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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潮中的位置和參與、利益和互惠
二零一三年三月底，為了爭取合理的加薪，國際貨櫃碼頭數百名工友罷工。工潮持續了個多月，經傳媒報導、社區街站、和網絡的傳播，事情逐漸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支持，捐款、捐物資的有心人不計其數，熱心支援的團體或個人，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投注精神和時間在這運動之中。我和德昌里二號三號舖（下稱德昌里）的一班朋友，從第一日起便開始加入聲援，與工友一起留守碼頭和長江中心，經歷碼頭上的風雨陰晴，由借煙、借火開始打開話題，到合力建帳篷、談天看戲，又會分享飯菜、睡袋、地蓆、外套、拖鞋，甚至經驗、技術、血淚和口水，建立如街坊又如戰友的關係，當中反覆經歷踏實與無力的感覺，思潮起伏，心情亦隨著時態的發展，每日如坐過山車般起起伏伏。 本文嘗試以類近「自傳式寫作」的方法，從我們／德昌里這群體的生成、習性和在社運圈子中的位置開始，檢視我們在這次工潮中的選擇和限制，因而處身的位置及參與的方式；亦借用Bourdieu有關「利益／興趣」（interest）的理論，嘗試較抽離地理解我們參與的目的和狀態；並借Gudeman對禮物（gift）和互惠（recirprocity）的分析，重新思考我們參與的方式，所達至可能／不可能預期的效果。 從自我觀察和體驗的角度出發去寫作，必然混雜於自己處身的時空脈絡、政治意識型態及社會價值觀之中。但希望透過這次的練習，在社會脈絡下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疏理行動中的情感和經驗，尋找「對過去校正性干預」[1] 之可能，以及面向未來的力量和盼望。 德昌里的習性和位置 在Bourdieu對法國文化藝術圈子的分析中，有三種資本爭奪上的原則／標準（competing principles of legitimacy）：[5] 一是大眾的支持；二是論述上的權威；三是獨立性。在這個光譜內，不同習性、不同傾向的行動者或團體，擁有不同的資本，佔據著不同的位置；而美學／道德價值是在動變中的未知數，將在每個行動者每刻的決定和舉措之中，互相爭奪、改變、形成和推翻，亦同時影響著各自的位置生成及取向。圈子本來就無可避免地處於更大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權力的運作當中故所謂的獨立性本身亦是相對的。圈子的獨立性，在於以其所持守的美學／道德價值，去抗衡經濟、社會權力的運作。但弔詭的是其處於這特定的經濟、社會脈絡之中，而必然受到外在因素的限制，影響著其位置、條件和資源。 德昌里是由二零一一年「佔領中環」行動開始逐漸聚合而成的群體。自「佔領華爾街」開始，十月十五日應「全球佔領」的呼召，約二三百人聚合於中環匯豐銀行地下的公眾通道。經過大大小小會議、意識型態的爭辯，和十個多月的生活實驗，有不少人帶著不同的問題和質疑離開，亦有因緣際會而認識的朋友加入。二零一二年七月，匯豐銀行申請法庭禁制令，個多月後由執達吏和過百基層保安聯手清場。一起留守的十多人，後來聚合於油麻地德昌里二號三號舖，慢慢認識附近的街坊、結集相近的朋友，形成「德昌里」的群體。成員有著各自的性格、傾向，帶著自己不同的背景和經驗。在長時間的會議討論、和共同行動的經驗之中，形成某種共同的習性，包括：對資本主義下的秩序、工作、教育、以至生活上種種規制，甚至與資本關係千絲萬縷的傳媒和法律，都抱有很大的質疑；對權力的監控、操作、打壓和浸透，均非常敏感；相信要從個人身體／生活的層面開始直接行動，自主地作出改變和反抗；而對於由共識而建立的人際關係，在差異之中尋找共同共享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堅持。 基於對資本運作邏輯（包括不同的資助、慈善和收編等）的質疑 、科層化組織造成異化等問題的戒懼，令我們自然地選擇主流模式以外的反抗方法，希望盡量保持自主、小規模、不規則地聚合和行動；亦令我們更相信在金錢、社會資本（如大眾支持）以外，結聚、互相認識而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關係」，[6] 才是自己所欲求的、共同抗爭的資源和力量。