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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現實主義
麥盈湘

任何文學作品，必定是某個時空下的產物，即使是探討虛無主義、探討普世的哲學性問題，仍然逃不出一個特定發生的時間和空間。尤其是當我們討論的是文學中的小說作品時，故事中的人物，就是人類本身，必然要面對一個處境，回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來自處境中無法迴避的時間和空間。即使小說家是意圖或無意地針對政治環境去建構故事和其中的人物，其故事和人物仍然無法逃離當中發生的環境，是人生的，也是政治的。某程度上，越偉大的作品，所探討人的處境所帶有複雜性就越強，與歷史、社會等其政治環境就更具有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關係。這種關係及其處境，於時代中兜兜轉轉，有時候重新來到我們面前，既陌生又熟悉，把遙遠的人事連接到不同時空的交集。於是我們在讀小說。

文學作品與政治的許多關係中，我想要討論的是小說文學直面書寫社會創傷的力量。先前我們談到，小說文學需要政治環境來建構人物的境況及處理問題。事實上，政治亦同樣需要小說文學，除了表面上所謂用於政治宣傳的洗腦用途外，更深切的更是其社會中「再現」的力量，於是人們可以從而重新定義自身，回應靈魂中的呼喊。社會歷史經過不停的整合與分裂而進行，有時會為我們個人帶來巨大的傷痛。而個人的力量在其漩渦中顯得似乎很渺少，難得的閃亮一下，星星之火，沒有燎原的，乍亮還滅。有時候，個人的力量卻因其渺少而變得很高貴，甚至到了偉大的程度。在社會撕裂的時候，我們無法獨善其身，我們的情感也同時被撕裂了，面對自己的憤怒、別人的犧牲、關係的斷裂和重建、想像的破滅及對現實的無力感。然後，我們分裂而無言，對於未來，也同樣蹣跚而未可知。我們的靈魂需要找回一種歷史感，需要找到一種能共同投射的社會想像，需要通過故事來觀照自身，就像懸崖盡頭的人需要一把欄杆般。我們通過小說文學的距離，可以用更多元、開放的角度思考社會議題，思考的除了事件本身，還有是其本質及當中的歷史及人性問題。小說文學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思考問題本身，也提供了一個更深層的思辯過桯，事情反而顯得更具象。這樣的力量是政治性的，雖然並不能改變社會，也不一定能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但卻把新的意義逐漸整合起來。

承接上文，文學小說的「再現」力量，於社會撕裂時是最有力，也最為人們所渴望，因此直透人心。本文將以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潮及馬奎思的得奬作品《百年孤寂》作例以說明，到底是甚麼社會力量下促使了這些文學的浪潮，也深討這些直面創傷的小說文學能帶來甚麼變化。

一、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潮
十六世紀以來，拉丁美洲長期處於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飽受殖民者的瘋狂掠奪和殘酷剝削，直至十九世紀末南美各國才得以獨立解放。然而，人民的生活卻沒有得到解放，各國只是名義上得到獨立，經濟上被西方國家的資本家所壟斷，政治上又被美國插手操縱，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發展長期停滯，資源嚴重外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十世紀的拉丁美洲處於長期的內亂動盪當中，已千瘡百孔，以哥倫比亞為例，商業、交通和公共建設都幾已全毀於世紀初的內戰「千日戰爭」。社會上戰事不斷，更有部分政客受外國政府支持，於是頻繁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拉丁美洲人民在這個後殖民時期，尚未曾走出被殖民的身份危機，迅即分裂成不同黨派，社會撕裂深入至家庭當中。即使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也會各為不同的黨派而戰死於同一個戰事中。對比起二十世紀一些大城巿或西方國家的「現代生活」，拉丁美洲則顯得非常貧窮和落後。

然而，本來一片空白的拉丁美洲文學，卻於世紀中期出現了大批思想內容深刻、藝術奇特巧妙的作品，發展出「魔幻現實主義」，造出一派空前繁榮的局面，引起歐洲和美國的極大注意，獲獎無數，甚至被稱為「爆炸文學」（Latin Literature Boom）。這些作品運用自成一家的「魔幻現實主義」，甚至作出其他多種不同表現手法的嘗試，揭露社會弊端，抨擊暴力黑暗的現實，表現出具有鮮明濃厚的拉丁美洲特色的生活境況。當時尖銳、激烈而複雜的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使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暴露在人們面前，嚴酷的社會現實迫使人們特別冷靜而認真地考慮問題。而小說作為重要的藝術表現手段，較之詩歌和戲劇更能生動而細緻地描寫社會現象，反映社會問題。拉丁美洲的作家們吸收了歐洲現代主義中，各種象徵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識流小說等表達手法，卻不刻意模仿歐洲的流派，拘泥過去的文學模式，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拉丁美洲本身，融合了自身民族的傳统意識、神話傳统、民間故事、宗教習俗等一切可以表現民族意識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種民族覺醒及自我反思的階段。

