府的資本,才能順暢地推進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並順暢地甩掉制度成本。

中國工業化之所以能夠短期完成了原始積累和高速擴張,最為關鍵的是政府公司化體制下的資源資本化,就是因資本內化於政府,因而能更順暢地將資源轉化成資本,並且甩掉了更多因資本集中而造成的風險,也就是轉嫁了代價。比方說在一九六零年爆發大危機的時候,中國是把城市中不能就業的過剩勞動力以上山下鄉的形式轉移出去了,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波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零年之所以有大規模的失業,是由於五十年代為了支援城市工業化建議,政府動員了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設。後來蘇聯援助性的大規模投資突然停了,這兩千多萬被動員進城的農民就得送回家鄉。客觀上是鄉土社會的村社經濟,承載了被城市危機甩出來,不能就業人口的社會代價。

事實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都是中國城市產業資本遭遇危機的客觀結果。危機來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於是城市的危機就軟著陸了。城市化事實上就是資本集中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風險集中的過程,於是一定會因風險集中而爆發危機。由此可見,危機一般會爆發在城裏。於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城市和鄉村二元對立的體制條件下,會出現城市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轉嫁代價給農村。不過,這沒有甚麼對錯好壞,中國之所以成了工業化大國,憑的是向鄉土社會轉嫁大量城市資本和與生俱來的制度代價,因此才有嚴重的三農問題。

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創。在二十世紀,中國兩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都說過:『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眾所周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我今天這樣說,只不過是補充了一點,那就是二十世紀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二十一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調查研究和向農民學習的體會。」中國政府已經認識「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二零零五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

博學、思路清晰、隨和、平易近人——這是筆者對溫鐵軍的印象。儘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甚至影響著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溫鐵軍更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說:「形成正確決策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聚思廣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捏出來的。」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這些年來,只要看他著作的題目——《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甚麼》、《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解讀蘇南》、《八次危機》等等,便可以感到這些都是用腳「寫」出來的,既有具體例證,又有抽樣調查的確鑿資料;既有深刻的理論,又有通俗的說服力。只有在基層沉下身子,才能有對中國問題更深刻體悟。二十多年的田野經歷,讓溫鐵軍對於這個世界的要義和民眾的處境有了超乎尋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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