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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電影
吳秉恩
從周星馳電影看香港意識形態的轉變
每次和朋友到粉麵店想點一碗牛丸吃的時候,總有朋友會立即送上一句:「爭咩呀?溝埋做瀨尿牛丸呀笨」;每當與一群好友燒烤,準備燒雞翼時,又總會有人唱出一句:「燒雞翼我鍾意食」,每次都總有人會說一兩句周星馳電影的對白,但大家又不會感到生厭,反而會有其他朋友接上下一句的對白,這份親切的感覺,相信這便是周星馳電影的魔力所在。

(圖片來源:www.youtube.com)
周星馳的電影,憑著其「無里頭文化」的故事情節和對白,成功令香港人完全愛上他的電影,周星馳的電影對白對香港人來說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周星馳的電影是横跨九十年代至現在的。一九九零年,周星馳正式主演了多齣電影,其中有開始「無里頭文化」的《賭聖》,周星馳在戲中扮演一個由內地初來港的青年左頌星,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賭聖,戲中有很多有趣幽默的情節,奠定了日後周星馳的小人物形象和「無里頭文化」的特色。
直到二零零八年,還有周星馳在幕前演出的電影上映,所以周星馳的電影可以說是和我們一同由九十年代,共同漫步到二零一四年的。在周星馳的電影中,我們可以見到當年的街道,感受到當年的社會環境,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感受到當年香港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所以本文將跟隨周星馳電影的腳步,遊歷這十多年間香港的歷史,看看從當年到今日,香港人到底改變了甚麼,同時又失去了甚麼。
從發憤向上的動力,變成無能為力
周星馳在大部分電影中,在開始時都是扮演一個小人物角色,甚至是一個非常草根的角色,例如《賭聖》中的新移民左頌星、《破壞之王》中的外賣小子何金銀、《西遊記》中的土匪至尊寶等。以往的周星馳電影,所談的都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如何憑著努力、不怕別人嘲笑、不怕死的精神,最後可以出人頭地,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一等高人。
而一九九四年的《破壞之王》便完全可以體現到這種打不死的精神,故事講述一名膽小怕事的外賣小子何金銀,為了得到心儀女孩阿麗的歡心,所以學習武術令自己成為堅強的人,向企圖搶走阿麗的絕頂高手宣戰,最後戰勝對方,得到勝利。在一般人的眼中,外賣小子都是一名非常平凡和沒甚麼影響力的人物,但周星馳反而用一個最平凡和草根形象的職業作為主角的設定,最後要他挑戰一名絕頂高手,旨在令觀眾體會到只要努力發憤向上,只要不怕死,便有機會出人頭地,這亦是以往香港人常掛在嘴邊,名為「拼搏精神」的一套價值觀。

(圖片來源:tupian.baike.com)
這套價值觀是伴隨香港經濟發展後而來的。香港人一直堅信只要努力,凡事都必可以成真,所以出身並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後天的拼搏精神都可以帶來成功,所以即使有如外賣小子這種草根的代表人物,只要有勇氣和決心,以一種充滿希望和滿腔熱血的目光來凝望將來也終能成功;但隨著十多年的時間過去,這種眼神卻漸漸變得充滿無力感。
二零零八年的《長江七號》便是一個可以看到這種發憤向上的精神,如何變成無能為力的狀態的例子。《長江七號》講述周星馳飾演的周鐵,是一名靠建築地盤散工為生,但同時需要供養兒子周小狄到貴族學校上學的父親。兒子在校受到富家子弟的排斥,但隨著一隻外星生物的來臨,成功令兒子被同學所接受,更救回在地盤因工而死的周鐵。故事雖然都是圍繞著草根階層的周鐵父子,但當中所表達的精神已經和以往的周星馳電影完全不同。
《長江七號》中雖然同是用一個草根小人物為主幹,但是背後所帶給觀眾的意義,卻不再是那種力爭上游,只要努力便總有出頭天的感覺。《長江七號》帶給觀眾的是窮人的自覺,在戲中周小狄想買玩具,作為父親的周星馳多次教導說:「我們是窮!但不會偷別人的東西」,不斷提醒兒子周小狄如何有「窮人的自覺」,同為平民的觀眾,感受到的是窮人的尊嚴。

(圖片來源:tw.movie.yahoo.com)
