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經濟 遇洪而開？
【明報】2009年7月12日
策劃 許寶強
文 劍青
【明報專訊】從最宏觀的角度看，香港三大所謂「支柱」行業中，金融業的性質是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將各地的剩餘價值集中化（centralization），與物流業一樣槍口對外。
然而地產這一行業，卻是透過挖取城市內部各種生活領域的資源，透過持續不斷的漲租、改造郊區、惡化空氣質素、甚至土地的剝奪（dispossession）才能夠暢順運作，是集中化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centralization），亦是香港表面上作為亞太資本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往往被忽略的「裏面」。
香港人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投入炒樓、SARS 期間更樂此不疲、直到次按風暴仍未過去的今天還是熱烘烘。吃自己吃了三四十年，如果要在這個如洪水猛獸般的經濟危機反思，就應當為地產發展模式來一次歷史的反芻。
土地經濟的歷史地理
曾經訪問過一位根正苗紅的香港人—— 1942 年在石硤尾木屋區出生，經歷大火，然後安置到七層大廈，結婚後上山蓋木屋，清拆後租住唐樓；八十年代開始炒樓，八十年代中在市場波浪的翻船，失去婚姻成為工人；九十年代板間房被收地重建，上公屋後轉做清潔工——她一生都與香港整體土地經濟環環相扣。當問到她為何要買樓的時候，她直言七十年代的她根本「沒有買樓的概念，更別說炒樓」，「要住的話便上山搭間千呎木屋，不習慣便租，為何要這麼蠢會買房子回來」。她的炒樓行為，忽然變得不可理解。引伸的，正是究竟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才熱中於地產這玩意的？整個地產發展模式是何時活躍起來的呢？
其實自六七暴動以降，遠東、金銀、九龍等新交易所相繼建立，華資在兼併了不少退卻的英資資產之際，同時容許了它們初嘗股票市場的龐大資金。引用地理學者鄧永成的概念，一個由華資地產商、港英政府與發現地產有利可圖的股民的「土地發展體制」（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已經初步建立。它強調交易價值的網絡，大大改造了香港人視土地自用、視房產為家的概念。它是城市命運的巨輪，主宰了我們四十年來城市發展的格局。
這種土地發展模式當然不是唯香港所獨有，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複合。它不止於如城市地理學者 Andy
Merrifield 所指出，像美國那種地產利益與州分內政治勢力有勾結的深刻傳統；它又像整個東亞整個地區內的權威政府（strong state）一樣，國家與城市往往以公權力「協作」這些土地利益的交和收，如提出公私營合作的概念，合法地邀請土地利益參與分享。它特殊且極端的，是因為香港曾屬殖民地，英國人上岸後「普港之下莫非皇土」，政府至今還是最大的土地利益集團。因而這個「土地發展體制」比起世界很多地方都來得更明顯、更直接、更堅固、更「勾結」。
拚命多於創造
當然，這種殖民時代的勾結向來都十分複雜，土地利益的輸送可能並非出自純經濟的考慮，政府甚至在經濟的效益上適得其反。
以上那位地理學者曾在八十年代算了一道大數題，發現原來前港英政府的從土地得回來的收益，根本無法抵銷各種為了這地產經濟而消耗的成本，包括交通配套、行政架構等等。土地經濟使政府帳面豐碩的理由，只是由於未計算整全的總開支。姑勿論港英政府背後懷着什麼經濟以外的因由（詳細可參看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被學術界詬病為一種「拚命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的經濟模式也並不為過。
因這（非）經濟勾結之故，當八四年中英草簽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政府不是帶領香港邁向一種新經濟反是把地產業視作龍頭，忽然關愛舊區環境質素，實質在盤算着市區重建這些不算在內的土地，以保財閥經濟的繁榮及光榮撤退。董建華年代一份施政報告更提及過一項瘋狂的創舉——在十年內開展二百五十個市區重建項目，以闢地餵飼整個利益體制。這引發市區生活十年浩劫，居民維權運動處處，直到現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才稍有一刻的屏息。
「土地發展體制」像是令大家參與其中，獲得利潤。但從整個歷史地理的過程來看，故事更多的似乎是像起初受訪者的生涯一樣「拚命多於創造」、各種別樣城市經濟的可能因土地租金而遭到排拒、政府政策受地產利益把持、多少舊區居民被遷徙、多少本土經濟被破壞，全都是本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痛苦不斷的現實寫照。
偽開放與真正的封閉
既然這個體制遺害深遠，既得利益當然是拒絕改變的答案，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合理化自身呢？我們日常所聞，都拿發展與反發展兩種二元對立，謂之若我們死守老樹，不開放土地來發展便會被邊緣化云云。這種「開放」與「封閉」的概念，是支援整套地產發展論述的關鍵詞。
為回應這爭論，人文地理學者瑪西（Doreen Massey）曾做過一個具啟發性的研究。她選了兩個地方，一個經常被認為是全球的、公共的、流動的、開放的科研實驗室，另一個是被經常想像成本土的、私人的、凝固的、封閉的家居。表面上，實驗室是每天有國際性會議、全球「精英」匯聚，經過她長期在地考察，發現實驗室其實也封閉得很，不僅是排斥其他功能的單一經濟活動、有保安員禁止進入、而且根本十分具本土性（一種作者解作為植根西方傳統、強調理性的知識生產）；而家居也具備各種開放的活動，能夠集居住、工作、娛樂等功能於一身，家中電腦的功能很多時候都不比工作環境的少。因此，關於這兩種不同時空流（time-space）的問題，她認為不應再問什麼事物本質上是「開放」或「封閉」，真問題是為什麼事物會被定性為「開放」或「封閉」。
按此視野，我們不難察覺這種強調現行土地發展模式體制不開放的地方。相比起具社區網絡、靈活運用地方的舊區街道與建築，要強調收益的新地產項目，從設施到管理都相當封閉。反而，像舊區或新界鄉郊的經濟空間結構卻從不封閉。以往利東街一類的本土經濟作業，除了大門常開、童叟無欺、生意額大小無區外，比起許多中環的公司可能更加連結全球，連卡地亞也會找他們做生意。現在一個正被強調流通、融合、經濟開放的廣深港高鐵所影響的菜園村，除了像同文俞若玫所指， 「是盛載豐富的生命歷史，是個睡、吃和育兒的地方，也是她們工作、娛樂、聚會、以及增長知識、交換經驗及身分建立的場域」以外，其七八十年代的米產一直都是運往歐美的。「開放」一個本身也具開放性的地方給一條只能連接特定地點的高鐵，骨子裏就是為破壞開放多樣的本土經濟的單一地產經濟建立合理性，產生的效果，只能是從開放走向封閉。
真正開放經濟
近年開始談融合，基建在新界郊野穿插，這種由集中重建市區闢地轉向至擴散開發新界的空間政策轉移，將觸發新一波由土地發展引起的災難，如古洞北、粉嶺北內許多具開放性的經濟模式在幾年來遭到地產商收地逼遷。這個土地發展體制對新界這「新殖民地」所帶來的環境、人文及經濟禍害與新一波衝突，是委任多幾位劉皇發也解決不了的事。唯有透過正視由來已久的土地發展體制問題，解除定性某事物為封閉或開放的習慣，才能真正開放城市經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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