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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疆，反思現代價值
溫博

這年，新疆的維吾爾族受到了全國關注。從三月一日昆明火車站的持刀暴徒到五月二十二日發生在烏魯木齊的爆炸案，再至之後的一個月時間內連續發生的的恐佈爆炸案，民族間仇恨情緒已經非常高漲。

（圖片來源：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4/05/03/539392.html）

「愛的政治」
記得小時候的思想品德課，印象最深刻就是民族團結。[1] 新疆作為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各個民族的團結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愛的政治」。我們很小的時候老師們就告訴我們：「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

Sara Ahmed 在“In the Name of Love（以愛為名）”一文中指出，愛是一個好的標籤，可以為政治行動的基礎，或是一個良好的政治符號。[2] 當然，那篇文章批判英國，因為其內政部為了融合不同種族的外來移民，試圖推行以愛為名義的「國家理想」，通過鼓勵外來種族和下層白人「認同差別，放棄自戀」，實現國家的文化多元主義。那麼，國家根據這樣一個愛的國家意識形態，背後隱含了代表統治者們帶功利主義的某種幻想，它當然是無視差異、現實及傳統。由此我們看到這裏的「民族團結」所謂的一種愛的是什麼樣的呢？

從表面看，這個構想似乎擁抱少數民族之間差異，但實際上是排斥差異的。首先，統治者把所有不同的民族分解為單獨存在的個體，進行「馴服」，然後要求所有個體都服從國家意志，對國家投入感情，因此統治者只是為了滿足國家構建社會的單方面構想而企圖剝奪不同群體內部自我認同的權利，這實際上對形式的追求大於其本質。不但是統治者，我們漢族人也希望看到大家都說漢語，遵循同樣的規則，舉行同樣的儀式，展示同一種情感——作為中華民族的情感。可實際上，或許永遠只能停留在政治化的形式裏，因為這並不是真正自由的愛。在這個過程中，只是用愛的口號來掩飾不同少數民族的否定和妒恨，正如Deleuze在《尼采與哲學》一書中對妒恨的描述：「它用誘人的愛來掩飾仇恨：我責備你是為了你好；我愛你是為了讓你加入我，我會一直這麼做直到你加入我的那一天，直到你自己變成一個痛苦的、虛弱的、被動的人，即一個好人……」，[3] 統治者正是用這種方式把妒恨轉化為異族對自身內疚，使差異化的各族個體統統變成一個好的中國公民，而且是聽話的順民。沿著這個邏輯，如果是一個不順從的公民，他不服從國家意志，結果會怎樣呢？那統治者會說你沒有盡到一個公民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你是錯的。這個邏輯似乎是完全正確以及無懈可擊的。

身份認同
在昆明火車站發生慘案之後，有人在其個人網路空間動態中記錄了這樣一段話「天黑的時候經過官南大道的一座橋上有個維吾爾族人賣烤羊肉，根本沒有生意可言，每個人看他就像看外星人一樣，還有幾個四川的直接對他指指點點，可憐、可悲、可歎啊！他的眼睛不敢直視任何一個人，手裏拿著羊肉串，生的，也不烤，眼神飄忽也不吆喝。我覺得這才叫孤獨，車水馬龍的鬧市裏，別人把你當異類。就兩個字，窒息！」

同時就在那幾天，有人在網上呼籲抵制新疆人，希望內地酒店能抵制新疆人住店，這樣就可以讓「新疆的恐怖分子」滾回去。看來，受傷的不僅僅是雲南人民，更是新疆人民。於是，當「新疆的恐怖分子」為非作歹時，大家便爭相給新疆人或者維吾爾族人貼上標籤，形成一種身份認同，認為只要是新疆人或者維吾爾族人都是「恐怖分子」。

從小時候開始，我們新疆的漢族人讚美維吾爾族人的語言是：「你真的和一般的維族人不一樣，因為你真的很講道理。」當我們漢族人說出這句話時，覺得理所當然，因為在我們的思想裏，維吾爾族人都是不講道理、骯髒、粗俗，身上帶著一股羊肉膻味的。小時候上學時曾聽說過一件事，是一位漢族女教師在上課時提到香妃後，另一位漢族女同學則開玩笑道：「香妃的香味是不是羊肉的膻味？」於是，一位維吾爾族男同學非常生氣，他要女老師和漢族女同學嗅一嗅自己身上的味道。但是，老師認為男同學的行為構成了調戲，投訴後學校決定開除這位男同學。這時他的家長不幹了，跑到學校打了那位女老師的耳光，並威脅學校：「如果開除他便要殺了女老師。」最終，學校擔心出問題，便妥協了。

