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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社會運動對網絡及媒體的依賴及唾棄
鄧沅欣

前言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有賴於網上社交平台及討論區的發展，網民的號召成為本土社會運動號召群眾的主要渠道，是一種低成本、接收率廣的宣傳途徑，由組織到發動整個過程可以完全透過網絡達成。自行攝製片段及改圖上載YouTube和面書（facebook）已是現時發起運動的指定動作，影像加上口號式的字句不停地被轉載，超越空間的界限，人們均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力量。逐漸在這樣的形式下集結起來，形成既強又弱的社群。我們慢慢跟隨著一種固有模式運作，從不斷製作（文宣或影片等）到上載或分享到討論到集體行動最後分裂。此文試著以第一身的實際經驗為例子，分析運動透過拍攝後於網上發佈到討論的過程裏，如何透過網絡集合群體的力量後，又被網絡瓦解。文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參與者的行動與經驗，第二部分分析對社會運動對於網路網際的依賴及唾棄。

行動目的及概括
二零一一年三月中，網上開始流傳一段名為〈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的片段。[1] 如影片所示，一群年青人在一間百佳超級市場（下以超市代稱）以各種方法（包括以零散毫子付款、不說話而以書寫的方法與收銀員對話、在付款前一刻又拒絕購買等）堵塞收銀處阻撓其生意運作約一小時多，當中更有不少年青人與超市員工及警員的爭執片段，片段中以參與行動者事後講述感想作結尾。筆者亦屬是次行動的參與者之一，望以第一身之經驗憶述這次行動透過網絡媒體發放後的成敗，以及媒體與行動有著互相依賴又抗拒的關係。

是次行動的開始是透過社交平台及於不同的社會運動場合所認識的人集合而成的活動群組。大家的理念均一致地以針對打擊香港地產霸權為行動目標，希望透過今次的突襲式行動引起公眾目光，別再沉默忍受沒有選擇權利的生活模式，正視地產霸權肆虐的困境。以實踐非暴力的手法介入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即於超市購物）。整個過程讓公眾反思在霸權壟斷整個市場下，市民是否能有奪回權利的能力？在這片土地上看不到前景的年青人，是否還要依循著不公義的社會制度？我們認為抗爭就是結束霸權的開始。因為希望把行動擴展開去，故當天安排拍攝全程行動，以作記錄，並於事後上載網絡引起各界關注我們所針對的核心問題，讓更多的群眾加入抗爭。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xiDT0_MdE）

籌備與期望
要突襲一個早已溶入我們生活每一個部分的空間看似是非常簡單的事，但同時亦因為人們太習慣它的存在及存在模式，讓我們更難衝擊其固有的規律。故此，我們需要有充裕的時間籌備行動及進行預演，好讓所有參與者有足夠的準備。首先，選擇地點是策劃的第一步，超市內收銀處的數量以及參與者的人數必須要相乎。出入口都必須要開揚，好讓更多市民能目擊行動。另外，還考慮到地區問題，最後行動的地點定於紅磡的百佳超市，其顧客多為中產階層，這正正是我們認為於行動內針對最需要喚醒的沉默一群。經過參與者幾個月的討論、準備及預演，並透過預演測試參與者於實際環境下能否達成目標。我們於正式行動前兩週曾於太子一間較為小型的百佳超市內進行預演，嘗試分組入內以不同方式購物來拖延時間（如以選錯物品為籍口不停要求更改等方法）當然，就策略上而言，能夠在櫃位拖延越長時間越好，但當計算時間時，往往因怯場而無法達成目標。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有面對警方查問的準備，或面對群眾因被堵塞而指罵的預備。所有的參與者都目標清晰，期望一小時的癱瘓行動能夠警醒沉默消費的大眾，向各種剝削、不義的強權還以顏色。

行動現場
以下有關行動當天的憶述，全是以（我作為參與者）第一身的角度描述。當天，我們先集合起來分發事前準備的物資，包括付款時用的毫子、及抗議標語。由於行動上各人都有自己必須看守的崗位，除了有人負責堵塞收銀處外，還有幾位負責在外把風，而且當天行動全程均有攝錄機拍攝作記錄，因此行動前都需要再作講解。整個癱瘓超市行動期望能延至一小時，目的不是影響其收益，而是引起群眾關注。由購物至堵塞的過程尚算順利，直到店舖內的經理較預料之中更早察覺到行動，當我們推著滿滿的購物車時走向櫃位時，他已在出口及收銀處等著應變。

