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與「假意」──香港求愛真人秀如何構建戀愛價值的反思與啟示
楊啟聰
引言
真人秀(Reality TV) 是電視節目製作上的一種模式,大致起始於九十年代中期,而興起以此模式製作節目應為二零零零年以後,特別是以外國環境作背景的《Survivor》和《Big Brother》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真人秀最為受世界各地的觀眾歡迎,當這種類型的節目不斷在觀眾面前呈現的時候,不少媒體學者都開始對真人秀的「意義」及「內容」作出批判,希望能透析出這些以「真實」掛帥為主題的電視節目如何影響觀眾於現實世界的認知。

(圖片來源:www.tvb.com )
時至今日,真人秀已經發展出不同類型的電視節目,而以求愛為主題的真人秀亦都於香港這個市場上越來越受到觀眾注意,無論觀眾喜歡節目當中參與者與否,都會投放大量時間去追蹤和收看節目,除滿足自己的無限好奇心外,還會提出大量的批判及意見,令這些求愛真人秀的節目內容及在內參與角色的遭遇,瞬間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因此,香港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簡稱無線電視)轄下的翡翠台,於二零一一年製作《盛女愛作戰》求愛真人秀節目,並於二零一二年作首播,該節目為首部以真人秀全程直擊模式而製作出來的求愛節目。這個節目播出以後,為香港的廣大觀眾帶來十分熱烈的討論,其後於二零一三年繼續以近似的方式製作《求愛大作戰》,而這個節目的主線則是轉移到男性的求愛過程記錄。

(上圖為《求愛大作戰》男參與者的合照。圖片來源:www.sharpdaily.hk)
筆者希望透過本文來探討這些求愛真人秀,整個似真又假的製作手法,如何以「真感情」製作「假性意義」的真人節目,來嘗試影響觀眾對談戀愛的認知,而且理解這些求愛真人秀內容對個人發展的不同論述,會如何影響觀眾對愛情價值觀、性別關係的角力,更甚是性別形象的強化、個人儀表的塑造等各方面有何等程度的影響。
何謂真人秀?
有關真人秀的定義,學術界裏不同的媒體學者都會為這個製作節目的模式定下意義相近的定義。筆者認為Annette Hill於“Reality TV: Audience and popular factual television”一書裏面所下的定義最為讓讀者理解,她認為「真人秀是包羅萬有的娛樂節目類別,而且其範圍題材廣泛的內容是涉及真實的人。有時也被稱為流行現實電視,電視真人秀並定位於廣闊的領域,包括訊息和娛樂,紀錄片與戲劇之間」(Hill, 2005)。筆者認為這個對於真人秀的定義清晰易明,事實上真人秀發展到近年,不同的節目製作都有不同的主題背景,例如是以險境求生、家庭生活、競賽贏巨獎等作為主題,甚至筆者即將要分析的求愛真人秀都可以有其市場價值。但無論這些節目的主題是什麼也好,製作人在節目裏都不斷聲稱所有內容是真人全紀錄的。因此Hill所認為真人秀所播出的內容既是意義訊息的傳遞,又可能只是一種娛樂工具;既是一種紀錄片,又可能是一場又一場的戲劇,筆者對這些論述是絕對同意的。
香港求愛真人秀背景:《盛女愛作戰》和《求愛大作戰》
