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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為名，註定不是好的政治？
吳諾雯

Sara Ahmed在〈In the name of Love〉[1] 一文指出，很多鼓吹仇恨和敵意的群體（hate groups），會以「愛」去命名自己的團體。 這些群體以「愛同類」為語言表達自己，「恨他者」為實際動機和目的。她舉例，美國的「Hatewatch」網站是監察種族歧視的團體，會把這些hate groups的名單放在網上。而在「Love Watch」網站，這些hate groups 卻變成 love groups。因為這些hate groups和「Love Watch」擁抱相同理念（identifications）──他們愛這個國家（they love this nation）, 反對降低白種美國人的地位（disagrees with the monster’s plan for the degradation），是我們一份子，是白人大家庭（our White Racial family）。說到底，便是說非白人不是我們的一份子，但卻以「愛同類」作包裝。「Love Watch」會批評「Hatewatch」這些反歧視的團體不愛國，因為他們「愛」（同類），保護愛的人（同類）。

Ahmed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指出「愛」是身分認同的情感牽繫，[2] 是主體構成的一個重要元素。這種形式的愛，其實是一種傾向（towardness） 他人為自己理想的自我身分認同，繼而不斷投注情感於這理想化的認同對象，實質是追求一種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愛」。

在香港，也有這類「愛字頭」的團體。許寶強在〈「愛」的政治〉[3] 一文裏指出，香港這些團體所指的同類主要是親中國，或建制認可的集團，當中涉及利益，也就是親中共和香港特區政權的個體或社群。他們矛頭指向的，除了各式「外國勢力」之外，還包括其心目中的「反中亂港」之士。打壓他們，為的也是「愛護同類」。值得一提的是，「愛字頭」裏的「愛港之聲」和「愛護香港力量」（簡稱愛港力）經常在一些反政府遊行，或政改講座場合表達「撐政府」立場而相遇，
但後期因為對彼此的「愛港」（打擊「反中亂港」）表達形式有所分歧而在網上爆發罵戰。

愛港力成員出席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香港城市大學論壇，討論佔領中環行動，期間愛港力成員與出席論壇人士互相指罵。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508/18252944）

及後「愛港之聲」高達斌揶揄愛港力成員，愛港力的陳淨心在網上反擊對方是偽君子。
（圖片由作者提供）

Ahmed本指當這被理想化的認同對象遲遲未能展現其美好的一面時，又或履行其「愛的承諾」時，愛者仍然會繼續投注情感於這認同對象，希望在將來可得到「愛的回報」，以避免過去大量投注的情感立刻幻滅。但在上述這個情，和兩個「愛字頭」之間的「自相殘殺」便不屬這種情況。就如許氏所說，這些親建制的團體「更多的是關注現實政治經濟利益，希望在『西瓜靠大邊』的投資下，獲得其渴望的社會地位或物質資源回報」，[4] 利益當前，當同類未能達到理想的形象，反而就成為諉過的對象。

若在這種利益關係以外，「愛」的政治，也不能成為好的政治動員或根基嗎？Ahmed認為，由於愛的本質有種傾向走近他人（towardness）力量，是基於喜歡與自己相似的「自戀」。而Ahmed 傾向認為多元、開放和尊重差異的政治實踐才是好的政治，所以在她看來，愛的政治不是好的政治，是因為有根本的內在矛盾。

對香港的建制派而言，「愛國愛港」是當特首必要的條件。參與基本法起草工作者如譚惠珠、梁愛詩等，甚至指特首需有「愛國愛港」精神是有法律依據的。但怎樣才是「愛國愛港」？要先愛國才愛港？愛國和愛港之間有沒有矛盾？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二零一二年，即行政長官交替時，接受香港電台記者訪問時，問到怎樣看香港特首，他有這樣的演譯：「有說香港的行政長官要敢於向中央說不，我認為這句話對錯參半，當有些民主派要說『不』，這當然不對，按照基本法，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是中央管轄的一個特區，所以要服從中央的命令，這個『不』應該是有限度的不……你應該敢於提出意見，要商榷的，雖然與中央意見不同，就要敢於提出，這就是對香港人民負責，但不能對中央的總體精神，包括《基本法》和中國的國情特點全盤否定，那就沒商量，如果民主派做行政長官就會全盤否定，那當然不行，那當然不行，這是辨證的『不』，既要說『不』，也不能不『不』。」

