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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獨立音樂的發展──從Hidden Agenda說起
文己翎

自從香港工業北移後，在觀塘、大角咀、葵芳等工業區，租金相對低廉，且空間寬敞，因而吸引了一批藝術家和音樂人進駐。在東九龍，數音樂人為最多。觀塘的音樂生態圈，由樂器買賣、維修、樂隊排練、錄音製作、表演場地等，一應俱全，如同一個自然發展的本土音樂村。不過，政府的「起動九龍東」計畫以創意經濟、拓展文化藝術為口號，實際卻是透過市區重建，將原本空間改變，將原有的社群連根拔起。二零零八年開業的獨立音樂演出場地Hidden Agenda，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四年來搬了三次家，不過，Hidden Agenda愈受打壓支持者卻愈多，超過五百隊本地及外國獨立樂隊曾在此表演，更被雜誌Time Out評為本地最佳音樂演出場地。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

本文以Hidden Agenda作為切入點，嘗試探討觀塘音樂圈的形成與變化。本文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觀塘音樂圈形成的過程，社區內不同單位的互動和關係又是怎樣的。第二部分，在近年政府的政策下（包括活化工廈政策和起動九龍東計劃），使很多工廈使用者面臨加租和被逼遷的危機。在這樣的環境下，觀塘的音樂圈會有怎麼樣的變化？而當中是否能產生出一種的反抗力量？

研究方法與局限
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訪問內容，以及筆者因為玩音樂和工作需要，常常遊走觀塘一帶，對觀塘所得的觀察。現時，觀塘區大約有超過二千隊樂隊，要完全了解觀塘獨立音樂的生態，除了因為數量多而造成研究上的困難外，更是由於在現時的法例下，很多工廈也不能用作錄音室或樂隊練習室，使很多使用者也不願意公開他們租用工廈的原因。雖然Hidden Agenda以及由Hidden Agenda連結的社群，並不能反映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全貌，但是，我希望以Hidden Agenda作為切入點，能夠以小見大重朔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形成過程。而Hidden Agenda所代表的，儘管不可能是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全部，亦可視為圈裏面的其中一種特質。

觀塘藝術村與Hidden Agenda的起源
正如雪倫．朱津（SHidden Agendaron Zukin）在《裸城》對威廉斯堡的描述，威廉斯堡是紐約最為工業化的一區，正因如此，這區在八十年代最難吸引縉紳者，而政府則任由它的工業凋零。[1] 正如觀塘工業區一樣，自從本港的工業北移後，觀塘區的倉庫和工廠便逐漸撤空，即使仍然運作的工廠也逐漸減少生產。藝術家和音樂人遷進工廠區的原因，可以利用Michel de Certeau的生存技倆（tactic）解釋：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邊緣市民在權力主導下，自求多福，在建制的縫隙下，抓緊所餘無幾的辦法維生。藝術家和音樂人因為低廉的租金與較大的創作空間而遷進工業區。而除了藝術家，這些新居民還包括了負擔不起商業區高昂租金的小商戶和傳統行業。雖然獨立樂隊是因為低廉的租金與創作空間而遷進工業區，但是無用的頹廢工廈卻又極像獨立音樂強調主流文化以外另一種選擇以及自己動手做的精神。許多青年樂隊與三五好友租下工廈某一層，租金便宜、空間大、又可以任意吵鬧，自行隔間，自行佈置。他們房租一起攤分，吃飯開伙節省支出，大小需求互相照應，發展自己的文化與思想，形成了一種工廈式的特殊鄰里結構。在工廠相繼關閉後，這些新居民創造了與以前不同的社區和鄰里形象。

其實早在十年前，已經有樂隊將樂隊練習房搬到觀塘工廠區。但那時樂隊在觀塘的數目不多，當時人們說起獨立音樂，也不會聯想起觀塘。回溯觀塘獨立音樂圈的產生過程與Hidden Agenda的出現有很大的關連。Hidden Agenda最初的位置位於舊式工廠大廈財利大廈一樓。Hidden Agenda會在觀塘出現，並不是因為那時觀塘是音樂人的集中地。正如上述的分析，租用工廈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租金和地方，那時與Hidden Agenda在同一棟大廈的，是印刷廠和釣魚工具店等等。Hidden Agenda原本是一隊樂隊練習房，樂隊成員也在那裏共同生活。後來他們與其他朋友一起把樂隊練習房變成了小型音樂廳（live house），這便是最初的Hidden Agenda了。獨立樂隊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地方，現場表演本身就是獨立樂隊的生活，而他們的家，就是那個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的出現，改變了原本獨立音樂圈的固有生態。在未有Hidden Agenda之前，也有很多地方提供給獨立樂隊演出，但那些小型音樂廳與獨立音樂圈的社群沒有聯系。經營者不過是把場地租借給不同的主辦單位，然後這些單位找不同的樂隊演出。Hidden Agenda卻不是以這種方式經營的。與其說最初的Hidden Agenda是在經營一間小型音樂廳，不如說那裏是一群獨立樂隊的聚腳點。Hidden Agenda並不是租借場地給予不同樂隊演出，因為他們本身全部都是樂隊成員，他們便利用這個人際網絡，邀請身邊的樂隊朋友，與他們一起舉辦樂隊演出。Hidden Agenda當時的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獨立音樂圈是十分新鮮的，但這種經營的方式，必然使Hidden Agenda成為獨立音樂圈的核心，並且使得愈來愈多音樂人遷入觀塘。

Hidden Agenda透過人際網絡的動員，即是表演者與觀眾其實都是身邊相熟的朋友。Hidden Agenda原本不過是一隊樂隊成員的樂隊練習房，可以想像，幾個玩音樂的年青人自己搭建舞台，將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音樂廳，相對其他專業的表演場地，這裏必然是簡陋而且設備不完善的。而它的酷卻正正是在於它的不完善。最初的Hidden Agenda幾乎所有設備都是不完善的，燈光不夠、冷氣不足，音響需要問其他樂隊借用，舞台的另一端竟是睡床。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表演者、觀眾和工作人員的嚴格區分，又或是根本沒有受聘的工作人員。要使表演能順利進行，表演者和觀眾必須合作幫忙。而在演出過後，表演者與觀眾又會常常玩樂至翌日。透過Hidden Agenda，他們連結了一群獨立音樂樂隊，即使樂隊以往並不一定是集中在觀塘，卻漸漸愈來愈多樂隊進駐觀塘，直到現在，估計觀塘有超過二千隊樂隊的驚人數量。而最初的Hidden Agenda，它帶給獨立樂隊是歸屬與認同感，因為那裏，不管是起初成立的年青人、表演樂隊或是觀眾，那個地方就是他們共同建立真正屬於獨立樂隊的地方。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

觀塘獨立音樂圈的風格
如今，談起Hidden Agenda，因為不同媒體的報導，人們現在眼中的Hidden Agenda可以說是對抗活化工廈政策的符號。由Hidden Agenda以至觀塘的獨立樂隊在獨立音樂圈的光譜是獨特，又或是這樣說，每個社區都有她獨特的文化，而在觀塘，那種是抗爭性的文化。Hidden Agenda最初成立，並沒有刻意去反抗政府的政策或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她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原創精神。正如上述的分析，在工業遷移後荒廢的工廠區，一群年青樂隊在這空間共同建立屬於他們的表演空間。Hidden Agenda並沒有刻意去建立反建制的形象，但政府和地產商又必然會成為她們最大的敵人。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六零年代，羅伯特．摩西擔任紐約州和市政府主要開發機關的負責人。他奉行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原則，把紐約續漸成為現代化城市，將城市連結上全國高速工路系統，以新式公寓取代破損的工廈。但這些宏大建設的背後，當地居民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新高速公路穿過既有的街坊鄰里；摩登大樓破壞原有社區關係。諷刺的是，在現今二十一世界的香港，特區政府常常說要把香港打造成「世界城市」，但特區政府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思維，那些千篇一律的摩登大樓、坐在冷氣房內城市規劃師們那些井井有條的草圖、由上而下忽視社區居民的規劃，根本是六十年代的紐約。珍．雅各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了《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批評現代主義的城市設計和規劃是破壞城市空間紋理、瓦解社區生活的殺手。[2] 而政府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思維，與獨立樂隊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精神，必然產生衝突。

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Hidden Agenda被逼搬遷了三次。二零一零年，在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刺激底下，財利大廈被財團收購，Hidden Agenda被要求在限期內遷出。在搬遷前，他們舉辦了一連兩天的「馬上封音樂會」。其後，他們更與關心活化工廈政策的藝術家、關注觀塘市區重建的保育人士組成自然活化合作社，更發起遊行，抗議政府的活化工廈政策。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與政府之間的衝突的過程中，可以看到Hidden Agenda的轉變。由要一手一腳自己做的精神去到成為反抗活化工廈政策的核心，這個轉變，是源於因為政府的打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Hidden Agenda選擇的是反抗，包括高調地經營，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等等。正如公民抗命的理念是要透過不遵守一些不合時的法律而突顯制度的不公義，Hidden Agenda的高調經營也是如此。在現行政策底下，工廠大廈裏所有的音樂展演空間、展覽、劇場等等都違法。Hidden Agenda的高調，必然引起不同政府部門包括地政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甚至連屋宇署的不斷滋擾，但同時，卻有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在二零一一年，Hidden Agenda再次被逼搬遷，他們舉辦了一連四天的「搬遷救亡音樂會」，相對一年前第一次的音樂會，不管是表演的樂隊以及參加的人數都大大增加。弔詭的是，隨著Hidden Agenda在媒體的曝光，知名度的增加，它原本地下文化色彩卻減少了。「粗獷」的美學是來自貧民區的創意，最初的Hidden Agenda，它最能夠吸引獨立樂隊聚集是因為它的粗獷與地下文化。但現在的Hidden Agenda，它不再是凌亂不堪的狀態，沒有快要掉下來的光管，以前以人際網絡動員的經營方式也改變了。這也許是成為了反抗代表後的必然代價，但儘管如此，Hidden Agenda成功在主流媒體曝光，自然活化合作社的工作──每一篇文章、每一次遊行、街頭呼籲、簽名運動等等，確是使更多的工廈使用者關心活化工廈政策。透過媒體的報導，外界也聽到他們的聲音。同時，也是因為媒體的報導，加強了觀塘獨立樂隊的反抗形象。

觀塘的純正性
「二十一世界初期，紐約失去了它靈魂。有些人懷疑，這個城市曾經有過靈魂，因為紐約一直是靠著甩掉過去、拆除舊街坊和打造新市街而不斷成長，多半得經過一場又一場厚顏無恥的經濟利益之爭。其他人則聳聳肩，不置可否，因為現在所有大城市都忙著抹除粗糙的紅磚與灰泥建築歷史，建造閃亮的未來遠景。倫敦、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家和縉紳者搬進了老移民區，一方面歌頌工人階級的酒吧和外賣小吃攤，又將它們淹沒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咖啡店和精品店，以及隨後而來的品牌連銷店中。結合資本與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媒體和消費品味等文化力量而成的高檔成長普世修辭，是這些變化背後的推手，也暴露了城市居民渴望純正的起源。」（雪倫．朱津《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

純正性的概念，來自《裸城》一書，雪倫．朱津借用了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關「可復製性」的概念，認為因為科技、模仿新奇等，經驗愈來愈受到表象的誘惑。一個城市，如果能創造起源的經驗，就是純正的。「起源」指的不是哪群人最早定居在某個鄰里，而是一種讓人能在該城市落地生根的道德權利。這是能居住在某個空間的權利，不只是將它當作經驗來消費。它是一種生活和工作的持續過程，日常經驗的逐步累積，一種周遭鄰里和眼前建築明天依然會存在的期待。[3] 觀塘獨立音樂的起源與昔日觀塘工業區在全盛時期的歷史沒有關係，它的純正性在於在工業凋零下，獨立音樂人、街頭藝術家與社會上邊緣者共存的故事。除了獨立音樂以外，觀塘亦是街頭藝術家的集中地，人們甚至能夠說出一些較有名氣的藝術工作室，如“START FROM ZERO”、“GRAPIC ARTLINES”等等。現在Hidden Agenda牆上的噴畫，都是附近街頭藝術家的作品。與獨立音樂強調「自己動手做」的精神相似，街頭藝術展現的也是「粗獷」的美學。街頭藝術家一方面要避開當權者的拘捕，另一方面則要在有限的資源與空間內完成作品。在觀塘，並沒有很官方地說這裏就是藝術村，但不管是音樂人或是藝術家，又或是你只需花點心機與時間在觀塘走走的市民，也能感受到這裏確是獨立音樂與藝術的集中地。除此以外，在這個空間共存的，還有大概是在觀塘區唯一剩下的大排檔、為了逃避小販管理隊而躲進工廈停車場擺賣的無牌小販、在天橋底空地玩滑板和跳舞的年輕男男女女等等。不管人們是因為逼於無奈，受不了高昂的租金或是瘋狂的競爭而遷入觀塘工廈區，他們都共同塑造了該鄰里的純正性。走在街上碰到認識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光顧相熟的大排檔與小販檔，天橋底下自由使用來往的人群，筆者嘗試了解這個社群的日常生活，發現這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瑣事，在香港缺乏社區連繫的都市空間下，實在可貴。觀塘的純正性，不是獨立音樂樂隊與藝術家塑造的文化氣息，而是這空間的包容，不同的人都能在這空間共存的權利，包括社會上的被壓迫者。