這個文學的繁榮時期亦與出版市場息息相關。西班牙出版社設法恢復因內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而失去的拉丁美洲市場，最佳的方法便是出版拉美作家的作品，且在西班牙造勢宣傳，再打進拉美市場。首先投入的是巴塞隆納的Seix-Barral （創辦人是詩人巴拉爾（Carlos Barral））出版社，並且專為拉美小說家特別設立一個圖書文學獎（Biblioteca Breve）以茲鼓勵。一九六二年尤薩的《城市與小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英譯《英雄歲月》（The time of heros））首先榮獲此獎，市場銷售勢如破竹，跌破專家眼鏡，造成出版界的震撼，也激發出版界的雄心，咸認遠景可待，更同時震撼了歐洲和美國的文學界，一九八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百年孤寂》就被譽為繼《唐吉訶德》後最偉大的西班牙文小說文學。

那時候亦發生了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拉丁各國文人與知識份子樂見其成，認為卡斯楚的革命成功（推翻巴帝斯達（Fulgencio Batista）的軍事獨裁）可以帶動其他拉美國家的改革或革命；古巴革命的另一項特色便是對文化問題的重視，特別創立一個文化機構「美洲之屋」（Casa de las Américas）及以此為名的雜誌，舉辦各種研討會及文學獎以帶動文學創作風氣。因此，「美洲之屋」及《美洲之屋》雜誌迅速成為文化革命的重鎮與文化傳媒，最積極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達薩（Julio Cortázar）、墨西哥的福恩特斯（Carlos Fuentes）、哥倫比亞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及秘魯的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其中馬奎斯及尤薩皆分別於一九八二年及二零一零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因此，當時的拉丁美洲作家們是肩負著龐大使命感去進行這新形式的小說創作及探索的，他們努力地以筆觸去重現，並對社會問題作出嚴苛的批判。而這種獨特方式的「再現」，切合了當時的時代所需，呼應了他們特有的地方性，亦符合了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跟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一九零四至一九八零）就在他的名作《人間王國》（一九四九）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以及當今拉丁美洲作家肩負的歷史使命，被譽為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一篇宣言。現以港人較為熟識的《百年孤寂》為例，就可以一探這種表現方法的特色。

（圖片來源：http://blog.yam.com/myuclover/article/32861957）

二、「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
馬奎斯透過《百年孤寂》的故事，指出拉丁美洲在美國霸權的打壓下，如何被扭曲，不為世人所了解。《百年孤寂》談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興衰，也談真的歷史，談著如何由一個原始、純樸，如一個尚在吸收吐納，認知世界的嬰兒演變成一個交通便捷、具聲光娛樂的現代化城市。讀者可以讀到，外來的衝擊與介入怎樣使一個單純善良的村落產生反應，是歡心接納，是強烈抵制，還是近乎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些外在介入又影射出哥倫比亞怎樣歷史悲歌。他把神話與歷史交織，把現實與夢境、幻覺交織，把人的世界與神鬼世界交織，把荒誕不經與極為真實的生活细節交織，别出心裁地刻畫整個哥倫比亞驚心動魄的歷史發展。小說情節的處理，往往似真亦假，似假亦真，虛虛實實，恍恍迷離，有一种神奇的效果。如吉普賽老人在羊皮手卷中的預言，死者亡魂的糾纏，隔代生下的豬尾巴孩子，神奇怪誕的物品，習性特異的人物，中彈身亡的鮮血流滿街道，「美女瑞米迪娥」隨著床單升空，最後還有將整個村鎮席捲而去的強烈颶風。這部小說場景繁多，怪事迭起，充滿了曲折離奇的氣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小說中的人物、事物與情節，雖然看似不合理，但是卻有某種「諷喻」現實的逼真感。也就是說，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故事當中，馬奎斯藉由虛構的村鎮的家族興衰史，暗喻了拓荒者的辛勤開墾、民眾的苦難生活、獨裁政權的殘暴與血腥，以及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風貌。