但這種依賴人與人之間的默契、即興的熱情（或惰性）去互相推動（或打沉），不講求明確的秩序、分工和權責，沒有領袖而事事都要求經過冗長的討論去共同決定，造成了行動力的飄忽、缺乏可預期的效率和結果，令很多其他團體或社運人都敬而遠之；對大部分主流的觀念（如和平理性非暴力等），及既有的做法、符號或表達形式，都保持開放（甚至挑戰或拒絕）的態度，[7] 亦令公眾和傳媒難以即時理解，更遑論同情甚至進入。這些習性，決定（或限制）了我們在社運圈子（甚至是其他政治或經濟層面）中所處的位置和擁有的資本，但同時，亦定義了德昌里這個群體，內化成我們的價值及身份認同，甚至影響著每個人自身的生活、創作、飲食、娛樂、工作以至物質經濟層面上的種種選擇。這些自主／非自主的傾向和限制，同時影響著我們在參與不同行動時的取向和決擇。 工潮中不同的位置、取向 我們最初踏進碼頭聲援罷工，是因為「聽到工友們多年來沉默地、被動地承受著的痛苦和辛酸；同時亦讓我們赤裸裸地看見，自己每日的消費、無可避免地身處其中的資本運作，正是建築於無數的血汗之上。我們旁觀著工友的辛酸，就正如我們同樣沉默地、被動地每天上班、加班、隨叫隨到，看著物價飛漲、租金電費車費不斷上升，市場的『無形之手』永不止息地一邊向我們施壓，一邊抑制我們的憤怒」。[8] 我們認同工友以罷工的直接行動，毫不迂迴地令老闆虧蝕、阻礙生產以減少老闆的談判籌碼，嘗試爭取應得的勞動成果；同時，罷工就像是向那把工人當成「統計報告中的一堆數字，一堆待價而沽、保持金融中心永恆轉動的機器」的資本運作「摑了一巴」，[9] 出了口氣之餘，也是對自己起了一個警醒作用。 然而，我們參與之前其實並沒有十分明確的策略路線，和行動的想像。我們帶著本身的慣性，與工會具體的操作和取向，都有不相容的地方。例如工會、警察及碼頭公司，在行動上的協調和退讓；媒體導向的考量，而定下種種的規矩和策略；代表與工友之間的資訊不平等、閉門的策略會議；對個體工友狀態、情緒、意見的不重視，甚至是排斥持激進想法的工友等等。這令我們無法與工會衷誠合作。但工會在制度上的位置，令工友在罷工期間，獲得法律上最低限度的保障，亦運用其資本去籌募捐款和物資，令工友在罷工留守期間得到實質物質上的支持，這都是我們無法忽視的。而在人力時間和資源上，我們亦不可能取代工會長期跟進碼頭工友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我們與工友日漸熟絡，明白他們各有不同的歷史原因和選擇，而決定響應這次工盟發起的罷工，亦不想他們太難做，故面對工會只有「既不同意，亦不反枱」的態度。而我們不合作、不守規矩，面對保安或警察更是不退讓（甚至挑釁），對於工會來說亦可能是一班令人頭痛的滋事份子，但礙於我們和工友的關係，亦不會貿然將我們驅逐離場。 另一方面，不同的聲援團體（如左翼廿一、學聯等）組成了後援會，主力於論述上、網上及街站的宣傳和籌款，這與我們重視和個體工友交流和建立關係的取向亦有不同，故我們並未選擇加入。而後援會和工會，在策略和取向上縱有分歧，但亦相對接近，工會對其亦較信任（如允許代表旁聽內部會議）。其後，後援會將論述推向反對財閥霸權，及到李氏集團旗下商店示威罷買等行動，與工友的關注點有一定距離；而其「事工式」的組織和辦事方法、同樣是媒體導向的大型晚會等等，更令我們難以投入。雖然不否定對方的參與和嘗試（起碼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對於很多第一次參與工運的人，用自己擅長、熟悉的方式去投入，大概無可厚非），但工作模式和取向上卻合作不來，令我們和後援會之間只保持訊息上的互通和聯繫。[10] 而工友，是這場工運的主體。在認同這個前提的基礎上（甚至每個自願的參與者，都應該是運動的主體），我們因著自己的經驗去思考，所謂的主體性是什麼？到底從何而來？在佔領中環到德昌里的經驗當中，我們會重視每個獨立的個體自主的參與，與其他行動者一起嘗試集體地思考／討論／對辯，從而決定和行動。在群體中獲得個人的價值和認同，嘗試透過共同的力量去改變和創造理想中的現實。簡言之，主體性對於我（或我們）來說，重點是在每個大小決策和行動中的參與感和共同感，包括自我主動的投入，也牽涉其他人（或圈子）的開放和接納，需要對改變自己，改變現狀的決心，同行者的互相信任和支持，才能找到共同行動的力量。