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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世界的右翼民粹與犬儒──以「愛護香港力量」為例
劉孔維

 

一種普遍看法認為,互聯網本質上是一種民主的科技(inherently democratic technology),互聯網一方面能更廣泛地傳播資訊和互動討論,將導向更好的教育和更積極的選民;另一方面,互聯網亦能改變和擴大民主這個概念,因為它產生了新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可以聽到嶄新的聲音。德國當代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晚年更提到互聯網是一個非正規的公共空間(informal public sphere),人們在網內互通消息,互相支持,但彼此間社會特性及意識形態各異,雖不似傳統的公共領域般透過理性的討論,形成共識並影響政治,卻往往在商議中形成合作的關係。在一些後極權或威權主義國家中,主流媒體往往被政權所操控,而在有限的公共空間被打壓的情況下,新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對突破政權的輿論及意識形態封鎖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

香港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威權或後極權社會,但回歸十五年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備受打壓的新聞時有所聞,主流傳媒自我審查的問題日益嚴重,其作為公共空間的載體的功能備受懷疑。在這背景下,互聯網作為非正規的公共空間的角色更形重要。近年來,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與互聯網的興起息息相關,社會上對互聯網發展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的角色寄望甚殷。但事實上,一股右翼民粹主義(populism)的逆流卻在當中暗暗發酵,早前的「D&G事件」[1] 乃一顯著例子。而在網絡上鼓動群眾、組織示威的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更是結合右翼民粹主義與「濫情犬儒主義」(sentimental cynicism)的代表,本文試扮演魔鬼辯護士(devil's advocate)的角色,在大家陶醉在互聯網帶動民主浪潮的美好願景中,以「愛護香港力量」為例,闡釋民粹與犬儒如何借助新媒體而生成。

 

「愛護香港力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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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evchk.wikia.com

愛護香港力量(Caring Hong Kong Power,簡稱愛港力),報稱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網民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成立,以愛護香港人福祉及維護社會公義為目的之自發組織,核心成員聲稱沒有政黨背景。據愛護香港力量所述,他們之所以誕生,是建基於幾宗因泛民政黨插手而導致的「悲劇」:

  1.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教唆失業工人上天橋裝自殺,結果慘害無辜警長喪命;
  2. 非港人婚生子女居港權,引來內地產婦「迫爆」醫院;
  3. 公民黨直接計劃及參與大橋環評、及外傭居港權兩宗司法覆核官司,該黨赤裸裸出賣所有香港人的集體利益。

該會在自設的網站上點出他們成立的宗旨:

「我們愛護香港力量成員由網上認識,大家抱持同一目標,愛護香港!不希望見到香港社會被某些有心人(當中包括政黨、傳媒、真真假假的學者及壓力團體)上演大合奏,視香港人的福祉如無物,明目張膽出賣香港人利益!害港集團以種種卑鄙手段癱瘓政府施政、打擊紀律部隊執法、煽動無知婦孺申請法援濫興司法覆核,使莫名其妙的訴訟無日無之!我們愛護香港力量成員均無黨無派,雖人微言輕,只是本著一份出於公義、愛惜香港的赤子之心!如各位有心人希望為香港出一份力,不甘香港淪為奸黨魚肉之地,不想見到下一代接受主流缺德傳媒洗腦成為一個個腦殘的『廢青』,請各位多加留意香港事。我們歡迎你加入,成為愛護香港力量的一份子,為香港、為未來、為子孫出一分力!」[2]

愛護香港力量的宗旨是「打擊擾亂香港的『政棍』、反對暴力政治文化、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對香港有利的事作出行動上的支持」,各項有關活動經費來源靠自發集資。組織召集人王智東曾在訪問中列舉公民黨的「禍港證據」,包括:

  1. 十年前公民黨創黨成員李志喜大律師,協助爭取內地小孩的居港權,之後每年吸引大批內地待產孕婦、及非婚生港人子女來港,為香港製造了一個長期「人口炸彈」,對本港的醫療系統、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社會福利等亦造成嚴重深遠影響;
  2. 在港珠澳大橋環評事件,該會懷疑公民黨借司法覆核「包攬訴訟」並緊急煞停香港主要基建;
  3. 於「僭建事件」中,公民黨律師被他們質疑多番玩弄法律條文,對別人僭建卻口誅筆伐;當湯家驊被揭發車房屋頂違法僭建時,向市民諸多狡辯,其黨團卻視而不見。