作家這樣描寫人的世界與神鬼的世界交織，是符合拉美土著民族獨特的世界觀和感知現實的方式。他們認為，人的世界和神鬼的世界是相通的，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線，而能夠同時存在同一空間不覺怪異。就像馬奎斯形容他的外祖母會「毫不動聲色地給我講述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彷彿是她剛剛親眼看到的」（《番石榴飄香》四章，頁 487），就是因為受到外祖母說故事的繪聲繪影、滔滔不絕的影響，馬奎斯往後的創作也循著這樣的途徑，有一種代代相傳的說故事形態。在《百年孤寂》中，這樣的情節描述有許多，如「一天晚上，易家蘭睡不著，走到院子裏去取水，他看見亞奎拉在水缸旁，他的幽靈飄忽，面容悽慘，正用一個蘆葦塞子在塞他喉頭上那個洞。過了兩個晚上，易家蘭又看到亞奎拉。那是在浴室裏，他用那個蘆葦塞子 在清除他喉頭上流出來的污血。又一晚上，她看見他走在雨中。（頁47）」又如寫現實與幻覺交織，「一道鮮血從門下流出來，流過起居室，流往街上去，成直線流過凹凸不平 的巷道，流下臺階，爬上馬路邊緣，沿著土耳其街，成直角轉向，再向左轉，又成直角流向邦迪亞家，從緊封的門流進家中，越過客廳，沿著牆壁 卻不沾污地毯地繼續往另一間起居室流去，繞個大圈，不曾沾污餐桌，進入廚房，易家蘭在廚房裏，……她順著血跡往回走，尋找源頭。……她發現亞克迪奧面向下躺在地上，身子壓在他脫下的一堆綁腿布 上。（頁150-151）」克迪奧的死亡，隨著血液的延伸，尋找回家的路，召喚著易家蘭前來認屍，也不啻透露出一種孤寂的印象，浪子的回歸，竟是在死後。就藝術上來說，這一幕 即是「變現實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現實表現手法。

然而，「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現實」才是目的。正如阿根廷著名文學評論家安徒生·因貝特所指出的，「在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現現實，而不是把魔幻當成現實來表現。」 小說中所表現的是一種拉丁美洲充滿光怪陸離、虛幻恍惚的現實，也就是前文卡彭鐵爾在「宣言」中所提出的「神奇現實」。這正是通過他們獨特的視角、深徹的感悟發現並且表現出来的「新的真實」，有着最不可思議的超現實神話奇迹，同時又有着對現實生活最精確具體刻的劃。這正是從拉丁美洲土著人眼里看見、頭腦中理解和口中表述出来的「真實」，是一種類似於「原型神話」 的「真實」。魔幻現實主義小说創作原則是「變現實為幻想而不失其真實」，最根本的核心是「真實」二字。不管作品採用怎樣的「魔幻」、「神奇」手段，它的最终目的還是反映和揭露拉丁美洲黑暗如磐的現實，描寫帝國主義勢力對拉丁美洲「刮地皮」式的搶掠，那是再真實也不過的現實，只是作者故意把它誇張到離奇的程度，通過其象徵手法反而帶出了一種極具諷喻、比現實更「真實」和「具體」的深刻效果。

三、「魔幻現實主義」的政治關係
這種表現方式並不單單是一種誤打誤撞出來純粹的藝術發展，而是政治性的，是基於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下一種必然的出現，就好像班雅明形容德國的浪漫主義一樣；它重新定義了藝術作為反映現實的一種「形式」，這是個別作品的藝術形式，同時是一種永恆的藝術形式，在當時反覆多變的政治環境下才「突發」的發展起來。它除了是一個表現形式，亦同時是一個絕對的藝術形式，有它獨特能反映出的「真實」，傾倚於現實而又同時獨立於現實，其藝術的永恆性遠遠超於一般反映及為政治服務的藝術形式。此處套用班雅明的說法是「It is a mystery of order， the revelation of its absolute dependence on the idea of art， its eternal， indestructible sublation in that idea.」（Benjamin， 1996）

另一方面，分析心理學也對文學的起源、本質和職能提供了一套獨特的、系統的看法。榮格認為，文學的作用在於引導人們對集體潛意識和原型的感受、認識。文學家的創作實際上是在預感和表現著原型，個體只有沉潛到人類的潛意識深層，把這種潛意識表達出來，才能使作品具有感動讀者的力量。榮格的集體潛意識重於作品的時代意義，強調千百年來祖先們累積下來的經 驗、和活動的遺傳痕跡是集體潛意識的重要組成因素。這是偉大的作品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的原因。因為集體潛意識和原型對個體來說是純綷的抽象的形式，為了傳達而領悟它，個體必須借助於原始意象。而神話確實能夠為文學家的創作提供原始意象。他認為，神話是人們遭遇原型的故事，是原型本身起作用的隱喻。有些原型自大類文明之初，就一直埋藏在人的潛意識當中。每當人們遇到難以解決的困境或感到迷茫的時候，這種原型就可能被激活。文學家敏銳地察覺到這一時代的人們精神上的困惑和內心深處的渴求，因此，重新藝術地創造了這一些原型的意象。他說，「每當集體潛意識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經驗，並對一個時代的意識觀念產生影響的時候，這就進行了一次創造性活動。這一活動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作家創造的藝術作品包含著那種可以真正稱之為代代相傳的訊息。因此《浮士德》觸及了每個德國人靈魂中的某些東西。」（榮格1987， 頁143）