這件事，我們首先看到該名女同學對維吾爾族普遍的身份認同，卻實實在在存在於我們漢族人中間。對於大多數漢族人來說，根據以往的經驗普遍認同的邏輯一定是維吾爾族是野蠻的、暴力的、沒有素質的。而這事件中，似乎那個維吾爾族又一次依靠原始的暴力獲得了自己想要的結果。但是，我們似乎很難反省他們為什麼要訴諸暴力，因為我們對少數民族同胞們的身份認同，讓我們輕而易舉的說出了民族歧視的言語而不自知，回過頭卻反過來責怪對方。所以，以前別人問我有沒有歧視過少數民族時，我一定會說沒有。同時，我還會用一大堆自己所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來控訴少數民族同胞的各種不良行為，最後加上一句：「在新疆，漢族人才是真正的少數民族！」這是很多新疆的漢族同胞一再重複的語言，可是我們很少會反省其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種作為漢族人的優越感。

其實，這就如同各種中港矛盾。我並不否認內地確實存在不少諸如插隊、不守規矩甚至隨地大小便等等不文明現象，但是就此將這樣一個標籤貼在內地客的身上是否合理？而事實上，不單單是香港的民眾，就連我這個內地人也在接受了這樣一個邏輯。這個邏輯體現在當我看到有關中港矛盾的報導時，第一反應便是：「內地客又來香港丟人了！」同理，當我在不知不覺中「讚美」某個維吾爾族不像維吾爾族時，從來沒有遭到反感（至少表面是這樣），甚至有些人還挺開心的。於是，這種經驗不知不覺地在我的認識中形成了一個真理──這種標籤化的分類似乎是合理的。

可是，維吾爾族人雖然大多數選擇了跟隨漢族人推進現代化的腳步，可是並沒有完全讓他們認同漢族人的統治，比如我國研究民族問題的專家王少雄在先後九次走訪新疆，經過一系列調查採訪研究後寫了一本關於新疆問題的書——《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書中列舉了一個關於民漢關係的調查，前兩項是官方的資料比例，後一項是作者調查出的資料比例。[4]

看來，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統治並不像統治者想像的那麼滿意。首先，應當從新疆的歷史開始說起。

新疆的歷史
自從上中學開始，內地的教育便說「新疆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但是，「自古以來」本身便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通過查閱，我大致分出了四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是中國西漢時代。在漢武帝以大軍攻破西域樓蘭、車師、大宛三個西域國家後，於西元前六十年在今新疆天山南麓的輪台縣設西域都護府，總理西域事務，並在高昌故城和樓蘭駐軍屯守。[5]

第二個時段，是西元六百五十七年，唐朝國擊敗控制西域（唐稱磧西）西突厥汗國後，在天山南麓的庫車建立安西都護府並駐重兵，並於今和田、喀什、焉耆三處屯守駐防，總稱為安西四鎮。隨後又在西元七百二十年在天山北麓建北庭都護府。[6]

第三個時段，是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軍進入新疆後擊敗西遼統一了西域地區。在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也正式統治西域地區。但是後來隨著明朝的滅亡，中原失去了對西域地區的控制，尤其是明朝後期明軍已經退守到嘉峪關。而瓦剌，是明代對漠西蒙古的總稱，初分佈於葉尼塞河上游地區，後不斷向額爾齊斯河中游、伊黎河流域擴展。十七世紀初，逐漸形成了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準噶爾佔據伊黎河流域，成為四部之主，並統治南疆。[7]

第四個時段，是乾隆皇帝於一七五五年派出平叛大軍，最後徹底消滅了準葛爾汗國，統一了西域。乾隆帝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取因「故土新歸」之意。

