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2-09/19/c_123732106_7.htm）

引言
「世界和平」是我們人類持續不斷的願望，也許是我們深知在後冷戰及高度軍事化的年代，戰爭根本隨時一觸即發。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距今剛好一百年，在世界各地一年一度的戰爭紀念日、建立在城市中央的紀念物、在我們真切誠心為戰爭死傷者默哀悼念的同時，戰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一邊紀念戰爭、渴求和平，一邊記憶仇恨、貪戀霸權。本文會先簡單介紹戰爭紀念物的發展歷史，然後會以德國的戰爭紀念物說明德國的戰後表現，接著以日本靖國神社為個案研究，藉此探討其象徵及意義、背後所隱含的權力及政治因素，以及紀念物及戰爭在媒體中介的呈現，如何影響我們的記憶，揭示戰爭紀念物的政府手段。

一、早期的戰爭紀念物大多是為紀念勝利而建造的，為死者而建造的相對較少。在拿破崙年代，更是會把屍體草率地埋葬在沒有標記的大眾墳場中。至後期的戰爭紀念物便不再是頌揚戰爭，而是出於對死者的一種尊重。一九七零年，時任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到訪波蘭的紀念猶太人遇害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為德國發動二戰的法西斯罪行懺悔。[1] 兩個曾經視為敵對的國家，如果能夠因此而增加了解，可算是向和平伸出友誼之手。

有此種轉變，大概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多個國家遭到戰爭的蹂躪及造成大量的人命傷亡而起。不過，並非一開始便如此順利，當時法國有一個小鎮建造反戰紀念物，為遺留一群悲痛的寡婦及兒童譴責戰爭，但卻觸怒了軍人及軍隊。直至一九九零年以前，該建築都不曾正式開幕，而鄰近軍營中的士兵，都被下令不能正面經過該建築物。[2]

後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紀念物開始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死者的名字，自那時候開始，除了西方國家外，其他地方的衝突如韓戰及越戰亦開始意識到個人貢獻的重要，為死者建立紀念物。[3]

戰爭紀念物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及組合，大部分都是傳統的紀念碑或雕像，而有些則是整棟建築物，內設博物館。戰爭紀念物多是一個作紀念儀式的地方，一般在城市的中心，或易於到達的公園或廣場。很多戰爭紀念物都有一塊刻有死者名字的紀念匾或墓志銘。[4] 在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納粹大屠殺紀念碑 （New England Holocaust Memorial） 上，就刻有德國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 （Martin Niemoller） 的經典字句，[5] 表達了他對大屠殺一事付上了沉默的代價：

「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二、戰爭紀念物經過了多年的演變，時至今日已有不同的詮釋，背後設立的原因亦可能隨年月而遺忘，也許要探討一個戰爭紀念物的意義，或一個國家的悔意及對和平的追求，是一個時間性問題——日久見人心。

歷時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約五千至七千萬人因而死亡，是人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納粹德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在柏林正式簽訂投降書，宣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條件投降。作為始作俑者及戰敗者的德國，在經過半世紀後的今日，讓世人見識到德國對戰爭的真誠懺悔。

除了德國多位歷任總統或總理已先後在不同紀念儀式上向猶太、波蘭、俄羅斯及其他各國人民所造成的傷害表示歉意，今日所有德國學校的學生都有義務去參觀集中營，讓德國人民正視歷史，對過去的罪行懺悔和補償。也許在這種背景、教育下，德國的戰爭紀念物就是有點不一樣。以下我會以兩個例子說明德國人是如何以有形的紀念物，無限伸延人類無形的記憶。

於一九八六年，藝術家艾絲特．格茨 （Esther Shalev-Gerz）及約亨．格茨（Jochen Gerz）建造的一條高十二米、闊一平方米的空心鋁柱正式在德國漢堡揭幕，柱子上鍍了一層軟黑鉛。其底坐有一段以德文、法文、英文、俄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及土耳其文寫成的碑文﹕「我們誠邀德國漢堡的市民及遊客在此簽名留言，以此承諾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當鉛柱上的名字愈來愈多，它就會慢慢往下沉以騰出新的空間讓其他人簽名，最後十二米的鉛柱便會完全消失，而此反法西斯主義的紀念碑亦會不見蹤影。最後，就只有我們能夠對抗不公不義了。」柱子一共下降八次，直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整條柱子埋入地底，只剩下一塊方形的石板。在這七年間，柱子上共收集了約七萬個簽名。[6]

（圖片來源﹕realtimecities.wikispaces.com）[7]

（圖片來源﹕Sites of Memory）[8]

