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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引言 班雅明說過：「過去已向我們反覆證明，要是敵人獲勝，即使死者也會失去安全。」[2] 歷史大致是由勝利者撰寫的。觀乎現代中國歷史，此言非虛。再近一點，說到近代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卻又只說到了一半。因為，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後的一段日子，香港彷彿成了歷史大論述下所塑造的一座擁有特有記憶的城市。英國人把香港描繪成短短百年底下，經濟成就斐然的國際都會；而中國共產黨則把香港描述成百年殖民地歷史，搖身一變，作為回歸母親懷裏的好孩子。不過，就在雙方各自表述香港的歷史之際，有一處地方，是雙方都急於在一九九七年前，把它從香港的地圖中抹去的，這地方是九龍城寨。 九龍寨城，是香港殖民地時期位於現今九龍城內的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一九八七年，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首季分兩期進行調遷，一九九三年被拆除，一九九五年八月於寨城遺址建成九龍寨城公園。可是，這個公園內，隻字不提那段幾萬人迫在一起居住的日子。 本文嘗試探究九龍城寨既然在中英兩國私下協議，好像從歷史中消失得一點也沒保留，但是民間卻一直從不同的途徑去檢視這段歷史，政治的壓迫是否就可以抹去這段中英雙方都視為不光采的歷史？透過「復刻」九龍城寨歷史，探討二十一世紀的歷史論述自身是如何「走出來」。 九龍城寨的由來 原來，清朝雖簽訂不平等條約，但也不是任人魚肉的，還是希望能夠挽回些尊嚴。例如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時提出的「人隨地歸」條款便令俄國不得不依期交還借地。[5] 而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亦列明「所有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6] 至於英國政府，亦因着與列強利益「一體均霑」，而無意收復城寨，只在條文中加上一句「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作為日後爭奪土地的註腳。於是，九龍城寨這片土地，便起着一種「象徵」（Symbolic）意義，成為殖民地中中國領土的活的標誌，但也成了日後中英爭拗的焦點。 踏入二十世紀，滿清走入末路，基本上已對於九龍城寨的「治權」有心無力。民國成立以後，世界局勢風起雲湧，英政府無暇理會城寨，而城寨居民亦由初時的六十四戶，共四百六十三人，增加至二千人。[7] 當時住在城寨的居民，知道那裏地位特殊，所以隨意建築，及至日本侵華後，大量人口湧入九龍城寨，居民搭建簡陋木屋，衛生環境惡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期間，日軍為了要擴大啟德機場作軍事用途，把九龍城寨的城牆拆走，象徵「城寨」的邊界一下子消失了。一九四八年的「九龍城寨事件」，港英政府在一片反英浪潮中欲拆遷城寨，導致中國各地的反響甚大。[8] 英國本來仍堅持握有城寨的治權，可是眼見中國全國各地的示威運動此起彼落，於是答允讓步，提出建「紀念公園」之議。可是後來又礙於國共內戰，國民政府節節敗退，有感反英之勢有漸緩跡象，於是，英國不再擔心城寨的威脅。一九四八年二月後，香港政府便再沒有到九龍城寨拆屋了，於是市民爭相湧進城寨建屋，把一塊原本只有六英畝半的土地，擠得密密麻麻，衛生環境轉差。結果，一九五零年後的九龍城寨，成了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即英國政府、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皆不刻意管理。 由滿清開始，中國的政權不斷更迭，無論哪一個政權統治，中國政府都視九龍城寨是香港這片英國殖民地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換句話說，九龍城寨是殖民地之中的反殖民地，有類似「飛地」（Enclave）的概念。[9] 既然攫奪土地是國家權力伸延的象徵，那麼，九龍城寨亦必然是中英兩國百年以來的爭拗主題。可是，如果歷史不只是一個概念；不只是書寫出來的；更不只是「君主」的代表的話，城寨的歷史就不會只得中英外交的這部分。 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一、 九龍城寨：勝利者的歷史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啟用的「九龍寨城公園」，其網頁中只有這段文字的描述是比較貼近清拆前居民的生活情況： 「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了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10] 一定程度上，清拆九龍城寨的意義在於把上述的人文記憶，一下子抹掉，而旨在若干年後，把這種過去，濃縮為不足一百字的文字介紹。