第二部分
一直研究紐約城市文化的學者雪倫．朱津在她的著作《Loft living》和《裸城》中講述由七十年代開始，紐約一些城中村變遷的故事。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蘇活區。六七十年代開始，在經濟轉型下，紐約的工業發展漸漸凋零，其後藝術家相繼遷入租金低廉的舊廠房。藝術家的聚集，取代了舊有的工業區的形態，他們的「閣樓生活」形成了新開端的特色。漸漸，蘇活區以藝術家特區聞名，而他們這種與舊有工業區完全不同的生活風格，在媒體的關注下，則被說成是藝術家的時尚生活品味。聞名後的蘇活區，引來投資者的垂青，結果該區的租金大幅上升，原本的藝術家抵受不了高昂的租金而搬走。最後，蘇活區變成了有許多大型連鎖店的購物中心。雪倫．朱津將這種現象視為「文化仕紳化」。與紐約的例子相似，觀塘藝術區有相似的歷史背景，同樣形成在經濟轉型下末落的工業社區，新居民同樣創造了新的形態與文化風格。六十年代，因為反對紐約政府現代主義思維的城市規劃，一些學者、社區居民以及藝術家等等，發動了一連串的城市運動。雖然他們未能了解到即使沒有政府的主導，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巨輪下，他們當時珍視的社區，現在市場的魔爪下，逐漸被消滅，不過，在當時，他們的反抗，確是迫使政府放棄了現代主義思維的城市規劃，如保留了舊式廠房、合法化藝術家在蘇活區的「閣樓生活」等等。而與紐約例子不同的是，由活化工廈政策、通過強拍條例以至起動九龍東計劃，政府的政策正大力加快仕紳化的速度。觀塘正在面臨巨大的仕紳化過程，不管是現在或是昔日紐約的城中村，這些純正的社區有共同的敵人：地產開發商和政府官員。他們正在抹平城市面貌的粗獷與差異以及社區的歷史與認同。[4] 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塘的獨立音樂社群會有甚麼變化，而當中產生怎樣的反抗力量，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重點。

觀塘音樂村的反抗力量
二零一零年，Hidden Agenda受到活化工廈政策影響而被迫搬遷，那時他們第一次在Hidden Agenda發起記者招待會，並與一些藝術家與保育人士組成自然活化合作社。他們發起了「我們活生生被活化」遊行，有超過八百名藝術家與音樂人參與。活化工廈政策影響的，不只是觀塘，其他地區的工廈使用者，亦同樣面臨大覆加租或被迫遷的問題。Hidden Agenda被迫遷，這件事產生了一個契機，使原本沒有聯繫的來自工廈的不同社群連結起來，更多的音樂人與藝術家走上街頭發聲。

（圖片來源：riphk.blogspot.com）

然而，眾合訪問資料以及自身對觀塘社區觀察的結果，在面臨仕紳化不斷擴張的過程下，觀塘的社群確是產生了一種反對聲音，如自然活化合作社的組成，以及更多的獨立樂隊與藝術家走上街頭抗議。但是這個反對聲音，卻並未能團結觀塘的獨立音樂圈。又或是說，以Hidden Agenda為核心，連結的反抗力量不過是獨立音樂圈的少數，而大多數的，眾合訪問內容，也許是以偏概全，筆者可以歸立為兩種不同心態。其一是對問題視而不見的犬儒。不少樂隊選擇不理會活化工廈政策帶來的問題。儘管遇上大覆加租或被迫遷時，也只會順從地搬走而不會出來反抗。面對政策的影響，選擇以逃避的方式處理問題，其實與人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政策有關。一直以來，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薄弱。雖然透過媒體的報導，更多人關注Hidden Agenda被迫遷以及活化工廈政策帶來的問題，但是對議題的關注，並未能轉化為更強大的公民力量。問題也許是社會上一貫的妥協認命心態，在公民權利日漸收縮的政治環境下，人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介入和改變這個世界。而犬儒這種好像看透世情的消極態度，是對自己意願的冷漠。另一種的多數，是對抗爭形式的政治潔癖。雖然因為媒體的報導，多了獨立樂隊關注問題以及發聲表態，他們會在社交網絡發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會以遊行示威這種抗爭方式表達對議題的不滿。不過，或者因為人們從來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由下而上的民主的經驗，雖然他們開始關心政策，意識到自己能夠發聲，但他們的政治覺醒仍然停留在覺醒的層次上，即是將遊行視為假日節目，遊行完畢，大家就回家了，儘管甚麼也爭取不到，儘管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然後另一天，大家照樣上班上學，卻是無法將街頭抗爭的意識形態或是民主價值轉變為日常的生活實踐。這種態度認定了主流的生活與價值是唯一的可能，這使得遊行示威變成只是對某一議題立場的表態，卻無法創造更多行動的想像力。兩種多數人的態度，殊途同歸，其實也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政策。

雖然獨立樂隊的反抗力量並未成為圈內多數，但若是把抗爭活動視為一個持續的過程，則每次社群內的動員，也是對現有體制的衝擊以及孕育更多的反抗意識。上述提及，獨立樂隊強調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精神，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共治精神，亦體現在反抗運動上。也許香港沒有甚麼政黨關心活化工廈政策，又或是獨立音樂圈強調的下而上的精神，與傳統依靠組織動員的理念並不乎合，獨立音樂人舉辦遊行、在觀塘街頭擺街站，他們每次的抗爭行動也是全部自己規劃，也沒有甚麼政黨組織支持。這有別於傳統的社會運動，是上而下的動員，遊行示威由政黨、工會或是非政府組織發起，以組織的網絡動員。除了是行動有別於固有的形態外，他們也不只會以傳統遊行集會的方式抗爭。在二零零九年，觀塘的一群獨立樂隊嘗試在海濱長廊舉辦游擊演出，「游擊」的理念也是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精神，不會向政府申請、不會有商業贊助、沒有入場費、沒有單一主辦人，不需要有特定的演出場地，在空地上，樂隊們把自己樂隊練習房的器材搬到街上，就可演出。樂隊表演是樂隊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而游擊演出這種街頭演出方式，其實就是透過樂隊的實踐，改變空間原本的規劃用途。不同的樂隊，共同討論音響、演出次序、舞台設計等等，由下而上共同參與完成一件事情。在使用空間演出的過程中，需要與附近的鄰里協調，會遇上警察的阻攔，而這種自己規劃的街頭表演，就是將樂隊的日常生活轉變成最直接的民主實驗。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天橋底的「反轉一號場」開幕啟用。當晚，一眾的獨立樂隊以遊擊演出的方式，表達對政府這種由上而下規劃的不滿。音樂本來就是一種訊息的傳達，而搖滾的根本精神，就是反建制。獨立樂隊透過自己本身最熟識與擅長的藝術形式介入去干擾社會。他們把他們日常的生活理念轉變成為反抗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從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以致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立，這幾年來，雖然獨立音樂樂隊去參與城市運動只是少數，但是，既然獨立音樂的精神訴說的是主流價值以外的另一種選擇，是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精神，也許獨立樂隊有能力用多不同的方式，進行不同的民主實驗，創造更多未知的可能。

（圖片來源：www.ekeo.gov.hk）
文化轉向
「星期四──玩轉駿業街」連續十二個星期四，在午飯時間和黃昏下班時間，在遊樂場舉辦音樂會、文化活動、有機農墟等活動，吸引遊人進來，改變他們對於這個公共空間的使用概念和習慣，因為有時候如果你不是踢足球，而這裏有很多人正在踢足球，你便會繞過這裏而不會進入這公共空間。我們相信這應該是香港第一次以明確的 城市設計目標，來帶動的街頭藝術及農墟活動。這是「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創造的第一個「第一次」。

「在『起動九龍東概念總綱計劃』中，提出了在九龍東城市轉型的過程中，我們要尊重和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因為畢竟觀塘是一個工業區。駿業街遊樂場將會被改做為「觀塘工業傳統公園」。大家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個充滿綠化、有草地、有樹蔭的露天工業博物美術館，它既能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亦將成為觀塘商貿區上班一族喜愛的公共空間。這是香港第一次嘗試建立一個工業傳統公園。」（政務司司長主持「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藝術」啟動儀式致辭節錄）

上述「星期四──玩轉駿業街」的例子，是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其中一項主辦的文化活動。在政府的城市規劃藍圖，一直致力打造九龍東成為第二個商業中心區。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就是為了加快九龍東的轉型而成立的。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立而來，一直在觀塘以至九龍東舉辦不同的文化活動，例如上述的「星期四──玩轉駿業街」、「香港製造──觀塘工業文化導賞團 」等等，以及資助不同的文化機構。這造成了一種氛圍，文化藝術的發展與九龍東的轉型並不對立。要批判政府只顧發展經濟而漠視城市文化顯得更加複雜。

雪倫‧朱津在《城市文化》一書中提出象徵經濟的概念。當經濟轉型、傳統工業凋零下，文化成為了新的經濟發展策略。象徵經濟指通過文化來進行經濟生產，即是文化是有經濟目的，可以帶動經濟發展，正如政府大力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象徵經濟利用文化來進行經濟生產，這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空間的生產，二是符號的生產。空間的生產是指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比如興建博物館、主題公園、富文化氣息的購物中心等等。符號的生產是指將文化藝術活動或是文化藝術產品轉變成有象徵價值的符號。透過參與某種文化活動或文化消費來反映特定的社會身份地位。這些符號的生產，需要通過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才能夠落實。[5]

藝術家與獨立樂隊運用創意，把工業區舊廠房變成文藝生產與生活的工作室。初期，在工業轉型下的工業區，工業相繼遷出，工業區給人破落、凋零的印象。雖然藝術家不過是因為租金低廉而租用舊廠房，但當愈來愈多藝術家聚居，他們在工廈的生活被塑造成一種時尚的生活模式。雪倫．朱津在《Loft Living》講述媒體如何將紐約藝術家的「閣樓生活」，塑造成一種時尚的生活。香港歷史悠久的生活潮流文化雜誌《號外》亦以類似的說法，描寫在後工業時期，火炭「藝村」的故事。在媒體的塑造下，藝術家的生活是這樣的:
「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聚在同個地方，在附近的cafe、空地、公園裏互相傾談創作心得或辯論哲學上的問題，吹完水之後，大家便似有所得地回到家裏繼續各自創作……」（《號外》：封面故事，393期（節錄））

再看看上述「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藝術」啟動儀式致辭，政府對九龍東規劃的想像，正正就是這種時尚的生活模式。「大家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個充滿綠化、有草地、有樹蔭的露天工業博物美術館，它既能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亦將成為觀塘商貿區上班一族喜愛的公共空間……」藝術家的在工廈的日常生活被塑造成時尚的生活模式，而這種生活模式是有象徵價值的。這種時尚的生活模式，與消費主義結合，人們透過參加不同的文化活動，比如到美術館溜達，欣賞音樂會等等，或是購買不同的文化產品，來建立他們的社會身份地位。愈有消費能力參與愈多文化活動和購買愈多文化產品，即代表他們愈是有時尚品味和格調。而起動九龍東的規劃原景，其中一項便是文化承傳，所講的是強調如何能承傳區內昔日的工業傳統以及近年的文化藝術，啟發公共藝術靈感，成為獨一無二的城市設計元素。隨著媒體的大量報導，觀塘工業區因為藝術家與獨立樂隊聚居聞名，不只引來的發展商的垂青，更成為政府重建規劃的文化策略。