當然，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和條件限制，而我們的經驗亦不能直接與工友和工運作類比。 認識了不同的工友，發現他們是按不同工種／外判商／工作地點，分成了不同的山頭。每個山頭有自己的習性，各有自己說話的習慣、飲酒玩樂的喜好；但在運動面向上，則屬暫時性的聚合，對於行動的取向和想像，即使有模糊而概略的相似性，但底下隱藏的，卻可能是每個人未想清楚／未說清楚的差異。每個山頭有各自的意見領袖（通常是指工友代表），由推舉方法、代表性、與山頭成員的聯繫、資訊的流通、決策的方式等等，感覺上都是以跟著領袖的方式操作，令成員投入去思考／參與／決策的動機和可能性不大。而山頭之間的聯繫很薄弱，除了口號上的一致以外，在實質工作／經濟利益層面上，亦存在很多計算、猜度，甚至矛盾。 記得在工人罷工約一星期後，因為法庭頒布禁制令，留守的工友已撤出碼頭外，在閘口搭建了一條「碼頭村」。我問一位工友：「是否覺得這場運動是『你有份』？」他不假思索說：「當然，那還用問？」然後我問他：「有否參與工友會議？是如何決定從碼頭撤出閘外？他自己覺得如何？」他支吾片刻，然後如許多工友一樣說：「讓代表們去談判、去決定就可以，我的意見也不會有什麼分別。」然後靜了一會，他突然問我所說的「你有份」到底是什麼意思……走在罷工留守的現場，和不同工友傾談，會感到他們其實對這些問題都很陌生，對於「自己作為主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想也沒想過。 現實地看，工會原本是工人自發聯合爭取工作權益的組織，經過不斷制度化、專業化的過程，工會和工人之間逐漸變成各安其位、互惠互利的關係：工會負責思考、負責組織，然後分派代表負責行動、負責講話；而工友除了工作和休息外，已再沒餘暇和興趣去想關於「眾人的事」、或是如何去爭取自身的利益，於是就唯有依靠工會、政客和代表，然後順從地在鏡頭面前扮演苦主。什麼思考、組織，最好通通交給代理人處理，光是舉手和投票就已算是參與了。要行動嗎？跟代表吧；要說話嗎？就吐最乾淨、最公式的苦水。「工友是工運的主體」這個說法，空泛得近乎陳腔濫調。 在整場工運之中，我們與工友相近的地方在於，大家其實都處於權力中心之外，缺乏（或拒絕）有系統的組織和目標，去爭奪當中的話語權。這種位置上的相近，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可能，去接近、認識和了解工友。在工運的初期，我們其實都沒有明確的行動目標和方針，沒有舉著清晰的旗幟，沒有開宗明義的組織立場，沒有特定的崗位職責，更像是插科打諢式、隨情緒狀態而即興行事的參與方式，有時沒事找事來幹，有時拍片紀錄、有時與工友談笑玩樂、有時打鼓唱歌振奮士氣、有時播放影片或介紹其他地方的工運經驗去刺激想像。我們走在工友之間，最初只是模糊地希望與他們建立關係，做些關注式的觀察和紀錄，或者情感上的支持。慢慢與工友熟絡起來之後，開始掌握他們的狀態、與代表和工會的關係，亦開始關注工友的主體性的問題，於是就開始嘗試從傾談中，令工友建立、鞏固或改變自己的想法，甚至鼓勵、協助他們將之轉化成自主的行動；也嘗試讓不同山頭、有相近想法的工友，互相認識和連結起來。 我們的「利益」 Bourdieu在Is a Disinterested Act Possible?[11] 一文中指出，“interest”除了是經濟上、物質層面的利益之外，亦可解作對某種社會關係的「遊戲」產生興趣，以至於忘其所以的投入。而“interest”的反面，可以是“disinterest”或者“indifferent”（一般翻譯為「超功利」和「漠然」），其不同在於：前者可以是有興趣投入社會關係的遊戲，卻沒有明確的利益考量；而後者則是對整個遊戲漠不關心。Bourdieu亦指出disinterestedness的出現成為可能，是基於群體或圈子的習性，對於超功利傾向的重視和讚賞，甚至令超功利者在圈子中獲得象徵性的利益；雖然在另一個圈子的角度看來，可能是沒有任何利益計算、視錢財如糞土，但卻是掩藏著文化／社會／政治資本和利益的關係。而Bourdieu指不能簡化地將人的行為，理解為純粹出於理性的的計算，亦不可將“interest”單單視為經濟層面的利益。事實上，人投入於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是基於內在的情感、需要和衝動；而人的行為，與其說是出於明確投資回報的計算，更多的是習慣在遊戲之中，近乎本能的反應，這包括是過往具體經驗的累積，亦是群體習性逐漸內化而成的傾向。 