此大膽而又簡單的反紀念碑，公然無視大量紀念慣例：它的目的不在安慰而是激發；不是保持固定而是不斷變化；不是永恆而是消失；不是被途人忽視而是要求互動；是保持完整而是邀請別人破壞；是接受記憶的負擔而是丟回給城市反思。[9] 也許以一個未完成、消失的紀念碑去永遠懷念消失的人是最好的方法。

另一個例子是位於德國卡賽爾的戰爭紀念物，在一九零八年，卡賽爾市政廳廣場前原本有一座十二米高的新歌德金字塔式噴泉，但由於此噴泉是由一位猶太企業家贊助興建，故此被納粹黨員於一九三九年一夜拆毀，所有碎石於一星期內運走，留下一個巨大的洞穴在廣場中央。及後於六十年代，該市重建噴泉，但沒有人記得原本的噴泉因甚麼事件而消失。[10]

為了這段消逝的記憶，拯救歷史遺跡協會（Society for the Rescue of Historical Monuments）於一九八四年建議噴泉及其歷史都要修復。於是當地藝術家霍海塞爾 （Horst Hoheisel） 就建造了一個「逆向」紀念物 （“negative-form” monument），他把新的噴泉翻轉，嵌入地底，讓水在其中流動，以超過二十五年時間完工。他解釋此意念為舊噴泉的鏡像，以一個傷口及一個開放式問題留給卡賽爾市民，提醒他們不要再發生同類型事件。「沉沒的噴泉並不只是紀念而已，它把歷史成為一個基座，邀請途人站在上面搜尋回憶。」[11]

（圖片來源：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12]

（圖片來源：明尼蘇達大學）[13]

時間與記憶彷彿是勢不兩立的，即使是記憶所繫之處 （lieux de memoire／places of memory）都需要不斷變化、無限循環其自身意義，才能勾起那段深埋的歷史記憶。德國選擇了這種方法去深刻反省戰爭，也許是來自她們一直以來對戰爭的嚴謹克制態度，不斷地檢討過失，持之以恆的警戒，以禁止邪惡的主義在心內萌生的體現。

三、戰爭紀念物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它同時並存著記憶及遺忘的問題，其物質性會模糊了建造的目的。如果建造一個戰爭紀念物是為了記住過去的行為，以免導致對歷史事件的遺忘，那麼該戰爭紀念物的有形影像同時都隱藏著權力，去混淆其他歷史。[14] 以下我將會以其中一件最具爭議性的戰爭紀念物——日本靖國神社，為個案研究。

（圖片來源：http://blogs.yahoo.co.jp/athityuthay/28195776.html）

位於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前身是建於一八六九年的東京招魂社，於一八七九年改名靖國神社，「靖國」由明治天皇命名，意為使國家安定。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日本帝國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大多數是在中國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及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中陣亡的日軍官兵及殖民地募集兵。自明治天皇（一八六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位）開始，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一九七八年，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把東條英機等十四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列入靖國神社合祭。從此其性質發生重大變化，糾紛不斷。[15]

一九八五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由於他是第一個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參拜的人，激起了中國政府的官方發言譴責，自此十一年內再沒有日本首相前往參拜。直至一九九六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再次以內閣總理大臣公職身份參拜，再度引起中方強烈批評。其後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的行為更持續引發中國、韓國等的激烈抗議。直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二次執政滿一周年當日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大陸、南韓等亞洲國家反感，而美國亦對此舉感到失望。[16]

每當有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都會演變成敏感事件，乃是因為祭祀神社內的甲級戰犯有復辟軍國主義之嫌。據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於其著作《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17] 的定義：

「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為了戰爭或準備戰爭所形成的意圖與制度，此意圖與制度佔有半永久性的最高地位，使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乃至國民生活的全部領域均從屬於軍事價值的思想及行動方式下。」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都屬於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故此每當有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都觸動曾被日本侵害的國家如中國、韓國等的神經。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參拜靖國神社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劉結一在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的聯合國會議上表示，安倍晉三此舉是把日本領上「一條危險的道路」，國際社會必須發出警告及必須改正他的「錯誤歷史觀」，並表示靖國神社是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的工具，安倍此舉有違聯合國憲章精神。[18]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有一篇題為“US Seeks Abe Assurance He won’t Visit War Shrine”的文章，[19] 表示美國官員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以免觸怒中國及南韓，並要求安倍考慮重申東京以往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道歉，以緩和東亞地區的緊張關係。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靖國神社春季大祭，安倍晉三以首相身分奉上了稱為「真榊」的楊桐樹作為供品，隨即引起韓國批評。韓聯社引述韓國外交部指，安倍晉三不顧鄰國和韓國社會的擔憂向靖國神社再度獻上貢品，部分日本官員還不斷進行參拜，韓國政府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對安倍供祭靖國神社予以譴責。[20]