愛護香港力量認為自己吸引了一批反對暴力政治文化,以及反「禍港政棍」的網民進駐,其立場也以反美見稱,如其博客文章寫道:「中國被美國圍堵,港人勿鴉雀無聲」,指出中國有「領土被霸佔」,包括南沙群島、釣魚台列島,但有網民留言指出海參崴原是中國領土時,「愛護香港力量」即刪除有關留言,顯示其政治立場較親俄羅斯而反英美。[3]

從以上的簡介中不難發現「愛護香港力量」針對的對象大多為泛民政黨,特別是公民黨。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們發起了「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遊行,抗議公民黨李志喜大律師代表外籍女傭處理「外傭申請居港權」官司。同年十月九日,他們又在北角舉行「全港市民聲討公民黨大遊行」,指責公民黨是外傭居港權案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的幕後黑手,有超過二千人參加。

 

Ernesto Laclau的民粹主義(populism)邏輯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在香港常被廣泛引用,其濫用之程度,甚至民粹主義一詞本身也成為一個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被用來作民粹主義式的操作。不論是泛民或建制派的支持者,都常把對方標籤為民粹主義者。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政治亦常常與犬儒(cynical)政治扣上關係,本地學者許寶強認為,本港近年文化領域最為核心的變化,「恐怕是民粹主義(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氾濫。」[4]

Ernesto Laclau在《On Populist Reason》書中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依賴三個前提:第一是製造對立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既多且雜的需求整合成一種共同需求(common demand);第三是鞏固這種民粹共同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一詞本身包含的群體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人民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要整合人民建立統一戰線,必須依賴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借助人民情感的投入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千差萬別的訴求。

表面上看,這種民粹主義邏輯最易被政治反對者挪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社會各階層各種多元分化的不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的統合下,扣連成一種共同的民粹訴求(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效能指。[5] 近年有關地產霸權、官商勾結或仇富的議題,亦常被指控為民粹主義的操作。實際上,政府及建制派近年亦漸漸吸取民粹政治的操作方式,務求化被動為主動,與泛民爭奪民意。但在政府力爭主導的議題上,政府的民粹主義操作常以失敗告終,經典例子莫如二零一零年為爭取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而推行的起錨(Act Now)運動,以起錨作為推動政改的宣傳口號。起錨是一個典型的空洞能指,它本身並沒有具體或特定意義,政府原意想用此詞表示積極起動的意思,但起錨一字意義空洞,加上政府拙劣的公關技巧,民間往往將此詞聯想成拋錨甚至是黑社會用語。結果政改方案不但未能起錨,反而被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搶去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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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ypaper.pchome.com.tw)

 

戴卓爾的威權民粹主義和美國新右派的濫情犬儒主義
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分析美國的新右(New right)運動時指出,美國的新右派既參考亦有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英國保守黨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倡導的「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英國右派諷刺地參考了義大利左翼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有關統識(hegemony)的理論,將政治世界想像成兩陣對立:即人民(people)和權力集權(power bloc)的對立,透過對立重新建立有利於己方的「新戰線」(frontier)。這本是一種非常容易且廉價的政治操控技術,因而遂被許多半自由、半民主的新興國家當權派所模仿,但具悠久民主傳統歷史的英國政治右派竟也挪用,實在值得思考。威權民粹主義是統治者藉著製造假想敵以團結內部,越過體制而直接煽動並指揮人民的一種體制。英國右派利用統識製造的新戰或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s)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政治聯盟,是不斷隨時勢而變化的,[6] 因為他們並不相信有真正永恆的共同理念,他們在乎的只是以此所釋放的政治動員力量。