我們不難看出，前兩個時段中原地區是在新疆駐兵，建立護府。到了元朝，控制新疆的是察合台，[8] 而察合台與元朝的忽必烈並沒有服從關係，因此元朝對新疆的統治關係是牽強的。這樣算來，真正將新疆劃入中國版圖的只有清朝。對於清朝乾隆皇帝發動收復新疆的戰爭對西域而言也是一場苦難。《清高宗實錄》和《平定準噶爾方略》中的幾段文字也記載了當年清軍的殘暴：「乾隆諭令前線將領『必應全行剿滅，不得更留餘孽』」；「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同時，乾隆對投降部眾的安排：「如稍懷叵測，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肅州，即行誅戮」。前線將領的報告：「盡喚男丁而出，屠戮有聲。」由此可見，清軍屠殺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單獨隨意的行為，而是整個軍隊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的統一行動，目的就是要對準噶爾部斬盡殺絕。在這場精心策劃的屠殺中，幾十萬準噶爾人慘死於清軍的屠刀之下，鮮血染紅了衛拉特草原，準噶爾人遭到了無情的滅族之災，就像《嘯亭雜錄》說的那樣：「數千里內，遂無一人」。準葛爾平定後，穆斯林教派的頭面人物伊敏和依沙克，史稱「大小和卓」於一七五七年又在庫車成立了「巴圖爾汗國」公開與清政府抗衡。一七五九年清政府派兵直搗大小和卓的大本營葉爾羌和喀什噶爾，再次平定了這次叛亂，從此完全確立了清朝對新疆的穩固統治。[9] 之後，清政府在新疆重兵佈防。清朝同治年間，因太平天國之亂，清廷一度對新疆等西域地區失守。在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一八八一年左宗棠以洋人槍炮收復包括新疆在內的失地。但在這中間，最駭人聽聞的是以種族滅絕方式鎮壓回民起義，屠殺回民數十萬。不僅如此，清朝對起義軍家族十一歲或十二歲的男孩進行了閹割後充奴。左宗棠在《審明叛逆眷屬按律擬者》中詳細列明這種對兒童的殘害。[10]

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對新疆等西域地區的「收復」是通過暴力手段強行獲得的。當然，這樣的事情在上幾個世紀的世界普遍發生。對於當地的少數民族來說，他們所承受的苦難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因此，用「收復」這個邏輯來講述新疆的歷史，一定不被少數民族所接受的。因為那片土地對他們來說，是民族的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到了現代，在新疆發生的多數有關民族問題的事件，幾乎都是打出「東土耳其斯坦」之名。「東土耳其斯坦」作為一個近代國家，在歷史中確實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在新疆喀什喀爾宣佈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但是很快便被鎮壓。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的民族起義，史稱「三區革命」。起義從伊犁開始，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建立了軍隊，後來又攻佔了塔城、阿勒泰等地區。這政權維持了幾年，其間前後有多種勢力介入，最後是在蘇聯的壓力下，起義當局放棄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最終併入新中國，也就是後來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這個起義起初是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毛澤東也對其進行了評價，稱其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

根據中國官方的敘述，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末期，鄧力群奉命攜帶電臺至伊犁和迪化（現烏魯木齊）分別與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等人以及陶峙嶽、包爾漢見面。中央決定新疆派五名代表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並希望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都有代表出席，但是五位代表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重新派出賽福鼎、阿裏木江、塗治三人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同年，彭德懷的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八月二十六日佔領蘭州繼而佔領甘肅全境之後，經過張治中斡旋，新疆的國民革命軍軍政長官陶峙嶽、包爾漢等宣佈脫離廣州的臨時國民政府起義。九月二十五日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在王震將軍率領下攻佔烏魯木齊。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1]

可是，維吾爾族人並不全部認同中國官方的說法，按照他們的說法不但「東土耳其斯坦」是在蘇聯的壓力下「三區革命」之名歸順於中共，同時蘇聯還設計了「東土耳其斯坦」代表的空難，因此就這構成了維吾爾族的「疆獨分子」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最根本矛盾。

因此，今天如果我們看看一些「疆獨分子」所製造的暴力事件，應該從更深的維度去看待他們，而不是簡單地譴責他們是恐怖分子。我們作為漢族人，是否應該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日常行為中所承擔的角色。[12]

