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政治危機
如何理解特區政府甘冒公務員的不滿，委任一批「外人」，擔當比絕大部政務官都要高薪的政府職位？除了「政治分肥」和「任人唯親」的流行說法以外，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社會文化的轉變：過去十年大行其道的「知識經濟」修辭，追求的是精明自信不斷求變、能夠自我激勵潛能、明白人際關係重要、不惜與過去劃清界線，以爭奪短期的利益和成效的「人辦」。正如Sennett指出，在這種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之中，勇於競逐快速可見的業績表現、擁有淺薄潛能(superficial potential)的個體，取代了忠心耿耿、經驗豐富的技工巧匠(craftsman)，成為了彈性、流動、不斷求變以至投機盛行的風險社會中新的英雄。
Sennett認為，過往的工藝精神(craftsmanship)所強調的，是產品/服務的客觀質量和特定領域的深入知識；新的彈性資本主義制度倡導的，則是短暫的交易和經常轉換的任務，這種新文化所要求的，不再是需費時培育的對特定工作的專注投入，而是勝任快餐式差事(short order)的應變能力，以及「能與任何人共事」的圓滑技巧。
除了「用人唯才」等沒有甚麼實質內容的說法外，我們無法得知政府根據甚麼標準來選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過，從政府強調當選者擁有勝任的學歷、工作背景和人脈網絡，或可猜測它所需求的「政治人才」，應該不是本地政界(包括政務官)的識途老馬，而是更接近Sennett所描述的潛在人才(potential talent)，也就是能夠在極短時段作快速回應、強調人際關係和公關技巧的傳媒和商界典型。這種強調流動和潛能、追求表面和快速業績的新價值，與政府近年愈來愈重視的政治化妝術雖然一脈相承，但卻無法與過去超穩定的、論資排輩的官僚體制互信相容，也與公眾對政府服務質素的期望(希望能真正解决實際生活的問題)存在極大的差距。聘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引起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或可從中得到理解。
Sennett的研究指出，當工作變得割裂短暫，僱員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同時處理不同任務，而且往往缺乏所屬機構的支援，很容易會產生壓力和焦慮。在整個社會都浸淫在這樣的競爭文化的時候，感受壓力和焦慮的，並非只有問責高官或商界精英。事實上，在新文化中面對最大壓力的，很可能並非是高薪厚職的行政總裁，而是完全沒有金錢報酬的母親。正如一位接受Carl Honore(2008)訪問的母親說﹕「人人都好像在審判你[是否一個好媽媽]」(“You feel like everyone is judging you”)。小姊弟爬渠事件後，受警告的除了是「不負責任」的母親外，「負責任」的母親大概也都得要回身審視，看看窗花有沒有鎖好。
新資本主義文化下的父母責任
照顧兒童自然是父母的責任，但當「責任」轉化為過分的管教時，產生的不經意效果，恐怕並非是我們願意看見的。
以In Praise of Slowness一書聞名的Carl Honore，今年又出版了另一本有趣的書，書名叫《在壓力之下——從過分的父母管教文化中解救兒童》（Rescuing Our Children for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 New York: Harper One, 2008 下簡稱《壓力》），當中討論了當代世界父母和子女所面對的壓力和焦慮，並提出可能的出路。
《壓力》首先描述了當代世界（特別是大城市）的兒童所面對精神和體質日差的問題，除了營養過剩引起的糖尿病外，因壓力而導致的抑鬱、自殘和飲食失調，甚至胃痛、頭痛和長期疲累也出現愈來愈年輕化的趨勢。疾病年輕化的原因，主要源於當代世界所鼓吹的競爭文化和勝者全取的社會脈絡，導致兒童，特別是來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從小就面對極大的壓力。《壓力》引述一些研究的發現，指出年收入百萬港元以上家庭的子女，產生焦慮和抑鬱問題的可能性，比收入較低的同輩要高三倍，造成了Honore觀察到的一個荒謬現象：本是60年代青少年用來享樂和鬆弛的精神科藥物，今天卻變成了已為人父母的嬰兒潮一代用來管教充滿焦慮和抑鬱的子女的工具。
當「失敗」甚或是「平凡」不再被容忍，「成功」的準則全由他人決定，兒童除了變得缺乏自信和感覺無奈以外，還同時被大量為父母和老師所安排好的活動所吞噬。Honore訪問了一個14歲的加籍華裔小朋友﹕「我好像父母正在處理的一項工程。」（“I feel like a project that my parents are always working on”）