在邊走邊看、邊想邊做的過程中，我們開始對「自己想做／覺得自己能做到的事」有了較清晰的想法。而這種「希望透過認識、建立關係，令工友建立、鞏固或改變自己的想法，甚至鼓勵、協助他們將之轉化成自主的行動」的嘗試，到底是否一種「不計較利益」的「超功利行為（disinterested act）」？當然，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得到金錢上的回報，不是為了團體的名聲或選票，也不是為了義工式的個人體驗和成就感，所以在工友看來，我們好像沒有得到任何利益。 事後回看，我們的嘗試和行動，一方面是希望將自己所認同的想法和價值散播開去，令工友們思考、改變，甚至「成為我們」，從而增加在政治、文化（甚至社運）圈子中，相近而自主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我們對「個體和個體之間互相影響和連結的組織方法」的執著和堅持，對擁抱這種價值的熱情和投入，令我們在工會和後援會的模式以外，毅然要走自己的路。但更重要的是，在四十日當中，推動著我們持續地投放時間和精力於其中，主要是在與工友共同建立的社會關係中，忘其所以的投入。每日的事態轉變、工友們的情緒起落，都牽扯著我們的心情；對工友的想法、行動、連結等等的關注，已經超乎我們本身的「利益」或目的，而是緣份、情感，和難以用言語解釋的渴望。 「幫助」與「回饋」 在工潮中，工友、工會、聲援的群體／個人，各自都有一條說不清的邊界。「禮物」有是物質上、金錢上的捐助，有是策略上、想法上、經驗上的增進，亦有是情感上的支撐。每一次的送贈、接收和回饋，都是群體邊界的推移和混戰。一句「多謝支持」可能是劃地自囿、拉閘封門的意思；回敬一句「老土！自己人多咩謝？」，調笑之後打開更多話題，亦是將邊界重新打開，為建立更大的共同創造可能。 相對較直接和單向的送出，如捐款和捐贈物資等。捐贈者或因時間和心力未能長期參與，透過捐贈和接收，與工友建立「同一陣線」的短暫連繫。但其目的和姿態不同，給工友的感受、以至他們將來可能的回饋方式亦會不同，如：有在傳媒面前捐數百元「高調聲援」的政客，給工友說是來「抽水」的；也有操著半桶水廣東話的一群外傭，籌錢買來少量物資聲援，說要和工友「有粥食粥，有飯食飯」，給工友留下深刻印象，有的更說自己將來有時間，一定會參與行動支持她們。 另一方面，工友和工會之間基本上亦是「互惠共生」的關係。個體的工友響應工會的號召加入罷工，為的是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工會則為黨派在社會爭取形象、爭取選票。如前述，工會和工友因著不同的資源和條件限制，相互構成了這種「苦主」和「代理人」的關係。在行動策略到現場操作上，工友們面對工會時有順從、體諒、妥協，亦有衝突，如：當工會宣佈結束罷工，雖然有工友仍未獲新公司聘請、有的工作條件和安排仍未傾妥，但工會仍決定派發餘下的罷工基金。有工友表示體諒工會四十日以來的努力，接受工會的安排；亦有工友認為工會是要抽身離場，對仍未能復工的工友缺乏支援，而跟工盟成員爭吵起來。 而我們，在德昌里的群體中，建立了自己的基礎，在工潮中面對一個新的群體（工友），嘗試分享自己看過的戲、寫過的歌、在生活狹縫中擠出來的時間和投入、在過往經歷中的思考和建立的價值等等，是打開自己群體邊界的一種實驗。正如前述，我們的投入，有出於希望建立更壯大而相近的抗爭力量，亦有是出於在與工友的關係中的熱情和衝動。而我們付出的「幫助」，對比捐款、物資、或工會的工作，是更模糊和不實在；而工友到底是否願意、或如何接收，對於我們的說法／做法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因應自己的條件和習性，做出什麼行動上的選擇等等，幾乎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之外。 在四十日的參與、留守、共同行動中，我們和不同性情／喜好／傾向的工友，在傾偈、討論，和一起行動當中，認識了有血有肉的對方，建立起不同的關係：想法和理念相近的，很快就連結起來如朋黨；有的會一起玩樂，也會在價值問題上互相爭辯；有的如左鄰右里噓寒問暖，在物質生活層面上的互相關心；有的會訴心事、說感情，分享自己的開心與失望，拍拍肩膊互相依靠。