政府計劃將九龍東發展成第二個商業中心區，並透過文化藝術帶動經濟發展。正如上述所說，由文化來帶動經濟發展的策略，需要透過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才能實現。起動九龍東要打造「文化城市」，政府由上而下的城市重建，必然會一步步消滅這個由下而上打造出來的鄰里。現時，正在發生的，就是原本租用工廈的藝術家或獨立樂隊，因為受到活化工廈政策影響而面臨大覆加租或是被迫遷的問題。不過，政府這種都市規劃與設計，不只是它會瓦解原本的社區生活，更令人擔心的是，它正在使觀塘的純正性變得模糊。

例如政府對觀塘海濱長廊的規劃，就是計劃將空間打造成集消費與休閒的旅遊及文化景點。

「整個花園的建築物均以鋼材、玻璃及鐵線網等物料建造，營造了輕盈又通透的感覺。在晚上，多用途廣場的特別燈飾，會隨著音樂而轉變顏色和閃動，再加上地上散射的水霧及長廊的燈光效果，海濱花園予人一種超現實和浪漫的感覺。在夏天，多用途廣場地面噴出的水霧，帶來涼快的感覺。我們相信這個風景優美的花園會成為 另一個廣受市民和遊客歡迎的好去處。」《起東九龍東網站:觀塘海濱長廊第一期》（節錄）

觀塘海濱花園早在「起動九龍東」辦事處開展「觀塘海濱花園」計劃之前，觀塘的居民、附近工業區內的藝術家與獨立樂隊，已常常使用這塊空地，例如舉辦音樂會、展覽、踏單車、玩遙控車、跳街舞等等，共同由下而上的建構這個文化地標與公共空間。弔詭的是，政府將原本橋底的公共空間改造成有咖啡廳有健身設施的公園，但在另一邊海濱長廊的橋底，則參考民間在天橋底辦音樂會、辦展覽的創意，將本來的廢紙回收廠改造為新的公共空間。

「『反轉天橋底行動』的首個起動項目便是營建「反轉天橋底一號場」，目的是將觀塘繞道下被圍封的都市空間重新釋放予公眾使用，場地採用開放式設計，保持一個自由的環境，營造一個市民可暢意蹓躂的公共空間。這個非正式的文化及表演場地，為不同的團體舉辦音樂、文化及展覽等各類活動時，提供多一個可供選擇的場地。」《起東九龍東網站：反轉天橋底行動》（節錄）

然而，因為政府的規劃，人們失去了原本橋底的公共空間，但同時，隨著「反轉天橋底一號場」的落成並開放給公眾使用，愈來愈多不同的樂隊以及文化藝術團體在一號場舉辦文化活動。在這些規劃下，觀塘藝術村的純正性變得模糊，正如現時政府常常聘請一些藝術家在觀塘街頭噴畫，當政府的作品與原本街頭藝術家的作品並列於同一空間時，人們難以分清真假。隨著愈來愈多以假亂真的複製品，人們將難以透過現在的城市空間了解觀塘獨立音樂藝術的原貌。或者說，會錯誤地以為現在觀塘呈現的都市面貌，就是本來的生態。

觀塘的仕紳化是正在發生的過程，筆者不可能假設當九龍東重建計劃完成後對現在觀塘區獨立音樂圈的發展有哪些影響。以下，筆者嘗試以東京六本木新城的例子作為借鏡，也許對現在觀塘區的發展，是不錯的參考。六本木新城是東京市內最矚目的重建計劃。其重建計劃正是透過文化藝術帶動經濟的發展策略。在《Art, Design and the City Roppongi Hills Public Art Project1》中，清淅地把這個都市重建計劃定位為「融和藝術、娛樂的完美都市空間」。發展策略包括日本傳統城市文化之延續、由藝術誘發之品味生活空間和藝術作品街頭化。現在的六本木新城提供了整全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除了購物商場和餐飲場地，更有美術館、圖書館、露天廣場等文化場所。而六本木新城到處都有名藝術家與設計師的作品，製造空間更多的文化氣息。在精心設計一個以藝術為主題的商業區，在六本木新城的結果，我們看到的是「藝術的死亡」。在六本木新城所見的，藝術變成了藝術品，它們自身不再帶有任何精神方面的價值。藝術品與它周圍的環境空間沒有任何關係。藝術品不過是商場的裝飾品，透過文化藝術的包裝，提昇空間的象徵價值。最後，因為商場的格調提升，商品也賣得更貴了。[6] 筆者難以估計觀塘未來會否成為另一個六本木新城，不過觀察政府已經動工的海濱長廊工程，可以看見它與六本木新城分享著類似的城市發展策略。透過空間的改造，利用文化藝術要建立的，是一套「時尚的生活消費方式」。由此，在海濱長廊的設計規劃裏，必須有步道、要有讓人喝咖啡吃蛋糕的咖啡室、有音樂襯托的公園水池、有文化氣息的露天場地等等，這才能提昇空間的格調，吸引有能力消費和有「生活品味」的消費者。而原本天橋底的空地、廢紙回收廠，廢紙、垃圾、吊臂、躉船這些象徵基層生活，不會帶動消費的空間則必須被改造。已經開放公眾使用的「反轉天橋底一號場」，政府投資約二百萬設計及建造，場地的整個設計利用工業元素為主題，場內有一幅長四十米的塗鴉牆、以棄置油罐改裝而成的藝術擺設、用卡板造成的座椅等。由場地設計到擺設，政府精心規劃一個充滿文化藝術氣息的公共空間與表演場地。不過場地裏的藝術設計，以致這個空間卻是與觀塘的獨立音樂與藝術社群沒有任何關係。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開幕禮上，政府原本邀請了多隊獨立樂隊參與演出，卻因為樂隊全面杯葛使得主辦單位不得不臨時更改節目。由此可見，不管是東京的六本木新城，或是起動九龍東規劃，不過是透過改變城市形象，賺取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周邊行業的種種利益。然而，政府這種以文化發展經濟的策略，是否真的是城市發展的妙方？

「如果只是機械化地以『製造地方形象』策略來發展重建城市，卻沒有邀請本土的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其中的話，這等策略只會產生相反或抗衡本土文化特色的反效果。現今所謂文化更新活化策略，通常都是『依樣畫葫蘆』，衍生自同一條公式，營造出來的，只是被吹噓為有文化特色的地區，多數皆是同一個模子複製而成。這種發展、重建策略，最後只會使得不同城市的『文化特區』毫無特色，大同小異」（Mc Carthy 2006:247）[7]

在政府不停加快九龍東重建、改造城市空間的同時，Mc Carthy對政府精心打造的文化城市的評語，更值得令人反思。

結論

在經濟轉型下，觀塘的獨立樂隊和藝術家共同創造了新開端的純正社區。然而，在文化轉向下，文化和經濟變得糾纏不清。文化藝術往往又成為重建的開路先鋒，瓦解原本的社區。在這環境下，重新思考雪倫．朱津所講「純正都市地方」的概念十分重要。純正性所表達的，是一種城市權利，指的是能居住在某個空間的權利，而不是將它當作經驗來消費。回看觀塘區獨立音樂社群的形成與變化，政府的重建計劃，透過文化藝術打造「文化城市」的同時，受影響而失去城市權利的，正正就是共同創造這個空間的音樂人、藝術家與小商戶。追朔觀塘區獨立音樂發展的重要性在於：我們要了解社群的形成、社群的連結，以及認知這個地方需要一種落地生根並留在地方的權利，我們才能恢復城市的靈魂。

參考資料

1. SHidden Agendaron Zuk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idden Agendan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SHidden Agendaron Zukin, 《The Cultures of Citie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3. SHidden Agendaron Zukin, 《祼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群學,2012
4. 郭恩慈，《東亞城市/士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田園城市，2013

附錄：訪問內容紀錄

訪問一：黃津珏（Hidden Agenda主辦人）
問：為甚麼會選擇在觀塘開小型音樂廳？
答：大約在二零零八年，阿和（即許仲和，Hidden Agenda創辦人之一）本來是在旺角和銅鑼灣附近開店賣樂隊短袖衫，後來結業後便想與朋友一起租地方居住和養狗，所以便和朋友一起合租了工廠大廈的一個單位。由於他本身是賣樂隊短袖衫，也喜歡獨立音樂，便嘗試辦樂隊 表演。一開始甚麼都沒有，器材也是問附近的樂隊借的。第一場表演他邀請一些香港和深圳的樂隊來表演。很有趣，那時舞台在一邊，雙層床在另一邊。

問：即是工作和生活是同時進行？
答：這並不是工作，而是娛樂和生活。舉辦了第一次後，便繼續辦樂隊表演。這可以說是有組織地發生的，因為他本身並不是真的打算找個地方來表演。在租那單住後約一年，愈來愈多人在附近組織樂隊。有一幢大廈叫叫作財利工業大廈，六層高，沒有電梯，那時Hidden Agenda在二樓，對面是印刷廠，樓上有些賣釣魚工具。活化工廈政策實施後不久，業主說會整棟賣掉，全部的租客都要搬走。那時，我們便發現情況十分危急，原來已經迫在眉睫，我們這些需要使用工廈的人面臨一個十分大的問題。結業前，我們舉行了兩晚《馬上封音樂會》的表演，也是第一次在Hidden Agenda 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我們組織了一個叫「自然活化合作社」的組織，當中有兩個關鍵人物，一位是被稱為「觀塘專家」的袁智仁，他本身是研究觀塘的，有十分多這方面的數據，亦是一位保育人士，十分反對市建局的重建計劃。第二個重要人物是梁寶山，他是在火炭那邊從事藝術工作。這個組合十分有趣，因為是音樂人、藝術家和關注市區重建的人走在一起，這拉闊了我們很多的想像力，以前我們去說這些事，去不到一個很論述的位置，或是不夠廣闊，但有了袁智仁，我們就多了很多數據可以說明，例如我們知道了二零零三年，政府計劃將三百多幢工廈清拆，只餘下一百八十多棟，差不多清拆了百分之五，拆卸後變成酒店、商廈等。但這一半的工廈使用者去了哪裏？政府則沒有說明。這些數據十分有用。而梁寶山的說法亦具說服力，因為觀塘與火炭的情況十分相似，每次舉行開放日，都使一些藝術家失去了那個地方。有些買家藉著開放日去參觀單位，然後便買了那個地方用作炒賣投機，所以有些藝術家後來也不敢對外開放了。其實活化工廈政策是整個香港都受到影響的，而最先受影響就是我們這一群靠低租金維持的音樂人和藝術家。

問：是不是因為有了活化工廈政策才開始關心這些問題？
答：可以這樣理解，因為現時一些玩音樂和藝術的人和我們的公民意識是同步的，你參與愈多，愈是會碰到很多這些問題。例如公共空間問題，你在街上玩音樂，亦會觸犯不只一條，而是很多條的法例。你以為可以躲起來辦創作嗎？根本就不可能，工廈也是會被人收購的，而且你也是觸犯很多法例。我們就是碰到這些很大的障礙，才會發現，原來我們的公民意識十分薄弱。也許我會歸咎於以前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的經濟太好了，所以香港人因此沒有公民意識，特別是上一輩的人，他們也許是逃避政治責任或是受到迫害而來香港，他們不想碰政治，認為能夠賺錢便可以了。所以他們只是拼命賺錢。而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因為經濟起飛，他們確實是賺得到錢，但公民意識的薄弱卻帶來很多問題。你不參與規劃香港，那些規劃便會與你無關。而面對這些「大怪物」時，我們才醒覺，因為發現自己的論述不足，所以我才會去讀書。我們這些人，強項是玩音樂，那個表達意識是強的，會願意出來批評的，你給他一個舞台和一支咪高峰，其實是會用得到的。但是裏面的內容，我覺得是不足夠。我們辦第一次遊行──「生勾勾活化大遊行」，是從在中央圖書館遊行去藝術發展局，遞交請願信，那次遊行差不多有千人參與，而且幾乎全部都是藝術家和音樂人。我認為那次的確是一個創舉，因為一些藝術家，他們真的願意走出來。他們以前大多是不願意走出來的，我想與本身的訓練是有點關係。因為藝術家會將本身的想法放在自己的作品裏面，如一首歌或一幅畫，你要他們以遊行的形式來表達，本身有很多人是很抗拒的，覺得很政治化。但我會常常思考，除了寫一首歌以外，還可以做些甚麼，寫歌沒有甚麼問題，但我們除了寫歌之外，是不是可以做更多事呢？我們或許可能需要多寫文章、說多點、舉辦多些遊行等。