唯意料之外的是，與店舖經理的爭執，以及較預期多的警察介入事件。我利用把物品分單又拒絕購買的方法來堵塞收銀處了大約半小時，然後再於超市外集合同伴舉起抗議標語及呼籲進入超市的消費者及街坊光顧附近的小店及街市。然而，當時看進我眼內的不是超市內的爭執畫面，而是街道上回應我們行動的市民。必需說當時他們對行動是表示支持的，有些更向我們向訴說地產霸權逼使其生活艱難、物價上漲等等問題。最後在警察的驅趕下，完成大約一小時的癱瘓行動後，所有的參與者一起到鄰近的食肆完成最後的拍攝工作，就是讓各位表達是次行動的感受。

事後討論
行動完成後約一星期，經過剪攝後行動記錄片段命名為〈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上載YouTube公開發放。為引起網民注意，我們把片段貼到高登討論區及社交平台面書等。網民對片段的反應與行動者所期望的回應的確有很大的差距。如上文所提及到行動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透過擾亂習以為常的消費生活，給予公眾反思霸權壟斷的迫切問題。然而就事實所見，大家都把討論都拉到片中的爭執以及質疑抗爭的手法。當中更有不少網民以「廢青」等字眼指罵抗爭者，及表示對行動感到反感。而也有主流媒體報導以「網民錯搞百佳一小時」為標題報導此事。以至當時，抗爭群組「結束地產霸權大聯盟」就行動發出聲明[2] 解釋抗爭的用意以及帶來必要的犠牲。

當然，也有為抗爭行動作出平反的網民，一篇題為〈為百佳超市裏的抗爭的activists喝采〉[3] 的文章對此行動有著正面的評論。但先撇開行動策略的利弊，作為參與者更想著重於觀眾眼前的片段與參與者的落差。為何片段跟當時眼前的影像與氛圍都不一樣？為何觀眾看不到市民正面支持的一面？當觀眾的焦點都全放在衝突畫面裏頭，以至抗爭的弱勢社群被視為加害者？經過鏡頭、剪攝、到進入觀眾眼裏，再廣傳與評論，所謂抗爭行動並不只是單純處理現場情況，逐漸漫延至網絡世界以及主流媒體的描述與輿論的產生。

「媒體中介」的例子反思
拍攝整個活動的行為，同時也是一個生產出意義的過程。參考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二零零三）在就有關媒體中介的論述[4] 裏提出了一個例子︰一群年輕電視研究員走進一間修道院拍攝僧侶的生活，直接融入他們的生活，觀察並了解他們的新成員是如何成為他們群體的成員。研究員得到僧侶的信任及准許進行計劃，然而拍攝完成後，紀錄片雖得到觀眾的迴響，但卻未有得到被牽涉在內的僧侶認同。通過整個拍攝過程，他們群體的真實生活並未有完完整整的被交代在鏡頭底下。即使研究員參與生活的當中，但鏡頭角度的取捨經過製作後，也同樣能夠產生出超出期望的結果。以此例子去反觀「超市抗爭」的一役，攝影人員一直在跟隨行動的進行，即使加上參與者的旁述與參與者的感想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使參與者的挑釁和態度成為被觀眾評撃的要點，而行動的目的或衝突以外的行動通通都被蓋過。這結果讓我想到《醜陋突發話語︰香港車廂罵戰的「正義美學」》[5] 一文內提及角色逆轉的情況，當攝錄者透過影像給外界進行審判的同時，攝錄者同時也是被審判的對象。在這裏我要先清楚說明界定是次行動的拍攝者也同時是行動的參與者，他們事前了解及認同行動的去向及目的，並與行動者有著一致的目標而進行拍攝。故此其角色並不屬於能置身事外的第三者身份，而是第一身的敘述。這種角色的轉變，同時也配合史瓦史東所提及生產意義的過程，因為當角色有所轉變時，整個被審判的焦點同時也隨此而變動，讓整件事件不再只單單抗議「地產霸權」，而再進一步變成對年輕人的抗議行為的審判。