跟據網上資料所示,《盛女愛作戰》(下簡稱《盛女》)是香港首部以真人實境模式拍攝的求愛節目,共有十集,由知名藝人蘇玉華作旁白。節目由無線電視前總經理陳志雲先生作統籌及策劃,並由公共事務科製作《星期二檔案》的導演岑應擔任本節目的編導及節目統籌。由於節目題材於當時來說是十分新鮮並引來社會熱烈討論,故此節目的收視率亦上升至近年同一時段的最高位。《盛女》於二零一一年開始拍攝,聲稱以半年的時間追蹤拍攝五位香港單身女性的整個求愛過程,這五位女主角都是藉著一個網絡博客(Blog)的一篇網上召募而報名參加,在整個求愛過程裏,她們都會接受不同「教練」對各方面的培訓,包括教導女主角認識兩性關係與相處、形象設計及心理輔導等,期間亦會被安排出席不同場合去認識男性,希望藉此能找到自己心儀的對象。
因為《盛女》節目在香港社會得到很大的迴響,因此岑應導演於二零一二開始拍攝另一輯求愛真人秀,但是次的轉為由男性作主導,節目名稱為《求愛大作戰》(下簡稱為《求愛》),整套節目共有十五集,由陳莉敏作旁白。節目聲稱八位男主角是由社交網絡及婚姻介紹所推薦,並需經過面試選拔。同樣地,這八位男主角會接受不同導師指導,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能改變自己,包括形象,亦會參與認識不同女性作「實戰」等不同活動。但這輯《求愛》真人秀跟《盛女》的製作手法不同,便就是《求愛》是有競賽環節。節目期間,女性會對八位男主角進行投票,票數較高的可留下繼續餘下的節目拍攝,而票數不足的男性會被要求離開節目。及後,最後餘下四位男主角會跟另外四位女性,及拍攝團隊到印尼的龍目島作最後競賽。
「媒體中介」的過程:求愛真人秀傳遞「意義」與觀眾的認知構建
Roger Silverstone曾經於“Why Study the Media?”一書中提及到「媒體中介」(Mediation),這個對媒體及文化研究這個範疇十分重要的概念,Silverstone認為整個中介的過程就好像翻譯過程一樣,涉及到信任、入侵、轉化及還原四個步驟。筆者認為當觀眾在欣賞這類求愛真人秀的過程時都可以應用到這四個步驟,從而令這些求愛節目內容中所帶出來的訊息會不斷在觀眾之間被產製出「新意義」,現在筆者嘗試就這四個步驟簡略地說明「媒體中介」如何應用在這個訊息傳遞與認知構建之間的互動上。
進行「媒體中介」的第一個階段就是信任,按Silverstone對這個階段的說明:「…在我們決定翻譯某一著作之時,必然已經同意,這個文本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且這個作品所具有的價值,是我們希望能夠瞭解、與他人分享、也可用以和自己對話的」(Silverstone, 1999),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正如我們決定要花費自己的時間去觀看這類求愛真人秀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信任這類求愛真人秀所被賦予的原始意義是作為觀眾可以理解及配合,根據《盛女》及《求愛》的編導岑應向外界表示拍攝這類求愛真人秀的原始意義,就是希望以「港女」、「剩女」為主線,探討為何香港女性到達適婚年齡而仍然單身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述就好像是這類真人秀其實是一種社會議題的深入探討,就像是一種「紀錄片」的寫實紀錄。而今天觀眾選擇投放時間去觀看節目的時候,應該是信任所購看的真人秀節目是有助我們理解這個社會現象的。