我們亦可以從上述榮格於分析心理學角度的主張，看到像馬奎斯這樣的拉美文學家如何造就出作品中那「再現」的力量。他這樣描述「馬康多」鎮的「香蕉園大屠殺」，「上尉下令開槍，十四挺機槍立刻射擊。然而這一切都像鬧劇。機槍咔咔咔咔咔響，白熱的火花清晰可見，密集的群眾卻突然變得好像刀槍不入。既不叫喊，也不嘆息。只當機槍發射的是膠囊而不是子彈似地。猝然，車站的一邊傳來死亡的慘叫聲，打破了大家著魔的狀態。『啊，媽呀。』人群中發出一陣地震般的叫喊聲，在人群中央，大災難如同火山般喘息著迅速擴延開來……大屠殺約經過了幾個小時……火車駛過睡眠中的城鎮，一線一線的光從木板裂縫中射進來，他看見數不清的男女屍體與童屍，像廢棄的香蕉一般即將被扔到海裏去。……香蕉公司聯合軍隊對罷工群眾展開大屠殺鎮壓，死了三千多人後，連續下了四年十一個月零兩天的雨，而唯一的見證者卻成了透明人。」這一大段高度魔幻的情節，事實上是一段確實存在的歷史──一九二八年，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勾結哥倫比亞政府，對罷工民眾展開大屠殺，事後卻宣稱只死了七人。馬奎斯通過他的瘋狂想像，並非一份個人的想像力，反映的是哥倫比亞的生活與衝突，是南美人民的集體回憶與潛意識。從歷史的實，到情感的真，透明人正是對那些視而不見的控訴，馬奎斯所有的魔幻都是為了背後的寫實而服務，呈現了一種「歷史的變形」。

而這種「歷史的變形」亦有其政治意義，因為他通過「再現」表現及重塑了人們的集體潛意識，一種對資本家及政府的殘暴的強烈控訴，他重新定義了人們的位置，甚至改塑了屠殺數字的記憶。《回歸本源：賈西亞·馬奎斯傳》裏提到，事件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官方說法只有七位，報載超過一千。馬奎斯解說他寫下這個數字的由來時表示，所謂的大屠殺不可能只有區區七人死亡，因此便將裝滿一串串香蕉的車廂轉換成死亡的人數，而以三千人為這項悲劇在小說中下注腳，自此屠殺三千就變成人民永遠的記憶」（頁85）。一眾南美拉丁的作家，於文學爆炸時期以巨大的使命感，寫出多部文學小說重新再現出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境況和歷史，除了希望喚醒了本土的人民外，亦於世界文學界引起極大迴響。他們於二十世紀的歷史主流論述中，重新中介出作為「邊緣群體」的自身看法，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在「歷史大論述」中不啻為一種批判（critique）與挑戰。適得逢時，法國哲學家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於南美的文學爆炸時期後的八十年代提出了對歷史中對「宏大敍事」（Grand Narrative）的批評並形容其瓦解，認為西方思想中歷史的「宏大敍事」是某種世界觀的權威化，事實上這樣具連貫性和統一的歷史敍述下，是把某種政治政態的意識強加於個人及被壓迫者的權力。我認為，西方「宏大敍事」的瓦解，跟南美的文學爆炸中的「再現」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通過被壓迫者重新的「再現」，即使是殖民者本身，亦無法逃避他們眼中的「他者」，是如何「真實」地生活存在，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榮耀假象，促使拉丁美洲於思想上甚至政治上都必須被西方重新納入考慮。這樣的政治意義，對於一個仍然在血淚中艱辛找尋出路的文化來說，尤其顯得非常重要。

參考資料︰
1. 《百年孤寂》，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楊耐冬譯。台北志文出版社，2004 年。
2. 《番石榴飄香》，加西亞‧馬爾克斯與P.A.門多薩著、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12月31日。
3. 《回歸本源：賈西亞•馬奎斯傳》達索‧薩爾迪瓦爾著、卞雙成、胡真才譯。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
4. 《馬奎斯的一生》傑拉德•馬汀著，陳靜妍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初版。
5. 《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Walter Benjamin 1996 （ from The Concept of Criticism，P.116-200）
6. 《榮格：分析心理學開創者》施春華、丁飛著。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3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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