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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衰敗
吳嘉駿

（圖片來源：http://vip.blomaga.jp/articles/42687.html）

日本在近代歷史上經歷了三次重要變革，第一次是一八五三年美國派遣「黑船」扣關，迫使日本放棄鎖國政策，間接導致德川幕府的倒臺，為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國內菁英發動「明治維新」，日本由封建保守國度轉變成經濟、軍事現代化的國家，並成功在西力東來下保持獨立。另一次，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佔領日本後，開始實施民主化及非軍事法改革，使軍國主義被壓下，其後「冷戰」開始，美國開始扶植日本成為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橋頭堡，在資本主義陣型的支持及日本國民的努力下，使日本走上富強之路。前兩次的變革，令日本的國力由封建步向現代化，國際影響力亦不斷提升。而第三次變革，即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卻令日本步向「失落的二十年」……

由戰敗國崛起成貿易大國──日本政府的介入
戰敗後的日本受到重創，全國有超過一百個城市受破壞，百分之三十五的國家財富消失、直接或間接因戰爭而死亡的國民多達二百六十四萬人、九百萬人無家可歸，而一九四六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及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二（金重遠，2001）。但由一九五零年開始，日本的經濟力量就穩步上升，先是「韓戰特需」帶來大量需求，及後出現「神武景氣」（Jinmu boom）（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岩戶景氣」 （Iwato boom）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伊奘諾景氣」（Izanagi boom）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五七年，日本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是四千五百八十一美元，已超越英國。而到一九八五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升至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五美元，超越了法國及西德（IMF, 2015）。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起飛的成因眾多，例如它在戰前已有成熟的工業基礎，因為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實行明治維新後，其經濟已開始進行現代化；日本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在明治維新後，日本人的識字率是亞洲之冠；美國扶植它的經濟力量，使之成為抗衡共產主義的基地等等。而日本對經濟發展奉行干預政策也是其經濟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政府會補貼重點行業，以促進特定行業發展。一九四六年政府採取了「傾斜生產方式」，將資源先投入鋼鐵業和煤炭業，並實施「價差補給」（補貼工礦業用於生產的各種材料） 及「復金融資」（為重點工業提供資金），以助煤炭業及鋼鐵業，再將這兩個行業的發展成果轉投入到其他產業上，以此帶動經濟增長。一九四八年的煤炭產量較前年多百分之二十、鋼財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傾斜政策漸見成效（林明德，1996）。第二，政府繼續實行保護主義，限制外國貨品進口，在一九六零年代政府會控制外匯限制進口，例如日本公司若要輸入外國商品必需將日圓兌換成美元，而買進美元時需要經政府准許，因此可以透過外匯政策控制外國商品進入日本市場的速度（Gordon, 2006）。到一九六四年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IMF）後才逐漸開放市場；第三，政府利用行政指導推動行業發展或企業合作，例如在一九七零年代日本政府希望發展高科技產業（電腦、軟體等），於是透過通產省對數間大企業作出行政指導，要求它們投入更多資金發展新科技，同時要求銀行發出低息貸款以支持行業發展，並扶植數間中小企業改變生產方向，以承接大企業的訂單作為目標，同時，政府限制其他企業研究相類似的產品（蔡增家，2006）；第四，政府推行「主銀行制度」，一個企業會與提供最大貸款的銀行結成長期關係，該銀行會監視企業的財務情況，同時透過貸款影響企業的決策（Gao, 2001）。Ezra Feivel Vogel（一九七九）認為這一政策有助日本企業的長遠發展，由於當時的企業資金來源大多是銀行的貸款，公司不需要在依賴股票市場進行集資，因此亦無需要承受股東要求分紅的壓力，所以能犧牲短期利益以作長遠發展。同時，大藏省亦可以影響銀行對不同行業的放債數量，藉以推動或壓制某行業的發展，以貸款控制日本的經濟發展方向。
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政策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面影響。一九八零年代，日本製造的汽車、家庭電器、半導體、樂器及電子遊戲遍及全世界，而日本的企業業務亦遍及世界各地。當時，西方國家都驚訝於在政府干預下的日本竟能傲視全球，「自由市場」似乎不適用於日本。