（圖片來源：http://www.lau-sir.com/diary%28p85%29.html）

問：可以分享一下Hidden Agenda的運作是怎樣嗎？
答：現在已經是第三代了，阿和始終擔當著主腦的角色，但我們並不會有一個指定的人會說自己是負責人，我們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任，所以不需要有一個負責人，或者說每個人都是負責人。我們以義工為主力，特別是第一、二代，根本是沒有薪金，大家也是下班或放學後來幫忙的，有些人可能比較空閒，便常常都在這裏。到現在有一些收入，便能夠支薪糧給兩至三個人，但其他的都是義工，那兩三人便會很主力的做一些日常事務，例如安置音響，或一些行政工作，如回覆電郵等等。其他也是義工，我也是義工，義工團隊大約有十人左右。當然有一些新義工，也有些義工離開了，但都是維持大約十個義工在這裏幫忙。

問：你認識工廈的其他樂隊嗎？有互相合作嗎？
答：這幢大廈沒有其他樂隊。不過我自己本身樂隊租用的大廈便有很多其他樂隊租用。那棟大廈叫高良工業大廈，只有八層高，但有兩層全層都是樂隊練習房。所以有些新聞報導引述一些學者說觀塘區有超過一千隊樂隊，其實數字是我們估計的，暫時沒有一個調查能夠抽到這些人出來，問題是因為政治冷感，很多人都不敢去做訪問或者表達自己租工廈的用途，因為很可能是犯法的。其實很多工廈都是不能夠用作錄音室用途的。我自己比較好一些，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一些問卷，因為我本身亦是工廈使用者，其他人會知道我是做甚麼的，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抗拒，但如果是學界或者媒體，是比較有戒心。

問：與其他樂隊熟絡嗎？
答：因為我本身亦是組樂團的，到Hidden Agenda第一代末，我才和他們熟絡。那時我住在附近，常常踏單車去看表演。在看表演的過程中，因為Hidden Agenda最初形成有很多問題的，你可以去幫忙的地方有很多，你想幫忙你便來幫忙。而阿和這個人是有兩個特質的，很多時候他都不知道怎樣做，因為他能力不夠，你是一定要幫他樣去營運一間小型音樂廳，如果你不幫他，便會結業，所以你便會去幫他。第二是他十分友善的，誰人來幫他也沒問題，所以便形成了這樣的義工團隊出現。為甚麼大家都會分文不收地去幫他？因為你會覺得不只是幫他，而是一起去做好這件事。那裏附近有很多樂隊，其實不單只是樂隊，這裏有很多噴畫，全部都是附近的街頭藝術家畫的。觀塘另一個重鎮就是辦街頭藝術的人，如“START FROM ZERO”、“GRAPIC ARTLINES”、“308TATTOO”等，所以我們有個習慣，不會打電話約朋友吃飯，在附近碰到便一起去吃飯，所以好像不太需要用電話。這個社群就是這樣建立。並沒有一個很官方的說法說這裏是一個藝術村，但我們卻感到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藝術村。特別是說indie（即Independent）文化，很多樂隊、街頭藝術家、紋身、時裝設計、獨立電影等在附近。以前有間叫“Dirty Panda”在附近，是賣噴油的，所有人都是去那裏買噴油的，因為他會有一隻西班牙牌子，其他地方沒有賣，而且很便宜，但現在搬走了，搬了去葵涌。

問：Hidden Agenda搬遷的時候有否擔心原有的聽眾或來表演的樂隊會流失？
答：其實每次的擔心都在於到底搬不搬。因為每次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搬遷。所以每一次都是靠籌款表演來結束，我們都會放捐款箱請來的人捐款。第一次那個音樂會叫《馬上封音樂會》，舉行了兩晚，第二次那個叫《搬遷救亡音樂會》，舉行了四晚，第二次音樂會籌款的意味不太強，但第二次時我們已經是說明完全沒有資金搬遷。因為這間小型音樂廳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我們繼續營運，那你便來支持一下。如果有足夠資金，我們便會搬，如果沒有，那便唯有說再見。其實這是很難得的，因為樂隊來參加這個表演，全都是義務性質，沒有收取毫，且會捐一些產品給我們義賣，例如樂隊短袖衫、光碟等等，四晚都滿座。很多樂隊是本身認識的，他們知道這件事後主動聯絡我們說想參與。通常一些有意義的表演是特別多人想參加的，有些樂隊平日沒有在這裏玩表演，我們都沒有讓他們參加這次表演，因為太多樂隊了，剩下的樂隊也有四晚，而且每晚也有約十多隊樂隊。最後我們籌到錢，便搬了來這裏。很有趣的是，玩獨立音樂的一般都不是正職，都會以其他工作維生，每個人都好像身懷絕技，如拉電線也有朋友可以幫忙，建舞台、裝修、安裝冷氣機，全部都是獨立音樂圈的人幫忙，不用在外面找人幫忙。

問：Hidden Agenda愈受打壓卻反而變得愈出名，你認為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況？
答：我認為搬遷便好像一面鏡子，令我們回頭看事情出了甚麼問題。Hidden Agenda的高調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去到第二代，我們收到地政總署的信要趕我們走，我們開了個大會，找了很多朋友來商量，到底我們要怎麼做，最後結論是發覺並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地政總署條例有問題。而且經我們討論後，發覺我們是沒有甚麼東西輸的，因為我們沒有人是靠這個小型音樂廳維生，儘管結果是要結業，其實對我們的生活是不會有甚麼影響的，只不過是少了個可以給我們玩的地方。那為甚麼不用這個機會去表達一些我們很想說的事呢？

在現時這條例和其他法律框架下，香港根本沒有可能去發展文化藝術。有些文化和音樂界的前輩，會來教我們可以怎樣騙過地政總署、警察和消防等，可以說這裏是貨倉、排練場，並沒有表演的，或者只是做俱樂部，不會對外開放。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我會想，儘管能騙過有關部門，那又如何？一樣是不能改變甚麼，所有的事都沒有推進過。該條例是一九六零年的成立的，政府常常說要發展文化藝術，是否應該更新一下條例？所以我們嘗試用這件事作為契機，說明這個問題。基本上我們是甚麼媒體都接受採訪的，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這裏是沒有牌照的，因為拿不到牌照，不是我們有問題，而是條例有問題。我們常常也想有對話的空間，最理想的是與不同的政府部門坐下來一起討論，但政府只是一直在迴避。地政總署根本不理會我們，只是發了信業主說會釘契。其實業主以前也十分支持我們的，他知道我們是在做甚麼。但地政總署要脅他要釘契，他便害怕，就和我們終止租約，多麼荒謬。如果我們真的按照一九六零年的條例執法，火炭那邊就要全部結業了，所有的藝術家創作室和火炭開放日便全部犯法了。而且有那麼多人去看展覽，卻也不能通過消防條例。最荒謬的事，政府的「盛事基金」，資助了二百萬給他們去辦火炭開放日，但同一時間這個活動卻是犯法的，整件事是十分醜陋的。而那些官員，他們對於要改例這問題全力迴避，但同一時間他又十分需要文化藝術去包裝文化藝術香港，而政府卻不肯去背負責任，使事情能夠做好。我們說這個問題，已經去過立法會討論，去見林鄭月娥，那時候她是發展局局長，她竟然這樣跟我們說：「你去找任何一位官員，他都會告訴你，你們是犯法的。但如果你們繼續在灰色地帶裏面做，並不會有人去動你們的。」我並不能接受，我們又不是在做甚麼不道德的事，又不是在賣毒品，為甚麼要偷偷摸摸？做「過街老鼠」？她居然如此推卸責任，而且民政事務處的說法也是一樣。但這個說法是錯的，因為儘管你不去批評他們，他們還是會動你的，只不過是發展局不動你，但其他政府部門如消防、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等，一樣會動你的。人們支持是因為事情的不合理，儘管消防或是警察上來，我們也會說，你們到底想香港變成怎樣？香港你們也有份的，下了班，大家都是普通人。辦文化藝術是一項建築，建築並不定要是實物，而文化活動本身就是會孕育一些東西出來。表演，表演者會進步，策劃的人會進步，觀眾也會進步，而這個便已經是很好的建築。而香港是需要更多這種建築。所以有些警察也不知怎辦，即是警察來到都只是工作，但如果真的拆了，這些東西便會消失。而我們嘗試提出這些很難答的問題讓他們思考。事實上我們也常常這樣說，這些文化都消失了，是不是好呢？又可以怎樣去做呢？

問：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可見多了獨立樂隊站出來，如在七一遊行時會看到音樂人的隊伍和橫額，是否可以看成是圈內的一種政治覺醒？
答：我覺得政治覺醒這個形容太浪漫了。我認為是會多了人出來發聲，但那種覺醒很多時是一部分的，如我們不停地說，會多了人覺得玩獨立音樂而已，不是犯法的，如果連工廈都沒有了，就沒有地方可以玩，這是一種醒覺。但總括來說，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醒覺。我認為只是剛剛起步，特別是這一兩年，我發現有些事情真的急不來的。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公民意識的醒覺很容易會被引導成為法西斯主義、偽公民意識、潔癖城市等。因為我們放下了太久，然後因為一些事情，修讀了一個精讀班，去學甚麼叫公民意識，甚麼叫公民參與，然後就有很多人可以利用這些空間，幫你闡述甚麼叫公民，甚麼叫本土，而我覺得這樣反而是很危險的，我認為不能太急進。我們試過在牛頭角港鐵站放街站，收集簽名支持。有些樂隊，背著結他，你知道他們是回樂隊練習房的，看到我們，是會跑走的。他們十分害怕你叫他，他們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煩。因為當你叫了他，他不簽名以示支持會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便選擇跑走了。但當我看多了，就會發現，這些事也沒辦法，也不能急進。所以你說政治醒覺真是太浪漫了。到底醒覺到甚麼程度？如你說組織樂隊，說獨立音樂，可能他們會很支持，但說其他事情，他們又會覺得不關他們事，他只不過是一隊小樂隊。這是不是叫醒覺？我覺得只不過是開始發現有些事情不對，但是不是醒覺，我認為不是。

問：這些其實是大家的自身利益，到底有多少人參與？
答：不多。有甚麼不是自身利益？所有的事都是自身利益，樓價、公共空間、網絡上的二次創作，全部都是自身利益。我們也不是在說個人利益，好像電視牌照，也是公眾利益。但又回到公民意識問題，大家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例如談政治，大家就只會想到政黨政治，會被人利用，參與遊行是因為收了人五百元等等。特別是上一代，會認為政黨政治才是政治出現的方式。我們經常說我們沒有政黨背景的，我們是自發的過街老鼠。而這些對香港人來說是很新鮮的。香港人最近常常說移民潮，其實香港人一直都想離開，從來我也不覺得香港人覺得香港很好，我由出生到現在香港人都說想離開的。

問：Hidden Agenda有時會為一些社會運動提供場地，怎樣去理解HIDDEN AGENDA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作為音樂人，你認為你的角色是？
答：我認為有空間不要浪費，所以其實甚麼也會辦的。試過辦狗隻領養。因為阿和認識了一些狗隻義工，救了一些狗回來，那時很多狗籠在這裏，讓人上來領養。出發點都是不要浪費已有的空間。其實很多元化的，雖然主要還是以音樂為主。我們試過辦論壇和放映會，其實甚麼也可以做的，而你會支持的，就是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如你不會讓民建聯在這裏辦論壇。如果你說社運，其實廣義上很多東西也是社會運動，比如踏單車也可說是社會運動，要批判道路使用權，所以這樣說，單車也是社運，我們也會支持的。理論上，社會運動都會支持。

問：你們辦這些活動，是怎樣去達成共識？
答：我們會去討論，到底要不要辦一些甚麼活動。例如星期三辦籌款表演，捐錢給菲律賓，我們沒有收取利益的，因我們覺得現在香港人有很強烈的種族意識，其實也不能說是種族意識，很奇怪，現在香港人是歧視所有事情，十分誇張。但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是菲律賓人、內地人，甚麼人也有，我發現玩文化藝術的人是比較少這種種族主義。我也不明白為甚麼人們不捐錢給菲律賓？菲律賓政府不好與跟菲律賓當地市民有甚麼關係？所以我們一定支持，立刻便舉辦了籌款表演。我們通常很容易便能達成共識，如果不是這樣，大家也不會一起在這裏做義工。因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其實就包含了很多這些元素，如支持少數，我們希望可以選擇。其實辦另類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可以有得選擇。民主也是一樣，也是希望可以選擇，所以也很容易得到共識然後去做。