同年代在美國以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首的新右派(或可稱新保守主義者)所展現的右翼動員力量則呈現另一種形態,勞倫斯.格羅斯伯格稱之為濫情犬儒主義。與英國的威權民粹主義相似,美國的新右派亦會透過建立新戰線以動員支持者;而要建立戰線,必須先製造敵人或危機。美國新右派往往先製造一種美國歿落的恐慌,這些恐慌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包括越戰、水門事件及流行文化的普及等;[7] 另外,他們亦善於製造新的外在敵人,包括阿拉伯世界、日本的經濟威脅等。[8] 他們視這些敵人或危機為直接衝擊所謂的「美國精神」的罪魁禍首。而應對這些所謂敵人或危機的方法,不是透過嚴謹的學理反思,反而透過精心計算的政治修辭及設定有利於己方的議程(agenda),聚焦於某些特定議題,煽動群眾作情緒動員,建立新戰線,以煥發強大的政治力量。新右運動的議題多集中在宗教及道德層面,即所謂的認同神學(Identity theology),[9] 結合《聖經》中世界末日善惡決戰的戰場(armageddon)想像,站在我們那邊的是正義的一方,敵人則是威脅美國精神的傷風敗德一族。君不見美國多年來的選舉多被同性戀、墮胎、禁毒等富宗教色彩的道德議題所主導,而真正更基進(radical)、更值得討論的議題卻往往被忽略,因為對美國以福音派基督徒為首的宗教右派而言,這些皆是能煽動群眾情緒的議題。「為了未來」、「為了下一代」等義正辭嚴的論述充斥大小傳媒間,對同性戀者、支持墮胎合法化的人口誅筆伐,視他們為罪大惡極,因為他們正正是戰線外的敵人。你能看到小布殊高調宣佈「禁毒之戰」(War on drugs),但他卻對治下美國的貧富懸殊、政府連年赤字視而不見;這種「小事搵命搏、大事側側膊」的態度,正是「濫情犬儒主義」的具體展現。

 

愛護香港力量體現的民粹主義及濫情犬儒主義邏輯
簡略回顧了民粹主義及「濫情犬儒主義」在歐美的發展後,我們不難發現愛護香港力量的動員模式正好體現了以上兩種主義的邏輯。首先,愛護香港力量本身已是一個空洞能指,何謂愛護?如何定義香港?如何才是愛香港?似乎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其次,該組織成功建立了一條分開「愛香港的人」和「禍港者」的對立戰線,而「禍港者」的角色則由公民黨擔綱。此外,該組織亦力求整合右翼保守力量繁雜的需求,將香港面對的種種問題簡單歸結為因有「政棍」「以種種卑鄙手段癱瘓政府施政、打擊紀律部隊執法、煽動無知婦孺申請法援、濫興司法覆核」的共同需求,簡單來說就是對泛民政黨(特別是公民黨)的厭惡,從而建立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這個系統主要將香港當前的亂局都歸結為泛民「政棍」所造成,從而建立統一戰線並將之(在選舉上)打垮。事實上,愛港力的組成及其立場,一直都有親北京的影子,葉蔭聰認為該組織的冒起,「讓親北京陣營過去無甚市場的反民主派修辭,有了新的更本土、右翼、民粹的內容。」[10] 他們在區議會前狙擊公民黨在各區的宣傳街站,借外傭居港權案對該黨抹黑,並在多個選區派發抹黑單張、收集簽名、叫口號,以及滋擾街站,以影響公民黨的選情,其客觀效果卻能對公民黨的形象作有力打擊。所以,儘管愛港力強調他們只是一群網民,沒有政黨背景(事實上,「愛港力」的召集人王智東是民建聯成員),但這種民粹主義動員的目的似乎昭然若揭,就是破壞公民黨及其他泛民政黨的區選選情。不管組織者是否「隱形民建聯」,但他們的立場卻異常相似,對泛民政黨所造成的破壞力亦對親中政團有利。

與民粹主義相似,濫情犬儒主義亦善於製造外在敵人,煽動群眾作情緒動員,建立新戰線,愛護香港力量可說精於此道。一方面他們自詡正義一方,在社交網絡動員群眾騷擾公民黨街站時稱「行動期間,更有大量市民豎起大拇指大讚愛港力正義行動,不怕強權打壓,敢於向市民講出禍港政棍的惡行,更有街坊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在場破口大罵公民黨賤格,無恥!」[11] 言辭激烈,甚有煽動性。另一方面,愛港力亦以此充滿激情的修辭針對公民黨鼓動群眾上街示威,更稱呼自己成員為戰士,[12] 設定有利於己方的議程,聚焦於反外傭、反雙非、反濫用司法覆核等特定議題上,建立了一條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打著為了下一代的旗號,「不想看到下一代接受主流缺德傳媒洗腦成為一個個腦殘的『廢青』」,對抗損害香港精」的「無恥政棍」,煥發不可小覷的政治能量。