社會運動與媒體的角力
「真實到影像的轉換，雖然是從一個良善的信念出發，並在良善的信念下忠實執行，但是，當新的意義跨過了門檻，從活生生的世界跨入媒體，在過程中發生變動；當媒體在無意間將自身的表述與運作形式套用在文本之上，一個經由媒體中介、轉化的新現實從海的另一邊升起，戮破舊有的經驗，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媒體概念十六講，頁二十六》）同樣我們對於拍攝行動的概念的出發點是正面的，但經由媒體的執行過程後便出現控制不了的變動。鏡頭對現場的取捨是一大要素，如當時拍攝者不把鏡頭停留在超市內的爭執，而是集中拍攝場外參與者跟街坊的交談，又或是在剪接上加點功夫，把現場街坊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片段加插到爭執片段之前，那整個觀感又會否不一樣？這個說法並非要刻意淡化或隱藏行動者的挑釁和爭執，而是想提出媒體的運作甚至能決定行動的命運。因此，人們所希望能夠傳達的真實畫面往往無法通過媒體所產生，而成為史瓦史東所述的「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當行動者看到片段後都無法肯定這就是他們想要帶出整個行動的表述，同時也質疑我們和媒體之間是否存在應有的信任以及一致的行動目標。

與媒體間的信任
對於行動者（或指被牽涉到鏡頭之內的人）、閱聽者以及媒體本身之間，是必須存在互相信任的基本能力。我們要懷著對媒體的信任達至良好的溝通，把我們所寄望的真實透過媒體去呈現到閱聽人的眼前。雖然「信任」並未能影響整個媒體呈現過程的形式，但卻是達成所有共識的先決條件及不可或缺的前提。這裏所謂的「信任」並不單單指行動者與拍攝者之間，更延伸到作為接收資訊的閱聽者也能相信今天的媒體嗎？引述阿圖舍（Louis Althusser，一九七一）的意識形態理論解釋媒介如何控制閱聽人對文本的解讀「媒介文本如同既存的結構，召喚閱聽人成為主體，閱聽人的主體是被文本構成，所以媒介權力主要在於它們對主體進行某種方式的定位。」（《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頁一一五》）事實上，我們都清楚知道媒體對閱讀者使出的手段，然而我們卻仍然依賴媒體的運作去維持一些必要的行動持續。

引用今天的香港媒體作為例子，大眾經常對現存的兩大電視台及報章刊物提出質疑，認為報導偏頗掩蓋事實。可惜事實是電視台仍然壟斷頻道，公眾在無從選擇下仍然需要依賴主流媒體的資訊。繼而網絡平台的發展，令市場更產生出一種微妙的矛盾關係，大眾雖然轉移到在網絡上（如高登討論區）批評主流媒體，但卻又情不自禁地繼續緊貼主流媒體的走勢。從另一個角度看，網絡平台的發展同時也依賴著主流媒體，準確一點是依賴著民眾對主流媒體的寄望或失望所產生出來的副作用。

網絡對群體力量的削弱
網絡空間的開放加上大家對於主流媒體的不信任，讓民眾產生出其他收發資訊的可能性。現今的科技容許我們每人都能成為發放資訊的媒體中介，就如本文前半部的行動也屬一種自發組織拍攝片段的例子。套用於社會行動中，當參與者置身其中的同時，希望讓更多的市民了解眼前的景象，因此利用手機拍攝上載網絡。當然，除了單方面評論媒體中介過程並不足以解釋香港的狀況，因為當中更牽涉到政治因素、警察權力，甚至主流媒體被操控等等的政治角力問題。再者，當片段放到網絡上面對群眾那就更是跨越了另一條界線。

網絡的發展產生一種新型態的公共性，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在探討媒體網絡中，視之為一個能見的空間。在《網際網路與社會》中提及到有關其公共性。「此一空間的特質，正是一個領域，在其間的成員、組織和團體能夠說明他們的觀點與立場，但同時也接受他者對此的道德批判。」（《網際網路與社會，頁二三九》）我們享受著這個公共空間帶給我們的自由，同時必須接受一切連帶的關係及批判。有許多的評論家認為「網際網路的使用雖然為社會帶來了互動的新契機，但它所創新的關係模式，卻同樣是一具備『零碎』和『重新窄化』特質的過程。」（《網際網路與社會，頁二四零》）筆者是偏向同意這種說法的，縱使網民能夠自由自在地於網路上暢所欲言引起了無止境的討論，但同時也大大增加了議題以外的雜音而大大阻礙行動的發展，更是加快了群體或組織的瓦解。這種說法並不是要反對建立一個自由言論的公共空間，而是經過多次社會運動的經驗，人們也必須要反思現行依賴網絡行動的手法，並從失敗之中再進一步。