二零一二年五月六日《鏗鏘集》──「我是香港左派」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ycje9ADds8）

吳康民在「愛國愛港」者的集團裏，這次應算是較客觀及誠實地說出了「香港左派」在想什麼。雖然他強調是辨證的「不」，但其「愛國愛港」意思更像是──在服從中央的範圍說出反對的意見。即，首要你還是先要成為「愛國」的同類，一同擁抱中共領導所指的價值，願意服從中央，要滿足了這些「愛國者」主體理想的構成部分，你才有資格提反對意見。

筆者傾向同意Ahmed的意見，不是說「愛國」者沒可能是好的政治人物或好的特首，這種有條件的愛是民主的剝削──你不是「愛國者」，便不能成為建制裏的領導層，這限制了政治系統裏有多元滋養的機會，所以「愛國愛港」顯然不是好的政治設定。

〈「愛」〉一文中也提到，香港有些「本土派」的團體也是用這種「愛」的邏輯操作，[5] 他們舉起「愛本土香港」，捍衛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權利，實質是恨惡所有來自中國的人和事──不論是拿綜緩（全名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移民，還是拿着幾十萬去尖沙咀名店瘋狂購物的自由行遊客，也是他們的批評對象。這種「愛」的操作很容易走向Ernest Laclau提的民粹政治操作。以「本土派」作一個例子，先在香港人（愛同類）／大陸人（恨非同類）形成對立戰線；把多元紛雜的需求和情緒扣連成共同需求（理想的達成），以含混的空洞能指吸取人們的情緒投資，但最後，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人們對政治愈來愈悲觀，繼而慢慢學習「玩假」，也就是齊澤克所提的犬儒主義。這種以「愛」為號召的政治，最後只會離「愛」愈來愈遠。Ahmed不是不相信愛，她只是奉勸大家不要把「愛」帶入政治，甚至是從政治裏把「愛」拯救出來。

「不負責任」，才叫真正活過？
Deleuze引用尼采在《道德的譜系》時曾提及有條件的愛，說這愛「宛如猛獸對羊羔的愛，脆弱、支離破碎並帶着死亡的氣息……它用誘人的愛來掩蓋仇恨：我責備你是為了你好；我愛你是為了讓你加入我」。

在《道德的系譜》裏，尼采指個人責任感起源於最古老、原始的人際關係中，起源於買主與賣主的關係、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中。人在這樣的關係裏，知道價值的衡量，體驗到自己是會判斷，有自主的動物。「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價格」，「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償還」這是尼采認為所謂公平，善良的開端。

這種「猛獸對羊羔的愛」背後是仇恨，當中有怨恨，也有內疚。

怨恨是仇恨他人，內疚者在仇恨自己。這種愛令你「變成一個痛苦的、虛弱的、被動的人」，又名一個「好人」。但這種「好人」卻沒有了能自主的高貴主人特質，變成「奴隸」的類型。這種內疚告訴你，痛苦是因為你犯了罪，於是你只能通過痛苦來自救。

尼采認為，基督教的牧師把這種內疚提升到更高層次，將仇恨和譴責不斷生產──他們會指責：「這是你的錯，這是你的錯」，直至被責者說「這是我的錯」才會停止。尼采指，耶穌和基督教是不同的類型。耶穌是個人的類型，是「那個怨恨者」聖徒保羅就是創造這個內疚和憎恨的集體基督教類型。

尼采指基督教的贖罪概念，不是在清償而是在加深債務，因為「上帝為人的罪行犧牲了自己，只有上帝能夠清償人本身無力清償的債務」，[6] 基督教就用這種怨恨束縛著人，令人無法完全還清債務，成為永恒的債務者。