問：現在起動九龍東計劃對你們影響大嗎？
答：會。但其實整件事分開了很多地方去做。約三、四年前，強制拍賣條例（簡稱強拍條例）通過，由百分之九十降至百分之八十後，推出了活化工廈政策，其實都是有關聯的。很多官員說不想改例，但強拍條例的修改馬上就通過了。其實政府是會改例的。強拍、活化工廈政策、九龍東辦事處，其實所有政府做的事都是有利於九龍東轉型作第二個商業中心，起動九龍東就會說其實不關她們的事。我們試過有一次跟她們開會被利用了。所以真的不要再跟她們開會了。那次起動九龍東的兩位負責人跟我們開會，我們說了最核心的問題，問她們現在這裏的藝術家怎麼辦？可以去哪裏？她們則說工廠大廈的問題與她們無關，她們只是負責一些公共空間，例如橋底和官地。像以前政府有個驗車中心，那個地方是她們管理的，這完全是推卸負任。事後她們寫了報告，說有主動找Hidden Agenda討論，了解社區的情況。我真的十分生氣，而且那個報告我是無法看到的，是有些在香港大學做學術研究的朋友給我看，我才發現她們這樣寫，所以之後我一定拒絕參加這類會議。

起動九龍東最大的問題是它將文化藝術作為包裝紙去包裝商業中心。這就是最核心的問題，因為文化藝術本身的出現，本身已經有自己的價值，而政府是需要利用文化藝術的時候才跟你說。他們那些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全部都不懂文化藝術，只不過是希望我們會繼續有人好像很有生活品味地在橋底玩音樂、玩滑板，把海濱長廊包裝得很有文化氣息，再興建遊輪碼頭和金融中心。但反過來說，我們根本便是一直在這裏做文化藝術，根本不用有一個起動九龍東計劃去增加文化氣息。而政府不過是在利用文化藝術，說將橋底變成音樂場地，但事實上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在橋底辦活動。所以當中的衝突是很強烈的。不過起動九龍東計劃不只是工廈受影響，還有整個九龍東的公共空間。在這件事上，有很大的反駁位，所以我們便呼籲人們去杯葛他們的活動，因為只要你去他們的活動，你便是支持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所談的文化藝術一定是連結財團和資源的。我們認為其實不是這樣的，只要有一塊空地，我們已經可以玩得很開心，為甚麼政府的規劃裏面是不能包括不興建任何東西呢？其實不興建已經很好了。我們在橋底舉行遊擊表演已經三至四年了，那裏就是因為甚麼都沒有才能盡慶，而不是你建了一個舞台後請人們去使用。政府的思維永遠都是這樣，要空降一件事物出來，他不會任由你自己發展。所以公共空間其實每一吋都要爭取。橋底沒有了可以去別處玩，但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我並不認為會有更多公共空間出現，只會愈來愈少。

問：有與觀塘街坊一起行動嗎？
答：會。我是一定會的。在之前未拆的時候，他們舉行的街坊會，我會去開會討論。但本身工作做得不好，比如本身袁智仁都在那邊做市區重建的工作，替街坊去爭取。我們發現觀塘區也不算小，沒有理由反抗力量只有這麼少。其實政府很奸詐，她很早便派了一些社工去游說居民賣樓。而且一開始只是集中在業主身上，只是和業主和店舖的店主談，沒有提及租客。後期，很多人已答應市建局的賠償而搬走了，而剩下的反抗力量變得很少。那邊有甚麼問題我們儘量都會幫忙，如剛剛有一位賣時裝和玩具的美姐，她被市建局趕走，她有十幾箱玩具，放了在我們這裏。我們這裏有空間，便替她收留些貨物，要不是這些貨就會被市建局扔掉。她們在十二月尾會舉行賣物會籌款，去支持反抗工作。能夠幫忙便幫忙。不過，一定要主動，觀塘道分隔了兩面，一邊是住宅和商店，一邊是我們這邊的工廈，其實兩邊不太清楚大家在做甚麼，特別是觀塘區的街坊，總是覺得工廠區這邊像鬼域一樣，不一定要刻意讓他們了解我們，但我認為不需要這樣割裂，以前我們常常會做導賞團，我們有個叫「觀牛賞龍」導賞團，帶一些街坊去參觀幾個錄音室，讓他們知道這裏的人是在做甚麼的。

（圖片來源：kwuntong.wordpress.com）

問：可以說一下之後的發展嗎？
答：有趣的是，我個人察覺到，以前辦社運走得最前的人退後到別的地方。他們現在反而做最多的是社區建設的事情。坦白說，我認為現在的遊行是十分不健康的，那是示弱，不是示威。人多也沒有分別，可能人多更加弱。如果我是政府官員，根本就知道你們的弱點，只假期出動，然後另一天照樣上班，留守的人也不多，根本就是政治潔癖，所以人多根本沒有用。如七一遊行，我認為七一遊行是一個最大的建制。最大的建制是那種遊行形式，遊行完結後，她們是要告訴你明年再來遊行，而不是去推翻一些事情。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會以為今天人多遊行，就可以衝進去推翻政府重新來過。我不是說笑的，是真的有這種心理準備，但你最後會發現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香港人有政治潔癖。他們的潔癖是只會出來參與遊行，拍照上載到面書，便會很開心，很自豪。所以以前走在最前線的人，心力都放在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建設上，如耕田，又如油麻地德昌里去連結街坊和橋底住的人、少數族裔等，我們則連結觀塘附近的藝術家和街坊，必須要由這些開始做起。路是很漫長的，特別是對我來說，我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雖然附近也有很多朋友，但我做連繫社區的工作不是很強。但我認為這些事必須去做，因為有些事必須政治覺醒到某個階段才會發生。他們會開始關心，但行動力是很低的，而且行動方式是十分有選擇性的，只是去簽名，或是去遊行拍照將相上載至面書，他們是不會去做更多的事，在建構社區，然後才可以蘊釀一個較大的社會行動。所以現階段就是這樣，因為以前可以做的事都做了，如遊行、收集簽名、到立法會討論等等，所以現在做些最基本的事，便是社區網絡和教育，即是教書和寫文章。我發現以前七十年代也是這樣，走得最前的一班人，後來都轉變成去發展社區藝術和社區建設的辦手。我現在有點明白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向。

問：政府政策的壓力對於區內獨立音樂的發展影響大嗎？還是會使音樂圈更加團結？
答：我覺得政府的壓力並不是最危險，而是政府的重視才是最危險。如果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的人找人們開會，說會重視這個區的發展，這個其實是很大的誘惑。很多人其實不懂得去拒絕。現在起動九龍東有二千萬資金，應該政府還會再投放更多的資金，他們有資源和土地，然後給大家很多的尊重，找人們討論，邀請樂隊去他們興建的天橋底玩表演，粉飾太平。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抗拒，我認為這才是最危險。所以你必須要很有批判思考。我們是很堅持的，因為如果連我們都不批判的話，還有誰會去批判？我們要回到最基本，思考文化藝術為甚麼會發生，我們可以拒絕多少事便拒絕多少。我們為甚麼要跟他們合作？以前那裏是全香港最大的廢紙回收廠，有很多船、吊臂，以及有很多婆婆會在那邊賣紙皮，現在她們被政府趕走了，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政府要美化海濱道，他們認為有人在拍照談天，有樂隊在玩音樂、跳街舞，便是有品味。有人在賣紙皮便是不美觀。不是政府選擇的文化活動便是不美觀，然後便要趕走，政府的思維就是這樣。而我們必須要反思的是，到底為甚麼政府要給你資源和場地？這是有原因的，是因為政府需要藝術文化界協助他粉飾，政府其實很聰明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懂得拒絕。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是個中介角色，為甚麼只有市建局和發展局不足夠？因為他們需要有個中介角色去向大家說他們是十分尊重文化藝術的，而且有資源給文化界，告訴大家橋底的空間可以怎樣用，而不是像市建局如此強硬的。其實最大的誘惑就是他的尊重，不過那個尊重是假的，是有原因的。我看見的是有很多的文化機構是不會抗拒的，因為有些機構必須向資源看，他們要做很多活動、員工、漂亮的辦事處，雖然他們也有公民意識，很反對政府的城市發展模式，但當有其他的選擇，他們會去選更好的，若只有市建局和起動九龍東，他們就選擇起動九龍東。。不過當我們去利用公共空間去舉辦文化活動，其實是在抗衡現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我們所說的公共空間，其實不需要錢，可以自發去做的。現在香港是沒有公共空間的，現時香港的所謂公共空間其實都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當中有很多限制，根本不能算是公共空間。所以我認為有些地方我們要堅持，要不停地對其他人說明，因為有很多樂隊會認為既然政府提供表演場地，又有錢賺，為甚麼不去玩？但當表演過後，那些活動照會用作起動九龍東的宣傳，我認為需要教育這種拒絕的藝術。

問：但這不是很困難嗎？因為香港本身給樂隊演出的場地已經很少，怎樣可以讓樂隊明白這些？
答：如我去參加一個樂隊比賽，是因為我認同大會的理念及希望得到認同。所以我常常都叫人不要辦比賽，玩音樂為甚麼要比賽？如何有勝負？所以Hidden Agenda從來都不辦比賽的，如果有人說要辦比賽，我會拒絕。如果說文化政策是資源分配，那我們便要問甚麼是資源？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其實便是很大的資源。為甚麼我們要受制某些機構和單位，就是因為那個公共空間我們不能使用。如果擴闊一點，如果天橋底我們是能夠使用，不同的音樂活動都可以舉行，那根本就不需要參加甚麼比賽。這是很難做的，但是必須要做，要不是你就會掉進權力機關，被他們利用和審視，而這些事其實是不應該這樣發生的。但在香港，樂隊玩音樂比賽和一些建制舉辦的表演，好像沒有思考背後到底是甚麼一會事。就好像我們以前玩遊擊表演，曾經試過一晚有三個台，有很多隊樂隊來玩。我們是很鼓勵樂隊自己辦的，你將你自己樂隊練習房的器材搬出來，然後租借發電機便可以成事，根本就不難，最難便是政府阻攔。其實我也很明白那個誘惑，因為很多樂隊也想多些表演來累積經驗和觀眾。所以我們有個活動叫 “Newbie Agenda”便是給一些沒有表演過的樂隊，我們會找四隊樂隊，叫他們自己辦，去設計表演的名稱，然後我們免費租場地給他們去舉辦。要不是其實很慘的，因為其實經驗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只要有人脈關係，儘管你沒有經驗也會有人找你表演，而我是非常討厭這些的，所以“Newbie Agenda”就是要杜絕這些事情，你不需要靠關係，只要你有幾首自己的作品，你便過來。但長遠的發展應該是這樣，當你看見整個圈有一種壞習慣，我們便要嘗試去停止那些事情。比如Cash流行音樂、牌照的問題，你去外面玩表演，全部是自己原創歌曲，但Cash居然可以問你收費。我常常都在批評，以前在玩音樂的人在做甚麼？為甚麼不發聲而任由制度繼續腐化？所以去到我們這一代，便要去疏理，盡量去做，能做多少便做多少。

訪問二：梁穎禮（獨立樂隊意色樓主音）
梁穎禮：在二零零零年初，我搬去觀塘，那時我樂隊練習房在天台，在香港企業大廈，海濱道與偉業街之間的冷行入，與現在的九龍東辦事處很相近，第一個樂隊練習房在那裏。第二個樂隊練習房在成業街，第三個樂隊練習房亦在成業街。第四個樂隊練習房就是財利大廈一樓，也就是我的家，而亦即是後來Hidden Agenda的地址。我在觀塘的時候，是有其他小型音樂廳的，有間小型音樂廳，那小型音樂廳 與樂隊沒有甚麼關係，只是偶然租場給人演出。而並沒有一個Band Scene的生態生存。我由二零零零開始在觀塘租樂隊房，到二零零五年，我搬了四間樂隊房。而Hidden Agenda 是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在我的世界，她是由無變有的。以前，樂隊練習房就是樂隊房，但那時我的朋友會把房分隔成兩房一廳，把樂隊練習房和睡房分開。然後常常叫朋友上來玩。二零零五年前，工廈的租金不貴，約三千至四千元，不難找到個不錯的單位。那個時候，我搬去財利大廈一樓，那裏一千四百呎，月程四千元，我在那裏與我的隊友住了一年多，很多朋友常常上來玩。其實藥物與觀塘Band Scene的關係是很重要的。我認為一直以來Band Scene都缺乏了用藥的討論。因為在主流的價值裏，用藥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實酒的毒性比大麻更加厲害。而在Band Scene裏面確實不少抽大麻的朋友。大麻是種與人溝通和啟發靈感的工具。會用藥的人，他們會構成一個圈子，可能會約在一起食大麻、聽歌、睇戲、談創作等，而那種氛圍不是一般下班或放學會有的。因為服食大麻後，心靈會打開。而Hidden Agenda的開始，也是因為在這樣一起飲酒、一起抽煙的場合，這種氣氛可以使大家心靈打開，把自己心中想做的想法放膽說出來。Hidden Agenda 的阿和其實本身是在銅鑼彎賣樂隊短袖衫的，他本身跟我並不是同一Band Scene的，而他會搬來觀塘是因為他來我家玩。我以前很希望假如觀塘有小型音樂廳和有獨立電台就好了，後來我兩件事我都做了，雖然現在兩件事我都離開了。

