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社會工作
蔡偉略
法國著名權力學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為了要解答為什麼在許多各式各樣的懲罰之中，如五馬分屍式、斷頭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式、禁閉拘留式等懲罰，唯獨監禁的懲罰形式才可以得以保留，直到現在我們的社會，監禁是唯一懲罰的手段，而犯罪的嚴重程度或對犯罪本質的量度單位，就以監禁到期的長短來作出客觀的回答。於是，福柯於七十年代出版了《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而書的副題是監獄的誕生(The birth of prison)，他要撰寫一部關於監獄的歷史，一部關於現在的歷史。
福柯在書中闡述對肉體作為刑罰對象轉移至心靈的刑罰，才是能夠讓犯罪者的痛苦達到最大的效果，因為對肉體所施加疼痛的酷刑，遠遠不及對於心靈作出懲罰的那樣痛苦，從而製造一個「柔順的身體」，亦同時能達成政治經濟的積極作用，製造一個「能幹的身體」。於是「規訓」於懲罰的眾多形式之中獨佔鼇頭，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之中，更成為懲罰的不二之(技)術。同時亦解釋了監獄為何仍然能夠於現代社會成為普遍的懲罰工具，因規訓的形式是表達於細小的技術之中，沒有權力的一個實體可以被看到，亦沒有肉體被刑罰的「非人道」場面，在人權抬頭的社會之中，監獄是被接受的。
「規訓」於譯者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北成而言，是帶有一種「紀律」的意味，故此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之內文之中，會根據上文下理而譯為「紀律」，並且在有些情況之下，「規訓」與「紀律」是同義的(見書內「中譯者說明」一頁)。按照中文的文字表面的意思看來，「規」與「訓」兩字本身內裡都已經有多重的指涉意涵，將兩字放在一起只能夠作出猜測，水過鴨背的了解、明白，中譯者對其有了一種「紀律」的意義詮釋，在中文讀者的理解上就有比較清晰的閱讀。而進行「紀律」的手段或技術的必要，目的是明顯地要排除混亂的發生，達到「秩序」的效果。事實上，福柯在書中已經詳細地描述「規訓」的技術：它是如何產生、其內部結構是甚樣的、有什麼功能上、需要什麼的技術支援、達致什麼的懲罰果效、以及如何使用「規訓」的剩餘價值。在此引述其中的一段：
「規訓」能夠減少密集現象的低效率……這就是為什麼規訓要進行定位。它遏止或調節運動。它澄清混亂。它驅散在國土上飄忽不定的密集人群。它確定精心計算的各種分配。它還必須駕馭從一個有組織的人群結構之中形成的各種力量。它必須消除從它們之中冒出的反權力(counter-power)效應……。各種紀律使用分割和垂直方法，它們對同一水準的不同因素進行盡可能牢固的區分，它們規定了緊湊的等級網絡，總之，它們用連續的、區分對待的金字塔技巧來對付複雜人群內在的反向力量。它們還必須增進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但必須使用最迅速又最便宜的手段，即把人群本身當作實現這種增長的手段。因此，為了從肉體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時間和力量，就要使用那些全面的方法，如時間表、集體訓練、操練、全面而又具體的監視。(福柯，頁218)
……各種紀律必須盡可能謹慎地調動權力關係。……它們(權力手段)作為等級監視手段，嚴密地進行不斷的登記、評估和分類……形成一套關於這些個人的知識體系……簡言之，各種紀律是這樣一些細小技術發明的組合，這些技術能夠通過減少權力的不靈便之處來增加人群的有用規模。而為了使人群變得有用，就必須用權力控制他們。(福柯，頁219)
從以上的節錄之中，可以瞭解「規訓」的目的是要達到密集人群之中找到「秩序」，而且在秩序中得到經濟效益上的最優化。除此之外，在以上的文字亦可以感受到「知識」於「規訓」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福柯所謂的「權力」與「知識」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在此表明。登記、評估及分類是要求對於被記錄或分析的對象、物種等客體有一套普世的知識體系才可以進行；登記、評估及分類是需要對於客體的行動、表現、狀態等有一種「可預期性」的估量才可以運作，例如看到臉上的紅斑，醫療知識告訴你需要即時記錄下來並與其他沒有紅斑的人區分開來，因為這可能是一種傳染病。