暴力的「合理性」
我們回到之前在學校裏發生的那事件。那位漢族女同學對於維吾爾族的身份認同出自哪裏？如果他沒有意識到會傷害維吾爾族男同學，說明其所受教育缺少了對其他民族的尊重。當然，如果他明知道會傷害到對方還如此，說明瞭「漢文化」的強橫已經成為了他的行為方式，這來自於老師、其家長甚至社會的傳承。維吾爾族男同學之所以將矛頭指向老師，是因為侮辱的話雖不是老師所說，但是老師代表了一種權力，女同學的強橫應當由老師負責，因此男同學對老師的侮辱便具有了民族反抗的意義。學校作為另一個強勢的權力機構，正因為看出了此事件中的民族反抗性，於是對男同學作出懲罰。那麼在那男同學的家長的一耳光，我們似乎看到尤其是在當弱者面對強者時，通過合理合法的途徑後得悉是沒用時，唯一可能解決問題就是暴力。這似乎為恐怖主義提出的一種可能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感情、理想以及凝聚力，而當它受到挫折時，便會產生認同，進而集聚為進行衝突的動力。如果一個民族在現實中要屢屢面對失敗，甚至要面對滅亡的危機感時，當然容易轉化為強烈的民族仇恨。而仇恨通常存在於在弱者心裏，因為他與強者的對話中註定無法取勝。所以，在他認為無路可走時，就會使用暴力。在他看來，或許暴力改變不了處境，但可以表達反抗。當然，並不是說弱者就一定擁有正義，但是反抗可以暫時緩和他心中的仇恨。因此，恐怖主義完全漠視規則，往往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

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疆獨分子」的邏輯。比如「東土耳其斯坦」（新疆）[13] 自古以來都是在少數民族的控制之中，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維吾爾族的祖先控制之中。只是到了近代，清朝「入侵」，才再次「收復」了。後來中國將其佔領為殖民地，並以新疆來命名，其含義為新的疆土。「在中共血腥統治之下，表面上看上去『東土耳其斯坦』的繁榮，其背後是多少維吾爾族的痛苦。正如美國的西部開發是印第安人的血淚史一般。」[14] 我們可以看出「疆獨分子」的情緒還是相當大的。當然，「疆獨分子」畢竟是少數，因此將維吾爾族等同於「疆獨分子」也是不恰當的。近日有二百多名維吾爾族作家、詩人、學者等聯合簽名發表了《永不沉默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致維吾爾同胞的公開信》，表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維吾爾同胞都是善良的、仁愛的，都是虔誠的穆斯林。」[15]

以下是我們的政府官方語言：「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當年以新疆命名是故土新歸。同時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公民的生命安全，堅決打擊恐怖主義。對於那些手段殘忍、殺人的分子，我們甚至要對他們處以極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麼人，只要以身試法，實施打砸搶燒的暴力犯罪行為，我們一定嚴懲不貸。」

在民間，普京有一句話這幾天在網路上瘋傳：「原諒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們的事情是送他們去見上帝。」當然，我們的政府一定肩負起保衛人民生命安全的責任。只要是「恐怖分子」，政府必須有責任將他們一個個送去「見上帝」。

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恐怖分子、中央政府還是我們普通的民眾，存在著同樣一個邏輯：「因為你是邪惡的，所以我是善良的」。「疆獨分子」將中國共產黨視為邪惡的一方，因此他們可以將七五事件這種殘忍屠殺平民的事件鼓吹為「聖戰」，並且要為自己的「國家」獨立奮戰到底。而反過來，我們也在沿用同樣的邏輯。在七五事件之後，國家以「阻斷恐怖分子通訊」為名切斷了新疆的網路。同時，進入公共場所要開包檢查。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大多是支持政府這樣做的，因為他們本著：「我們也希望政府多抓一些恐怖分子」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政府批判恐怖分子狹隘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作為漢族人的民族主義被充分調動起來。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不論是我們或是「疆獨分子」，所用的都是一種暴力邏輯。這種邏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或者也有其善良的一面，我們稱之為偽善。這種偽善一方面來一種趨利避害的自我防衛術，一方面來自現代文化中的馭人之術。當今災難日益嚴重，鬥爭似乎回歸到最初的經濟鬥爭，人們在求生存保障的抗爭的時候，全球資本主義在不斷尋找著它最大利潤獲取空間。這是我們遇到的真正意義上的危機狀態。而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一些諸如正義、公平、自由、幸福、愛、夢想、希望這樣樸素的字眼重新被提出來。通過這些樸素的字眼，揚言能夠改造人性，承諾把人間變成理想的天堂，因此有其廣闊的存在市場。只要這種道德原則越普遍，就越能使偽善的權力為自身的不道德行為進行辯解，從而找到一種有利於自身的解釋。由於政治權力在整個社會中具有支配資源和道德示範作用，其偽善性會帶給整個社會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也就是偽善具有無處不在的市場。

