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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與「聲譽」以外的「教育立場」
許寶強

 

稍有同理心的朋友,大概都會同意,追擊林慧思老師和騷擾她的學校的行動,早該停止。然而,此事引起的政治文化和教育議題,卻值得繼續深思,不宜過早蓋棺論定。

寶血會培靈學校校董會發表的聲明(下簡稱《聲明》),於批評林老師之餘,也提及到她個人的健康,讓《聲明》帶點人情味。在面對強大的輿論和政治壓力、希望減少對校內師生的干擾這特定語境和考慮下,校董會對林老師的言行表示遺憾及作出口頭警告的處分,自是很可以理解的。不過,從「教育立場」審視《聲明》,以至其可能產生的不經意效果,卻可看到一些潛藏的危險,值得在不針對個別教師、學校和辦學團體的情下,繼續深入探討。

可商榷之處有兩點。第一,《聲明》強調, 「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只宜站於教育立場表達意見」,又指林老師的「不當言行嚴重影響教師專業形象」,對學校的「聲譽造成嚴重的損害」,因此「給予該老師適當的處分」。引伸的問題是: 「教師專業形象」和「學校聲譽」,是否或如何與「教育立場」有關?第二,《聲明》指出,教師在「公眾場所表達其個人意見時夾雜不雅用語及粗俗說話」,不符「專業操守」。然而,《聲明》在作出這樣的論斷或評價時,是否已把發生了的事情,置放在當時的具體場景中、依據前文後理來理解?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本文以《聲明》作為對話對象,但絕對無意針對個別學校。作為教育工作者,筆者更關注和擔心的,是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對「教育立場」和「教師操守」的理解,會否在此事後被縮窄和固定為「專業形象」和「學校聲譽」;而抽離事件發生的社會脈絡去評斷是非對錯,又會否變成教育界和社會的認知常態。上周六教聯會的王惠成先生在《明報》發表的〈教育事歸教育界處理〉,或許印證了筆者的關注和擔心,並非空穴來風。

 

認真教育重思專業
研究教育的理論視野和派別儘管繁多,但似乎很少會以「教師形象」和「學校聲譽」作為「教育立場」。一般而言,教育學所關心的,是學童的成長和發展;當中教師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協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和工作習慣;而學校的功能,則是提供合適的環境,協助學生成長。

以鷹架理論(Scaffolding instruction) 和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為教育界熟悉的維果茨基(Lev Vygotsky)指出,一個專業的教師,除了需擁有豐富的知識和良好的學習能力以外,同時也應是一個富有激情的藝術家和政治家,為學生創造及組織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也就是今天教育界所謂的促進者(facilitator) 的角色。因此,教師的專業,體現在是否已充分掌握其將要教授的學科知識,並能夠建造一個合適的社會環境,促進學生的學習。維果茨基補充, 「只有那些能夠提供比實際上所需要的多出百倍知識的人,才能夠用令人感興趣的形式來傳授知識」;而只有「與生活盡可能緊密的結合」,才有可能為學生打造一個適合他們的學習環境(維果茨基2003:頁411至427)。

一個只追求「專業形象」的教師,大概與維果茨基所批評的「矯揉造作」、「冷冰冰的演員」分別不大。說教師於公眾場所使用粗口,等同「嚴重影響專業形象」,或許合乎本地主流對「粗口」和「形象」的莫名其妙的重視;然而,把說粗口與否,扣連上教師是否專業,恐怕並不容易找到教育理論的依據。倘「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立場」,僅在於維護「形象」和「聲譽」,那麼「教師專業」的標準,大概也只能降至等同「不講粗口」的水平。

理解與判斷不能離開具體場景

本地的學校,置身於大學學位稀少、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中,加上資訊媒體發達、廣告公關盛行,為避免被批評以至「殺校」,關注「校譽」和「形象」,自然不難理解。

然而,閉關自守的學校,希望用象牙塔的高牆來保護學生不受社會生活的污染,反的其實是整個城市的潔癖。脫離了社會生活的學校,孕育的將是豐富多元的生命?還是蒼白虛偽的犬儒?

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指出,「學校必須表現目前的生活……正如兒童在自己家中、在鄰居家中或者在遊戲場上所過的生活那樣」(《杜威文選》:頁393)。教育心理學者維果茨基進一步指出:「教育問題的解決只有在社會制度的問題解決的時候才有可能。任何企圖在發生矛盾的社會中構建教育理想的想法都是烏托邦。」(維果茨基2003:頁311)換句話說,脫離社會生活、脫離政治(眾人之事)的「教育立場」,只能是一種虛妄;如果「教育界」指的是關起門不問政事、不理社會不公的社群,重視的只是教師學生必須一塵不染、純潔無瑕, 那麼鼓吹「教育事歸教育界處理」,在當代貧富兩極分化、政治體制不公、社會矛盾激化、價值狹隘單一的社會脈絡下,究竟意味著什麼?

對特定言行的價值判斷,都不能離開其發生的具體場景。一位教師無理地以粗口辱罵執法公正、禮貌地解釋規例的警員,與一位看見執法不公、並先受警員不太禮貌地對待後以「不雅用語及粗俗說話」回應的老師,自然不應一視同仁。在抽離語境之下只要求教師向警方道歉,除了不分青紅皂白外,也容易帶點偏頗。倘警方執法不公、態度無禮在先,強調「知錯能改」、站在「教育立場」的「教育工作者」,是否應要求警方首先道歉?抽離語境、急於作出林老師「堅持不向警方道歉,是此事久久未能平息的重要原因」(王惠成語)的結論,難道就是「公正持平」的專業態度?

經歷了幾次兩陣對峙、劍拔弩張的場面,在當前的香港局勢下, 聽到「教育歸教育」、「不想社會變亂」、「要對話不要對抗」、「堅持和理非非」這類修辭感嘆,自然並不奇怪。這些說法的一個共通的前提,是重思慎行,也就是強調理性思考、溝通理解的優先和重要。奇怪的是,提出這些口號的論者,似乎並沒有很認真地對待它們的意思。

理性思考的最起碼條件,除了合乎邏輯、避免自相矛盾外,還包括有根有據。「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之間,往往自相矛盾,例如在任何情下(包括保衛正受戰爭暴力侵害的家園、身體)也不容許以粗言俗語甚至暴力自衛或還擊,是否十分理性?認為「對話」比「對抗」好,也往往不合邏輯與事實──例如,我們是否能說,接受無原則不民主沒尊嚴的「對話」,比不亢不卑、不屈不撓、據理力爭的「對抗」優勝?至於「教育歸教育」,在「什麼是教育」這根本的討論還未有認真展開的時候,剩下的只能是一種與實證和邏輯無關的政治修辭而已。

 

結語
對「專業」認真、而非執著於「形象」的教育工作者,是否應該把這次引起各方爭論的事件,轉化為促進師生以至整個社會學習的出發點,打開既有的習見及僵化的思維,重新思考什麼是「教育立場」和「教師操守」,探討維持「專業形象」和「學校聲譽」如何與教育相關。也許,只有在放下派性,拋開「形象」和「聲譽」的包袱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豐富和深化教育的討論;而衡量教師專業與教育立場的準則,才不致只剩下是否曾「夾雜不雅用語及粗俗說話」。

 

參考書目及伸延閱讀:
1. 《杜威文選》,涂紀亮編輯及翻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2. 維果茨基:《教育心理學》,龔浩然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原載明報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