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簡單的成敗論  
葉蔭聰

羅永生這本小書可能是他的著作之中，最具爭論性的一本。他以一個雨傘運動剛結束時的爭議作開始：究竟這場運動是否失敗？

表面看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成功與失敗的標準。例如，若以是否爭取到改變人大常委8．31 決定作論，則顯然是失敗的；若以針對普選問題的社會動員規模來看，則可以說是成功的，我記得，2004 年人大常委否定07/08 年直選，並把政改「三部曲」變成更繁複的「五部曲」時，只有約一百人在舊政總門外作了一個晚上的佔領行動，翌日清場便散去。

然而，哪個標準才是合理？這跟如何理解社會運動有關，正如作者所言，討論得失需要觀點及理論立場，要超越簡單的成敗論。因此，羅永生在書的前半部分給讀者上課──社會運動社會學，由古典社會理論的「集體行為」，談到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新社運等等，並結合分析由「佔中」到「佔領」的整個過程。這些理論不單是用來解釋現象，也用來詮釋組織者及參與者的自我理解、定位及策略。

羅評價佔中三子最具啟發性
我個人認為，羅永生對佔中三子的評價，最具啟發性。在他看來，佔中三子並非精神領袖，也非某些人所說的死守「和理非非」溫和泛民。事實上，憑着三子的論述、見識與人際網絡，在泛民分裂嚴重的情况下，運用了具有自由主義味道的程序及理念，成功動員及組織起幾乎所有泛民政治力量，有意或無意地「釋放了想像和創意空間」。然而，他們經營社運的習慣，阻礙了他們的決斷與領導，面對多元紛雜的群眾，以及溢出動員組織的政治熱情及主體解放欲望，他們一直猶豫不決。因此，他們先是讓泛民少數派方案搶閘成功，後是在提前佔中的問題下不了決心，反過來在9．28 後的佔領運動裏有被群眾迫上梁山之感。

在如今變得非此即彼的政治討論中，羅永生要求我們作知性討論，既要擺脫自由派的因循，例如「階段勝利論」，亦要擺脫虛無主義的獨斷，例如視過去前人為一無是處，只沉醉在自我定義的「勇武」。他這種要求，有別於近年民間興起的學風──挪用各個西方時髦左翼哲學概念與理論作準繩，卻對植根於經驗研究的理論反省沒多大興趣。例如，不少人讀齊澤克（Slavoj Zizek），卻沒有人對他成長的東歐共產主義時代及反對運動有興趣，也沒有深入介紹與討論他如今的歐洲新政治及文化處境，更少人認真討論齊氏筆下經常提及的政治事件，無論是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或佔領華爾街運動。

圖介入當下港政治與社運討論
不過，羅永生的主要企圖不在方法論與學風，而在於介入當下香港的政治與社運討論，尤其是書的後半部分。他似乎相當在意回應本土右翼的論述與政治實踐，他分別在書的前後討論了「失敗論」，中間用列寧及羅莎盧森堡有關自發主義的爭論，回應了「自發論」，他更特別有一章批評「港豬論」。他的回應尚算客氣之餘，更把批判對話推向他所期盼的社運想像。

筆者不只是羅永生的同事，九十年代初當我還是學生時，曾參與過他有份編輯的《民間抗爭》，因此，我對他的抗衡性公民社會想法有一定了解。他大致運用了葛蘭西的「陣地戰」與「運動戰」的二分（這概念其實在一九八零年代已有民主派人士運用），提出要在運動沉寂期建立動員的結構與脈絡，讓運動走進日常生活，積累公民社會，以及築構自主公民政治文化。他在書末用了波蘭團結工會抗爭的例子，指出在不民主的專制或威權體制中，社會組織如何在長期抗爭中構成網絡，以「團結」之名孕育出反抗性格的公民社會。

「團結」說法在近年泛民不斷分裂之中固然有其意義，但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它的艱難之處，不只在於手段上如何把利益及意識形態分殊的泛民山頭連結起來（佔中三子曾經算是做到了），更在於理論及實踐上如何說明它是可欲及可行的。可欲涉及應然的問題：為什麼公民社會應該是我們的戰場？可行則涉及基於現實分析，為什麼讓運動進入日常生活是可行的？

妒恨情結
以上兩類問題不容易回答。正如羅永生所言，在政治悶局、代際反叛及族群文化優越感（我會加上對所謂「文化清洗」的焦慮）三者，構成了青年抗爭次文化。而這三者所滋生的，在我看來是一種妒恨情結──「他們奪走我們（曾經）擁有的我城，我們要奪回來！」這個「我城」被設想成是我（曾經）擁有之物，是同質的，甚至可以被理解一個想像的族群家國空間，因此，對某些人來說，運動就是一場族群之戰！相反，「公民社會」是異質的，互動的，甚至是分殊的，誰也無法「擁有的」的領域。而妒恨情結的另一面，則是香港身處一個龐大國族國家之中的一隅，受制於一個持續撲殺公民社會的中央政權以及其資本力量，重重真實與想像的威脅感下，我們怎樣才能對捍衛公民社會感到自信？還是一概判為the city is dying，犬儒兼虛無下去更省心？遙遠的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經驗與成果能給我們的自信很有限，我倒是很想知道：他們當年的耐性是如何煉成的？這可能才是浮躁的香港最需要的。

我當然不能期待羅永生在這本如此輕巧的書中能解答這些問題，不過，它提出的卻是沉重的問題。

（原載明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