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也同樣地複製在一九九五年清拆調景嶺舊區的事件上，香港政府這種做法，好像把這些政治敏感之地，迅速地消滅在歷史當中。尤其是調景嶺，本着發展新市鎮之名，今天已發展成將軍澳的一部分，住了十多萬人，區內大型屋邨，私人屋苑林立，卻再也找不到往昔「小台灣」的一切遺跡，只餘山上的調景嶺警署（今改作普賢佛院）仍然屹立，見證著調景嶺的滄桑。 兩個清拆項目，都發生在臨近九七主權移交前，一邊是對外的中英外交角力；另一邊是對內的國共內訌鬥爭。兩處地方都掀出了背後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一直相信及接受「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觀念，背後也許是「理性」（rationalization）在作祟，為的是資本主義的推進，或是政治的實踐。「要是我們追問歷史主義信徒的移情是寄與誰的，我們就能更清晰地認識那種悲哀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與勝利者。一切統治者都是他們之前的征服者的後裔。」[11] 二、 九龍城寨歷史的再現 班雅明在〈機械化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品〉中曾提到法國攝影家阿特杰（Eugene Atget）在一九零零年左右拍攝了許多荒蕪的巴黎街道的照片，把這些街道拍得像犯罪場面。照片成為歷史現象的標準證據，並獲得了一種隱蔽的政治含義。[12] 九龍城寨給人的感覺已隨着清拆而只剩下紙上的記憶，因此，「復刻版」的《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ked City》也許同樣擔當這種角色，因為班雅明認為，「歷史現象需要從一種具體的途徑去接近……它們激動著目擊者，而目擊者感到自己以一種新的方式受到了他們的挑戰。」[13] 儘管九龍城寨已在香港人眼前消失，香港人卻從不同途徑，將九龍城寨再現於人們面前。描述九龍城寨的電影有：《城寨出來者》（一九八二）、《省港奇兵》（一九八四）、《重案組》（一九九三）等。這些電影當年在「三不管」的九龍城寨取景，主要是電影要帶出正邪之間的鬥法，因而在城寨展開一場困獸式的搏鬥。電影的發明，據班雅明所說，是「帶來了一場相似的統覺（Apperzeption）的深化」[14] ，令人們可以再次思考一下歷史給人的嶄新感覺，就像打破了時間那種同質、空洞的感覺，令歷史再不是一種線性的因果推論，「歷史的意義本來就是作為過去的記憶，記憶卻有別於過去，而是不斷把現在這一刻和過去排列在一起。」[15] 雖然電影中的九龍城寨，只是驚鴻一瞥，但是也足夠提醒觀眾，城寨的歷史將會在電影的保留之下，不斷地讓人回憶，讓歷史達致調和過去與現在的作用。 因此班雅明認為歷史不代表過去，而是出現了兩個日子，一個為具體日子，但事件的重要性，必然等到另一個日子出現時才獲悉其重要性，所謂歷史的指標（historical index）就是這個意思。也許上文攝影集《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ked City》的作者Ian Lambot亦希望重新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在二十年後的今天被認出來。 筆者無意在此深入探討香港的保育工作，但是城寨的清拆，卻是中英兩國徹頭徹尾的一次政治交易，目的便是要人們不要再勾起九龍城寨這段不光采的歷史。如果博物館保存的文物是對「過去的選擇」（A Selective Past），倒不如說博物館滲入了一種「回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而中英兩國在處理城寨問題時，亦用了相近的手法。中英在磋商城寨的清拆時，彼此都不提以往滿清的喪權辱國和英國的殖民統治，亦沒有大規模派員深入城寨，仔細地記錄當時居民的生活狀況，只容許日本某團體進入城寨考察及繪製地圖，以及批准演員成龍在城寨清拆前拍攝電影。香港政府並以優厚條件，賠償予城寨居民，務求早早在主權移交前解決這個問題。[16] 現址已建成了九龍寨城公園。儘管公園內保留了很多遺跡，包括了兩塊於寨城南門（此乃寨城的正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上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17] 可是這種處理方式其實是透過像是博物館中的展品，然後依照時序或歷史的考慮去排列，從而展現一種普世性，一種社會功能，一種教化功能，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然而，我們的記憶不是如此排列的，當中有我們錯失了的一些東西：居住在哪裏的人呢？