我們譴責「疆獨分子」的恐怖主義，但是如果說他們是一群殘暴的、無視生命的瘋子是不恰當的。在新疆的各種爆炸案中，那些「疆獨分子」也丟掉了性命。他們並不缺乏道德的支持，只不過他們遵循的道德和邏輯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比如，九一一的劫機者將矛頭指向美國，是因為他們將美國看成了站在以色列背後的萬惡之源。當世界譴責九一一殺害平民的時候，那些阿拉伯的攻擊者一定會這樣回答：「美國在世界的罪行造成的傷亡，只殺掉幾千個美國平民還遠遠不夠！」極端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幫助復仇者用更為神聖的道德壓倒良心層面的道德。儘管那正義和神聖是虛幻的，但使復仇者可以從事不分物件的毀滅，使其從事的報復達到最大化。

可是，用武器對準「疆獨分子」，加強鎮壓就能避免恐怖活動嗎？「我們能在一定時間防範所有的恐怖活動，也能在所有的時間防範一定的恐怖活動，但是不可能在所有時間防範所有的恐怖活動。」如果把恐怖主義單純的理解為邪惡，只用暴力的手段來摧毀，那麼效果很好嗎？暴力可以摧毀恐怖組織的地盤、武器和肉體，但是卻不能摧毀恐怖主義的源頭——妒恨。暴力只會增加新的妒恨，因此恐怖主義絕對不會隨著恐怖分子的死亡而死亡。[16] 相反，當恐怖分子被消滅的那一刻，新的恐怖分子便會產生。因此，或許說我們這個世界不再有社群間的妒恨，恐怖主義才真的不會存在。

所謂的「獨立」
我們回到新疆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疆獨分子」所希望的獨立真的是一個好結果嗎？如果新疆獨立了，會使漢族人減少六分之一的領土，這是大多數漢族人所不能接受的。從這個角度看，漢族人一定會誓死保衛統一的。那麼，對於那些「疆獨分子」來說，唯一的機會便是借助西方的勢力。當中國出現大的變動之時將中國肢解，但是這樣的獨立讓人不得不提出疑問，到底是怎樣的獨立？又是誰的獨立？即使新疆作為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那麼作為一個民族關係最複雜的區域，當哈薩克自治州、蒙古自治州、回族自治洲看到維吾爾族的勝利都紛紛要求獨立之時，作為統治者的維吾爾族是不是又要沿用漢族統治者愛的政治宣導民族團結呢？同時，對於已經在新疆土生土長了幾輩的漢族來說，又當如何處置？所謂新疆的獨立是否是繼續分裂的開始？或許說，獨立只是某些維吾爾族精英的理想，但是賭上廣大老百姓的安居樂業是否有些過於冒險了？

即便是這些問題都可以全部和平解決，新疆依然存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或許對於維吾爾族來說，他們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文化被漢化。可是這樣的文化入侵在全球無時無刻發生著。比如，美國飲食文化橫掃全球。從最早的可口可樂的出現，到現在麥當勞、肯德基，連星巴克都在中國處處皆是。這種美式飲食文化，俘虜了中國億萬的青少年兒童。美國電影也是美國文化侵略的重要武器。至今的美國電影，仍是國人所欣賞的外國大片。不少大製作，如《泰坦尼克號》，都讓人津津樂道。至於電影的奧斯卡獎，更是國際電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事。現在中國青年學生出國首選是美國，而美國夢既是青年人的夢想，也是達官貴人進軍海外的第一步。美式日常用品，也侵入中國的尋常百姓的家裏。以牙膏為例，美國的高露潔牙膏幾乎壟斷中國的牙膏市場。因此，這樣強勢文化的入侵無時無刻在發生著。就連我們漢人也越來越多的開始學習英語，五花八門的英語輔導班更比比皆是。不單單是英語，在日韓電視劇的影響下，校園裏「思密達」、「索噶」等用語屢見不鮮，年輕的一代還覺得這是一種時尚。在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相對強勢一些的漢文化都被更加強勢的外來文化入侵而變得面目全非，那麼所謂的維吾爾族文化又該如何自保？其實，無論是漢族還是維吾爾族，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一致的，就是在全球性資本主義文化的侵蝕中如何保全自己。資本主義，把希望寄託在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和對機會的想像中，而這樣的想像已經控制了我們的情感。比如，很多新疆人基於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想像而希望到更加發達的城市，於是拼命的努力奮鬥以便有朝一日擺脫新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資本主義一方面宣揚自由、平等，而我們卻不得不的選擇了一種現代情感。這種情感將我們分成了內地人、香港人、漢族人、維族人、民考漢、民考民等等，但是這種情感一旦產生便是不平等的。於是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其實都基於這種不平等。