而很多樂隊也是在這種的生活裏面。儘管他們只是把自己關在樂隊練習房創作，很少出來，但透過大麻去打開心靈，去思考創作的真正內容，這些都是真實的。這個工具在Band Scene存在了很多年，也不是我們這一代才開始，而是由七十至八十年代到現在。因為現實中，放工放學後，沒有很多的心力將心靈打開。我並不是在推介用藥，不過在用藥後，卻是使大家的共同感出現。而我覺得現在的Band Scene很虛偽。我不過是想說現在Band Scene真實的一面。而現在很多樂隊的創作都是很沉悶的，他們的創作不會進入有關更多心靈或社會的內容。因為只是想寫一些別人喜歡聽的歌，但我認為創作不是這樣，或者生態的建立不是這樣，而是要在一群人中，一起思考我們想做甚麼，一起建立共同的意識形態。而當初的Hidden Agenda就是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很簡單，沒有想像中那麼政治化，不要政府任何的干預，全都是自己規劃，自己動手做。但對Band Scene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衝擊。那時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這個地方是我們自己的，我們甚麼也要自己辦，自己辦表演，蝕了就用我們的上班的人工補貼，賺了就用來交租或增添新的器材，我們是常常去玩表演和看表演，那裏可說是我們的家。其實我們並不是想成為核心，如果每區也是這樣就好了，現在全部聚集在觀塘，我認為是很笨的。聽聞遲些觀塘會再開兩間新的小型音樂廳，感覺好像變成旅遊景點。但這種思考方向是錯的，這是一個假的繁榮現象。因為三間小型音樂廳在觀塘會分薄大家的資源，落入商業市場經濟的競爭，分三區的話會比一區好，因為在不同社區會有不同面貌。以前Band Scene有蒲窩、高山等等，起碼有四個不同的地方，而這四個地方的觀眾群是不一樣的。就好像現在，樂人地帶和Hidden Agenda的觀眾群是不一樣的，但如果都搬了到觀塘，那些觀眾群便會集中在觀塘，而那三間小型音樂廳一定會跌入市場競爭裏面，而在市場競爭的結果便是，總會有間小型音樂廳會結業。現在蒲窩被市場和政府的城市規劃影響很大，儘管香港有多十個像Clockenflap（全名：Clockenflap Music and Arts Festival）的音樂節也沒有意思，因為租金愈來愈貴，為賺錢交租，上班時間愈來愈長，哪有時間心力做樂隊？

沒有Hidden Agenda之前，其實大家都不認為Band Scene是在觀塘，而以前Band Scene，大家會覺得是蒲窩，或者大學的樂隊表演，而不會在觀塘。現在談樂蒲窩你會聯想起觀塘。以前不是這樣的，是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後才是這樣的。以前最多只能說，觀塘的樂隊是有一個風格，是最主動去做連結、演出和紀錄。有Hidden Agenda之後，我們開始用自己的網絡，去連結自己認識的朋友，我們用盡自己的網絡，而並不是好像一般小型音樂廳開業做生意，叫別人來租場。而是打電話給朋友，告訴他我們正在辦小型音樂廳，叫他們一起來玩，一齊辦表演，是一齊辦表演，不是找他出表演。因為我本身也是夾樂隊的，阿和在蒲窩也有好多朋友。

問：你們一開始就計劃要一起辦小型音樂廳？
答：是，因為最初就是這樣講好要一起辦小型音樂廳，所以阿和他們幾個朋友才搬來我家住。有一天，Zamz（意色樓鼓手）說不可以繼續這樣，搬進來兩個月甚麼都沒做過，然後他就把牆鑿破，於是大家便著手辦小型音樂廳，用了一星期時間把舞台砌好。沒有人反對，因為大家搬來時就是想辦小型音樂廳。然後大家便用盡自己的網絡，叫樂隊來玩表演。我記得第一場表演連廣州的朋友也找了，如大話梅，之後便一直玩，大約一年多後，因為大廈被拍賣，所以Hidden Agenda要搬去另一個地方。

問：可以說是因為有了活化工廈政策才開始關心這些問題？
答：我自己不是這樣的。在這個圈子，我自己本身就是與社會運動走很接近。二零零八年民間電台的參與，我便沒有停止對社會運動的參與。活化工廈政策，我是看著它出現，發現了這個問題，然後與相熟的樂隊和社運朋友辦自然活化合作社。當初並不是叫活化工廈政策，而是甚麼土地更新。後來談到活化工廈，便是因為政府說工廈的空置率很高，聽到這裏已經覺得有問題，所以去辦自然活化合作社去連結身邊的藝術家和樂隊。我並不覺得政策是突然空降的，觀察整個城市規劃，這件事必然在觀塘發生的。因為觀塘在九龍灣和藍田之間，加上碼頭很早前已經規劃要成為遊輪碼頭，所以觀塘的工業區是會變成商貿區。但是在過程中，最感受到的，並不是工廈變成了商業大廈，而是租金變得愈來愈貴，附近食店也愈來愈貴。

（圖片：www.hkfpa.com）

問：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可見多了獨立樂隊站出來，如在七一遊行時會看到音樂人的隊伍和橫額，是否可以看成是圈內的一種政治覺醒？
答：在Hidden Agenda搬遷的時候，我們辦過一場表演──「我們來自工廈」，還出了短袖衫。那次其實是想將「我們來自工廈」的概念推廣去五區，想每區都有一場表演，希望荃灣、港島、火炭也各有一場表演，但最後只是能在觀塘舉辦。因為其他區的反應很冷淡。在Band Scene，反對活化工廈政策，最多的聲音只是在觀塘。而其他區的樂隊，即使是受政策影響，也不怎樣發聲。而在觀塘的情況，有些人的確覺醒了，但同時亦有些人變得很消極，甚至是怕了我們。有些人會覺得沒有辦法，租貴便只好搬。期間，自然活化合作社做了很多相關的小冊子，講解如果遇到地政總署查樓應該怎樣應對，我們逐間樂隊練習房逐間樂隊練習房派發，叫人在門口貼「此單位已自活」的貼紙。基本上觀塘的樂隊，不會不知道這件事的，是很多人因為不想惹麻煩，把事情視而不見的。其中一隊Metal Band曾經跟我說有一次地政總署拍門，他們就讓他進來給他檢查，檢查完之後地政處署要求他們搬走，他們就搬走了。但他們這樣做是會連累大家的。因為如果是相同的情況，其他人不讓地政署進來，是因為要守護他們的創作空間。而某Metal Band的行為是投降。事實上真正的合作並不是打開門讓地政總署的職員進來，他要求你搬走便搬走，不是上而下的。很多樂隊知道有這些事，但他們不敢有任何反應，更加不要說反抗。所以我常常覺得很古怪，有些樂隊的音樂是很憤怒的，但現實中卻不會反抗，連守衛自己創作的地方也不會，我真的覺得很不合理，認為應該表裏一致的

問：那些樂隊會不會很怕／討厭你們？
答：不會討厭，但會怕。我會當他們是裝作不知道的，然後不停嘗試去與他們溝通。我不會很強硬的問他們為甚麼不勇敢一些。我住在觀塘十多年，總會有社區網絡，會我去問一些業主會否有租單位給一些樂隊，若一些樂隊想找樂隊合租單位，我也會幫忙。我會嘗試用做這些連結，在這些工作上切入，然後你便可知道他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

問：為甚麼他們會完全不關心這些事情？
答：不是完全不關心，是遲鈍或逃避。像在我附近的人，藝術家會說我們是辦社運的，而社運人士又會說我們是藝術家，我們常常都會這樣被人理解，兩邊都會認為我們是對面的，我則沒有甚麼所謂，但被標籤身份的而且確會阻礙溝通。但我覺得人們不關心這些事，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只顧自己。曾經試過被一些與我們年資差不多的樂隊說我們那麼喜歡辦社運，不如去當政治家。而他們這些也是一種勢力，因為他們也會有一班他們的支持者和學生，有他們自己的社區網絡，他們會歸類我們是激進的，而他們則是專注玩音樂，他們是十分去政治化的。例如有一隊Hidden Agendardcore 的樂隊是完全不會參與或者支援社會運動，但如果有另一隊punk或者Hidden Agendardcore 樂隊是會參與社會運動的，他們的支持者是會流失的，假如你視樂隊是生意的話，唯一的辦法就去說那些人是搗亂的，然後構成的氛圍便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氛圍。而藝術原本是反建制被他們說成是很遙遠的事。只是說“Let’s go rock and roll”，沒有其他內容。只有純音樂的享樂。而在這種氛圍下，當遇到活化工廈政策，一些與政治有關的問題，他們便不會參與，甚至是因為怕身邊的朋友和支持者不喜歡而不參與。你要支持者去政治化，支持者也會要求你去政治化，現在的生態有這一會事。

問：怎樣分裂，可以說詳細一點嗎？
答：是我們這些會參與社會運動，和那些不會參與的樂隊之間存在的問題。他們是十分排斥我們的，好像會分開辦表演，不會再找我參與的樂隊演出，甚至乎不去某些場地表。，第一代的Hidden Agenda，有些樂隊坦言不會來表演就是因為我們辦社會運動。如意色樓亦常常被人說是辦事的，但事實上意色樓的歌更多是與心靈有關的，是傾向自我的藝術表達，關於社會政治的信息不多，但人們往往會以社運人來標籤我們。而Hidden Agenda的情況也是一樣，雖然它本身是一間小型音樂廳，但因為裏面有些人在辦社會運動，而使Band Scene有些人不喜歡Hidden Agenda。直到近年，關係才開始有點改善。而關係好了的原因可能只是近年Hidden Agenda開始有商業味。近年Hidden Agenda也去政治化了很多，由當初Hidden Agenda率先反對活化工廈政策，近年在做的只是怎麼能夠去保著這個地方。在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Band Scene的分裂其實是十分嚴重的，有些樂隊是坦言不來Hidden Agenda。Hidden Agenda的出現，它必然會成為圈中的核心。因為樂隊終極目標不是想有十萬觀眾的表演，而是小型音樂廳。在台上喝啤酒，會弄濕台下的觀眾，那才是樂隊的生活。你對著十萬人演出的，那些叫演唱會。而小型音樂廳才是生活，儘管小型音樂廳平日沒有表演，你也會在那裏，而演唱會場地，當沒有表演時，那裏只不過是空地。

Band Scene的構成，不單只是樂隊和觀眾，還有就是教學的學生。很多時候觀眾都是那些樂隊的學生。而為甚麼會有Hidden Agenda？又或是為甚麼我會想將自己的家變成Hidden Agenda？那是因為覺得原本的Band Scene太悶，例如說一隊punk 樂隊，一定會有社會面向的，但以前的punk 樂隊，那個不是社會面向，只是申訴某些事情。而我們當時一班朋友一起反思，到底樂隊應該是怎樣生活的？而我們討論外國的樂隊時，發現外國樂隊其實很多都是很有社會面向的，如之前佔領中環，亦有很多外國樂隊來玩，而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要建立的是生活裏面的不同，去反抗主流的價值觀。而當中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時，心裏面是有很多的角力，因為意色樓出第一隻碟時，其實是有大型唱片公司的經理人說要與這隊樂隊簽約的。但同時我認為走進主流其實必然會使你本身失去了很多原本的東西，那不是沒例子的，一些二零零零年初的樂隊當年簽大型唱片公司也遇到些不太好的事，而間接使他們解散。主流公司必然有很多的規範，而當時的意色樓選擇了拒絕。因為我們那時去反思，怎樣可以去過主流價值以外的生活，而那種想法不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而是一班朋友一起這樣生活。而那時每日都過著很派對的生活，總之就每天都叫朋友上來樂隊練習房玩，開派對，一起喝酒，一起抽煙，然後不做正職。聽過有很多英國的樂隊說當時的失業救濟金真的幫了他們，不是這樣，他們就沒有時間創作。而在香港，藝術家的困境便是租金愈來愈貴。以前每人給三、四百元租一個單位便是，但現在是二、三千元。而我當時是因為覺得沉悶，所以想要建立另一套的生活，而這套生活在第一代的Hidden Agenda是呈現過出來的。比如連外國中國的樂隊來Hidden Agenda，他們也會覺得儘管在外國，也沒有這麼棒的小型音樂廳。

