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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讓「包容」一詞重歸它應有的豐富蘊涵
回歸後中港矛盾不斷升溫，令人驚訝的是該議題的持續性。[1] 若說它直接影響民生，所以曠日持久，那麼相比之下，有關取消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對沖機制的討論似乎已冷卻下來，甚至已不用說毀損參半的全民退休保障、形同虛設的「可加可減機制」、失敗告終的「港人港地」，而訂立最高工時的訴求更是周期性地曇花一現。若說它關乎政治及經濟，那麼香港人對五區公投、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簡稱政改）、佔領中環等議題的參與及投入似乎不比「蝗蟲論」大。[2] 曾鋪天蓋地的港視風波似乎已從公共領域退場；香港人對官僚體制與功能組別的指責與嘲弄，似乎不比咒罵拉著行李箱過境的自由行來得惡毒露骨。若以理性而論，以上種種政治和經濟困局不是較內地人士在公眾場所大小便更令人抓狂嗎？然而事實上，卻又並非如此。當各種正反立場的理性討論在本土論述的層面上不斷交鋒，[3] 雙方有時甚至以情緒失控的謾罵告終，但似乎都不及拍攝到內地小孩在地鐵車廂內吃零食，更能引起港人直觀的情感控訴，更能讓人在網路上瘋傳相關片段。[4] 這該當如何理解？中港矛盾催生了政治文化上所謂的本土派，而非本土派的論述令其出現；反「蝗蟲論」的聲音時有起落，但無論提出多麼詳備的理據，似乎都無法平息怒火。若然理性討論只能隔靴搔癢，那麼「癢」處何在？若然排外情緒根本就是一種情緒宣泄，理性鞭長莫及的時候，那麼，該問的是：這是一種怎樣的情緒？如何出現？怎樣理解？下文借三位外國學者對三種當代情感的洞見，嘗試在理性分析以外另闢途徑。 學者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文章“Fear of small numbers“討論了當代社會中的一個難題──明明多數（majority）擁有壓倒性的政治及軍事力量，為何仍然懼怕少數（minority）？他提出一個身分政治的概念，叫「擸絕身分」（predatory identity），最大特徵是其意圖把少數趕盡殺絕。[5] 所謂「多數」未必是一個同質性的整體，而原本可能溫和及各自取向有異的大多數為何會對少數萌生「殺意」？原因是其被恐懼動員，恐懼自身滅絕，因此先下手為強。通常產生恐懼的原因，是害怕少數的出生率（也包括移民數字）節節上升。而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更怕各地的少數連成一氣，動搖本地大多數原先享有的領導地位，甚至取而代之。阿君‧阿帕度萊把多數對少數的恐懼，從過往道德恐慌的問題轉向現代社會個人對自身及國族的想像上作出探討。[6] 我們把視角轉回香港的現實處境，便不難發現有香港的所謂本土派往往高舉「華夏正統」，甚至自詡「城邦」，倡議保存本土語言文字、習俗禮儀、（比較先進的）政經制度等核心價值，渲染內地人士的非文明特質，藉以把香港人自身身分上升到國族層次，想像一種值得自傲的、完整的、純粹的身分認同。一九九九年葉劉淑儀宣稱未來十年將會有一百六十七萬內地人來港定居，而十年早過去了，雖非事實，餘音卻言猶在耳。若然理性的論述在於公共資源的錙銖必較，即使其被證偽，卻也未能道出排外殺他的真正情感因由。阿君‧阿帕度萊的洞見，在於他把對少數的恐懼，與多數對自身完整性（completeness／wholeness）的想像，連繫在一起。[7] 因此，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之中，越小的瑕疵，越不能容忍，問題越是尖銳：純粹正統的身分不容非文明的內地人「玷污」，尤其到處大小便的內地人。這亦解釋了孔允明案上訴成功，所引發的恐懼比各種更急切的民生議題還要大。[8] 在此，「香港人」這個身分概念，與「純潔」（purity）扣連在一起。問題是，這種扣連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公共資源的得失，與大小異便風馬牛不相及也，背後到底憑藉一套怎樣的邏輯？ 究竟這種對完整與純潔的追求是怎樣來的呢？學者珍妮弗‧比德爾（Jennifer Biddle）“Shame”的文章中可以補充這點，幫助我們推敲其中因由。她認為當一個人感到羞恥，並非因為自己做了甚麼，而是自己本身是甚麼（Shame is experienced less as about what the self has done but what the self is.）。[9] 她的意思是說，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理想的自我，有自我完善的意欲，羞恥源於自己不能達到這個理想。以下我想分享一個自己的經歷。 我一九九零年從廣州來到香港，剛趕得及上小學一年級。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不小心打翻了自己的水樽，弄得桌子全都是水。