那麼，這種不平等的來源在哪裏？我們繼續從「愛的政治」中找尋答案。

現代的價值
自從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新疆在各個民族團結一致的努力下從一個不毛之地變成了一個富饒的家園。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我們當然是一個遼闊的大家庭。東部沿海城市由於受人口壓力、發展需求、資源相對短缺的影響，於是，在「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的精神指引下西氣東輸、西電東送、西煤東運、西油東流便孕育而生。當然，作為國家對於新疆的回報，西部大開發成了一項國家政策。

（圖片來源：http://news.tgnet.com/Detail/200910287935733523/）

西部大開發，實際上就是發展現代化。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現代化，因為我們部分人的生活越來越富裕，無時無刻地享受著現代化給我們帶來的種種便利。可是，現代化的發展，也讓我們越來越接受現代所崇尚的文化，使其可以滲透人們的生活，直接控制人的存活模式。說的簡單一些，現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現代化，也就是來自於西方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後建立起西方人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愛、科學、理性等等。

這些價值觀有其進步的一面，人們告別了封建主義的落後、蒙昧、無知，而進入了平等、科學、理性的時代。比如，之前談到的平等與不平等。一方面人們希望得到平等，但由於人類的本性在於競爭，競爭又源於比較，因此比較的意識讓人構成了欲望。雖說這種欲望促成了人類迅速的發展，但是這種欲望是永遠沒有盡頭的。比如，你有了一塊錢，我就要有兩塊錢；你有了桑塔納，我就要有寶馬。低等動物的生理欲望是不斷重複、原地踏步的，而人類的社會欲望則是不斷累積、拾階而上的過程。這種永不知足、無限累積的比較性競爭使得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大為改觀。同時，人類的比較性導致不平等的現象，但這種競爭有時還特別造成平等。更準確地說，造成了平等與不平等，可說是你中有我、相互轉化的辨證運動。比如，甲想高乙一頭，可乙不想被甲高一頭，前者的目的是不平等，後者目的是平等，兩種相反相對的東西相輔相成。人類歷史其實就是由比較性競爭推動，在平等與不平等之間循環往復的歷史。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這種現像是從人類的起源開始。但是，今天的比較性競爭跟古代的比較性競爭之間的區別是，古代的資源基本來自農業，資源是有限的。同時，可以依靠制度或者文化去抑制這種比較性的競爭，比如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因此在古代，世界主要的文明對各種欲望都是抑制的。但是，由於近代的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陡然擴大了西方的資源空間。一方面，征服亞洲大陸、美洲大陸、非洲大陸對於歐洲人來說太容易了。另一方面，煤炭、鐵礦、石油這些東西經一系列化腐朽為神奇的化學變化，讓人們看到了科學技術的偉大。在這種忽然間天寬地闊的形勢下，以往拴著捆著社會欲望比較意識的文化和制度繩索解開了。人們似乎從中看到了無限的可能性。這就是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社會原則所徹底鬆綁的社會欲望。可是，當人類發覺煤、石油等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時，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東西可以無限增值——金融資本。今天的世界已完全不同，錢可以不斷的生錢。在這樣一個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時代中，人類的欲望得到了徹底的釋放。但對於人類每個個體來說，處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看到有錢人的生活方式。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比較，就有了自己也達到所謂有錢人的生活方式的欲望。這種欲望對於個體的體現的直接載體便是消費。

現代的消費已經遠遠超越了古代的以物易物，而更多的體現在一種欲望。費斯克提出：「當我們大家都把顧客是上帝這個口號銘記在心的時候，我們也就默認了購物中心就是一個消費主義者的大教堂。在這個常來常往的大教堂裏，用錢換物的禮儀和以商品作為崇拜物件的活動正以冠冕堂皇的形式確立和鞏固起來，並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我們龐大而多產的經濟……要求我們使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我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宗教儀式，要求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我們需要消費東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穿壞、更換、扔掉或者燒毀。」[17]