問：第一代Hidden Agenda 與現在的Hidden Agenda有甚麼分別？
第一代的Hidden Agenda全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弄出來的，很多設備都是不足的，如冷氣、洗手間、燈光，而這個狀態卻是最有活力的。有本書叫《革命將至》，裏面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活力從來都不是在都市裏面，而在貧民窟裏面。」第一代的Hidden Agenda就是這樣，例如你會看見牆身本身是紫色，但忽然有邊是黑色的，就是因為不夠油的緣故，很多設備是不完善的，但那時看表演的門票大約是賣八十元，有些表演還是免費的。那個時候來看表演，不單是來看表演，而是去支持一個地方，一個很地下的地方，因為香港以前是沒有小型音樂廳的。之前有的小型音樂廳都是出租樂隊房形式的小型音樂廳，而Hidden Agenda則是一個很自己動手做的小型音樂廳，而上去Hidden Agenda幫忙的，都不是工作人員，而是在看表演的人，只是順便在做工作人員。而他們看完表演是會留下來玩的，或者第二天沒有表演也會上來玩。但現在Hidden Agenda是你租場給你去辦表演的一種買賣關係，是比較迎合市場的地方。

問：政府政策的壓力會否令獨立音樂圈更加團結？
我認為有團結過，但現在又淡化了，或許要等下一次的出現。在第一次Hidden Agenda 搬遷的時候，我們舉行了一次遊行，去了香港藝術發展局抗議，當時有大約八百名藝術家與樂隊參與，那個時候真是最團結的。就好像剛才我用Metal Band作例子，他們愈是被打壓愈害怕，因為他們沒有連結在一起。而他們為甚麼沒有連結在一起，就是因為有種去政治化的心，很想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使得打壓愈厲害，不代表反抗力量愈大。我曾經問過些樂隊，因為活化工廈政策，租金升了那麼多，為甚麼不反抗？他們會答沒有辦法，認付加租的辦法唯有是賺多些錢或搬走。他們想把音樂保持在最高的純度，但事實上他們倒轉了思考方式，因為搖滾最高的純度便是反建制。很有趣，一個玩音樂很成熟的人，不代表他對社會的認識是一樣的，不代表他對音樂的見解和對社會的見解是一樣的。很多時都會有錯覺，這個音樂人玩音樂很厲害，但不談政治，是因為他清高，但其實可能只不過是他不懂得或者是逃避。政治冷感和去政治化使活化工廈政策能夠順利一關一關通過。而對比外地或是七十年代德國的柏林，並不是他們的人更願意站出來，而是更多人會願意忠於搖滾和藝術本來的理念。但香港比較少的原因是那些事變成了一種商機。其實也不只是藝術家，其實全香港也是去政治化，使得很多社會運動做到的事也很有限。例如二零零五年，反世界貿易組織事件，只有幾隊樂隊參與，其實很多社會面向或是社會運動的參與，樂隊都是缺席的。不會放下自己的身份去支援。所以我才會說我們這些朋友自然地建立一套樂隊仔的生活態度，或者說主流生活以外的生活態度，這樣才可以鞏固這個意識形態。為甚麼打壓愈厲害但還是沒有反應，始終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甚至是全香港人的問題。

問：那反過來說，政府給予文化藝術更多的資助，會否又是另一個問題？
答：我認為要學懂甚麼叫共識與共治。如果一切都是假手於人，期望由上而下的資源，其實是一定不能避免主流的收編。以前儘管未有西九龍，未有起動九龍東計劃，主流都有很多形式的收編在不斷發生。而現在不過是政府撥款給一些非政府組織，而非政府組織去搵一些藝術家，即藝術家間接幫政府做事。而藝術家自己本身亦有很大的責任。創作時，為甚麼不觀察社會？如另類藝術，一定有他的社會面向，但為甚麼對社會的理解是那麼少？ 就好像去年在佔領中環，我們講反對資本主義，人們會問，你知不知道甚麼是資本主義？會這樣被人質問，所以一定要去知道。面對建制也是一樣，建制近年的收編確實是令人很煩惱，但那些並不是新鮮的事。要對抗建制的收編，我認為需要連結和學習向建制拒絕，慢慢地走在一起去建立共同的意識。就好像今年的「建築雙年展」，就是因為有藝術家和街坊抗議，間接喚起幾個參展的藝術單位退出，而這些退出的單位，亦會影響其他藝術家去反思事件。這就好像一個漣漪，慢慢的散開，造成影響，而使得大家願意走在一起去建立共同的意識去抵抗。而現在，由東九龍至西九龍，這個城市規劃裏，藝術不過是花紙。而藝術家本身就好像投影機，透過自己的作品將真實和未知反映出來。藝術家當然亦會有自己獨個兒創作的時候，但是當面對建制的收編，藝術家需要思考自己的定位是甚麼。小樂隊也是一樣，如果小樂隊是透過聲音去傳達訊息，他沒有理由把這種聲音放在建制裏面。對我而言，現在能做的就是不斷傳遞這些訊息，去分享其他人。因為以前也曾經試過跟一些樂隊說他的歌明明是反建制，但自己的生活卻不是這樣，表裏不一，而導致反目，反效果也很大。所以唯一方法是自己去做行動者，而去建立一套意識，希望更多的藝術家能夠一起去抵抗。

問：起動九龍東計劃對觀塘獨立音樂發展影響大嗎？
答：有很大的影響。那是無私與自私之爭。有人會認為有地方玩就去玩。例如樂人地帶，他們有一次自己帶器材去辦表演，他以為自己很聰明，用自己資源在政府場地辦表演，而他的想法是，他想和游擊表演不同，因為游擊表演在天橋底空地辦，他就在那邊辦，他們是這樣認為的。而很多樂隊不知就裏就去玩了。作為在獨立音樂圈人，他們沒有廣闊的視野看到為甚麼遊擊表演要在天橋底辦，而只將一切視作自己的成積，忽略生態的健康。我有跟他們說不應該在那裏辦表演，但他也在那裏辦表演了。當然他們會說只不過是想幫小樂隊，但游撃表演的樂隊不是樂隊嗎？他們又表演又反建制，不是更加完滿？但面對這些藝術家或樂隊，我很難嚴厲的去批評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自覺地做建制的齒輪，他們是不知道為甚麼會站了在建制那邊。我的理解也是因為他們去政治化和政治冷感。

樂人地帶其實是葵芳小型音樂廳，他來觀塘辦表演其實是跨區的，而我們最希望的是樂隊能在自己的社區辦表演。樂隊想玩表演是能夠理解的，我自己也經歷過在青年中心玩表演的日子，不知就裏走去玩了。但是在二零零二年，我們去了由自治八樓辦的「自由文化音樂節」，見識到原來Band Scene以外，有另一個Band Scene都是玩音樂，一天有二十多隊樂隊玩。但那時，在Band Scene，沒有樂隊會說有關社會的事。但樂人地帶那場表演是在二零一二年，是十年後的事，這期間經歷了活化工廈政策、小型音樂廳被迫遷等等。有小樂隊是參與社會運動，在Band Scene已經不是陌生的。在以前，社運與樂隊是割裂的，但現在，儘管如何無知，也不會不知道Band Scene出現了要和社會運動連結的事情。因為建制對文化圈的打壓，我們現在有新的名詞叫「文創推土機」，其實大家是不會不察覺到的，儘管有場地演出，但沒有了創作空間，有場地演出又有甚麼意義？難道真的要以貴租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夢想很老土的題目，不用常常說出來，我沒有理由要常常說我要呼吸，這是理所當然的。我會認為這個時候是Band Scene的墜落，以前一隊樂隊每人交三、四百元租，但現在可能每人交二、三千元租，你的部分收入拿了去交租，那便拿樂隊練習房來教結他，那愈教愈多時，樂隊練習房常用作教學，就沒時間練歌了，最後本末倒置，連樂隊也散了，結果樂隊練習房就只是用來教學，來賺取養樂隊練習房的租金而不是創作，這才是困難的地迮。這導致創作的質素很低和缺乏生活感。現在很多樂隊只是玩些現時流行的音樂，而那些音樂，儘管作得有多好，當被建制收編後，他們會有假象，他們有演出，而不再分類，到底哪裏才是Band Scene，因為如果沒有Band Scene，沒有生態，沒有了一套小樂隊的生活模式，樂隊是沒有存在意義的。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

游擊表演的理念便是自己規劃。Band Scene現在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有些樂隊很難有機會出表演，或者出表演沒有錢，為甚麼會有這個問題，因為有階級關係，主人凌駕於很多事，他可以決定很多事，但他背卻是贊助商。但作為一隊樂隊，不能因為這些因素而令自己分享音樂的機會減少。不能夠被現在的Band Scene規限。比如有隊樂隊叫「留」，他們就是沒有很多演出機會的樂隊，玩nu-metal的，他們就是看見了這個狀況而辦游擊表演，找了身邊的樂隊一起玩。這是自己規劃的，不需要有主辦人。游擊表演是沒有主辦人的，參加的樂隊一起討論場表演怎樣辦，流程是怎樣等等。這是超愈Band Scene固有的形態，以前是主辦人去找樂隊，告訴你時間地點和同場還有那些樂隊，問你會不會玩。而游擊表演是超愈這些事。其實樂隊沒有出表演機會，他們可以自己辦表演的，為甚麼一定要等機會，把歌曲主動上載到網絡也是一種機會。

問：參加游擊表演的樂隊會否有較多的政治意識？
答：他們至少也會談公共空間，會反對活化工廈政策，但會當然會有落差的，有小樂隊會跟我們一起遊行，但亦有些小樂隊不會參與表演以外的事。而游擊表演是令小樂隊多了些生活裏的政治意識。因為辦游擊表演可能會遇到警察的阻攔，而在過程中，觀眾與小樂隊也是參與者，而所有在場的人都需要經驗這件事，甚麼是公權力、甚麼是建制、甚麼是打壓，而這是很真實的呈現，這過程中會提升我們的意識。在游擊表演裏，每次也有些積極的東西在產生。但如果說固有的Band Scene，我則持比較消極的看法。

在Band Scene裏，我們是其中一種人，但我們並不是Band Scene的主流，而Band Scene的主流，多數都很去政治化和政治冷感的。如有一張合輯叫《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那張專輯的樂隊已經是全部了。而如果有新樂隊，他想玩些好玩的，可能會和我們一起，但如果他們想要名氣或其他，他們很自然便會與些大樂隊或前輩走在一起。其實很多人對藝術或者搖滾的抱負並不大，只不過是想出張唱片而已，如果真的有很大的抱負，不可能不去深化，反思甚麼是搖滾，甚麼是藝術。因為大家都不深入探究，所以很容易被超越。以北京的情況作一例子，北京以前是看見香港有人在玩那種音樂，很快就已經超越了香港。相對香港，內地的樂隊對社會的議題或是政治的敏感度是較香港的樂隊高很多。好像那時佔領中環，中國的樂隊會特地來香港玩音樂，相反香港的樂隊卻很少參與。Band Scene大部分的人都政治冷感。當有人加入這個圈，一些新的樂隊如果想出名，一定會想認識一些主辦人，而很快便跟隨了固有的規矩，而不會自己製作一個表演，也不會關心社會。最後，他們變得依賴主辦人，我們反對的這種氛圍，但我們只是Band Scene的其中一種人，屬於少數。

