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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及再造歷史統識 ── 香港歷史的博物館的「香港故事」
黃偉國

（圖片來源：http://www.info.gov.hk）

引言
博物館：知識與教育的平台？還是政治宰制的功具？
作為文化政策的延伸，博物館在官方及主流的論述裏被描寫成非政治性、教育性及知識性的場所，例如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官方網頁裏提及其使命時指出：[1]

1. 蒐集、保存、研究、詮釋和展示與香港和南中國相關的藏品。
2. 鼓勵公眾了解和詮釋我們的歷史。
3. 推動公眾了解本地歷史，從而加強他們的身份認同與豐富他們的文化生    活。
4. 與同類型文化機構合作，同心協力推廣歷史學習。
5. 讓所有人都能享用博物館資源。

從使命部分，筆者發現以下兩點：

首先，使命提及公眾了解本地歷史，是誰的本地歷史？是市民眼中的本地歷史？還是官僚和專家眼中的本地歷史？若果是前者，市民有否決定哪些是他們心目中的本地歷史？若果是後者，官僚和專家眼中的本地歷史，又會否囿於政權及上層學術圏子裏的認知和理解？

其次，關於「享用」博物館「資源」的部分，博物館的資源，所指的是場地的使用？展覽的課題？又或者哪些課題（不）可以選擇？這些資源的使用？是由透過參與式民主商議？還是早已落入一批官僚和專家手裏，以「專業」、「客觀」及「具代表性」，來替市民選取「歷史」？

香港的體制及政治脈絡，博物館的教育及知識性，早置於政治，又或者說得精確一點，是政權透過博物館塑造其心目中的教育性及知識。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歷史」為例，會否只是談經濟史、社會史、民生史、文化史，以及中國的歷史？箇中的政治史，無論是遠至一九二三年的省港大罷工，近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及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經濟及社會因不平等而引發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特別是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到了一九八九年因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而引發的政治行動等，會否因為對現在的北京及特區政權造成尷尬而成為政治忌諱？結果使這些知識無法在現時的博物館展示及呈現？或許，在專業及政治（保守）力量影響下，博物館只能夠用作為歌頌政權的偉大及成就，而不能夠展示政權的黑暗面，包括對無權勢者或異見人士的壓抑、污衊，抑或歧視。加上由英國殖民地，到現時中國向香港再殖民的政治狀況下，安全系數高，避免任何政治聯想，及政治正確的課題，才能夠在現制管理下的博物館出現。

正如McClellan（1994，頁1-12）指出，當博物館用作公眾教育，讓市民知悉保育古物的時候，實際上更重要但鮮為人知的用途在於進行政治教育，博物館的展覽品，可帶有極強的象徵意涵。其中透過館內的裝飾及展品擺放規格，一如畫框把圖畫穩放着般，建構着展覽的主題及內容，強調主權，形成身份，以及把博物館與國家政權結合，展現出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勢頭。因此，博物館內的擺設及展品，在建立國家認同的過程中成為中介（meditation），借用Silverstone（1999，頁15）的看法，過程體現了以文字及圖像，製成制度化及技術性的產物，以及透過歷史事件及想像注入意思及意義。二零一零年，在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展覽的電子版《清明上河圖》，以「智慧的長河」為主題在香港公開展覽（明報，2010）。展覽背後，是否透過展品訴說北宋時期首都開封的繁華富貴？是否借該圖作為宣傳上海世界博覽會，把北宋的繁華與中共的繁華與進步（因這是電子版，把文物電子化，突顯了科技的先進）有機地結合及聯想起來，透過展品彰顯當下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下建構的和諧盛世與歡樂繁榮？還是，政權透過借出這一件具政治及歷史意義的展品，暗視中央以支持盛事為名，借上海世界博覽會及再造歷史展品能夠有幸在香港展出為實，以彰顯中央政府讓展品能夠在香港展覽的聖恩？

借用Foucault的看法（參考McGuigan 1996，頁16-7），博物館可視為其中一個權力與知識發生關係的場所：博物館架構及選取知識及視角，透過博物館的裝飾、擺設的安排與安放的次序（Benett, 1995）、佈局、解說、對主題的介紹及講述、對展品的描繪、甚至是專為學生設計的學習活動，無論是工作紙、互動遊戲，均可以明顯的，或者隱蔽的，顯現權力，並且與參觀者發生關係，繼而塑造他們對歷史的認知、觀感及判斷。作為參觀者，他們只能夠根據博物館預設的安排及計劃，被動地接收訊息及看法。

本文選取了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分析博物館如何書寫及建構歷史統識，包括香港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本土歷史的非政治性。