日本的分水嶺──一九八五年
日本的經濟穩步上升，但國際局勢及國內的「改革者」正慢慢地摧毀日本的經濟神話。先是「廣場會議」的出現，為日本經濟崩潰埋下伏線。美國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現龐大的貿易赤字，因此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它與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希望令美元有秩序地貶值，令美國產品的價錢下降，以加強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最後，各國決定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令美元貶值，史稱「廣場會議」。一九八五年，一美元可兌二百五十日元，但在協議簽訂後日元開始升值，在不到三個月時間，一美元可兌換二百日元，一九八六年底再升至一美元兌換一百五十二日元（劉霞，2011）。日本在戰後一直依賴製造業帶動經濟發展，特別透過家電、汽車及重工業出口來賺取外匯收入。日圓升值對這類依賴出口的日本企業帶來衝擊，不景氣現象短暫出現。於是，日本政府鼓勵企業藉著日圓的強勢到外國投資，特別是到美國，大量買入美國的資產，令日元在外匯市場的需求增加，希望藉此減低日圓升值的幅度 （Ezrati, 2001）。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9C%BA%E5%8D%8F%E8%AE%AE）     

一九八五年後，由於日圓強勢令第二產業受到衝擊，但是日本企業藉著日圓的強勢不斷到海外投資。例如夏威夷百分之八十豪華酒店、百分之四十洛衫機市中心的商業用地、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哥倫比亞電影公司都歸日本企業擁有。日本企業由依賴製造業轉移依賴金融業，特別是投資外國市場，一九八一年日本才花費一百五十億美元購買外國債券，到一九八六年卻急升至二萬六千億美元（陳文鴻，1998）。

日本的崩潰元兇──日本銀行
當日本國民沉醉於經濟起飛的繁華時，危機卻逐漸浮現，而威脅的來源就是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Princes of Yen一書中，作者Richard A. Werner認為日本銀行總裁是刻意製造經濟泡沫，之後戳破泡沫以製造危機，目的是令日本國民對舊經濟體系感到失望，從而進行全面的經濟革命。

首先，必需明白到日本銀行出身的總裁或副總裁猶如一名獨裁者，他能將其意志運用行政手段加諸在官員身上。日本銀行總裁雖然由大藏省的官員及日本銀行出身的職員交替出任，但是當大藏省出身的官員成為總裁時，他都會被刻意地排除在重要會議之外，權力被架空，而日本銀行出身的副總裁才是最高的決策人（Werner , p.146）。由一九六二年起，出身於日本銀行的總裁會先成為五年的副總裁才會升遷至總裁一職，因此他們任期實際上是長達十年，他們分別是佐佐木直（Tadashi Sasaki）（一九六二至一九七四）、前川春雄（Haruo Maekawa）（一九七四至一九八四）及三重野康 （Yasushi Mieno）（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Werner（p.156） 指出這三人一直把持著日本銀行的運作，重要決定均是他們三人商討決定，即使佐佐木直在一九七四年已離開日本銀行，前川春雄依然會向他詢問信貸政策的意見。

究竟這三人為何要製造金融泡沫？要了解他們的動機，可由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入手。一九八零年代，佐佐木直出任經濟同友會（Japan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Executives）主席，這團體是自民黨重要政治資金來源之一（蔡增家），他在一九八三年提出五年計劃，希望日本經濟能步向自由化（Werner , p.168）。一九八六年已離開日本銀行的前川春雄發表「前川報告」，報告一開始已強調「時機經已來臨，日本需要從傳統的政治、經濟管理模式及生活方式作出歷史性的改變。假如日本不作出變革，國家將停滯不前」（Werner ,p.170），假若要實施這改革，「國家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扮演極其重要的角式」（Werner ,p.172）。為實施這計劃，已退出日本銀行的前川春雄定期與銀行的高層見面，包括當時的日本銀行副總裁三重野康及一九九四年成為三重野康接任人的福井俊彥 （Fukui Toshihiko）。由於前川春雄能夠影響日本銀行官員退休後的「肥缺」（意思是官員退休後，仍能到民間企業出任高層）的安排，加上三重野康能左右內部官員的仕途，因此日本銀行官員都對他們唯名是從。（Werner, p.173）

