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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電影中的另類實踐——對電影《讓子彈飛》的文本分析
文化藝術與商業是否能夠並行不悖一直是一個存在著爭議的話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經說過文化是人類用來反省自我存在的一種形態。[1] 但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經濟與文化絕對不是單一存在的獨立體系。在經濟與文化構成的複合系統中，文化也要遵照資本主義的交換法則進行買賣。二十世紀中期的歐美，隨著資本累積方式的轉型與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了一種日益蓬勃的新興產業，文化產品如同流水線上的工業產品般，可以進行大批量的生產。在這樣大批量的生產中，文化產品中的精神內涵不得不屈從於大眾消費市場，不斷生產出強化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商品。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認為當文化成為了一種可被大眾消費並取悅大眾的娛樂，文化於藝術所具有對於現實的否定性認識的本質，便在某種程度上遭到破壞。 在全球語境中，電影作為文化藝術表現形式的一種形態也在所難免地被捲入文化工業中。最具典型代表的電業產業要屬於美國的好萊塢（Hollywood）。好萊塢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影生產基地，其市場與觀眾遍佈全球各地，其成功的秘訣便是滿足觀眾腦海中的美夢與幻象，不論主人翁的命運曾經是多麼的坎坷與曲折，但在最後都會有一個圓滿的大結局。好萊塢的電影不僅帶給觀眾視覺和感官上的衝擊，還在最後滿足了觀眾對於永遠不會破滅的未來的憧憬。這樣的電影提供觀眾娛樂與感官上的刺激，讓生活在無聊的大城市中的人們在黑漆漆的電影院中忘記了現實的存在，同時也忘了自我。電影工業生產出來的電影在不斷論述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也分散了人們對於現實社會的注意力，使得現實中所存在的實質問題被淡化或合理化。例如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 ,1985）便是一部可以讓黑人女性觀眾為其感動流淚的電影。但是這位白人導演在電影中對於黑人男性粗魯、無禮和充滿暴力的詮釋，所顯示出作為一個白人男性對於黑人男性的蔑視與種族歧視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卻在最後的圓滿大結局中被完全忽略。 然而是否所有的商業電影中的藝術與文化價值，都在不斷地適應大眾娛樂性消費的過程中，被消解以致喪失殆盡了呢？讓我們將目光從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市場收歸到當下的中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商品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電影作為從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逐漸轉向需要考慮適應大眾市場的文化生產與文化產品。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不斷追求票房收入，在適應大眾與特權階級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忽略了電影應該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很多商業片大多淪為花巨資打造，且華而不實的空殼：追求宏大的場景設置與故事結構、請明星撐場面、不斷重複固有的電影語言與敘事手法、不斷選取歷史主題作為拍攝背景、不斷重複地論述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價值觀與歷史觀，對於當下正發生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和其中的政治經濟形態與走向避而遠之。在這樣密不透風一邊倒的文化氛圍之下，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映的《讓子彈飛》，為中國的電影市場帶來了一絲綠意與希望。 姜文導演的《讓子彈飛》改編自馬識途小說《盜官記》，在上映後的第一周內便拿下了一點七億人民幣的票房成績，超過了同期上映，由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票房一點六億）。從數字上很明顯地看出《讓子彈飛》在大眾市場中被廣泛認可和接受的程度。但是大眾對於《讓子彈飛》的肯定是否也代表這部商業化電影中的文化的社會功能，與其它商業電影一樣被消解了呢？ 