香港故事裏的「香港」／「中國香港」？
根據簡介，「香港故事」從四億年前的泥盆紀開始，以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作結（見圖一）。首兩個展區以自然生態與考古發現作為開始，可以避免爭議，即是一八四二年後被稱為香港的這個區域，是否一開始與中國大陸有所關連，還是分散各自發展，因應地理因素而有着自身的特徵；而自然生態更是該地區因應其天然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地貌、氣候及天氣特徵。此外，當參觀者進入自然生態環境及史前時期的時候，早已被場館高科技的設計及聲音影像效果所吸引，有着先聲奪人的效果。

（圖一）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http://hk.history.museum/zh_TW/web/mh/exhibition/permanent.html）

其餘六個展區以歷代為時序，舖陳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針對歷朝政治事件及經濟活動與香港的關係。在展區三：「從漢至清朝」的以下一段介紹中，可以找到香港如何被描寫與中國的關係：

「秦漢以後，中原漢族陸續移入嶺南地區，並帶來較先進的文化和技術。隨著唐代大庾嶺的開鑿及宋代珠江三角洲的逐步開墾，移民大增，嶺南地區逐漸發展起來。香港地區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是同步的。新界的鄧族在宋代定居香港。明清兩代，陸續有更多姓族遷居本區，香港的社會經濟取得一定的發展。這個展區主要通過香港及借自深圳的文物，縷述香港從秦漢至清代的發展。展出的重點文物包括來自大嶼山的李府『食邑稅山』界石及佛頭洲稅關遺址的『德懷交趾國貢賦遙通』石碑。」[2]

透過民族遷徙及移民來到香港地區，中國大陸並不一定與香港有着關係，竟然是由北方的內陸遷徙到南方沿海地區，其內陸之聯繫因地理關係必然斷絕；而且一旦定居，慢慢在在地建立自身的勢力及網絡，不一定或者不需要再與北方內陸延續其關係。正如上述介紹提及新界的鄧族在宋代定居香港之後，其家族最終沒有遷回原來居地。從中原／漢族史觀而言，即使今日香港地區自漢代以後被劃入成為歷朝疆界領土的一部分，又或者一些零星的考古發展，正如上述的石碑，但充其量只能說明當時中央政府與當地之間在某一段時期有交往及連繫，但並未能充份證明這些交往的延續性及關係性。換句話說，即是某段時期曾經出現及操作，但到了某個時期又告消失；又或者把這些交往及連繫，刻意地描述成中港自古以來有着密切交往。

此外，在地的傳統文化則強調其被邊緣化的族裔及多元化的邊陲文化。這時候，由於在地文化與中原地區的主流文化有着明顯的差異，又或者中原的主流文化只是一個政治語言，實際上不同地區有着各自分散，又互不從屬高低的文化習俗，故被安置在展區四「香港的民俗」，一定程度上可以與中國毫無相干，加上香港與華南地理上的連接，兩地文化上承傳，又間接又含糊地連繫着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關係，縱然華南地區在當時傳統主流的眼中只是邊陲地帶。

「這個展區介紹香港及華南地區四個主要族群多采多姿的生活習俗。……曬鹽早已在香港絕跡，但透過複製的鹽田，參觀者可以認識到褔佬人的傳統曬鹽技術。展場的中央矗立著三座傳統建築物，介紹了本地人的傳統婚嫁儀式及元宵點燈習俗。展場的另一角介紹客家人的農耕生活，村屋內簡樸的陳設充分反映客家人艱苦檢樸的生活。民俗展館最矚目的部分是一個仿照長洲太平清醮蓋搭的場景，包括包山、戲棚、飄色、舞獅和道壇等，色彩繽紛，熱鬧紛呈。」[3]

細心留意文字的描述，當地的四個主要族群各自發展着自己的文化習尚，與內地農村各處鄉村各處例無異。加上他們的經濟及社會地位各異，及在地的自然環境又影響他們的經濟活動形式，正是發揮着邊陲文化中多元化的特質，不一定和中原文化建構着有機的關係及傳承。

由展區三過渡到展區四，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出現斷節（disarticulation），無論由移民南遷在地定居，被詮釋為與內地有着關係，到在地被邊緣化的族裔有着自己的文化及生活習尚，這好像把兩件不大相關的東西連在一起，但又找不到接口，只好各自放在一起的狀況。

到了展區五「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香港由一條早被政權邊緣化的小村落，被捲入近代中國政治變化的洪流中。正如下面介紹的文字所述：