可是，欲望是無限的而資源卻有限，就連內地的中學政治課本裏都會告訴我們，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的需求，跟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於是這種欲望促使著我們不斷的消費，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滿足這種欲望。對於那些相對貧窮的少數民族同胞，他們怎麼辦呢？他們不得不開始接受了漢族人的文化。比如，現在的少數民族家長越來越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漢族班來學習，接受和我們一樣的教育，我們稱之為民考漢。[18] 一方面，國家的優惠政策讓他們的孩子在考試中獲得不少加分。另一方面，他們也清楚漢族人的教育可以讓他們的孩子有更好的前途。因為越來越多的維族家長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東部更加繁榮的地方，如果漢語說的不好，在將來的職場競爭中必然就處於劣勢。而對於大多數家長來說，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有更好的生活。我也認識不少民考漢的維吾爾族同胞，他們普遍不封齋，[19] 對於那些穆斯林的禮儀也從簡，除了不吃豬肉，有些少數民族朋友和漢族人幾乎沒有區別。而對於那些民考民的學生，近幾年新疆的各個學校也陸續開始實行雙語教育，比如讓漢族的老師給他們上課。我上高中時所在的學校就是第一個實行雙語教育的高中，對外還打出這樣一個品牌，宣稱是「最先進的雙語教育」。因此，有些維吾爾族坦言：「是我們自己選擇毀滅自己的文化。」的確，並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必須學習漢語，而是現代化的發展讓人們崇尚更好的生活這一現代價值體系逼迫他們做出了選擇。

現代化的局限
這些年，新疆現代化進程中確實得到某種發展，但和內地相比依然有較大的差距，宛如中國的「第三世界」。

新疆有豐富的資源，給東部城市供應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等，但是當新疆人自己需要享用的時候卻沒有得到便利，反而在價格上不低於北京、上海。因此關於「究竟是中央從新疆拿走的多還是回報給新疆的多」這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論題。但是，新疆卻承受著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成本轉嫁。

新疆的環境污染與日俱增，根據新疆自治區環保廳發佈的《二零一三年新疆環境狀況公報》。全疆的空氣指數有所下降，烏魯木齊的達標天數未過半。城市飲用水總體穩定部分河流受到污染。城市環境品質略有下降部分污染物排放超出控制目標。同時，受各類自然災害影響，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四十二點一六億元，發生地質災害三十六次起，森林火災三十一次起，草原火災四次起。新疆也曾是國家核子試驗最多的地區之一，從一九四九年算起一共有四十八次。[20]

誠然，「西部大開發」使新疆的一些主要城市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比如烏魯木齊[21] 、克拉瑪依等北疆城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地區的漢族人口比重：烏魯木齊：百分之七十四點九一、克拉瑪依市：百分之八十一點六五、哈密地區：百分之六十九點三五、昌吉回族自治州：百分之七十五點三一。北疆的漢族人口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點二九。從各個地州市來看，受到地區範圍大小以及漢族人口本身分佈狀況的雙重影響，烏魯木齊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漢族人口比重較大，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比例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占當地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十四點九一、百分之四十四點七一和百分之七十四點八八，三地漢族人口合計佔全疆漢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二二。

新疆的維吾爾族人口主要分佈在南疆，其佔維吾爾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一五。從地區上看，僅喀什地區維吾爾族人口就佔到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點零一，佔本地區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九點三十七。其次，和田地區和阿克蘇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佔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的比例也都在百分之十八以上，佔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和百分之七十四點九九。三個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合計佔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點零五。南疆地區人口佔全疆的四十六點四八，農村人口佔自治區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以上。南疆五地州國內生產總值僅佔全疆的二十五點二七，農村經濟總收入佔全疆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八一，農民人均收入比全疆平均水準低五百六十三元。南疆地區一、二、三產業比例以及國內生產總值增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農村勞動生產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和人民群眾生活水準均明顯低於全疆的平均水準。南北疆的差距很大，這種差距突出表現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這三個地州,而這三個洲又都是維吾爾族聚居的地區。根據官方報導，從二零一四年起南疆三地州不再考核本地生產總值。[22] 下面引用一段《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對南疆的一個村莊柯坪縣的描述[23] ：

「甲雇了一輛當地的車帶我看周圍農村。正在開展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充分顯示了工程師治國的特色。工程師本性在於物的建設，規範和秩序，根據藍圖製造世界。建設新農村就是把原來農民自己蓋的住房拆掉，按照統一規劃重蓋新住房。新住房要求每家統一樣式，橫平豎直，排列整齊，便於水管、電線的接通，還能空出一些地皮。對那些靠近城市，可以利用土地搞開發的地方，這是重新規劃的積極性主要來源。空出的地皮可已讓當地政府賣不少錢。」