雖然《讓子彈飛》借用了《盜官記》的故事線索和梗概，但其中所宣揚的精神內容卻與原著中鮮明的意識形態有著較大的差異。《盜官記》講述民國軍閥割據時期，以張牧之為代表的低層民眾，通過智慧與勇氣打倒了以黃天榜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故事。原著對張牧之等人持頌揚態度，而黃天榜代表的地主階級則是被諷刺和批判的對象。《讓子彈飛》中並沒有強調這種老生常談的階級鬥爭，影片只是借用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與梗概，通過一種戲謔和諷刺的電影語言和敘事手法，運用各種符號與隱喻，看似是在講述民國的故事，實則卻反應了在中國式權利與鬥爭中，各方在爭奪權利時的模式和手段，也影射了當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和衝突。 《讓子彈飛》的故事背景屬軍閥混戰時期，南部中國的一個小鎮。買官成功的馬邦德帶著自己的師爺和夫人，乘著火車、吃著火鍋、唱著歌，要走馬上任康城縣長。沒想到半途卻被張麻子等人打劫。於是馬邦德冒充了被炸死的湯師爺，告訴張麻子做了縣長便會有錢，試圖將張麻子騙到惡霸橫行的鵝城上任縣長，於是展開了其在鵝城中與財主黃四郎鬥智鬥勇的故事。在姜文頗具個人風格的電影語言與黑色幽默的戲謔中，故事隱含了很多複雜對立的權利關係與文化意涵。 影片隨著《送別》悠揚的旋律開始，九匹白馬拉著火車朝鏡頭奔來。火車上馬邦德與師爺和夫人正吃著中式火鍋，滿面笑容的唱著：「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送別》的旋律很快將影片的基調帶入了四分五裂，山河破敗的軍閥混戰時期。但鏡頭切換，湯師爺與馬邦德等人好像慶祝似的唱著這首歌，湯師爺不停拍著馬邦德的馬屁，與馬夫人互相調侃，這不禁讓人響起了官場上的餐桌文化，和他們的嘴臉，而且配合著葛優與馮小剛誇張到位的演出，著實反應出一種對餐桌文化的調侃與諷刺。中式音樂《送別》剛完，又響起了西洋配樂，中西結合，反應出民國時期文化繁盛，中西思潮交匯的大環境。而其中馬拉火車出現在已有蒸汽火車的民國時期，則給電影營造出一種特有的奇異感，展現了電影中從始至終的自由、奔放和不拘一格的特質。
民國時期，中西方文化交匯時產生出來的矛盾與現象在鵝城有明顯的反應。鵝城中的建築既有中式的門廳，又有西式的廊橋、寶頂、石柱和拱門。來迎接張麻子，湯師爺的鼓隊的妝容則是仿效日本的能面面具。而在鵝城稱霸的黃四郎則經常中英文夾雜地與他的下屬交流。黃四郎的寶貝地雷是美國製造，而張麻子則要聽莫札特的歌曲，決定賺到錢後要送自己的義子去海外留學。鴻門宴上，黃四郎又要張麻子當他的介錯人。[2] 在夫人和六子的葬禮上，牧師念完悼詞後敲的是木魚，這些地方一面體現了對歐美和日本文化的崇拜，一面又在這些崇拜中加入了明顯的中國元素。這些文化衝突雖然不明顯，但觀眾卻可以透過零星的細節感受到民國時期，中西文化交匯時的社會風貌與歷史的脈絡。在民國時期，一些知識份子通過獎學金資助前往歐美與日本留學，回國時帶回了很多歐美著作與當其時流行歐美的思潮。雖然這些思潮在某種程度上讓五四前後的民國文化百家爭鳴，十分繁盛。但普通民眾由於軍閥割據的混亂場面並沒有獲得民主自由與公平的權利，新的政治模式也未在此時出現，這使得買官賣官，官商勾結的事情時有發生。縣長不停輪換，地方財主稱霸一方長期欺壓百姓，甚至權利會淩駕於縣長之上。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黑暗。在鵝城裏，縣長與地方勢力勾結，通過各種方式斂財，欺壓當地的窮苦人家，百姓心中積怨頗深，但黃四郎的心狠手辣讓百姓噤若寒蟬。張麻子來到鵝城冒充縣長上任，開始了與黃四郎的較量，最後帶領人們發動起義，除掉黃四郎這一地方惡霸。在這一較量的過程中，影片運用各種符號和隱喻，實則在講述當其時的民國，但卻隱喻了當今社會中存留種種問題和現象。 首先是片中的隱喻。這些隱喻開始於鵝城的城門口。城門口張貼著數張懸賞張麻子的通緝令。通緝令上的張麻子面向凶惡，一臉橫肉，臉上長滿了麻子。而現實中的張麻子臉上不但沒有麻子，而且還可以說是在武氣中夾雜了一絲文氣，可算一表人才。當現實中的張麻子初到鵝城，遇見通緝令中的張麻子時，他的義子抱打不平地問他爲什麽把他畫成了這樣。而張麻子面帶含義不明的微笑說，「越不像就越安全」。於是「越不像就越安全」成為了整部《讓子彈飛》使用的敘事技巧。在審查制度越來越嚴格下，任何觸及或可能觸及到當權階級權力與利益的言論都會被無條件刪除或整改。電影作為大眾傳媒中最為主要的一塊，更是受制於這種審查制度，電影主題若與敏感話題或敏感詞彙有關，花費大量經費拍攝的電影不僅面臨被禁播的危險，該部影片的導演也有可能會受到相應的處罰。例如婁燁在拍攝愛情片《頤和園》（這部愛情片的背景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在未經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許可的情況下拿到戛納電影節的參展後，不僅影片本身被禁播，而且婁燁本人更被禁拍片五年。 於是《讓子彈飛》便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中，採取了「越不像就越安全」這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手段，在影射現實的同時保留這種影射的多意性，使看上去似是而非，而這種似是而非的「不像」又不會面臨被禁的可能。