當然可能你會問,周鐵千辛萬苦也要給兒子到貴族學校,這不是一種如《破壞之王》的外賣小子越級挑戰絕頂高手的意義嗎?表面上是對的,但只要細心一看,就會發現周小狄到貴族學校,反而是感受到富裕如貴族的資產階級和自身的距離,富家子弟隨手便能拿出新玩具,壞了也不會感到可惜,還有的是當周小狄吃著一個只盛著剩飯的便當時,其他同學卻吃著豪華豐盛的午餐,這些場景給觀眾感受到富人和窮人間的距離、貴族和百姓間的距離,甚至是天和地之間的距離,產生出來的是一種無力感。當看著這個如同天與地的差距時,平民只能感到無能為力。
這都是近年香港的縮影。香港近年經常都會談到霸權,因為大財團、資本階級等的影響有增無減,而且貧富差距漸走兩極化,所以港人由以往一心想著如何力爭上游,到現在已經變成只想著如何能在社會上苟延殘存、如何在物價高企的情況下解決三餐一宿、如何在大集團的強權下保護一間小食店等。港人已經無閒去想如何發憤向上,只有心力想著如何生存,閒時最多也只能用無力的眼神凝望著社會上層和自身之間可怕的距離。
從對抗權力階級,變成千依百順
以往的周星馳電影,給人的感覺雖然「無里頭」,但「無里頭」並不代表是無聊的意思,有言論認為「按目前一般說法,無疑乍聽是瘋言狂語,但其實是以黑色幽默,用來諷刺和反抗傳統社會秩序和權力的枷鎖」[1] ,「無里頭」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挑戰權力階級和傳統社會的手法,所以從以往的周星馳電影中,都找到不少對抗權力階級的意識。
當中一九九四年的《九品芝麻官》便是一個例子,故事講述一名貪包龍星良心發現,為一名被滅門,而且被污辱的婦人申冤,雖被朝廷中的奸黨陷害,但最後成功上京告御狀,於公堂之上伸張正義,把奸黨一網打盡。在故事的尾段,一場公堂大戰之中,更加人了慈禧太后寵愛的太監李連英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周星馳所演的包龍星,完全無懼這位朝廷的大紅人,反而和李連英展開一場唇槍舌劍的駡戰,更以香港人才明白的一句「陰陽屎忽鬼」來形容李連英,成為周星馳電影中經典的一幕。

(圖片來源:culture.022china.com)
這場公堂大戰,作為觀眾當然看得開心,除了有很多香港人才明白的字詞和較為市井用語外,更重要的是在一般的電影和電視劇中,所看到的都是權傾朝野的李連英,但在《九品芝麻官》中卻居然看到有官員在公堂之中痛駡他,而且更用上「陰陽屎忽鬼」來形容他,連場駡戰令李連英都再沒有氣力還擊。這亦是當時周星馳電影中的意識形態,一種敢於對抗權貴的勇氣,即使對手有多強,自己都會有勇於對抗和打敗他的決心。
九十年代初,相信香港人因為八九民運的關係,不少人都曾經走到街上表達訴求,這種行為都是一種對抗霸權的意識,而這種敢於對抗權力階級的精神,即使在演藝界中都同樣存在,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梅艷芳。而周星馳在一九九零 年的《賭聖》中亦有吳君如扮演民主女神一幕,而背景音樂更播放著《血染的風采》,可見當時的香港無論是民間還是演藝界,都有著向極權階級挑戰的意識形態,而在當時周星馳的電影中,無論是《九品芝麻官》的包龍星,還是《破壞之王》中的外賣小子,都能從中看出這一種意識形態。

(圖片來源:ent.sina.com.cn)
到了近年,經過了十多年的歲月,這一套意識形態卻隨著香港回歸中國而漸漸淡化。回歸中國後的香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深深受中國影響,不少港人都期望能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從而走入中國的市場獲利,所以即使在政治上,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是大多港人所追求的西方式民主,但不少人都把這方面的訴求放下,用中國市場的龐大把對抗權力階級的意識蒙蔽。有的甚至認為中國是施恩者,任何的經濟問題都希望由中國替香港解決,所以都不再反抗,而是說出「追求和諧」、「追求平穩」等話。
而在周星馳二零零八年的《長江七號》中,同樣能見證到這個轉變。戲中所表達的已經不再是對權力階級的對抗和鬥爭,取而代之的是漸漸受到權力階級的欣賞和接納,例如在戲中富家子弟代表學校中的權力階級,在故事的尾段,因為有同學替周小狄出頭,最後大打出手,在不打不相識的劇情下,終於周小狄獲得了同學的接納,不再被同學排斥;而另一邊的地盤工地,曾和工頭爭吵的父親周鐵,亦獲得工頭的體諒,除了不計前嫌再給周鐵工作外,更送上紅封包,還指明那些錢是給他的兒子用的。
以上這兩段劇情,看似是十分温暖,但細心一看其實可以看到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改變,無論是周小狄還是周鐵,都是突然獲得權力階級的欣賞和接納,而不像以往的電影般要靠自己的實力和決心對抗權力階級,才能讓自己可以有平等的待遇。