我們和工友之間，大多是「有酒齊飲、有煙齊抽」，大家都付出精神時間，和聆聽的耳朵，其實說不清誰送、誰收，與其說是「禮物互惠」，不如說是「分享共有」。 「做到嘢」的實在VS「做唔到嘢」的無力 沉澱下來，回想「做到嘢」的感覺，是在與工友傾偈、訪談、播戲後的分享等不同的機緣之下，觸及到關於對工運、行動、甚至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切實聽到工友的想法之餘，亦可踏出自己本身的圈子、溝通的習慣，因應情況／對象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相對完整地說出自己想法，例如：對權力和制度（包括警察、媒體、法律等）的質疑、參與者（工友自己）應該相信和重視自己在行動中的力量／想法／參與、參與者在行動上的自發性、思考和連結的重要等等。也因為德昌里中不同稟性的個人，認識到不同山頭、不同性格的工友，可以介紹他們互相認識、互通資訊、分享想法和感受。 當中，有工友會對是否要接受傳媒訪問、法庭頒布的禁制令是否公義、何謂激動行動及其效果與風險等等的問題，多了思考甚至有所改變；有工友會思考自己在工運中的投入和參與，積極向代表了解情況、反映自己的想法和判斷，甚至加入成為代表之一；亦有工友不盡同意工會的策略，叫我們幫忙聯絡其他山頭中想法相近的人，嘗試結集力量提出異議；更有工友與另一山頭聯合起來，用自己的方法，遊說沒有參與的工友，加入罷工。 但亦有工友，仍然固守於覺得自己是粗人，行動策略就交由工會決定，自己跟隨大家便可以了」；有工友積極討論「升級行動」中，種種不同的激進想像，但卻因未能掌握大部分工友共識，或希望等有人帶領牽頭，而沒有付諸實踐；有工友嘗試提出異議、或其他行動的意見後，未能說服其他工友，亦遭工會忽視或反對，甚至指責他們「不要搞分裂」，因而變得更保守被動、不想再投入。 事實上在這次工潮中，實際可見的行動層面上，我們「做不到」比「做到」多很多。「做唔到嘢」，部分是因為選擇在權力中心以外，無從左右一些行動策略上的決定；更多的是，我們這種參與的方式，其效果實在不可控制或預期，所謂「做到」牽涉工友本身的習性和選擇。眼看工友的自主的想法，因為信心不足、工會阻撓、或者相互之間的連結和默契未夠牢固，往往未能轉化而成為實際的行動，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而到底我們這樣的參與方式，是否更能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關係」？我們與工友這種的共同經歷，是否能提高彼此的「自主性」？甚至「增加相近而自主的反抗力量」？ 工潮結束之後，有工友認同德昌里的方向理念，從自己分得罷工基金中，捐出部分支持我們的其他行動；有的間中會來德昌里飲酒、吃飯，或打電話給我們，說說自己復工後（或失業後）的近況；有的會來參與我們辦的音樂會、甚至會請假一起去聲援天橋底的無家者、反對衙前圍村的重建等等。另外，如六四、七一等大型運動場合，也會見到不同工友的身影，有工友甚至與一位聲援的學生成為了義父義女。 其他捐贈者或支援團體跟每個工友建立的關係，及之後的影響，或許不能單從理論可以找到答案，亦很難量化地比較衡量。而更重要的，未必是要數算關係之中「禮物式」的互相交換、或者「幫助式」的互惠互利；而是盼望——每個人（不論我們或工友）在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基礎、自我價值和信心，可以在一起建立的「共同」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亦可習性相近的群體中同行，得到支撐和力量，去踏出自己框框，嘗試創造更理想的現實。工潮為我們和工友打開了一個可能，在「做到」和「做唔到」的回顧之後，其實還有很長遠的——以後，與相近的人走在一起。正如德昌里一位朋友在罷工後寫的感言： 「即使脫隊的貨車又重回軌道，外判倒下又換上另一間，縱然報紙電視上的『現實』又復舊如常，如果願意，我們的生活可以從此不一樣。 後記 經歷書寫之後，對生命經驗會發展出不同的詮釋，各個人、各種結構體制在生命中運行的痕跡將更見清晰。而這樣的認識，使得生命有了活化的可能。因此開啟書寫作為探究的方式，不僅是朝向與他人的溝通，亦是開啟與自己的對話。」[14] 這次的書寫，嘗試從課堂理論的學習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個多月的碼頭工潮中的觀察和體驗，作為一種行動加上反省的實踐（praxis）。