雖然愛港力聲稱他們站在正義的一方,處處維護香港人的利益行事,「本著一份出於公義、愛惜香港的赤子之心」,但與美國的右翼相似,他們針對的只是對自己有利的特定議題,對諸如貧富懸殊、官商勾結、樓價高企等更根本、更基進的香港深層次矛盾卻視若無睹。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為他們明白,在北京的控制下,香港的政治已無可作為,而經濟命脈亦掌握在「阿爺」手中,很多港人皆已「認命」,在「意義和希望皆稀缺」[13] 的社會普遍犬儒的氛圍下,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政棍禍港」,遠比深入和詳細討論社會公義、香港深層次矛盾等問題來得輕鬆和自我感覺良好。濫情犬儒主義結合港人的犬儒認命心態,即使政治立場上不屬傳統左派的港人,仍有很大吸引力。

愛港力在網絡上透過自身網站、社交網絡、討論區等媒介動員群眾,結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愛國愛港人士,向特定敵人(公民黨)宣戰。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他們或許未能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主流傳媒亦不能作大篇幅的報導。但透過互聯網,他們一方面能宣稱自己沒有政治背景(傳統的政治動員可在此煙幕下進行),一方面亦透過鍵盤上產生的巨大能量進而影響主流傳媒對他們作更多的關注。雖然如此,他們結合民粹主義及犬儒主義的動員方式及言語修辭,實難與哈伯馬斯寄望互聯網是一個理性的非正規的公共空間的願景相提並論,但從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來說,他們凝聚民粹力量、打擊泛民勢力的目的已然達到。[14] 在當前香港萬馬齊喑、風雨飄搖的政治環境下,面對這股右翼民粹主義逆流,公民社會原本寄望甚殷的網絡世界,是否真能建立一個理性的討論平台,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參考書目:

  1. Grossberg , Lawrence (2005)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 kids, 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 Boulder, CO : Paradigm Publishers.
  2. Grossberg , Lawrence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 London : Routledge.
  3. James Curran, ‘Mediations of Democrac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UK: Hachette, pp.122-152
  4.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 69-124.
  5. Rena Bivens and Chen Li (2010), ‘Web-orient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Sean Tunney and Garrett Managhan (eds), Web Journalism: // a new form of citizenship? London:Sussex Academic Press, pp.275-288.
  6. Zizek, Slavoj (2006):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Iss 3, pp.551-574.
  7.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明報》。2007年6月25日,版C12。
  8. 許寶強:〈從犬儒到狗智:當化香港的文化政治〉,載羅永生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進一步媒體有限公司,2010。

 

參考網站:

  1. 香港網絡大典:http://evchk.wikia.com/wiki/%E9%A6%96%E9%A0%81
  2. 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
  3. 愛護香港力量 :http://chkp.org/wordpress/sample-page/

 

注釋:

[1] 2012年1月初《蘋果日報》報導,Dolce & Gabbana(簡稱D&G)阻止途人在歷山大廈和海港城分店對出行人路拍照,其中海港城的保安更聲言內地遊客拍照就「沒問題」,
香港人便要「過主」。事後有網民在社交網絡發起到廣東道海港城分店外進行「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到了1月8日,活動正式展開,不少市民聚集在廣東道D&G海港城分店外並不斷舉機拍攝,
部分人大呼「可恥」、「道歉」,事件反映出部份香港人對D&G及部分內地自由行旅客的不滿,揭示出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問題。

[2] 愛護香港力量 :http://chkp.org/wordpress/sample-page/

[3] 有關愛護香港力量的資料,可參考香港網絡大典:http://evchk.wikia.com/wiki/%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

[4]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明報》。2007年6月25日,版C12。

[5]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明報》。2007年6月25日,版C12。

[6] Grossberg , Lawrence. 2005.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 kids, 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 Boulder, CO : Paradigm Publishers, pp220.

[7] Grossberg , Lawrence.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 London : Routledge, pp.265.

[8] 同上,pp263.

[9] 同上,pp265.

[10] 葉蔭聰:〈誰在「愛護香港力量」背後?〉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誰在「愛護香港力量」背後?

[12] 同上。

[13] 許寶強:〈從犬儒到狗智:當化香港的文化政治〉,載羅永生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進一步媒體有限公司,2010),頁94。

[14] 在2011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愛港力」的重點打擊對象公民黨,派出41人爭奪區議會議席,最終只有7人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