靖國神社的爭議絕對不僅僅是參拜供奉的一個表面行為，而背後更是牽涉國際政治、國家歷史及民族情感等複雜的因素，在此我希望能帶出一些靖國神社的迷思，也許能從中反思紀念建築物的意義。

第一是有關靖國神社展現的內容。靖國神社內設有一個名為「遊就館」的軍事歷史博物館，據著名旅遊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網站[21] 介紹：

「除了有正式對日本軍隊傳統的描述外，亦有劍和武士盔甲的展示，以及讚頌勇敢及堅強的日本人民的藝術品及詩篇……不過，當你歷經日本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海外軍事衝突 （如與俄羅斯搏鬥、侵佔韓國及其他國家），這些展品都變得具爭議。博物館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大東亞戰爭」，即大家所認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此字面的意義較早年的說法減輕不少，亦沒有提及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殺 （展館內稱「南京事件」），難以想像中國人民會對此滿意……」

在這個旅遊網站的簡短介紹中，已道出了日本一直以來為人垢病的兩大問題──第一，不願承認日本於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及歷史﹔第二，試圖美化戰爭及塑造日本為受害者。

展館內絕口不提日本於戰場上的暴行，把「中日戰爭」說成「日中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而日本之所以侵略東南亞，全因為歐美西方因日本侵略中國而實施貿易禁運，導致日本經濟大蕭條、民不聊生下才迫不得已發動戰爭……「遊就館」無疑是假借歷史博物館之名，嚴重及刻意扭曲歷史的描述。

展館亦有不少內容介紹盟軍於一九四四年空襲日本多個大城市造成大量傷亡的史實，展示盟軍的殘酷及對日本平民的巨大傷害，並讚揚「特攻隊員為日本犧牲是出自無私的愛國心，不但是戰後重建日本並快速復興的主因，亦成為戰後建築世界平和的重要基礎。」遊就館所傳遞的右翼思想及軍國主義在此顯露無遺。[22]

我認為作為日本的政府官員前往參拜是過於敏感的事，因為這無疑是向日本人民傳達「肯定戰爭或戰犯」或「否定戰爭罪行」的錯誤訊息，這似乎都與作為一個戰爭紀念物的意義相違背。更重要的是，日本與另一戰敗國德國的戰後表現大相迥異，日本至今仍未對戰爭作出正式的道歉，於過去十多年，日本政府都一直在領土爭奪、慰安婦及軍票賠償等問題上，不斷挑釁東亞各國，安倍晉三上台後更要研究修改有關承認戰爭罪行的「村山談話」[23] 、「河野談話」[24] 及「和平憲法」[25] ，有意加速復辟軍國主義。不論靖國神社建造的動機，及其所呈現的歪曲史實，日本於戰後並沒有對戰爭深刻反省的表現，反而更變本加厲的行為，是令世界首先對她失去信心，認為她已喪失了追求和平意願的主因，致使每一次有日本政府官員參拜象徵著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都令各國敏感不已。奧地利作家穆齊爾 （Robert Musil）經常被引用這句句子：「世界上無任何東西如紀念碑般無形」。[26]

紀念物本身是有缺憾的，它們的「看不見」克制著一個社區回憶的責任。後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索雅 （Edward Soja） 更指紀念物根本就是擔當這個角色，他闡釋紀念物有迷惑或隱藏建造的動機，把他們原本打算紀念的東西模糊，並隱藏另一種歷史的詮釋。所謂的敍述及意義都是有限的，因為紀念物提供的只是一個假象。[27] 這正正直指今日靖國神社的景況。

第二是參拜靖國神社帶有政治因素。二零一四年四月，日本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接受中國《第一財經日報》專訪，[28] 分析日本首相安倍選擇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宮本雄二指「安倍在第一次擔任首相期間 （二零零六年九月至二零零七年八月）沒有參拜靖國神社，下台後在日本國內遭受到一部分國民的批判。外部壓力增大，是促使安倍參拜的原因之一。其次，中、日、韓都出現了新的領導班子，照理說是開創新局面的好時機，然而由於中日兩國之間存在釣魚島的棘手問題，因此安倍為了緩和與中韓兩國的關係，在 （第二次） 上台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四年四月） 的首年按著不參拜靖國神社，但是他最後發現，即使不參拜，中韓的關係亦沒有緩和的跡象。」

