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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澳大利亞》（Australia）中的原住民小孩，最終都跟隨爺爺回歸森林流浪，尋找屬於他自己的故事。電影告訴我們，對澳洲的原住民來說，缺乏故事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社會學者
Richard Sennett
也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缺乏給人長久積累和訴說歷史故事的環境，城市人被迫短期、割裂和零碎地工作和生活，最後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建造持久清晰的身分與意義。
如果個人不能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那麼一個失去歷史故事的城市，又剩下什麼？
耳熟能詳的經濟童話
香港這城市其實並不缺乏關於自己的歷史故事。耳熟能詳的是「由漁港到金融中心」的經濟童話，當中教訓是只論耕耘不問收穫，勤儉努力的窮人也可變富，明天會更美好；我們也聽說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和諧社區，曾在上世紀下半葉存在於獅子山下，映照今天如紙薄的世態人情；還有，遠一點的由社會學和政治學建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故事，塑造出能幹務實「做好份工」的公務員形象，或近一點的也是由社會學和政治學打造的以出生時間劃分的「世代史詩」，當中有戰後第二代向第一代致敬的情懷，也隱見年輕一代想取而代之的欲望；還有更近一點的驚嚇故事：青少年身陷黃禍毒海、香港快要變成邊緣孤島、「你打咗未」的流感恐慌，以及全球暖化下的末世寓言；自然，我們不會忘記在金融海嘯前一直橫行無忌的經濟學神話，用空洞含混的措辭，把香港打扮成自由主義天堂；最後，我們也擁有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為「成功者」立碑的各種歷史敘事。
然而，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努力把香港裝扮成（新）自由主義典範的經濟童話，正逐漸破減；而面對貧富兩極分化但亳無作為的政府管治，也暴露出所謂和諧社會、有效率的政務官、為成功者立碑等故事的虛幻。在過去的故事於轉變中的社會脈絡下日漸失去魅力的時代，新的香港故事應該如何訴說？而除了循出生年代劃分的各式「世代論」、帶點誇張情節製造末世恐慌的「驚嚇寓言」、只談經濟不及其他的「邊緣化想象」、其他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建立的「勝者為王」敘事，我城的故事還可以如何訴說？
要書寫自己曾經歷過的故事，也需要同時尋找或重新打造一個能讓系統的敘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然而，要重新打造能讓系統的敘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我們又必須能夠首先講出一個為什麽需要改造既有的社會狀况的故事，也就是要重新講述或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什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於是，我們不自量力，嘗試在四月中至七月尾，每星期一篇，勾勒我城歷史為人忽視的輪廓，點劃和諧自由、勤儉致富、經濟孤島或原罪世代以外的視野，為重寫港人故事鋪下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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