「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中國割讓香港予英國，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展區不單介紹了鴉片戰爭的緣起、經過和影響，還倒磘了新航路發現、葡人經營澳門、廣州十三行貿易、早年中英關係，以及割讓九龍及租借新界的來龍去脈。展出了極具歷史意義的律勞卑紀念石柱及原豎立於水坑口的噴泉圓拱。為營造戰爭的氣氛，展館內重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清兵抗英的防衛碉堡 ── 虎門砲台。」[4]

香港與中國發生關係，純粹是因為香港在鴉片戰爭戰敗後被迫割讓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固然對中國而言是侮辱及失敗的歷史，因為失去了香港，象徵着以後一百年的中國的積弱、政權的無能、政治的腐敗及外力的干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英戰爭似乎只是源於兩國的商務及外交糾紛，而最終導致戰爭。加上戰場不在香港地區，以及香港純樸因為政治的需要被割讓，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一定象徵着對政權的屈辱及心結。這種看法在一九九七年如何論述香港回歸中國主權時更為明顯，其中時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以《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作為著作的名稱，透過不斷重覆鴉片戰爭後香港成為殖民地，而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又稱讚當時的領導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為埋由不立即收回香港以化解屈辱，突顯了中共自相矛盾的本質。正如以下一段文字正是反映中共典型的政治計算，如何根據自身的政治需要及不足，在民族屈辱與經濟利用之間游走及自我解說何謂「國家利益」：

「新中國成立以後，作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直接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他充分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締造者徹底地解決香港問題、徹底地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大統一、大團圓』的決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新中國締造者從國家利益出發，超越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於香港問題『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現實主義立場；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將『香港回歸』這一前人未竟之業作為自己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聖之責，有決心和信心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圓國家統一之夢！」（齊鵬飛，2004，頁22）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下，在展區六中講及香港開埠及早期發展，既然與中國大陸脫離政治關係，但又不會強調香港與倫敦政府之間的政治關係及權力的前提下，殖民地政府刻意經營的經貿活動及草根階層的生活經驗，成為理解開埠首一百年殖民地歷史的主調。

「迎面是一幢三層高巍峩古典的歐式建築物，其旁是一個海港的場景，背景是一幅放大了的九龍舊照片。岸邊還停泊著一艘古老的西式遊艇；建築物後方是一條仿古街道，兩邊分佈著茶莊、裁縫店、當押店、雜貨店、茶樓、郵局、銀行、商行....還有古色古香的誠濟堂藥店及一輛雙層電車，配合著各種叫賣聲，電車聲和淡黃街燈，瀰漫著上世紀初的情調，讓市民可以認識戰前香港的生活面貌。拾級步上閣樓，觀眾可了解戰前香港於政制、法制、民生、工業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還可重溫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革命事蹟，了解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5]
 
本土只是殖民地菁英、城市與經濟史與中國歷史之間的夾縫，只是一種點綴。

到了展區七「日佔時期」，日佔、港人生活與抗日成為本土歷史主軸。

「『日佔時期』展館設計成一個防空洞，以營造戰爭的氣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過十八天的艱苦抵抗，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本人投降，香港陷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參觀者可透過具歷史價值的展品、歷史照片和影片，了解十八天戰鬥的實況，日佔時期的香港生活，感受這段人人自危，每天活在惶恐之中的悲慘日子，及英勇抗敵的東江縱隊的光輝事蹟。大家可以看到一件從未公開展覽過的珍貴文物──淪陷時期懸掛於中環匯豐銀行門前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木製牌匾。」[6]

最後，展區八「現代都市及香港回歸」，似乎重覆了展區六重民生經濟發展，在殖民地統治中只是輕輕提及六七暴動、成立廉政公署作為個別沒有關連的事件。作為最後一題展區，重點當然放在香港回歸，中國恢復主權的部分。

「『香港故事』的最後部分介紹戰後香港發展為現代都市的經過，前半部通過多媒體節目及互動展品，介紹香港在房屋、工業、金融及貿易等各方面的飛躍發展。展館內可以看到仿一九六零年代的涼茶舖、士多、理髮檔、電影院，以及工展會會場，並藉此了解戰後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及普及文化的發展。後半部通過文物、紀念品及重要文獻等，介紹由中英談判，聯合聲明簽署到回歸大典的整個過程。展覽以一個介紹戰後中港關係的多媒體大型節目作為總結。」[7]

在離開展區結束整個香港故事的時候，圖二正是引證了McClellan透過展品進行政治教育──香港只有在中國統治下才有美好的明天，參觀者在館內不會看到北京政府在後過渡期期間不斷強調立法會「沒有直通車」，或者當時中方官員陳佐洱警告「車毁人亡」的說話。