由於聲音太大，老師停下講課，叫我先清理桌子。不幸當天我忘了帶手帕，不知如何是好，老師質問我為何連紙巾都沒有，來自內地的我聽不明白甚麼叫「紙巾」，一時發著獃。我在八十年代的廣州長大，根本沒見過那種隨身攜帶的所謂「紙巾」。鄰座的同學借我一張，為我解窘，我才突然感到兩頰如被火燒，感到羞恥的並不是我打翻了水或被老師責問，而是我不知道「紙巾」這回事！因為一張紙巾，我羞恥於自己是香港人口中的「大陸仔」——這個本身的我。當時我只知羞恥，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重點不單只在清潔，更重要的似乎是如何處理「不潔」，從而達到一個完美的、理想的自我。這一直是中、小學不可或缺的身體規訓。處理「不潔」，在於替不潔者感到羞恥，所謂“shame on you”。珍妮弗‧比德爾指出羞恥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內地人大小便影片瘋傳，正是來自我們從小到大那種以不潔為恥的身體規訓所產生的情感，或一個對自我身分的期許，因此，無法容忍不潔成為集體的社會情感。羞恥成為身分塑造的一種強烈情感資源，而「自然地」與排拒衛生水平不足的「非文明」扣連在一起。 無論港人對內地人的恐懼和羞恥，都與港人對自己身分的想像有關，而這種想像則來自現代社會要求人不斷自我完善。學者沙雷克爾（Renata Salecl）在其著作“On Anxiety”中提到，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種獨特的焦慮，它並非來自各種失敗的可能性，剛剛相反，它來自成功的可能性。我們一般對「焦慮」的理解，通是因為慾望得不到滿足，或害怕失去某些已擁有的事物所致。沙雷克爾則認為，當代人的焦慮不是由於匱乏，反而是不容許有匱乏（the lack is lacking i.e. that there is no place for inconsistency, non-wholeness）。[10] 現代社會在我們眼前展開的，都是一個個機會，一個個成功的可能性，我們有太多的選擇與機會，使我們疲於奔命，摧谷自己做一個「完人」。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之中，我們發現自己永遠有所不足，然後繼續自我完善，繼續反省不足。我們的理性容不下偶然性與不完整，無論待人或自恃。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某些家長在孩子幼稚園時期已強迫他們補習，不想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沙雷克爾在文中甚至指出，孩子的焦慮是因為父母健在，噓寒問暖，打點一切，令其無法自由發展，甚至感到窒息。一方面我們太過自由，有無數選擇，無數自我完善的機會，於是另一方面我們被逼作出選擇，焦慮不已。這也許顯現在事無大小的生活瑣事上，我們身邊總有三數個「罹患」「選擇困難症」的朋友，不是嗎？這種自由的悖論對我們來說毫不陌生，沙雷克爾甚至稱之為「自由的暴政」（tyranny of freedom）。 透過借助三位學者對恐懼、羞恥及焦慮的剖析，綜觀當前排外的身分政治，其情感基礎似乎在於對自身完整性的想像，而不容一絲外來者的玷污。但這種完整性的想像，其實在情感上十分矛盾，一方面我們恐懼本土的純粹性被外來者入侵，羞恥於他人的不文明、不整潔；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焦慮自己過於自由，而無法停止逼迫自己追求完美。這並不是包容或不包容他者的問題，而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問題──我們能否稍稍放下對生活既定的理解，重新學會接納自己生命中的偶然與不完整，容讓「包容」一詞重新回到它應有的豐富蘊涵？
注釋： [1] 自二零零一年莊豐源案，終審法院裁決「雙非嬰兒」擁有居港權，加上二零零三年實施「自由行」，引發內地人來港產子潮；再者，部分大陸遊客來港搶購日用品、走私水貨、以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如當眾如厠)等，使中港矛盾事件不斷升溫，內地來港人士被傳媒及網絡論壇冠以「蝗蟲」渾號，至今仍然是當前重要議題。 [2] 參考香港網絡大典：「至於在香港網絡上使用『蝗蟲』一詞，源於高登討論區2010年9月9日發出的文章《我提議從大陸以外地方輸入華人抒援本地人口老化》。討論區的回應中，有站友最先用『蝗蟲』字眼直接交代出香港深層次問題，以『蝗蟲』字眼把能幹認真、善良老實的人，與國內來港以針對性掠奪社福資源為目的的懶人惡人分別出來。」(http://evchk.wikia.com/wiki/%E8%9D%97%E8%9F%B2) 無法考證是否屬實，但既然是網路用語，所以參考了網絡上流行的解釋。 [3] 最觸目的莫過於是以陳雲的兩本著作《香港城邦論》、《香港遺民論》及今年最新出版的《香港城邦論 II》所倡議的「城邦運動」。