大家都清楚現時的媒體，本身也是社會上的一大霸權，但公眾不是沒有阻擋或反擊能力的。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社會權力的觀點「任何權力關係都必然隱含著抗拒的力量，所以每個情境都包含著抗拒的可能性。」（《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頁一四八》）早前香港因電視發牌事件引發市民罷看電視的行動，也是其中能證明作為觀眾（同時也是消費者）是有著對抗媒體霸權的能力。雖然就目標而言，整件抗爭事件是失敗的，但亦是次很好的機會讓一向被動的普羅大眾知道自己的能力及從自身的社會處境中驚醒。

重組社群的力量
不論是自拍片記錄或是罷看電視行動，都有賴群體的召喚，社群的凝聚是對抗霸權行動裏的要素。故此，群眾必須理解集中群體力量的重要性，以此強大所有社會行動的持久力。但如之前的段落所述，網絡平台同時也是間接瓦解社群的兇手。當每個人也持不同的觀點來表達意見的確是可以刺激引起討論，但也可是被不同的雜音而蓋過議題本身的發展。這樣事情的發展不但會被扭曲，更會削弱群眾的力量，而大家不能一致地向著同一個行動目標而抗爭。就如「癱瘓超市」一事，當參與者被網上審判，而各人也各持己見地為抗議行動及手法作出不同的辯護時，組織的行動力也同時被削弱而不能再聚焦於對抗「地產霸權」一事，因未能再作出其他進一步的行動，參與組織也被瓦解。

對於社群的產生，史瓦史東利用了媒體建構的角度分析社群的存在。筆者選取其對社群的解釋作參考，「我們在所置身或欲追求的社會關係中找到自己的認同，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維持這些認同，我們需要有歸屬感。」（《媒體概念十六講，頁一四一》）因為要取得認同，我們往往會設法為自己進行某種區分，而界定為社會中某個社群，也涉獵到媒體與社群之間的緊密關係。網際網路為社群區分帶來了超越空間限制的能力。然而，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種網絡賦予的能力好好發展出更有組織力及行動力的群體空間，而減少被削弱力量的可能性？

網絡使用讓我們體會到號召群眾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就如一些國際性的環保團體，就一些跨國企業破壞生態的情況，透過網聯絡號召世界各國的人發動聯署等等。「在民主社會，主流媒體實質上就是各大企業集團，它們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在全球上相互聯系在一起，儘管同時又是高度分化的，各自咬著同一块市場不放。」（《認同的力量，頁三六四》）這概念可謂道出了我們既抗拒又依賴的矛盾狀態。回顧香港本土的政治行動，不能僅限於網上號召，更有賴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但從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意指未達成目標便失去了行動力的事，如電視發牌事件），可見被動的公眾仍然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就過去運動所見，我們是無法質疑現今網絡平台的號召能力，但這脫離現實世界的空間仍然未能穩固力量的產生。回到現實，我們仍然需要在生活裏進行實在的行動去對抗霸權。

總結
回顧這次的超市突襲行動，真正體會到真實事件穿過鏡頭後產生出另一種景象及語調。透過行動，我們探討出參與行動者、公眾與媒體中介之間的重要關係。當我們都自身於網路的審判世界當中，原來的行動目的往往輕易被其他言論所模開了。媒體中介呈現真實的過程受到了質疑，而大家對於媒體都缺少了信任，公眾可有採取其他行動的方法？媒體的霸權並不只是單單控制閱聽人接收資訊的影響，而更是關乎整個社會的權力關係。就對抗不公義的霸權，我們更不能只成為一個沉默的閱聽者，更要了解媒體在當中的角色及蘊含的權力關係。作為社群裏重要的一員，我們必需要變得更為穩固，不容被削弱採取行動的力量在霸權底下再被瓦解。

參考書目：

1.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 《媒體概念十六講》（Why Study the Media），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
2. James Slevin，王樂成、林祐聖、葉欣怡譯，《網際網路與社會》（Internet and Society），台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3. 盧嵐蘭，《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Media Cultures），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4. Manuel Castells，曹荣湘譯，《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