由此看來，規訓的政治技術是可以被利用於任何一個需要秩序的空間，而對福柯而言，這些體制是監獄形式的延續，是一種與「監獄體系」相聯繫的廣泛散播。福柯在《規訓與懲罰》書中，雖然不斷以監獄作為例子說明它是如何成為規訓的載體，但仍不乏對於學校(作為教育的規訓場所)、工廠(作為勞動的規訓場所)、醫院(作為醫療的規訓場所)作出側面的評論，它們都是與監獄形式一樣，一種對身體作為規訓的對象。委實，以助人為專業、站於道德高位的社會工作(Social Work)體制裡面，對弱勢社群的規訓，更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書中的最後一章「監獄」之中，福柯亦有意談論到社會工作是一連串「監獄體系」相聯繫的一員，都是「監獄網絡」的一員：「我們的慈善機構是一個極其協調的整體，窮人到搖籃到墳墓無時無刻不得到幫助。觀察一下不幸者的人生旅程，你(便)會看到……」(福柯，頁308)
「幫助」是社會工作的主要工作，目的是要解決別人的困難。諸如我們遇到親人的離逝，總希望可以有人給予安慰；看到衣食不足的時候，總希望可以有人雪中送炭，給予熱騰騰的食物來充飢；知道有無家可歸的人，總希望可以為他找到安身之所。總之，當別人需要幫助的一刻，我們都會嘗試提出幫助。當需要幫助的人群有一定的龐大數量而相應的資源沒有提升的時候，便有一種有關「幫助的秩序」的問題出現，從而需要討論所遇到的困難的價值，即「問題」的價值：那些「問題」是最需要幫忙、那種「問題」是需要優先處理，那類可以延遲收容，那一個「問題」可以用什麼方式處理，於是有了一套客觀的評估機制，形成一種「助人專業」的知識系統，而「助人專業」幫助的對象，亦由服務受眾轉向為「問題的服務受眾」。故此於現代社會的慈善機構或社工組織，不難發現他們的職員都會為服務對象填寫一份表格，進行對服務對象的登記、評估及分類，繼而為服務對象所遇到的「問題」提出知識的判斷。不妨可以到區內的青年中心申請成為該中心的會員，又或者到家庭服務中心找社工傾訴，都會被要求填寫表格或進行資料搜集的問話。繼而個人的資料被收集過後，哀傷被分類為極度悲傷還是普通情緒低落，該接受何種的輔導模式；貧窮被可以計算及評估應該接受多少的「幫助」；無家可歸亦要根據年齡、經濟狀況、健康程度來進行量化的評估，從而安排先後次序。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已經發展至與其他的知識範疇作出緊密的協調，進行登記、評估及分類的機制更加細緻，形成規訓的技術應用更加深入服務對象的心靈與身體。而這種細緻的規訓技術更令社會工作得以延續的憑藉，因為它要每個人都成為「有需要幫助」的客體，協助製造「有需要幫助」服務對象。近年來很多專業名詞平地一聲響地被生產出來：「思覺失調」、「隱蔽青年」、「雙失青年」、「家庭暴力」、「十個之中有三成是患上焦慮症」、「工業安全」等等，正正乎都是以知識來判斷於人群之中，擁有那一種特徵的人是需要接受服務、需要接受別人的幫助、以糾正其不善的行為。於是醫療系統的清單來協助社工斷定那個是患上思覺失調、執法人員的知識系統協助社工帶領雙失青年進行軍事訓練、教育機構的傳授者為社工找來經常欠交功課、衣衫襤褸的學生。社工機構為「監獄網絡」提供幫助；同時，「監獄網絡」也為社工機構帶來規訓的對象，互惠互利，相互關聯。
而社會工作在香港發展至今，這種登記、評估及分類的規訓機制，以及醫療、司法、福利的知識協調及結合，已經到了普及的程度。「成長的天空」是在此描述上作出了一項最好不過的示範。「成長的天空」是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為香港中學一年級學生而設，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突破機構和香港中文大學臨床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後改名為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中心)合辦的一項計劃，目的是以中一學生為對象，利用一套甄別工具，「及早識別青少年的發展需要，給予介入」。而甄別工具分別是一份名為「香港學生資料表格」(分為學生表格及老師表格)識別出來，表格內容除了問及學生家庭背景如父母出生地及父母的職業之外，就再問及學生本身有否留級、好朋友的數量、朋友是否同性別；接著就是問及個人是否有宗教信仰；最後就問及學生「你出世的狀況是早產還是剛足月還是過了預產期還是不知道？」。而透過表格內容而評估為「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學生，均需要參加軍事訓練，如行山、軍操等。先不討論以中一學生能否解答自己是否「早產的問題」，但以類似「早產」的問題出現在表格之中以評估學生是否潛在的壞學生，從而需要預早介入接受軍事訓練，就是赤裸裸地表現出醫療知識、司法系統、社工介入機制的互相協調、互相配合，以將來生產一個好學生，一個「柔順的身體」。
在較早的時候，有一段有關如何於辦公室進行正確的坐立姿勢的宣傳短片，就清晰地向觀眾示範要工人的眼睛與電腦顯示屏要有多少的距離、腳部可以足及的空間、雙手按在電腦鍵盤的位置，統統都明確地表示出來，希望各界都可以跟從。有很多公司管理人員都已經將這些員工坐姿規格張貼在辦公室告示板，希望員工在辦公的時間跟隨，以表示一個團隊整體的工作環境。一個規訓社會的權力章顯，在此已經赤裸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