第二步就是入侵的階段,這個階段是比較難理解的。因為廣大觀眾在觀看求愛真人秀的時候,都會把自身經驗放進到原始意義作理解,因此根據Silverstone對此階段的論述:「我們進入文本,說明文本的意義,這便彷佛在文本中插上旗幟,宣示自己對於文本意義的所有權」(Silverstone, 1999),正如上述提到,即使岑應編導把自己對愛情的意念投放到求愛真人秀的製作上,廣大觀眾都可能因為自身不同的愛情經驗投放於相同的文本意義上,對於不同觀眾藉著自我經驗對文本意義作理解就是一種入侵的行為。不論《盛女》或是《求愛》都涉及不同的角色人物,因此不同人物的愛情觀都可以在節目中找得到,從而讓觀眾可以把自己的理解入侵到不同的節目情節,例如有些男仕會認為《求愛》中的其中一位主角Guy在情況危急之下用粗言破口大罵其他女性是十分合理的;但同時亦有不少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應該的。再者,岑應在製作這類節目的原始意義會被逐漸淡化,而其他觀眾會把觀看求愛真人秀來找出兩性處理問題時不足的地方視為這類節目的「新意義」。由於這種入侵已經涉及到意義的再生產,所以有不同的「新意義」會因慮不同的消費者而製造出來。下一步,就是要把「新意義」進行轉化。
筆者認為轉化這個階段是當完成入侵後的必然結果。按Silverstone對轉化的論述,他認為轉化的意思是「把文本轉變為令人熟悉而可以接受的模樣」(Silverstone, 1999),當然我們大量投放時間去觀賞這類真人秀節目的時候,便是希望在自己所生產的「新意義」下,把自己跟其人觀眾一起追蹤節目裏各位主角求愛歷程的行為合理化。因此,雖然觀眾有時候會大力批評節目中不同主角的言行,但大部分觀眾都不會放棄觀看令他們感到「不快」的求愛真人秀節目,因為每一天所播放出來的內容,都可以令觀眾把當中的觀感轉化成自己可以接受的情況,嘗試把自己從中所理解的「新意義」變得更理所當然。當然,這種對意義上的實質消費可能會有大量誤失與偏差,所以Steiner所提出「消費意義」及「馴服意義」等概念,都能夠在觀賞求愛真人秀的過程經驗中,由節目製作團隊與觀眾一起實踐出來。
最後所謂還原,作為中介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經過以上三個步驟後,就是觀眾會「賦予文本新的價值與新的意義」。當觀眾由開始信任這類求愛真人秀所帶給他的價值與其原意義,到後來這些觀眾在投入別人求愛過程時,所對原意義的入侵及轉化,到最後他們應該會能夠自我生產出一種對求愛真人秀原意之外的另一種新意義。製作團隊與廣大觀眾原以為可以透過不同男女主角的求愛過程,來探討香港社會對「剩女」、「毒男」等社會現象作更深入的探討及理解,但不少觀眾可能都不會清楚感受到其真正意義的同時,《盛女》、《求愛》卻變成加深兩性政治角力、發洩個人不滿情緒的平台、塑造兩性固定形象及性格的工具,甚至被視為兩性互相批判弱點的最佳節目等等,這些針對求愛真人秀系列所生產出來的新意義,其實與原意義的距離甚遠,但這都是觀眾對投入別人求愛過程之後所賦予出來的新價值與新意義,此舉會令不同觀眾得到滿足,及認為可以對這類求愛真人秀有一個完備的詮釋。
「真情」何在?求愛真人秀的編導與製作
Roger Silverstone對媒體中介的理解,的確有助我們明白一個媒體節目的意義如何轉化。雖說求愛真人秀這類節目的原始意義會被觀眾自行產製出不同的「新意義」,但筆者認為更值得分析的是在策劃整個求愛真人秀的內容製作時,有多少是真人秀所強調的「真實」呢?