然而對於農民，這種建設新農村卻近乎災難。走過的村寨，老房子幾乎都成廢墟，新房子還沒建成，一片破敗凋敝。到處是一尺厚的浮土，孩子跑時像馬跑一樣身後騰起一溜煙。按穆合塔爾的話說，和平時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破壞，簡直是一場戰爭過後的景象。

甲的姐姐在其中一個村莊，她家老房還在，但很快會拆。他們對所謂的新農村忐忑不安，不知會有什麼結果。這本是他們的家園，但家園怎麼安排完全由外人做主，他們自己沒有權力。很多人不想辦，卻沒辦法。政府強迫搬遷的辦法之一，是把老村莊原本縱橫流淌的渠水掐斷，引到新農村去。老房子沒了水，世代種下的果樹都枯死，生活也不便，只好搬。我看到有的人家從自來水接水管澆果樹。但那只是救急。過去渠水流淌，終日不斷，因此能夠保持豐富的地下水，對果樹和植被的好處是靠自來水澆灌達不到的。

政府給每家農戶補貼三千元蓋新房，但要求必須蓋成政府規定的樣式，每家至少還得拿兩萬元才能蓋起那種房。大部分家庭拿不出那麼多錢，因此成了老房子不讓住下去，新房子又沒錢蓋的局面。不少家庭只好先蓋政府規定樣式中的一間，暫時住進去，等有錢再蓋其餘部分。

西部大開發確實帶來了現代化，但發展更多的限於在更容易納入現代化體系中的北疆城市，也是漢族人居多的地方。我們似乎要反省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標榜的現代化，是否只是一部分人的現代化？因此，我們也不應忘記相對貧窮，因為在新疆接近一半的人口無法享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便利。

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不喜歡暴力。但是，有人為了追求和平而製造暴力，有人為了反對暴力而引發衝突，也有人面對衝突奮起抵抗。我們說不清楚我們為什麼要反抗，但我們持續反抗著。而在當下中國，我們到底應該反抗什麼？在戰爭年代，我們面對的暴力是清晰可見的，所採取的行動也是明確和直接的。但在所謂的和平年代，溫和的暴力難以被察覺，施暴和抗暴難以區分。我們處在國家、民族、區域、階級、宗教等不同身份的認同之中，這些身份交織轉換，使反抗變得迷茫而忽視了隱藏在這些複雜矛盾背後的最大暴力——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現代價值，而生活的本來面目，用尼采的話來說應該是「存在的、現實的、真切的」。

或許說「我們所熟知的東西的真實改變，不單單來自相關的知識權利取得，還應當是來自我們真真切切的身體經驗、探索追求等等無法被知識和語言所取代的活動所獲得。」[24] 黑格爾說過：「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因此，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民族，只有我們真正的反思是現代價值——在思想上突破文明的綁架，在生活中拋棄競爭的愚蠢，找回自由、普通、正常、回到自然的人，才能找回失去的傳統文化，建立真正具有共同意志的社群。只有做到了這點，才是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的方法。

參考資料：

1. Sara Ahmed（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 Deleuze(2002)：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寧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約翰·費斯克（2001）：解讀大眾文化，楊全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4. 約翰·費斯克（2001）：理解大眾文化，王曉鈺、宋偉傑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5. 何春蕤、甯應斌（2012）：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臺灣社會雜誌出版社
6. 張承志(1999)：心靈史，湖南文藝出版社
7. 張中複(2001)：清代西北回民事變，臺北：聊經出版事業公司
8. 王力雄(2007)：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臺北：大塊文化出版
9. 溫鐵軍(2013)：八次危機，東方出版社
10. 劉健芝、薩米爾·阿明、弗朗索瓦·浩達(2009)：抵抗的全球化，人民文學出版社
11. 黃鈺書(2008)：文明的抉擇—另類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
12. 許寶強(2010)：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牛津大學出版社
13. 鄒文良、張聚敬，《新疆核試驗場周圍環境輻射對居民健康影響的調查研究》：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TpkiIQBxImxc2JqWWr-sKrZ-tKTlOFsGzI3tbyDgMFZxTHbVFNJ2od78m_DrWNfkNbFrpecGuQYoFnEOmfbTKyJ5o3sZ7QxSZ7r1paFb3K
14. 永不沉默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致維吾爾同胞的公開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yODgyMA==&mid=200816514&idx=3&sn=1f2624324fbec2d0755b4c8edca31cd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