在此已清楚說明，靖國神社作為一個戰爭紀念物並不純粹，其所象徵的意義，背後牽涉的政治、權力、關係已不言而喻。曾於日本法政大學研究院進修的新加坡作家黃彬華就評論安倍晉三是「利用靖國神社作政治上的討價還價，目的就是利用靖國神社問題刺激亞洲人的神經，吊中國的外交胃口，進而激發日本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在他的意圖下實現復古的道路，讓日本回到戰前的狀態。」[29] 日本首相一直操弄著靖國神社，以此為政治籌碼，一邊借參拜的名義獲取國民信任，一邊在挑釁與中韓的關係，小泉純一郎如是，安倍晉三如是。法國理論家列斐伏爾 （Henry Lefebvre） 指紀念物底下存在的不只是另一種歷史，更是一個「充滿權力關係的詩意空間」（sites of intensity），是「掩蓋控制的意願及底下權力的恣意妄為」。[30] 日本首相在靖國問題上懸而未決，借此牽制與中韓的關係，使僵局不斷惡化，所謂的「使國家安定」、紀念戰爭、追求和平都消失於無形之中。

第三是媒體中介的定義權力。我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曾經歷戰爭、二戰的時代，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媒體中介。在此的媒體中介不但包括用以傳播訊息的機器及管道，還包括牽涉在其中，有能力影響訊息的中介物，例如教育。在日本，早年就有不斷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情發生，以美化日本的侵略擴張，刪去日本的戰罪。日本高中的歷史課只教授至「明治維新」，而「日本現代史」亦不列入大學入學試範圍之內，大部分年青人只知道受美國原子彈襲擊，而不知道日本侵略的歷史。他們的民族歷史是經過篩選，記憶及知識都是被人操控，他們無法如德國般正視自己的過去。當然，中國、韓國甚或大部分國家都有相類似的問題，因為當權者本身就能夠定義歷史，以媒體中介為手段。

今日的靖國神社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神社，不再是日本東京一個旅遊景點，它所象徵的是軍國主義，它所意味的是一段日本侵略中國、韓國的歷史，媒體學者席佛史東 （Roger Silverstone） 指：[31]

「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我們現在所創造出的記憶，乃是建構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我們對這些事件的說明，都來自於我們對這些事件的關懷，以及對當下、此刻的關注，對過去的描述無法脫離創造當下情境的條件，這些條件則是在日常生活大眾文化複雜而商品化的空間中，由媒體中介引導產生。」

媒體可以呈現當下，再現歷史，但我們更應該要清楚知道，不論是一座紀念物，還是從小就接受的教育，它們均是被掌控下的產物，我們需保持客觀，全面認識才不致於輕易地對號入座。這亦是本論文盡量不挑選來源自中、日及韓的引文及新聞報導的原因。

四、任何有關戰爭紀念的史料都會交替運用「紀念碑」（monument） 及「紀念」（memorial） 二字，但兩者的定義卻經常自相矛盾及難以連繫。[32] 我們意識到所謂的戰爭紀念物都是當權者的籌碼，也許只有實際行動才能看出其真意。以下將介紹兩個來自日本的民間組織，探討官方以外的和平意義。

首先是和平船 （peace boat），一個以日本為基地的非政府及非牟利國際組織，致力宣揚和平、人權、平等及可持續發展和尊重環境。透過客船到訪世界各地，營造一個中性、流動的空間，讓人們進行跨國對話及相互合作，[33] 至今已航行八十多國、逾百個港口，載送二十多萬世界各地青年把愛傳播。創辦人吉岡達也出生於日本大阪，因不滿日本高中教科書扭曲二戰日軍侵略亞洲史實，遂於一九八三年號召日本有志青年籌組和平船，追尋真相、記取歷史教訓。和平船每年全球有四次航程，每次號召近一千五百名全球志工上船，加入和平之旅的行列，志工在船上學習和平相關技巧與知識，有助於未來從事非政府組織及和平工作。[34]

另一個是「祝願世界和平」（May Peace Prevail on Earth） 運動，是由已故的日本反戰哲學家五井真久 （Masahisa Goi） 於一九五五年發起的，他意識到向全球社區傳遞訊息以達致內在及外在和平的需要。於一九七六年，五井提議創建世界和平標杆計劃 （The Peace Pole Porject），[35] 手工形式在柱子以不同語言展示“May Peace Prevail on Earth”的語句。現時有數以萬計的和平柱在全球一百八十個國家，提醒我們要祝願世界和平。[36]

在戰爭面前，我們都是無能為力的平民百姓，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珍惜和平的可貴，珍惜人與人之間和諧的關係。無可置疑，戰爭紀念物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要記住那些因為戰爭而死、受苦及犧牲的人。不過，我們更要時刻保持客觀，全面認識歷史的過去，親身了解自己國家的史實，認清當權者及媒體中介對我們記憶的影響，才不致於只要聽到靖國神社或經過靖國神社，便產生某種預設的情緒。當我們每個人都願意正視過去，放下執著及偏見，伸出和平之手，也許這個世界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