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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的街頭經驗
畢竟機艙雜誌屬消閒性質，尚且能夠接納藝術文化，然而一談到政治便避之則吉。街頭可以很惹火，街頭表演跟社會政治一脈相連，跟亞Mo談的東西一點也不敏感，只是不太適合消閒雜誌，唯有在這裡延續。 明年將到美國三藩市默劇團（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做考察的賴恩慈，在香港一直也有做街頭表演，二零零三年第一次闖進旺角，「那時我跟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就是今天好戲量的成員，因為當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的啟發，發覺原來很多改變其實都是從街頭開始，我們在想怎樣才是理想的社會，於是想到利用我們最喜歡的戲劇去改變現狀。」亞Mo說當時正在做《駒歌》，大家在談甚麼是better world，原來理想也不只是個人的。他們決意闖進街頭，也不是一剎那的衝動，事前做了很多準備功夫，「當時我們都是一班十來二十歲的𡃁仔，當時香港沒有街頭表演，我們沒有model可跟，於是做了很多research，熟讀基本法那些關於表演自由言論自由的條文，邊做邊學。最初經常有警察來干預，問我們在做甚麼，我們說在表演，他們又問是甚麼表演，有沒有申請。其實我們是在教育警察，因為我們做足功課，雖然有時事情會鬧大，當時旺角所有警局也有我們的file，而其實警方是沒法控告我們。」 就這樣邊學邊做，長駐在旺角街頭，「我們是持續做的，幾乎是每一日也有表演，星期五六日更是風雨不改，漸漸地警察也明白我們在做甚麼，有些警員落班後也會看我們的演出。」好戲量在旺角街頭打響名堂，直至二零零八年，「那是最風風雨雨的一年，當觀眾開始受落，也開始有一家大小來看我們，卻鬧出了甚麼黑社會、非禮、當街裸跑的指控，後來我們知道一切都是政治，因為那年是選舉了。當時很多人攻擊我們，令大家也心灰意冷，一度想到就此解散。」 在街頭打了五年的持久戰，一下子要完結，「不過我們認為街頭事要在街頭解決，於時辦了街頭論壇，讓所有不滿我們的人走出來，面對面質詢。」意料之內的是很多人來指罵，意料之外的是原來很多人明白他們在做甚麼，「文化界、學術界，他們都在談論我們如何運用公共空間，而更欣喜的是一些原本已帶著反對立場來採訪的傳媒，最後卻明白了我們的理念。這些聲音平衡了一面倒的指罵，原來也有人認同我們。」於是好戲量繼續在街頭現身，也帶動了旺角的街頭表演，「記得有一位叔叔走來支持我們，叫我們要堅持，原來他也曾在街頭彈結他，卻經常被警察拉，雖然每次也不能檢控他，這位叔叔跟警察說既然諾也認得我，何必每次也要他上警局，怎知警察對他說，下次不要說自己是街頭表演，說自己是乞丐，或者會得到同情！」亞Mo說她因此更下定決心，繼續堅持，「街頭表演不是這麼低微！」 今天的旺角行人專用區雖不至百花盛放，也確實比十年前開放得到，「我們常笑說今天到旺角也沒地方表演，不過這絕對是好事，當然今天的狀況也未必是最好，有人說商業化了，也有人說太多『騎呢』演出，但至少是由民間自發，也愈來愈多人去了解公共空間。最重要是釋放了空間，然後交由民間慢慢尋找，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就是要給她時間。」原來賴恩慈二零零四年曾在三藩市默劇團當實習生，認識了這個已有五十年歷史的劇團，「他們一直在做免費的街頭表演，在公園的演出可吸引四五千人，巡迴演出更可籌得三十多萬美金，每次只要呼叫“pay for the free show”，觀眾自動會走過來，圍在一起看表演。」賴恩慈說他們由最初只得十幾個觀眾，到今天幾千觀眾，其實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他們是衝著資本主議而來，打破既有的消費模式，告訴大家劇場也不知是娛樂， 可以是關於社會政治，他們的表演都是跟社會息息相關，所謂的newspaper theatre。也告訴大家藝術也不只屬於某一個階層，是普羅大眾也可欣賞的藝術。」明年便到美國考察，回來後把經驗帶到西九，「將來的西九會有一個free space，也希望西九的藝術文化不只是一小撮人的事，而是雅俗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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