要脫離這個基督教所推崇的「永恒的束縛」，唯有不理會這筆債項，撇下「原罪」的賬，自由地存在，這就是尼采所渴想的「不負責任」。「我希望擁有完全不負責任的感覺，使自己超然於讚美與責備，此刻與往昔之外，以使賦予不負責任某種肯定的意義」。[7] 尼采讚賞的「不負責任」，是指擺脫宗教式的內疚。若債務可以償清，這是善的類型，然而基督教所指的原罪令信徒永遠只可以依靠神來償還，即欠着神「永遠的債務」，而罪甚至是人出生就已有。所以尼采不願承認有「原罪」這回事，他認為生命本來就是無辜和公正，人生出來不是為贖罪，人應該做生命的主人。

下一部分會繼續討論尼采渴望「不負責任」的思想，對現代文化政治的集體情緒的意義。

滿足兒少，滿足身體的（性）需要是解放民困愁城的鑰匙？
尼采所指的「不負責任」是針對基督教無休止對「罪人」的追究，現代人的「負責任」更多是指要為社會角色負責任，例如一個負責的員工，保持理想的生產效率，不拖累同事，以回報公司給你的薪酬；做一個負責任的父母／兒女，照顧他們，回報他們對你的愛；做一個負責任的社會公民，一起建立理想環境。這已是在理性和文明當中，成為在文明社會裏生活不能逃脫的潛規則。在這脈絡下說負責任，是再生資本主義關係的話語。在現代社會中，不負責任可以是永無休止的內疚。

何春蕤和甯應斌在《民困愁城》一書處理了情感和現代性的關係，對「文明」、「進步」的觀念提出質疑，闡述憂鬱症和社會複雜的關係。他們也有說到現代性的黑暗面，引用了紀登思（Giddens）[8] 的現代性理論，把情感理性化，包括理性計算、遠慮、反思性等等。這些「愈來愈無力掌控的現狀，愈來愈無法預測的變動未來，愈來愈無處不在的風險」，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的情感負擔。

何、甯二人認為，資本主義專家統治入侵了情感領域，情感變成可以管理，是可放可收，可以理性計算之物。甚至可以增加生產效率，凡此種種，專家都有方法助你達成，當然你要付錢購買專家服務，以達至你有關情感的各種需要。

例如溝通是一個兩性親密關係裏常見的「處方」，現代親密關係之中，是要求雙方不斷溝通，「溝通」成為關係裏的義務和規範，而情感在「溝通」中則被管理控制、語言化、抽象化、客體化、療癒化、計量化等等，[9] 最終的價值是追求個人權利與公平交換，就是追求對等的情感交換和勞動，這是資本主義意義再生產。

因着現代性和文明化的交集，「自然／獸性」被隱藏，被推移到幕後，被「公共空間」排斥，例如現代人宰殺動物時只會在屠房，又如性交和睡眠都在卧房而不在公眾場所進行，這些「不文明」若在「公共」空間出現會引起尷尬、羞恥或厭惡，甚至成為禁忌。理性和文明令「公／私」範疇的分界更為明顯。

但文明與理性的的張力是可以改變與重新界定的。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有些乘客規則，例如不准飲食，但近年因中港矛盾加劇，自由行旅客令東鐵線愈見擠擁，有些內地人因為文化差異在火車上不守規則（例如在車上飲食，和小童憋不住在車上大小便等）令港人乘客討厭，更拍照上載到面書與網友一起討論，甚至聲討。二零一四年五月，網上流傳一位有國內口音，拖著行李箱的婦人讓兒子（約六、七歲）在地鐵上進食，有乘客出言阻止，指車廂「不准飲食」，婦人反擊批評乘客：「我個細路哥食嘢，你唔正常，好多事」，及後其他乘客加入觸發罵戰，片段被上傳到面書，因她口音不純，說「好多事」時與廣東話「厚多士」的讀音相近，被網上被譏為「厚多士」姐。

同是五月，有網民將一位媽媽在巴士上餵母乳的照片上傳到面書：「呢個大陸女人，夠膽喺架車度餵人奶，就唔好攞塊布遮住啦。」，網上輿論一面倒罵此網民愚昩、無知。甚至有團體建議在關愛座的標誌上加上餵母乳的婦女。[10]