問：獨立音樂本來是有她的社會面向，但為甚麼在圈內反而是少數？
答：這很難說，因為其實全香港人都政治冷感。如果說小樂隊，很可能很多人組織樂隊的人都只不過是覺玩音樂很有型格，卻並不重視搖滾應有的情操，只是視音樂為工藝，而不是藝術。好像現在很多樂隊，他們雖然好像很厲害，但只是在模仿外國的音樂，沒有個性。他可能技術很厲害，但卻沒有創作力，而這正是工藝跟藝術的分別。工藝不過是手工很好，但藝術則是能夠開啟思維。學音樂時應該學會如何用音樂去表達對社會的看法。但現在不是這樣的，現在是那些音樂流行，便去玩這類型的音樂，隨波逐流，很可能被模仿的那隊樂隊也沒有甚麼態度。主流樂隊為甚麼不能找獨立樂隊去聽，因為主流市場不停地佔領不同的接收空間。而你想聽獨立樂隊是需要花時間慢慢去找的。我們現在還是會一班朋友一起聽歌，聽歌看歌詞是很重要的，但現在人們常常都只是這陣子流行甚麼便聽甚麼。

問：對於未來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在Band Scene裏，會用藥物來打開心靈或探討心靈，較會去關心社會的多。可能是很多人也沒有那個素養，不覺得自己能夠用自己的長處對社會作出一些反抗。所以其實心靈的探討也是一種練習。但無奈的地方是，我們並不應去等待時機，而行動本身就是創造時機的方法。Band Scene很多人都不是無知的，只不過是對問題視而不見。我認為並不能只停留在心靈的探討，或是等由上而下的規劃，而是去重新思考怎樣從下而上去抗爭，去捉緊自己隊樂隊在創作上的生存權利。其實這也離不開一些意識形態的討論，大家需要有更多的反抗意識，很難會有一顆即時的特效藥。我從前是一個不太理社會政治的小樂隊，可能不時會有些不滿會去遊行，而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當中的轉變就是經過很多的反思。我喜歡的很多外國的樂隊，他們的音樂包含了很多社會元素，而我相信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是這樣。如果沒有和生活連結，那些音樂不過是聲音，而不是一種訊息，不是搖滾。就好像Radiohead、Rage Against The Machine、Bob Marley的歌，他們的歌根本就是一套論述或表態，一種生活態度，他們影響了我很多。我很不滿Band Scene的生態，而去反思，為甚麼一定要跟主辦人混熟才有機會玩表演？為甚麼有些有個性的樂隊總是沒有甚麼機會演出？所以現在儘管自己的樂隊錄音、出唱片，也不會站回去市場的位置上，而Band Scene內總需要些樂隊是站在反建制和市場外的位置。很多人常說音樂沒有主流非主流的分別，音樂本身的旋律或是拍子當然很中性，但所講的主流或非主流是指市場內或是市場外。而市場內一定是有較多的規範，而市場外的創作力必然是更多，所以我自己會選擇站在主流以外的位置。所有主流的東西都像是在一個圓形裏，而真正的養份並不會在這個圓的核心中，而是在圓的外，你說那是獨立也好，是地下也好，總之那才是養份。到底是為了這個生態還是為了藝術而站在這個位置上？可能兩樣也是，因為我跟這個生態不能割裂，我也會想我的創作有一種藝術情操。所以我認為要盡量連結起來，用自己的長處去做些事情，比如是自己製作辦表演或出碟等，我認為這才是Band Scene的出口。

訪問三：Derek （獨立樂隊CHidden Agendapter Hidden Agendard鼓手）
問：甚麼時候開始在觀塘工廈組織樂隊？
答：約在兩年多前，其實最初也沒有打算在這裏組織樂隊，也嘗試找了其他不同的地方，如新蒲崗、大角咀、葵芳等，但有些業主當知道我們是用來做樂隊練習房，便不想租給我們。所以最後才選了觀塘。

問：你認識工廈的其他樂隊嗎？有互相合作嗎？
答：還未有機會合作，不過是認識的，例如樂隊練習房，附近大廈等等。有些是本身認識的，有時會一起玩。

問：觀塘的獨立樂音樂圈受活化工廈政策／起動九龍東影響很大，這對你們樂隊有影響嗎？會去關心這個政策嗎？
答：我們的樂隊成員都差不多玩音樂玩了十年以上，在觀塘租樂隊練習房只有約兩年時間。以一隊新樂隊來說，成員們都是埋頭苦幹去創作或是找樂隊表演，很少會去關心觀塘區內的事。說說我的看法，如你剛才提到起動九龍東計劃，政府的政策其實對獨立音樂的發展幫助也不大，不過是好像做場表演，想安撫些藝術家或音樂人。好像在海濱長廊之前興建的天橋底一號場，只不過是放了些油罐，美化了一下，但根本就不是個很好的表演場地，也沒有甚麼樂隊在那邊玩表演，或是舉行一些藝術節目，因為政府預備的配套不足。

問：受活化工廈政策帶來的問題，例如加租或是要搬遷，你們有受到影響嗎？
答：這些事其實一直也有發生。也有聽到身邊的朋友說過。我認為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實際上不只是觀塘，其他的工廠區也有很多藝術家或音樂人拿來做錄音室。而我們也不是想要用工廈作錄音室，只不過你不可能在市區辦錄音室，除了因為租金太貴外，還會滋擾其他人。而政府則說工廈不能作錄音室的用途，那到底要藝術家搬去在哪裏創作呢？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內部沒有一些較年輕的聲音，會去為我們發聲，或是正視這些問題。可能也有的，但影響力很細。我們也是知道的，比如地政總署會來調查，之後又被迫遷。如之前有朋友就是因為這件事用了十多萬來打官司，結果最後又是要被迫遷。

問：你們也會有站出來參與一些運動去反對這些政策嗎？
答：作為一隊樂隊，沒有以樂隊的名義去做這些事情。但以個人來說，我們各自也會關心這些事情，如在面書上看到相關的新聞會去關心，也會去七一遊行，但也沒有特別為這個事情發聲，因為本身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不過，近年，身邊的朋友也開始愈來愈關心社會和社會運動。這也是因為愈來愈多年青人會去參與社會運動，而因為多了人參與，那當我們樂隊友這些小眾走出來的時候，大概能會引起政府更大的關注。不過我們很少會以樂隊的名義去做一些事情，反之會以音樂人身份個別參與。

問：為甚麼會有這個轉變？
答：我覺得媒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在網絡的年代，透過上網或者面書，你很容易便會知道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然後去選擇自己的立場。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甚麼都不做，但我會認為現時很多事都是很迫切的，如果你仍想繼續在香港社會生存，你必須去發聲。我不會做領先反對政府的人，但至少可以去表達自己的意見。而近年香港的民怨愈來愈厲害，相信只會愈來愈多人出來發聲。

問：作為音樂人，如何理解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答：我認為音樂是十分有感染力去推動一些事情，而如果能用音樂改變些事情，是有正面的影響的。作為音樂人，為甚麼不支持這些事情？我覺得沒有甚麼問題，只不過是用音樂去說自己想說的事情。總較躲在樂隊練習房好，因為不發聲的話，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你的需要是甚麼。但我也不排除有些人對音樂的態度只不過是在樂隊練習房唱歌似的，不過如果真的對音樂有熱誠，我認為是應該要走出來，用音樂去說自己想說的事情。

問：你身邊的朋友或是其他樂隊會關心這些事情嗎？
答：不是身邊所有的朋友都是玩音樂的，而如果他們不是在這個圈子的，他們根本不會想去關心工廈的問題。雖然每個人都會聽歌，但不是每個人都會留意獨立音樂或者樂隊的聲音，而香港的生態就是令大部分人都只會聽流行曲，卻不會知道有些人在努力去玩不同的音樂。當很多聽眾都是不太了解或是支持這件事，作為獨立音樂樂隊，便加應該主動告訴人們有些人正在做些甚麼事情。而怎樣去做這些事情，就是我們先要去玩好自己的音樂。當你玩得好，有人注意到我們，自然會了解我們有甚麼需要。不過，儘管是在我的圈子裏，也不是很多支持Band Sound的人。特別是在香港，要改變這個生態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在外國，Band Sound是一個音樂類型，或者是音樂的根本，因為沒有樂器，也不會有音樂。但在香港，組織樂隊不過是一種潮流，因為潮流流行樂隊，人們才去學樂器。雖然現在多了很多新的樂隊，但會不會這個熱潮過後，又會消沉下來呢？我覺得樂隊圈是有些怨氣，因為這處境的確是有點無助，有些人可能是無助到已經不想去理會這些事情，只管音樂便算了。

問：獨立音樂圈的另一個問題是樂隊很難有演出機會，這些事會否有影響？
答：其實近年，香港已經多了很多演出的機會。而表演當然是會有主辦人，而現時的狀況是有很多不同的主辦人出現了，但主辦人與主辦人之間的聯繫卻不大，這好像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比如是Hidden Agenda、Rock Motel、樂人地帶等等。他們有自己的社群，各自做不同的事，而中間卻沒有甚麼聯繫。而如果不是這些圈子的人，他們又會嘗試去創造另一個新的圈子。而現在就是不停有新的圈子出現，但卻沒有凝聚一些較大的力量。暫時還沒有一些事情能使這些圈子連繫在一起，使得好像不太團結。現在是一個進程，也許將來會有一班人能夠領導Band Scene去發聲、去推動音樂也說不定。

問：對於未來觀塘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其實觀塘確是獨立樂隊或者藝術家的集中地，所以應該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不過，如何要使獨立音樂圈以外的人關心這個圈的事，也是很重要。未來可以做的，起碼要有更多有質素的演出，而不只是依靠圈內的朋友做聽眾。而現在多了這麼多宣傳方便，比如是面書、手機程式等等，要讓多些人去了解這個圈子的人正在做些甚麼事情。

訪問四：一位曾在觀塘玩獨立音樂的朋友
問：甚麼時候開始在觀塘附近玩音樂？
答：大約是二零零七年，有些朋友在觀塘有樂隊練習房。其實那棟大廈有很多樂隊練習房，也有些演出場地，我們有時會去朋友那裏玩，也會在附近去表演。

問：去Hidden Agenda表演會否感覺與其他場地不一樣？
答：我們之前去Hidden Agenda玩過表演是一個大學學會舉辦的音樂會。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你會覺得那裏是給樂隊玩的地方，比較有親切感。之前曾經去過一些商場表演，他們的音響很差。但在Hidden Agenda，他們則會懂得怎樣去配合我們。

問：觀塘的獨立樂音樂圈受活化工廈政策/起動九龍東影響很大，這對你們樂隊有影響嗎？會去關心這個政策嗎？
答：也會的。如現在很多商業機構寫字樓搬了進觀塘工業區，現時愈來愈多工廈作寫字樓，甚至住宅用途。而組織樂隊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所以有些業主會不太想地方租給樂隊。另外，因為以前較少人租用工廈，所以比較便宜，而現在多人租了，所以租金也上升了。而在香港，組織樂隊很多時候也是不能賺錢的，所以租金上升，很自然就會去找些較便宜的地方。近二、三年，有很多樂隊搬了去葵興，或是之前在觀塘的樂隊搬了去新蒲崗。我認為只不過是想辦法生存，其實也不一定要在觀塘才能組織樂隊。

問：受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比如Hidden Agenda是領先反對活化工廈政策，你們會否參與一些運動去反對這些政策？那參與或不參與這些政策的理由是甚麼？
答：首先這裏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單位，政府、業主和租客。首先因為我們不是業主，所以很難去反對這些單位的用作甚麼用途。另外，香港的工業發展確是式微。不過由於本地能夠發展創意工業的空間是十分有限的，活化工廈政策對於樂隊來說，最大的影響是成本較以往高了很多。而活化工廈政策最主要涉及土地用途的問題，但隨著愈來愈多商業機構進駐觀塘，觀塘要變成商貿區，也不是我們能改變的。

問：如何理解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答：其實一般市民也可以參與社會運動，大既是做藝術的人會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不同的表達方式。

問：對於未來觀塘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可能以後獨立音樂的重心不會在觀塘，以前因為觀塘有很多空置的工業大廈，租金很便宜，所以很多樂隊聚居於此，例如火炭有很多藝術家聚居，也是因為有很多工廈。如果沒有工廈，其實不過是要到找另一些地方，仍是會繼續組織樂隊的。可能會搬到較遠離市中心的地方，如有些朋友在元朗有樂隊練習房，而對他們來說，是沒有甚麼影響的。可能影響最大是一些表演場地，因為表演場地需要更大的空間，如果沒有了工廈，便會比較難去租這麼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