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的迷思
【明報】2009年6月29日
策劃 許寶強
【明報專訊】多得金融海嘯和特區政府的推動，醫療和教育由保障全民的社會福利，搖身一變成為海嘯後的「六大產業」之二。
服務百姓的公共機構由政府提供土地，順理成章，但侍奉富豪中產的私人產業，也能享用土地優惠這「免費午餐」，是否有點那個？
更奇怪的是，為什麼患上「福利恐懼症」、尤其那些「自封自由主義者」的港人，不像針對領取綜援者一樣，高呼「福利」會造成私人產業對政府的「依賴」？甚至指摘「福利養懶商業」？
歐陽達初的答案是： 「福利依賴」與「獨立自主」的假對立，從來只是一種用來掩蓋階級問題、製造妒恨、專門對付基層的花言巧語。
馬國明補充：人是「互相依賴」的動物，因此「依賴」與「獨立」必須辯證地看待。
把醫療和教育扶植成為中港富豪中產及其子女服務的產業，主要以公共資源培育的醫生、護士、教授、老師，也將逐漸流向侍奉少數高收入人士的私領域，此消彼長，本地福利的量和質將會日益下降，社會只能進一步兩極分化。應該如何面對？
經歷金融海嘯甚至受裁員減薪威脅的本地中產社群，又願意對「社會福利」、「依賴」和「獨立（自力更生）」等，重新作理性思考嗎？(文 許寶強)
文 歐陽達初
金融海嘯發生以後，政府官員在不同場合的訪問中，都呼籲有經濟困難的市民領取綜援，事後被各方媒體大肆抨擊為不負責任。公眾似乎對「有需要領綜援」這種講法（特別出自官員口中）十分反感。近年即使社福界亦對使用綜援持保留態度，總覺得「自力更生」才是理想的「公民典範」；社會上的保守派，更將社會保障提升至一個道德災難的源頭，最常見的是「綜援會鼓勵懶惰、新移民無計劃地生育」等。
由此可見，關於綜援的討論已超越社會保障的範疇，而關涉到社會價值的層次。
福利恐懼症
綜援作為香港唯一的安全網，確面對着巨大的認受性問題，即使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仍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見樂施會的研究）。這一方面是香港的經濟神話令人以為過去的成功就是靠着「自力更生」，
「福利」只被狹窄地定義為公共援助，是屬於少數人的。這既漠視了香港人（特別是中產）一直都相當「依賴」福利，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醫療系統等，但同時又滋生了一種「福利恐懼症」，以為它會打擊人的工作意欲，同時為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其次，綜援作為一種需經濟審查的保障制度，不但造成標籤效應，更排斥了許多面對經濟困難的中下階層，雖然他/她們經歷了裁員、減薪，但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再加上政府近年不斷推出選擇性的「派糖」措施，如多發一個月綜援標準金，更引起了市民對綜援人士的不滿。
由此可見，這類針對最不能自救者的福利，將受助人區分成「值得幫」與「不值得幫」，加劇社會分化；每當福利運動提出增加綜援水平的要求，總有人「擔心」太好的福利製造依賴。政府不敢觸碰深層次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而呼籲市民領綜援只是敷衍了事，完全不提及申請綜援的重重關卡。因此自
1999
年起，
「綜援」的論述脫離了社會政策、經濟分配的理性討論，變成大眾針對一群綜援人士的行為問題。當中涉及不同政治力量的操作，以及社會怎樣理解接受福利及經濟自立。
所謂「福利依賴」，指的大概是長期領取社會保障人士，特別針對一些有工作能力如單親家長、失業和低收入社群。
長久以來，社會似乎用「依賴」與「自立」去區分一個人的經濟狀態。在
60