片中縣衙門口的老鼓上長滿了藤蔓，而張麻子的義子六子要將鼓上的藤蔓砍掉。湯師爺看見了連忙勸阻，告訴六子這是乾隆時候設的冤鼓，因為長期沒人敲打所以生了根，長了葉，就成這樣了。而六子卻執意要砍掉藤蔓，告訴湯師爺有冤鼓便說明有冤。師爺的回答卻影射出冤鼓沒人敲的原因：「誰敢有冤啊？」後來六子被黃天榜的手下胡萬和冤枉，爲了在眾鄉親面前證明自己的清白，六子自己用刀開膛破肚。但當六子在相親面前用刀劃開自己的肚子之後，所有圍觀的相親都一哄而散，他們只是來看熱鬧的。而胡萬這時走到將死的六子跟前，告訴六子他知道他是清白的，他上當了。 在這裏死的不是二哥、三哥、四哥，偏偏是六子。六子砍掉了大家都不敢去碰的冤鼓，要為不敢伸冤的人伸冤。然而不敢伸冤的人在強權的威脅下，反過來作了假證，將六子逼上絕路，周圍看熱鬧的群眾也在六子死後一哄而散，沒有任何人站出來為六子伸冤。這裏除了反映國民的劣根性以外，也隱喻了六四運動。六子恰好代表了六四運動中，在暴力的強權下無緣無故犧牲的學生，他們爲了更好的明天開腸破肚，但周圍看熱鬧的人在衝突發生時一哄而散，沒人為他們證明清白，他們和六子一樣，死得壯烈，也死得冤枉。六子死後，電影還有對六四事件更明顯的暗示，張麻子和眾弟兄到他墓前，與他告別的第一人是四哥，於是「六四」二字便同時出現在「六弟，四哥會為你報仇」一句台詞中。當眾人對著「六」的手勢深深鞠躬的時候，也就是在向六四事件中冤死的學生和群眾默哀。 另一個對革命的隱喻出現在湯師爺死後。張麻子將白銀舖滿鵝城的街道，但白天卻沒有百姓敢拿，晚上卻偷偷拿了。第二天早上，黃四郎派馬車出來收回白銀，百姓又將白銀上交。張麻子再把槍彈鋪在街道上，百姓們同樣是晚上偷偷拿了，可是當張麻子在街上振臂一呼號召大家進攻黃府時，最後跟上來的只有五十隻鵝，而沒有任何人回應，百姓們要等著看誰會贏。最後張麻子贏了，抓了黃四郎回來當衆斬首。於是百姓們又一擁而上，跑到黃府搶東西，順民轉眼間變成了暴民。試想如果是黃四郎贏了，百姓們又會怎樣？ 其次，在影片不斷隱喻的同時，也直指了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和現象。第一，在影片中，所有人為錢馬首是瞻，這反應表現了當下中國物質主義盛行，以金錢作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的現象。馬邦德花錢買官是爲了掙錢，黃四郎心狠手辣，用各種辦法向窮苦的百姓斂財，甚至張麻子的幾個弟兄來到鵝城也是爲了賺到一大筆錢。所有人活著的重心都放在錢身上，賺錢的目的是爲了賺更多的錢，生活的本質和意義就在這種無限制對物欲的追求中面目全非。 第二，中國社會犬儒之風的盛行。湯師爺便是一個犬儒的化身，他雖有自己的見解和想法，但爲了明哲保身，經常在別人跟前將別人的原則當做自己的原則。他在張麻子面前說對張麻子有好處的話，為他出謀劃策，大罵黃四郎；在黃四郎面前又不斷拍黃四郎馬屁，為黃四郎著想。他告解張麻子要遵守鵝城中權力遊戲規則，縣長在借用完豪紳的名義斂財之後，要把豪紳的錢還給豪紳。但另一方面，他其實隨時都可以丟下張麻子離開鵝城，去康城上任，但他仍舊留在張麻子身邊，幫張麻子對付黃四郎。在當今中國，與湯師爺一樣的人很多，他們心裏有自己的準則，對於社會上的不公經常義憤填膺，但在特權階級面前卻是一副奴才嘴臉，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幫著自己在背後大罵的特權階級說話。 第三，張麻子對眾人說他來鵝城的目的是爲了要奉行公平準則，並且禁止人們向他下跪。然而，公平並沒有在鵝城中出現，黃四郎仍然逍遙法外，用錢和收買製造形式上的公平，而實質上卻是不斷地踐踏公平。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這種現象存在於每個角落，政府機構製造出各種看似公平的規章與制度，但掌握權力和金錢的人卻可以違反這些規章制度，卻不會受到任何相應的懲罰。 通過以上幾方面，影片將藏匿的歷史與現實生活的經驗和片段，通過其特有的編碼方法，製造出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文本，讓電影中人的精神內涵與意義與當下的語境產生互文性。正是由於其文本的開放性和互文性，《讓子彈飛》超越了大眾文化中的娛樂性，它吸引和推動消極的觀眾去主動分析和探索影片中不同符號、語言和隱喻之間的關係和這種關係中產制的意義。在這部商業十分成功的電影中，它包含對現實的反抗和嘲諷，從某種方面來說是完成了文化與藝術應該具有對現實的否定和批判，通過「越不像就越安全」的「戰術」（tactic）實現了一次商業電影的另類實踐。
參考資料：
注釋： [1] 原文為Culture is the mode in which all human existence defines and evaluates itself [2] 日本切腹都会有介错人，自裁的人切腹后非常痛苦，就由自裁者熟悉而信任的剑道高手在身后将其斩首，以缩短其痛苦，这就叫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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