（圖二）
（圖片來源：http://ext.pimg.tw/corgi0825/4abba72978b20.jpg）

從香港故事認識的香港
整合八個展區的內容，有以下的觀察及分析：

一、香港的歷史，只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由中國到英國殖民地，然後又回歸中國。所謂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只不過是由外來移民變成本地人，或者從考古發現推斷官方徵稅的遺跡，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屈辱，到孫中山留港事蹟與革命活動，日佔期間的東江大隊，最後至九七回歸。這些零碎沒有關連但好像有一些與中國的連繫，卻被強調為中國在香港故事裏佔着一定的部分。當然，中英談判及香港回歸中國的部分被強調，旨在於把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視為理所當然的中華民族頭等大事，政治上、族裔上及地理上的中國與香港不能分割成為整個香港故事的政治共識。

二、本土考古、經濟及社會史：民生、農業、到商貿活動、大眾文化活動的紀錄，成為了沒有中國因素部分本土歷史的內容主調。但這些大眾文化娛樂，到日常民生生活的背後，政府的角色在哪裏？也許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的殖民地政府，不願意把資源及政策置於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對於當時低下階層，甚至是青少年人的痛無出路及貪污腐敗狀況，很難與展覽主題及展品中被描繪為刻苦但樂貧樂道的低下階層生活有着連貫性。於是「繁盛的商貿活動」與「簡單的消遣娛樂」合二為一，由工廠及大量當時本土的成器及製品，到戲院、涼茶舖與掛着豐富零食的士多，結構了及認定了當時大部分平民的生活面貌。

三、被消失的香港人民政治歷史？：當展覽強調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殖民地的經濟與民生建設的時候，香港人只是中國的歷史一部分及殖民地歷史的居民，香港人／本地人的主體被消失，更缺乏以自身為出發點的香港史。香港／本土／本地人被動的位置，受制於外力擺佈（中國、英國、日本）。換言之，香港故事裏只有博物館塑造的故事，而沒有香港人自身的故事。例如戰後工業迅速發展背後，殖民地政府漠視勞工權益，根本沒法在展覽中呈現。由此而引發的政治社會動盪，卻被稱為暴動，又或者利用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的政治矛盾及鬥爭作為借口，把問題的本質及根源掩蓋。當然，在香港故事裏，除了以一幅百萬人示威但沒有被指為及解釋的，便是六四事件的圖片（圖三），更避談殖民地時期政府與人民之間衝突及中港矛盾造成的內部不穩（例如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六四事件、移民潮）。因為，被政治消毒後的香港故事，可算是典型官僚及專業人士，為迎合政權彰顯其認受性（legitimacy）及成就感，悉心去政治化的經典作品。由上而下的香港歷史，由權威精心選材的展品，避免政治敏感、富爭議性、觸及權威合法性（例如質疑中共統治及對港政策的合理性，或者不斷強調中國／中共政權對香港的貢獻作為合法性的依據）的香港故事可算為非政治化的本土歷史。

（圖三）
（圖片來源：http://i1331.photobucket.com/albums/w596/sparkpsm/IMG_5412_zpsb3232862.jpg）

參考圖四，自二零一一至一四年三月為止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專題展覽作分析對象，發現以香港及中國社會及文化為題的展覽佔大部分，關於政治的議題，包括本土人權、無權勢者權益（例如工人）、政治發展等，更是絕無僅有。

（圖四）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回顧（2011-3/2014））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zh_TW/web/mh/exhibition/past.html

總結：博物館作為建立統識的示範
本文透過分析香港博物館香港故事的展覽及其內容，發掘了博物館如何利用建構知識產生權力，即是博物館強調哪些內容？同時忽略哪些內容？為何強調及忽略某些內容，及其背後意圖的目的。在博物館被官僚及專業人士管治的狀況下，市民既無法參與其日常運作，更讓他們運用公眾的資源，理性地利用博物館作為平台不斷生產及維持着對歷認知及詮釋的統識，從而建構及再生參觀者心目中的香港的歷史及香港的故事。

參考資料：

1.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 McClellan, Andrew (1999):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McGuigan, Jim (1996):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5. 明報（2010）：《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導賞手冊》，http://tssl.mingpao.com/htm/qmrs/。
6. 齊鵬飛（2004）：〈鄧小平關於香港問題的調查研究和「一國兩制」新思維的初步形成〉，《中共黨史研究》，4，21-30。
7. 香港歷史博物──常設展覽：http://hk.history.museum/zh_TW/web/mh/exhibition/permane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