而帶來改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製造一場危機，令人民對現有制度感到不滿並且要求改革，同時把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趕出權力核心，令改革出現。相似的改革行動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現在南美洲，一群出身芝加哥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先後在智利、烏拉圭及俄羅斯實施「震撼療法」，發動經濟危機以改變現存制度。而這些日本銀行出身的總裁，似乎想模仿他們。為了創造危機，首先是製造經濟泡沫再將其戳破，令人民活於谷底中。

作者認為經濟的增長其中一個主因是信貸 （或貨幣） 的創造，只要國家能適當地增加貨幣的供應，經濟就會自然增長。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日本銀行取消銀行對外貸款的限制後（即「窗口指導」 Window guidance），日本在一九五九年出現「岩戶景氣」，但到一九六四年日本銀行再次實施「窗口指導」收緊貸款後，日本經濟增長率下跌百分之五點八（Werner, p.68）。

一九五零年代，日本銀行以「窗口指導」控制銀行發出的借貸，在這政策下，各銀行每年的貸款額有一定的限制，因此銀行不用盲目追求擴大市場，而注重貸款人／企業的質素，這政策能制止銀行間的過度競爭，並能為優秀的貸款人／企業提供資金，有利日本經濟的發展（Werner, p.62-63）。當一九八零年代日本的股票及地價瘋升時，日本銀行利用「窗口指導」的原則，威脅銀行不斷放貸，如果銀行不遵從日本銀行的指引，會令到銀行受到減少貸款額的懲罰，因此銀行不斷放債，令更多貨幣流入市場進而推高經濟，令到貸款增長了百分之十二（Werner, p.93）。銀行為達到日本銀行訂下的貸款要求，不斷地瘋狂貸款，例如日本歌手千昌夫在經濟泡沫時在世界各地投資房地產，總共向銀行借貸達五千億日圓。在股票及地價瘋升時，日本銀行依然強迫銀行擴大貸款額，銀行被迫以低息作誘因，令日本人借貸，更多的資金流入股票及地產市場，進一步推高經濟泡沫。

當時的日本銀行總裁是出生於大藏省的澄田智（Satoshi Sumita），作者指出他根本就不了解「窗口指導」的重要性，而且在執行董事會議上根本無提及過「窗口指導」（p.144），因為當時的決策權根本是掌握在副總裁──三重野康的手中。而在三重野康於一九八九年成為總裁後，卻提出要大幅收緊信貸及增加貸款利息。到最後，日本經濟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完全崩潰。一九九三年，三重野康提及「結構性改革」，他希望日本「能出現結構性改革，以脫離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Werner, p.163）

最終，日本步向改革之路。由於民眾認為經濟泡沫的始作俑者是大藏省，因此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使大藏省的權力下降，如一九九七年監督銀行的責任交由獨立的金融廳負責，而日本銀行的影響力卻不斷上升，一九九八年正式獨立（Werner, p.180），而自由市場的神話亦在日本流行起來。

參考資料：

    •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96年）
    • 蔡增家：〈日本經濟發展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以行政指導及官員空降為例證〉，《問題與研究》，45:6期（2006年11月），頁107-135。
    • 蔡增家：《 90年之后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 》（台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
    • 陳文鴻：《東亞經濟何處去 - 97東亞金融風暴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
    • 劉霞：《泡沫 - 經濟崩潰真相》（香港：萬里機構，2011年）
    • Ezrati, M. （1999）. Kawari: How Japan's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will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nations. Reading, Mass.: Perseus Books.
    • Gao, B. （2001）.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A. （2003）.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MF. （2015, April 17）.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Retrieved May 2, 2015, from https://www.google.com.hk/publicdata/explore?ds=d5bncppjof8f9_&met_y=ny_gnp_pcap_pp_cd&idim=country:JPN:CHN:KOR&hl=zh-Hant&dl=zh-Hant#!ctype=l&strail=false&bcs=d&nselm=h&met_y=ny_gdp_pcap_cd&scale_y=lin&ind_y=false&rdim=region&idim=country:JPN:DEU:GBR:FRA
    • Vogel, E.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R. （2003）. Princes of the Yen: Japan's central ban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rmonk, NY: M.E. Sharpe.