他們是如何生活的？他們在城寨的生活和勞動，是鮮活生動的記憶，也是城寨過去重要的部分，不過，在九龍寨城公園，似乎都遍尋不獲。 三、 受壓迫者的回憶與遺忘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提到：「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甚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我們必須具有一個同這一觀察相一致的歷史概念。」[18] 九龍城寨的居民，便是香港受殖民統治而被壓迫的一群，只有在他們身上找回了那傳統的鏈帶，發掘出一些故事，才真正懂得歷史真義，擺脫以往殖民統治者的論述。 關於九龍城寨的報道，總離不開兩點：一，那裏是罪惡溫床，三山五嶽的人馬在寨內包娼庇賭。二，是那裏居民的相處充滿人情味。這種簡約的論述，又賦予九龍城寨多一層的歷史意義。說到九龍城寨的罪惡，必先想到「黃賭毒」。五、六十年代的報章常有報道城寨的脫衣舞，很多人慕名而至。然而，那些脫衣舞表演只是宣傳引子，「真正的目的是引導人們進去賭錢、吸毒或吃狗肉。」[19] 不過，在寨內經營士多的張先生卻不認為治安太差：「外人覺得城寨好像很亂，住久了便沒所謂，出門認識所有街坊。未試過有人跟我收保護費，或者我是老街坊，所以無人敢問。」[20] 那年代，香港的治安其實也好不到那裏去，吸白粉的「道友」四處皆是，小偷打劫，俗稱「劏死牛」的事情屢見不鮮，九龍城寨以「罪惡」揚名，顯然與其歷史背景有關。 至於說到那裏的人情味，亦並非甚麼新鮮事，那年代香港經濟仍未發展，香港人一窮二白，社會的風氣仍很純樸，「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描述不只是電影對白，而是真的出現在獅子山下的每一角。既然今天政府帶頭歌頌「獅子山下」精神，為何我們不可以同樣讚賞城寨裏守望相助的精神？九龍城寨特別之處源於其封閉的建築，因此，那裏的人際關係較密切也是事實。城寨密集的建築雖令大部分民居不見天日，但反而造就街坊頻密接觸的機會。住在那裏的張太這樣形容城寨的日常生活：「室內永遠要亮燈，望出窗外只見天后廟，晾衫要走到東頭邨。」[21] 想像一下，居民每天揹著一大袋衣服，走到老遠的東頭邨，一大班婦女在路上走著，必然說到寨內的大小故事，亦會先加上自己生動的演繹，這些口耳相傳，關於城寨的故事，亦隨着城寨拆掉，居民四散而灰飛煙滅。又例如城寨內有條「大井街」，居民每天都會在那裏輪候街喉用水，不少故事亦由那裏開始傳開去。 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中提到說故事是承傳歷史的重要一步。故事的失傳其實代表過去已死。如果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九龍城寨的歷史應包括住在裏面的居民。他們每天在城寨內道聽途說，記住了的事情，聽回來的故事，而又每天不斷地重複對不同的人再說一次故事，當中更不時因應聽眾的反應而加入或多或少的個人想像元素，令故事內容和風格層出不窮。不過，說故事首要是要記住事情，而不經意地記住的事情，將來就成了回憶，亦是歷史的重要部分，因為說故事的藝術和說歷史的藝術都同樣需要「回憶」（memory），就正如古代史詩也是講故事而已，都是聽回來的事情。居民之間的軼事亦絕非事前已準備好的，反而是即興隨當時的環境和氣氛而把故事說出來。因此，九龍城寨的歷史，絕不應該只由中英兩國的外交說起，當中的內容只剩下政治的謀算和權力的關係，卻全然不提那裏居民的生活體驗。 九龍城寨的故事應該很多。根據民間史料記載，五十年代的九龍城寨流行跳脫衣舞，並且盛極一時。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三狼案」中的其中一個兇手馬廣燦，便是在九龍城寨替當時的脫衣舞孃化粧。到了今天，仍有人把這個故事娓娓道來：「老一輩香港人未必知道馬廣燦在片場替演員化妝，只記得城寨脫衣舞孃表演到高潮時會向台下觀眾吹毛，馬廣燦負責事先的黏貼工作，所以外號『黐鬚燦』，這個別名在法庭上曾宣讀過，所以廣為人知。」[22] 住在城寨的居民，透過記憶，把過去不斷認出來，而歷史的意義正在於此。如果可以尋回被壓迫者的聲音，找出當年被迫下海的脫衣舞孃、吸毒的「道友」、白粉拆家以及露宿者，儘管只能是零碎的，但也總比歷史主義者以殖民口脗解釋歷史，更能清楚反映香港的過去。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剛剛起飛，人浮於事，生活迫人，南來難民來到這片殖民地難覓居所，於是爭相走進九龍城寨，令城寨人口一下子急升，到處是潛建加建的房屋，高峰期時，人口達四萬人。[23] 遷入居住這麼擠迫的環境的人，當然是社會最底的一群了。他們互相交織的故事，便是九龍城寨，乃至香港那個年代，受壓迫者最真切而深刻殖民地的歷史印記。以下又舉一例証明。 說到九龍城寨是罪惡溫床，曾為「道友」的衛宗說出對城寨的印象：「事實上，我覺得九龍城寨不是完全不好的，它讓一些很窮的人，沒希望的人，都可以躲到裏面，在城寨生活的人有些沒有香港身分證，有些沒錢，但城寨養活了他們，而城寨也提供犯罪方法，讓他們賺取生活，再養活其他人，香港其他地方沒法容納這些人。」