由於《香港城邦論》及《香港遺民論》發肇於「中港矛盾」，呼應了網絡上流行的「蝗蟲論」，在面書吸引了不少追隨者，也在網絡電台主持節目，縱論時局。經「光復上水」一役及狠批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等事件後，陳雲甚至公開與社會主流意見領袖、知識分子、政黨黨員等駁火(或割蓆)，只要是關心香港時局的人，對陳雲的爭議也從未間斷。反對陳雲者可參看梁文道：〈國師〉，《蘋果日報》副刊，2013年2月24日；吳志森：〈鍵盤戰士一廂情願〉，《蘋果日報》論壇，2013年6月5 日；王偉雄：〈也談國師病〉，《主場新聞》，2013年3月1 日；區龍宇：〈右翼本土論危害本土〉，《主場新聞》，2013年5月29日；劉桂標：〈駁斥陳雲的民主觀與普世價值觀〉，《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6月18 日；何雪瑩、林緻茵：〈何謂香港人？ 陳雲vs碧樺依〉，《評台》，2013年6月6 日；徐少驊：〈淺批陳雲的《香港城邦論》〉，2013年6月8 日等等不一而足。 [4] 可經網絡搜尋最近流行的「厚多士」事件。事源一位操內地口音的女性與另一位女性在港鐵車廂內對罵，原因是前者的兒子在車箱內進食。後來經傳媒查證，事主已經來港七年以上，但網民未有放過對其指罵及嘲弄。 [5] Arjun Appadurai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236-239. [6] 一九七零年代，Stuart Hall主理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曾研究過一個當時熱門的課題，叫「道德恐慌」(moral panic)。「道德恐慌」這一概念最先在一九七二年由Stanley Cohen提出 ，他的研究對象是一九六零年代所謂的“mods and rockers”。當時社會普遍視這些人為問題青少年，予以遣責，並把他們標籤成道德失格和行為異常的人，進而把他們塑造成危害社會利益和價值的一群；於是透過傳媒的大肆報導，他們變成一個刻板(stereotype)的符號；社會上的意見領袖、知識分子、政黨人士紛紛對這些被簡化了的空洞能指提出解決方案，不假思索地指責他們，好像這樣就真的能解決一切問題。Stanley 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harles Krinsky, ‘Introduction: The Moral Panic Concept’, Charles Krinsky(ed.),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oral Panics, US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3. [7] Arjun Appadurai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236. [8]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孔允明案上訴成功，終審法院裁定申領綜援需居港滿七年是違憲，遂爆發新一輪「中港矛盾」。由於今次涉及社會福利，觸動了不少人的神經；而且矛盾點鮮明：即未住滿七年的新移民都有資格申請綜援。於是有人擔心此例一開，政府福利開資會大增，甚至連內地新移民申請公屋也能透過法律途徑更改現行規例，即時全城「恐慌」。一些資深傳謀人如李慧玲，也被觸動了神經。她在其主持的烽煙節目指出，是次判決可能會嚴重加重社會負擔(詳情可收聽2013年12月17 日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然而，這些討論多數只是情緒宣泄，而非基於事實的探討。不少論者已對此就作出分析，指出現時所見的二十四萬公屋輪候個案，主要由於近年樓價和租金急升期間的積累造成。(陳紹銘：〈放寬公屋居港期限的發展與影響〉，《信報》，2013年12月23日；周諾恆：〈談綜援，請回到事實〉，評台(http://www.pentoy.hk)，2013年12月18日。)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表明，近年成立的關愛基金，能協助未受領綜援家庭，有緩衝作用，福利整體支出未必如市民想像般大。 [9] Jennifer Biddle, (2009): “Shame”,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115. [10] Renata Sakecl (2004): On Anxiety,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p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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