父母的過度管教現象（hyper-parenting），並不是自有永有的產物，而是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以不同的程度出現。《壓力》指出，過去的西方文化中，一方面有洛克（John Locke）所代表的兒童是有待父母/師長教化的一張白紙的傳統，也同時存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浪漫主義——讓兒童愉快、自由地玩耍成長。但到了19和20世紀，兒童福利成為了社會的關注點，由於國家之間的競爭而使訓練兒童成為了重要的國策，再加上出生率下降，核心家庭日益以小孩作為中心，父母也愈來愈依賴子女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尤其是在這個有一半婚姻將以離異收場的當代世界，子女更愈發成為與父(或)母共偕到老的唯一保證。而雙職父母的出現，加上極長的工作時間，使父母傾向把子女的日程排得滿滿，一方面可以為子女「增值」，另一方面則讓別人代管子女。雖然父母的心底可能都認同管教太多不利兒童自由發展，但面對競爭文化的壓力和被傳媒放大了的社會風險(例如爬水渠報導)，令家長愈來愈不放心讓學生自由遊玩，嚴重者甚至會用網路攝錄(Web Cam) 24小時監控子女。
過度規管的效果與出路
《壓力》認為，在這種過度父母管教的環境下，兒童很有可能變得十分反叛，包括自殘身體和濫用藥物；又或是完全順從成人世界的遊戲規則，成為「被管教好的小孩」（Managed Child）。父母方面，則可能惶惶終日，參與無休止的好父好母競爭遊戲--或忙着給胎兒聽莫札特，或協助幼稚院子女倒背26英文字母和計算6位加減數，為小學孩童安排4、5種課外活動，為中學子女搜尋補習和遊學，自然還得鎖好窗花、塞滿冰箱、周末親子、周日工作。
另一方面，正如Sennett指出，在新的資本主義文化之下，耗費家長子女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考試、功課和課外活動，孕育的只是一種淺薄的技能，而非追求深度和專精的工藝精神和能力。學生在應付繁多的課外活動之餘，只能夠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的功課和回答割裂的試卷問題。貪多求快自然不能嚼爛消化，子女和父母往往只能訴諸直覺和信念去交差，而缺乏對議題的深入理解。需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以做/學到最好的工藝精神，顯然無助(甚至有礙)於應付快餐式的功課和提高「獎勵淺薄的考試」的成績。費時的試錯式學習不再被容忍，缺乏耐性變得制度化，在這充滿對時間焦慮的社會脈絡下，兒童和成人自然傾向浮光掠影，而非雕心刻骨。
面對上述的負面影響，年輕的一代已透過各種方式，不斷發出信息，希望成年人的管教不要太多。部分父母也開始反思，認同不要孕育一整代只是為了取悅父母期望的小孩。《壓力》引述，2006年100名英國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公開呼籲，要從有病的現代生活中解救兒童；而去年美國兒科學院則警告，不要再給予兒童太多的活動和學校功課，倡議讓兒童有更多的自由時間玩耍，以致冒一點風險。
然而，在風險社會和競爭文化之中，要解放兒童和父母，得首先造就一個讓人安心的社會環境，以及建構有别於貪多求快、充滿壓力和恐懼犯錯的文化氛圍。例如，在發生類似小童爬水渠的意外後，傳媒不應放大危機，而需實事求是。正如Honore指出，對小孩而言，當代社會實際上比以往都來得安全；而小孩能夠學習處理危險的能力，也遠比我們想像中高。況且，人生難免充滿各種風險，努力把兒童密封於完全没有危險和細菌的環境(如果可能的話)，除了會累壞家長教師以外，恐怕還不利於孕育孩子處理危機、抵抗病毒的能力。
《壓力》最後提出的忠告——「走向成人之路，其實並不只有一條」，也許值得香港的父母、傳媒和官員認真思考。與其要確保事事都在控制之下，或追求貪多求快的「增值」和「業績」，或倡導重視門面不理質量的政治公關，不如讓我們的後代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讓家長少一點責任，讓學生和成人能重享專心投入工藝技術的樂趣。
為此，我們是否願意大量減少會考/高考的課程內容、學生的功課和課外活動？願意放鬆成人和傳媒對兒童和家長的要求和監控？願意放棄勝者全取的競爭文化和政治公關的門面工作？願意減少割裂的任務、縮短工時、共享工作、重建工藝精神？想「做好份工」的特區政府，你們準備這樣做嗎？「負責任」的家長，我們又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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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Honore (2008)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 New York: Harper One.
Richard Sennett (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