[24] 他道出了城寨那些被壓迫者的聲音，即使城寨不見天日，但也令很窮的人能看得見希望，他們可躲在其中，過他們獨有的生活，有種抗拒社會殖民地統治的心態。 班雅明說：「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25] 如果代表被壓迫者的傳統的鏈帶斷裂、記憶消失，智慧失傳時，事物的意義也必然割裂。歷史主義者以為用客觀科學分析，卻不知已把不同的時間全部劃一，空洞同質，結果只能接受歷史是進步的這個論調。 四、 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一八四六年清朝廷決定要興建九龍城寨，由募捐得來的款項，以短短八個月的時間，竟然建成了城牆堅固，備有衙門、兵房及義學等設施的一條村落，最重要是「廣東各地官紳踴躍支持……共收洋銀四十三萬二千六百七十三兩」，收入扣除了開支，還有四十三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可多造幾個九龍城寨[26] 。這種效率原不應出現在貪污腐敗的滿清政府上，卻在區區興建一座城寨中反映出來。這些特別的現象，不啻出現在清廷興建城寨上，港英政府的表現同樣使人驚奇，例如戰後攻打城寨，以及後來清拆城寨，還有興建充滿江南庭園氣息的九龍寨城公園一事上。然而，九龍城寨的歷史價值絕不僅僅在於上述這些令人看後瞪目結和的數字，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愛國情緒，還有那文物保育的社會意義。 情形就如二零零六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一樣，當時社會各界不是打出「保育」二字，便是強調「集體回憶」，但這層面的辯解不足以作為反對清拆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碼頭和周遭的空間，以往一直是香港市民爭取民權，反對殖民統治的地方，我們要懂得自己的地方曾經發生了甚麼事。正如學者馬國明所言：「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一方面是紀念被壓逼的祖先，另一方面則是保留一段當權者不願人們提及的歷史和一塊碩果僅存的公共空間。」[27] 雖然九龍城寨被描繪為罪惡之城，居民面對暗無天日的生活，但是仍充滿各行各業的勞動特色：食品加工、機械製造、印刷木工，人人自食其力以及刻苦耐勞等。裏面居民的生活雖然窮困，但是人人自力更生，自得其樂。小社區有士多、雜貨鋪、街坊會所，甚至教堂。可是這段歷史，卻不見於官方的歷史論述，也不見於任何歷史展覽當中。[28]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提到：「每一件文明史的文獻也同時是殘暴不仁的統治的明證。而文獻從一個擁有者傳到另一個擁有者的過程也是充滿血腥的，因此，一個歷史唯物論者也就盡可能避免接觸文獻了。」[29] 歷史必然進步的嗎？歷史進步論的不足在於那套歷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歷史唯物論者首先是從被壓迫者當中找出甚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材料，然後才可以在歷史主義那套貌似客觀，卻是同質、空洞的時間前設中找到人煩的真正幸福。九龍城寨的歷史意義，不是文明大國下的歷史論述，或是後殖民的話語，亦不在於過去發生了若干和其麼事情，而是現在這一刻，如何容納「往昔世代受壓迫者的映像的知識。」[30] 結論 這種歷史的概念，假設是一種進步的線性歷史觀，以為今天較昨天進步，未來亦會較今天美好，於是，歷史便只在這種空洞和同質的狀態下發展，內容中只有殖民和反殖民；只有愛國和不愛國；只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卻從來沒有發現被壓迫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過去更是充滿着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諾。沒有寫入香港史冊內的東西是否就不值得記載下來呢？隨著近日沙中線工程發現宋代文物，於是一片追尋九龍城歷史的聲音又再響起，更有學者重新倡議設九龍城文物徑，[32] 然而，假如政府仍用以往的一套保育古跡的方式；或是既有梳理歷史的概念，來處理這一段重新發現的過去，那麼，香港故事仍將會是有待相認，而歷史的意義仍不能被辨認出來。 參考資料
英文資料
附錄： 九龍城寨年表