首先,筆者留意到兩齣求愛真人秀,無論是《盛女》或是《求愛》,於第一集播放的時候,也十分強調製作團隊如何公平地選擇節目的參加者,例如《盛女》曾於節目的第一集說明所有參加者是透過網上博客的召募文章中報名參加的,然後再由所謂評審團揀選可以參加節目的合適人選,後期卻被報章揭露《盛女》節目的其中一位參加者Mandy,其實就是這系列求愛真人秀的編導岑應的好朋友,因此被不少觀眾形容為有內定角色之嫌,雖然事主Mandy其後否認,但整個節目的真實性已大不如前。除此以外,第二齣以「港男」為主線的《求愛》都出現相同的問題,製作團隊於第一集強調所有參加者都是經婚姻介紹所介紹,經過面試後選出來的,但事實上其中一位參加者Guy是筆者的前工作同事,他跟筆者親自說明他能夠成為參加者是因為有人推薦,才可以順利參與。這件事件再一次令筆者認為整個所謂面試甄選過程只不過是一場戲劇,這個既定程序是為了讓廣大觀眾認為整個節目製作都是公平公開的,事實上其所謂真實的程度是甚低的。
另一方面,跟外國的求愛真人秀有明顯不同的地方是,香港所製作的兩輯求愛真人秀都會邀請不同專長及背景的「專家」成為星級評審團隊,而他們會在整個節目過程中加入很多不同的個人意見,嘗試把參加者的言行及其戀愛價值觀加以評價及塑造。與外國電視製作的求愛真人秀不同,例如《The Bachelor》就是跟《盛女》與《求愛》類型相近的求愛真人秀,《The Bachelor》是外國電視市場中十分受觀眾歡迎的求愛真人秀節目,而整個拍輯過程都只是集中在一位被挑選出來的男性如何跟二十四位不同的女性相處,並全程追蹤哪一位女性能脫穎而出,能吸引到該男士跟她發展關係為之勝出。筆者曾經把《盛女》及《求愛》這兩齣真人秀完整的觀看了一次,發現所謂專業評審的意見其實帶有相當主觀的批評,例如不少評審會在《盛女》節目中批評參加者樣貌不夠出眾、愛情觀過於不切實際等等,並不斷說服這些參加者要跟隨著他們的指示來進行改變,或者所謂提升她們的「求愛技巧」。筆者認為整齣求愛真人秀並不是讓參加者透過節目覓得真愛,是因為大部分參加者都只是跟隨那些評審的意見或是攻略去改善自己,而並非因為跟隨自己的個性而尋找適合自己的伴侶。對於那些不聽從評審意見的參加者則會在廣大觀眾前以「好惡搞」或是「註定失敗」等評語來批評。因此筆者認為這些極具引導性的評論或建議,會容易讓不少觀眾因為這些求愛真人秀而被構建出新的戀愛價值觀。而節目所強調的找尋「真情」,在這種情況下已經變得不再重要,故此我們可以留意到《盛女》的五位女主角,只有一位女性Suki在節目早期階段成功覓得愛侶,另外一位女性Mandy決定退出節目,而其餘三位女參加者都終告失敗。事實上,在這種強行被要求改造自己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真的可以在節目中找尋自己真心喜歡的愛侶呢?
基於以上的論述,筆者認為除了「專業」評審的意見會構成戀愛價值觀的一種「定型」外,在節目中會讓不同的參加者在鏡頭面前分享個人感受,這是今時今日製作真人秀時候都會加入的「傳統」環節,而他們的想法往往成為了社會大眾熱烈討論的內容,由於他們的分享都是帶有極強的主觀性情緒,因此筆者認為他們的言論除了讓廣大觀眾能夠了解他們的想法,及事件的過程外,還會深化了兩性之間的政治角力。在《求愛》節目中各個參加者在不同時段的分享,便可以清楚理解在節目播出的早期階段,節目中的女參加者在分享過程中都以「樣子太不堪」、「為什麼找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叔來參加?」、「甚麼夢想都幻滅了」,甚至把自己女性的地位提升到只是她們去挑選男性、評價男參加者;到節目的後期階段,四位男參加者及四位女參加者到印尼龍目島作競賽的時候,情況已經恰恰相反,觀眾都可以清楚留意得那個時段的男參加者會在分享環節時破口大罵那些女參加者。事實上,筆者認為《求愛》節目到這個階段已經不再是聚焦在男性與女性如何建立關係上,只是每一晚追蹤著女參加者如何互相鬥爭。如此同時,廣大觀眾都留意到男參加者如何批評女參加者的言行,這樣的節目製作、內容剪接是刻意的讓兩性的政治角力呈現在廣大觀眾眼前。而筆者認為當觀眾每天接收這些資訊的時候,會影響觀眾在現實社會中男女的權力分佈,而所謂「港女」的形象會因這些節目內容被強化。最後,觀眾從節目裏,幾乎都發現不到有那一位參加者是可以找到「真愛」,只是一場一場發生在男女之間的「大龍鳳」,互相鬥爭至節目的最後一集。
「假意」出現?商業化的求愛秀的促成