從諷刺中國,到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
正如前文所說,周星馳其中一個大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其「無里頭文化」,而當中幽默諷刺的部分最為吸引。在以往的周星馳電影中,有不少諷刺中國的故事情節,而且是把中國作他者化來諷刺,例如在一九九零年《賭聖》的第一幕,由周星馳演的左頌星剛從中國來港,在仍未易名為紅磡站的九龍車站外,想用人民幣在汽水機買飲料時,被路過的警察問了一句:「大陸仔你做咩?用人民幣買香港汽水?你傻的嗎?」,之後左頌星回應說:「我沒有港幣呀,同志」,警察立即說:「冇人係你同志!」,最後更被這名警察愚弄,叫他去哀求汽水機給他一罐汽水。
這一段《賭聖》的劇情曾令無數香港人發笑,因為戲中的左頌星,是當時港人眼中,那些無知而且沒有常識,逢人必定會稱呼為「同志」的「大陸仔」,所以對他被愚弄只會感到幽默有趣,因為左頌星在那時是一個「他者」,並不是香港人,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地高聲大笑。另外,當時的香港對中國都是抱有較負面的印象,除了因為經歷了八九民運等的事件,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一向都認為中國是俗氣、守舊和黑暗,而在一九九四年的《國產凌凌漆》中亦可以找到這種意識形態。
一九九四年的《國產凌凌漆》中,周星馳扮演一名被國家遺忘多年中國的特務凌凌漆,為了追查國寶暴龍頭骨化石的下落,最後和自己的上司一決生死的故事。但戲中有很多的情節都是諷刺中國的,其中最為經典的一幕是凌凌漆要被槍斃,而另外幾個同時要被槍斃的人,分別是被指偷看國防機密的盲人、局長的兒子,和絕頂的輕功高手,他們幾個出盡各種方法都難逃一劫,但最後凌凌漆卻只是用了一百元來賄賂執法人員,便逃過一劫,之後執法人員更為凌凌漆點香煙,歡送他離開,這一幕把當時香港人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表露無遺。
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和中國的經濟起飛,在中國這個龐大市場面前,宏偉的基建大大改變了香港人對中國的印象,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有無盡機會的地方,雖然還有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壞印象並未能消除,但在利益面前,不少港人都選擇對壞處絕口不提,假裝沒事發生一樣。在近年的三齣作品《少林足球》、《功夫》和《長江七號》中都能夠見到這個意識形態的改變,至少這三齣電影都再看不見如左頌星、凌凌漆等用來諷刺中國的手法,即使有一些觀眾認為《少林足球》和《長江七號》是諷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但相對於《國產凌凌漆》中經典的一幕槍斃劇情,明顯已經把諷刺的程度降低到近乎沒有的水平。

(圖片來源:zh.wikipedia.org)
從周星馳的電影中,可以看到因為回歸中國,為了進軍國內市場,不少香港人都不再敵視和諷刺中國,當然《少林足球》、《功夫》和《長江七號》這三齣戲本身也是要打入國內市場的,但再細心分析這三齣電影,可以看到不但是不再諷刺中國,更重要的是已經把自身都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對待中國不再持著「他者化」的方式,而是乾脆把拍攝的地點、故事的主角等都設定在中國大陸,《功夫》是講述一九三零年的上海,而《少林足球》和《長江七號》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故事地點,但從戲中的景物,也不難知道拍攝都是在中國大陸為主,而且《長江七號》中周星馳的角色名稱「周鐵」一聽之下都不像是香港人的名字。雖然這三齣電影都沒甚麼港產電影的感覺,不過同樣出現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從《賭聖》和《國產凌凌漆》的時代到《少林足球》、《功夫》和《長江七號》的時代,都可以看到在意識形態上,港人已經漸漸接受香港成為了中國一部分這一套思維了。
周星馳有否失去甚麼?香港人又有否失去甚麼?