注釋： [1] 〈周日風景：城寨復刻 撿一瞬被遺忘時光〉，《蘋果日報》(2014年4月13日) [2]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7。 [3] 見〈耆英致道光奏折〉。梁炳華(1995)，《城寨與中英外交》，頁3 [4] 同上，頁2-6。 [5]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82。 [6] 1898年4月，法國在沙俄支持下，迫使清政府同意其租借廣州灣的要求。英國即以維護「均勢」為借口，要求給予「補償」。同年6月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此約。除關於九龍城寨的內容外，其餘內容為：中國將深圳以南、界限街以北，即九龍半島全部及附近島嶼租給英國，租期99年；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但英國在界內享有原條約所規定的權利。 [7]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90。 [8] 梁炳華：《城寨與中英外交》第五章，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詳細分析「九龍城寨事件」的原委，這是累積下來對殖民地統治者的不滿情緒。頁146-186。 [9] 「飛地」是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維基百科〉 [10] 「九龍寨城公園」興建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並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總督彭定康主持開幕儀式。資料見網頁：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11]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8。 [12] Benjamin, Walter. “The Art of Work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1968. [13]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297。 [14] 同上，頁312。 [15] 馬國明著：《班雅明》，頁65。 [16] 香港政府於1987年1月14日上午宣佈清拆九龍城寨，隨即舉行新聞簡報會，會上提出「賠償金額由港府負責，大約數十億元。」對於那裏無牌行醫的牙醫，亦會酌情處理。轉載自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171。 [17] 其他的遺跡還包括原來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走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其餘的文物如三座炮、石樑、對聯及柱礎等亦被一一保留下來。資料見網頁：http://www.lcsd.gov.hk/parks/kwcp/b5/index.php [18]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29。 [19]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105 [20] 〈城寨消失20年 墮落又快樂〉。《蘋果日報》(2013年12月16日) [21] 同上。 [22] 〈都市風雲：另一種共同記憶〉，《太陽報》(2014年4月15日)。 [23] 城寨福利會在1982年曾作過人口和戶數統計，共有一萬二千多戶共四萬人。見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頁160。 [24] 〈九龍城寨三兄弟〉，《明報》(2014年4月22日) [25] 馬國明著：《班雅明》，頁30。 [26] 梁炳華：《城寨與中英外交》，頁17。 [27] 馬國明：〈有待相認的香港故事：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歷史意義〉，《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香港：進一步，2009，頁192。 [28]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館「香港故事」，設有8個展區，但對九龍城寨的歷史卻着墨不多。館內的歷史藏品及其出版的刊物，均不見城寨歷史，彷彿城寨從來都沒有在香港土地上出現過。見香港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hk.history.museum [29] 馬國明著：《班雅明》，頁31。 [30] 同上，頁40。 [31] 張東旭、王斑譯，班雅明著：《啟迪：本雅明文選》，頁337。 [32] 〈九龍城設文物徑諮詢後無下文〉，《明報》(201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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