年代起，一些反福利的西方學者開始將領取福利接受者的「貧窮」描述成「依賴」，將他/她們從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歸咎於福利太慷慨而選擇長期接受福利；甚至連繫至負面心理/道德範疇的含意，而成為某一群體的文化特徵，是需矯正的病態。這在香港既不符合事實（可比較綜援水平與貧窮線），更漠視了造成貧窮文化的結構性因素：如貧富日漸兩極化、排斥性的勞動市場、日趨複雜的家庭關係。為回應「依賴文化」的攻擊，一些較批判的福利學者提出了「被迫依賴」的用語，旨在重申福利接受者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處於被動及不利的一方。面對社會變遷，接受福利其實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美國學者 Nancy
Fraser
則指出，從字源來說，
「依賴」其實暗示了一種從屬的社會關係，在前工業時期即指奴隸、僕人，那時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是「依賴」的，因此不會感到恥辱。自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圈地運動、工廠的出現後，一些工藝者、農民失去了他們的「自力更生」機會，薪資勞工成為社會的常規，要餬口就要到工廠做工。其後由於 18、19
世紀工人運動取得的一些成果，部分工人階級享受到家庭工資以及一定程度的勞工保障，所謂「經濟獨立」開始成為主流的生活狀態。同時，屬於經濟活動的無酬勞動，亦同樣被孤立於經濟獨立的領域中，因此當每個人被要求「自立」，便只有從事「有薪工作」的形式。不過，這種「依賴/獨立」的二元關係，遮蔽了資本主義下工人對僱主的依賴及其從屬地位，例如工人失去控制生產、工資水平的能力。資本——勞動關係中的「依賴」被神秘化，卻披上「獨立」的面紗，在社會上取得優越的地位。
香港隨着去工業化、都市化的無限擴張，從前基層市民可以獲得生計的機會不斷被剝削，擦鞋檔、小販、大牌檔等經濟活動開始絕迹於「全球城市」的空間。金融地產主導的畸形經濟結構、資本累積的遊戲排斥了大部分人，甚至侵蝕社區、基層之間的自主經濟活動，這才是真正製造「依賴」的元兇。如要數社會存在真正的「福利依賴」，應見於政府對財團商賈的利益輸送：盲目重建後的土地資源、低無可低的利得稅甚至取消了的遺產稅、向商界利益傾斜的功能組別、賤賣公共資產而來的「領匯」等；或說政府支援企業亦能為市民提供就業機會，但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卻是肚滿腸肥的一小撮集團。與之相比，基層市民得到的福利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福利依賴」就可成為當權者轉移視線、掩蓋官商勾結、操弄民眾不安情緒的最好工具。
他朝君體也相同
社會一方面追求經濟自立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許多在生活世界看似熟悉的事物，其實隱藏着不同的問題，如有滲入食物鏈的流感病、老化的救護車、有毒的奶粉、迷你債券等。
即使是經濟系統，在增長的背後，危機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降臨，並對人民的生計作出不同的破壞：結業、裁員失業、減薪、增加工時，這更加顯示出以個體「獨立」地對抗全球性及本土性風險的脆弱。為此，我們需要更普及的福利制度，將這些社會風險集體承擔，防止它們不平等地分配到最弱勢、邊緣的一群身上。况且在生命的歷程中，今天的中產可以「下流」成明天的無產者甚至負資產階層，政府更應該強化多層的社會安全網，改善千瘡百孔的綜援政策，以及落實全民養老金；為此，適當地干預市場是必須的，如設立最低工資以及低收入補貼等，以保障工人有尊嚴的勞動、合理的回報。在這連基本生活都未能確保的時代，這些社會政策可以為市民提供一種「制度化的安全感」，對長遠的社會發展有利。
要解決市民對「福利依賴」及經濟不安全（ economic
insecurity）的恐懼，我們需視「領取福利」為常態，還要擴闊對「福利」的想像，因為社會上所有的成員都會在不同時段有此需要。單純的「經濟獨立」根本不存在，要抵抗海嘯，更不可能單靠個人的力量；同樣地，社會從來都是「互相依賴」地運作，福利制度正體現着這種同舟共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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