（圖片由作者提供）

由「不准內地小孩／母親在車廂進食」，到維護「母親在車廂餵母乳」，究竟兩者「不文明」的程度有什麼分別？網上社群和媒體所顯示的共識，顯然接受母乳媽媽，團體發言人指拍照者：「愚昩、outdated（落伍）」[11] 這是表示社會共識以前餵母乳的女性在公眾場所出現是不恰當的，但現在已不是了。 這更肯定了「在車廂餵母乳」不是「不文明」範圍內。

何、甯二人的抵抗策略以「社會深層」作為思考方向，「希望能開始將性、身體、跨性別、情緒整合置入批判理論的話語當中」。[12] 批判理論過去對社會結構的想像是上下層的，而他們所提出的「社會深層」並不是指這種。何、甯二人所指的是「無意識對意識與行為起著隱敝作用」，而其內容是性（社會性， sexuality），性是社會深層內容的基本範疇，結連著身體，也附著極深的情緒。卻一直被忽略。在傳統左派或自由主義的話語裏，政治、經濟才是普世的、基礎的、優先的、終極目的的。他們也引用Foucault對性與權力的思考，顯示「性」如建構個體認同，個人隱私與主體性，以及「性」所產生的更廣泛權力效應和治理方式。性的權力作用之隱蔽使「性」成為了社會深層。

還有社會深層的「無意識」，「不透明的遮蔽特質」，與把無以名狀的「情緒全然話語化」有關，因此作者疑問「情緒解放是話語解放」。情緒全然被話語化或理性化「忽略了情感有時在社會深層結構中的不透明」。曾經甯應斌曾說情慾的解放也要成為一種話語的解放，性小數不能「只做不說」，只活在社會邊緣而沒有文化認可，這談不上性解放。及後二人同認為這樣還不夠，解放要透過身體的經驗，還要是解放兒童青少年的身體：

「這幾年，從政客到民眾，大家都愈來越愈文明，愈來愈學會用開明的語言和開明的姿態，像『尊重』、『保護』這樣聽來無可拒絕的善意字眼不斷出自那些具體推動社會緊縮的團體和個人嘴中……真正的關鍵在身體，在經驗，在活生生、赤裸裸、汗淋淋的體驗，在透過性的好奇所帶動的探索和越軌，在短暫歡愉中領悟社會文化對個人長久以來的剝奪，在跨越羞恥和罪惡所設立的藩籬時體驗解放的快感，在個人的匱乏中克服妒恨的狹隘，在失敗和成功的人際親密互動中學會人同此心的悲憫等等。也就是徹底改變主體的感覺和情感構成。我們有好多好多的功課要練習，或許我們這些成年人有點晚了，但是下一代的孩子總是有機會從頭開始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抵抗那些再度要把兒少鎖入身體暗櫃的團體，我們必須打兒少的性自由這一仗。」這是何春蕤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性會募款餐會發言。

甯認為很多根深蒂固附着情緒的觀念會改變，不只是相關話語知識的取得，而是「非每日循常情景中」，這些「活生生、赤裸裸、汗淋淋」的身體經驗在女性與兒少中間特別缺乏，這些越軌，人際親密關係互動的經驗是無法被話語取代的，這些「無法說清楚」的偶然越軌的機會，卻「孕育着生命的力量」。

這與尼采所渴望的「不負責任」有程度上異曲同工之處。他要擺脫那些沒可能償還的債，剩下那些可以報答，償還的，在人生裏經驗高貴的主人類型，主人不是神，自己才是生命的主人。他歌頌「生命力」，討厭「奴隸」的類型把人壓得奄奄一息。

然而，若就何、甯二人所說，要用身體去體驗作為出路，顯然會面對很多限制。首先，這種偶然的機會就是「偶然」，沒有保證的，要冒險的，當然也不是說一定要有「好」的經驗才是真實，有價值的體驗，痛苦也是一種體驗，但也沒有人能肯定這是孕育著生命，還是步向死亡。我還是傾向由釋放話語開始，「性小眾」不只「只做不說」，而是「又說又做」，突顯「性小眾」的文化身份。雖然仍要面對在「尊重」、「保護」這種文明話語裏的限制，但鼓勵兒少作身體的探索，是小眾裏的小眾，這是幾乎不可能在社會站得住腳的，甚至未經討論就已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