透過文字的整理，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和限制，亦鞏固了自己的想法和堅持。行文中常說的盼望、改變、共同，寫起來看似十分抽象模糊，但在實際經驗上，又是如此確鑿、非筆墨所能形容。抓緊踏實的感覺，持續與自己的對話，是這次實踐帶給我的啟示。 然而這種書寫的方式，很難避免不受自己的經驗、視野、政治意識型態及社會價值所影響。條件和篇幅所限，很多相關問題亦未能在本文深入探討，如：以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關係」作為連結的方法，在職場上可能更受實際利益、經濟權力等外在影響，在工運層面上到底如何可能？對於工會、其他團體和參與者的描述，亦局限於個人的觀察判斷，甚或流於主觀，對於當中的每個人所經歷的思考、與工友的關係、當時的經驗和感受等，都未及仔細探問。對罷工後，復工、失業或轉職的工友們的狀態、想法的轉變等等，亦暫未能收錄。惟以這次實踐拋磚引玉，期望打開更多相關對話的可能。
參考資料 出版：
網頁：
—相集：
—影片：
—友人感言：
注釋： [1] 廉兮，〈教育的穿牆越界：從理解處境出發的台灣校園故事〉。《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革新與展望，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8年5月。 [2] 徐賁，〈布迪厄的科學知識份子和知識政治〉。《國際邊緣》網站，2002-04-12。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scholar%20and%20specialist/bourdieu/pb06.htm [3] 同上。 [4] 同上。 [5]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50-51 [6] 呼應後文提及 Gudeman關於「互惠」(reciprocity) 的概念，詳見本文頁9。 [7] 例如是否要出聲明、行文的語氣用字、寫橫額或設計文宣時的美學等等(我們在重寫「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時，曾就是否用慣常的「黑底白字」、「紅底白字」而展開漫長的激辯)。 [8] 《罷工吧，香港！——「直接行動」小小冊子》，德昌里二號三號舖，2012年5月1日。 http://www.scribd.com/doc/138899735/罷工吧，香港！直接行動小小冊子 [9] 同上。 [10] 話雖如此，參與後援會的朋友也絕非千人一面，在工潮期間亦與我們碰過撞過，建立了正反深淺不同的關係，因篇幅所限暫未一一細列。 [11] Bourdieu, Pierre: “Is a Disinterested Act Possible?”.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p.75-91. [12] Gudeman, Stephen: “Reciprocity and the Gift: Extending the Base”. The Anthropology of Economy, Malden, MA/Oxford, UK/Melbourne/Berlin: Blaclwell Publishing, 2001. pp.80-93. [13] Chin Tangerine：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462954958261&set=a.394377463260.173404.511513260&type=1&theater [14] 鄭曉婷，〈內外之間-書寫行動中的個人與集體〉。《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革新與展望， 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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