既然參加者從這樣的編導與製作下,都不能以「真情」來尋找自己的愛侶,哪這類節目的製作還有什麼意義呢?明顯地,筆者認為整個求愛真人秀的重點都不是聚焦在參加者如何尋覓真愛,反而只不過是一種商業化程度極高的求愛秀製作。首先,這類真人秀有別於其他綜藝節目的播放頻率,例如《May姐有請》、《超級無敵獎門人終極篇》等受歡迎的節目都是一星期播放一集,但是無論《盛女》及《求愛》都是一星期播放五集(星期一至星期五),讓不少觀眾可以緊貼參加者的最新發展,根據Anita Biressi及Heather Nunn在其著作“Reatity TV: Realism and revelation”一書提出,這類真人秀是「事件性電視」(Event Television) 的其中一種,她們認為「事件性電視是一種高概念,旨在通過廣泛的能見度和不同多媒體的選擇來達到更多的觀眾收看,因此,這類電視節目往往在一個電視頻度上橫跨了數週的時間,並且支援多媒體平台作互動性高的網上服務;從商業的目的來說,就是吸引大量的觀眾,讓節目內容成為日常生活流行話語的一部分」(Biressi and Nunn, 2005)。借用她們的論述,我們便可以清楚明白為什麼電視台需要用密集式的方法來帶動整個社會對兩套簡真人秀的節目內容作激烈的討論,這都是一種「市場策略」,讓廣大觀眾在熱烈的討論下不斷推高其節目的收視率。
另一方面,不少「隱蔽式宣傳」不斷在節目中播出,筆者認為都是一種極度商業化的真人秀製作,特別是《盛女》節目尤為明顯,例如在節目的早期階段,其中四位的女參加者都被安排約見醫學整形中心的醫生,而醫生都會在節目中分享這些參加者在外貌及身型上有什麼不足之處,希望他們會進行輕度的整形手術,當中以Gobby及Florence被說服進行瘦身或面部整形手術的次數最多,節目中評審Mei Ling更認為Florence不作出改變的話便註定失敗。筆者認為這些內容都是「隱蔽式宣傳」的一種,以軟性的方法去讓觀眾知道醫學整形的可靠程度,例如Gobby在節目製作過程中,接受了醫學牙齒整形手術,手術成功後整個人都建立不少自信心。當然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節目內容的目的都是為了強化社會大眾對「美」的統一標準。
結論
筆者希望透過對《盛女》及《求愛》兩齣香港製作的求愛真人秀作不同層面的分析,說明這些求愛真人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原始製作節目的意義,無論在「媒體中介」的過程中,觀眾會把自身經驗作入侵而轉化成自我產製的「新意義」;或是,在製作節目過程中,無論從挑選參加者、評審團主導觀眾思維,或是加入大量商業元素也好,筆者都認為這類節目都已經遠遠超離探討社會議題的原始意義。故此,不少觀眾既不能從真人秀裏追蹤到參加者如何覓得真愛,反之,每晚都看著男與女之間在權力爭奪下的政治角力,性別形象被進一步「定型」,從而對不同觀眾構建個人戀愛價值觀。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要反思這些沒有「真情」只有「假意」的求愛真人秀應否繼續製作推出?即使我們認為可以繼續製作,到底節目的內容應如何作調整呢?希望本文能帶給我們一點啟示,在往後繼續欣賞這類求愛真人秀的同時,可給予我們多一點反思的空間。
參考資料
- Biressi, A., & Nunn, H. (2005). Reality TV: Realism and Revelation. London: Wallflower Press.
- Hill, A. (2005). Reality TV: Audiences and popular factual television. Oxon: Routledge.
- Roger Silverstone (著) ,陳玉箴(譯)(2003) 。《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The Bachelor UK S02E01, July 1, 2012, fr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cbnMpagMaM
- 《盛女愛作戰》(全輯 1-10集) http://www.56.com/w90/album-aid-9874095.html
- 《求愛大作戰》(全輯 1-15集) http://www.tudou.com/plcover/V0jlON50T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