前文所說的,不止是周星馳自九十年代至今,其電影風格的改變,更看到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各樣不同的轉變,例如由反抗權力變成千依百順,而周星馳則由諷刺中國,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這些都是改變,改變不一定是壞事,但同時卻不一定是好事,要視乎在改變的過程中,得到了甚麼,又失去了甚麼。
周星馳由一九九零年的《賭聖》到二零零八年的《長江七號》,他得到很多東西,他得到了演藝界中的名望,得到了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豐厚的金錢和財富,他的電影除了在香港大受歡迎外,在中國大陸都票房大賣,能進軍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從表面上看、從他的財富來看,他就像得到了一切。假若從非物質的精神層面上來看,他就像一個絕頂劍客,得到了財富,但卻失去了和他並肩作戰多年的一把絕世寶劍一樣。
周星馳的寶劍,就是他一份「無里頭」精神,一份敢於對抗權力,諷刺傳統社會的力量和精神。從《九品芝麻官》的包龍星到《長江七號》的周鐵,當中不是單純改變戲路,而是周星馳在這十多年間,漸漸失去了包龍星對李連英破口大駡的一份精神,周鐵是周星馳失去了包龍星的靈魂,在殘存的碎片中東拉西扯重組出來的角色,同為小人物,但對著權力階級唯有千依百順,希望對方接納自己,正如希望中國市場接納《長江七號》一樣。失去了「無里頭」精神的周星馳,假若凌凌漆再一次面臨槍斃,如今的凌凌漆一定必死無疑;又如周星馳再一次遇上李連英,相信再也駡不出一句「陰陽屎忽鬼」了,因為他已經失去了心中的包龍星,只餘下國內的周鐵先生。
我們從周星馳這十多年間的電影,見證了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在這十多年的轉變,的確隨著這份改變,香港人可以享受到回歸中國所帶來的商機,所以香港人得到的,不較周星馳少,但同時失去的,卻可能比周星馳更多。香港人在意識形態的改變中,失去的不只是一份發憤向上的精神,而是在無形中完全接受自己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同時,卻漸漸把「香港人」的身份都失去了,「香港人」這個身份是有別於中國人,因為香港是按照自己一套價值觀而走到今時今日,當中引而為傲的有「力爭上遊」、「不怕死」等一些如《破壞之王》中外賣小子的精神,但現在卻變成了周鐵和工頭的情況,把權力階級的工頭當作是施恩者,而自己則當一個受恩者,結果我們都失去了外賣小子這個代表「香港人」的身份了,結果和周星馳一樣,我們都成為了《長江七號》中的周鐵。
單從史實來看,表面上周星馳和香港人在這十幾年都是不斷進步,在物質上都得到了更多,在名譽上得到了更多,但從概念和精神的層面上來看,原來周星馳和我們都是退步了,因為我們在這十多年間的時光,得到利益的同時,卻失去了一直建立出來的,最寶貴的一份精神。
參考書目:
1. 陳婉瑩主編(2005),《我是一個演員 周星馳文化解讀》,南方日報出版社。
注釋:
[1] 陳婉瑩主編(2005),《我是一個演員 周星馳文化解讀》,南方日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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