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我
羅永生

 

編者按：在雨傘運動開始之後，世界像一分為二，連家人、情侶、朋友也因支持和反對「佔中」而敵我分明，政商界紛紛出來表態劃清界綫，民間unfriend 之聲此起彼落，究竟「敵我」真的這樣分明嗎？

本版讀書會專欄特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為我們解讀香港當下的「敵我」思維。

施米特的敵我觀
在香港，我們高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中國大陸，也有和諧社會的提倡。然而，急速地在扭轉我們的社會及政治感知的，其實是迅速蔓延中的「敵我」觀念。

一邊廂，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被冠以受「外國勢力」操縱的指控，另一邊廂，在佔領區，反滲透、防間諜、「捉鬼」的說法，四處流傳。這些關於「外國」及「鬼」的想像，就是過去我們忽視了的「敵人」的化身，這些「敵人」跟我們相互對立，不共戴天，因為凡是敵人，都是要來消滅「我們」。「敵我」的區分，變成今日我們政治生活的口令。

在二戰之後和平主義盛行的數十年來，西方政治思想為自由主義所主導。可是，近幾十年，一位納粹黨的御用法學專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著作《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卻捕捉了這個時代的逆反情緒。讓他死後揚名的，就是他對「何謂政治？」這問題的重新界定。

他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都搞錯了，因為政治既不以利益分配問題為基礎，也不以彰顯普世價值為目的，政治的本質純然是關乎如何區分敵我。

他說的「敵人」是公敵而非私敵。因為只有「我們」能找出「共同的敵人」，我們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才能構成一個政治上的共同體。如此說來，敵友之分的意義就不是一般的而是具有存在論意義的。

用施米特的說法，以敵友之分來定義的「政治」，具有一種優先性。因為所有事物都具有潛在的政治性。無論是宗教、藝術、道德、經濟，都能夠轉化為政治議題，變成為「我們」與敵人的遭遇、衝突的根源。相反地，如果敵友劃分消失了，政治生活也將隨之徹底消失。所以，政治是一種命運，人根本無法逃避政治。

施米特的思想源於他對魏瑪（Weimar）時代德國政治自由主義的不滿。他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觀，是偽善的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的。私人消費、公眾娛樂和永無止境的議論，取代了政治生活中之緊張、認真，也消滅了政治行動和作政治決斷的勇氣。他的思想被後世評為「危險的心靈」，可是爭相討論他的人，既有右派亦有左派。因為，我們的時代，也是一個自由主義在風雨飄搖的年代。

（編者曾按原文作出修改，原載香港經濟日報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